歷史背景
鮮卑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鮮卑族活動在
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的一個分支。拓跋部不斷南遷,在西晉時,部落首領
拓跋猗盧因為幫助當時朝廷抗擊
劉淵、
石勒有功,被皇帝封為
代王,建立了
代國。但不久,代國被興起的前秦所滅,拓跋部的歷史也暫時的中斷了。
淝水之戰後,前秦統治瓦解,拓跋部的拓跋珪趁機復國,召開部落大會,即代王位,並改國號為魏,稱皇帝,史稱北魏。此後幾代北魏統治者都致力於統一,發動兼併戰爭,先後滅掉了北方的大夏、
北燕和
北涼,於439年統一了北方。
五胡亂華以後,終由
鮮卑族的
拓跋氏統一華北,建立北魏,其時北魏歷代君主都已重視漢文化之學習。到
北魏孝文帝一代,已有
馮太后與朝臣
李沖的改革,建立均田制,重新建立以農業為主體的大帝國。由於孝文帝由屬漢族的馮太后撫養,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即位後才有日後的漢化政策。
在民族征服的過程中,北魏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征服戰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雖已日趨緩和,但由於統治階級過度的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農民起義年年爆發,特別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陝西杏城的盧水胡人
蓋吳領導的起義,發動了十餘萬民眾參加起義,北魏政府派出6萬騎兵前來鎮壓,統治者
拓跋燾親臨指揮,最終蓋吳被叛徒殺害,
蓋吳起義失敗了,卻使北魏統治者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改革前奏
公元471年(皇興五年),拓跋宏即位,是為孝文帝。此後,農民起義依舊有增無減,而朝廷殘酷的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人民的起義,反而激發了更多矛盾和鬥爭。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馮太后孝文帝先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統稱為孝文帝改革。
改革措施
政治
整頓吏治
公元472年(延興二年),政以久任,滿一年升遷一級;治績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處罰,甚至降級。
變革稅制
公元475年(延興五年),為改變過去州、郡、縣爭收租調的混亂局面,政府確定只能由縣一級徵收,徵收時禁止使用大斗、長尺、重秤。
頒俸祿制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頒布俸祿制,申明俸祿以外貪贓滿一匹絹布的處死。次年頒行的均田令中,又規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職高低給一定數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準買,離職時移交下任。
改革官制
太和年間,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
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謂四姓,一說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說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後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遷都洛陽
為了便於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拓跋宏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為了這個,他怕大臣們反對遷都的主張,先提出要大規模進攻南齊。有一次上朝,他把這個打算提了出來,大臣紛紛反對,最激烈的是
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惱火說:“國家是我的國家,你想阻撓我用兵嗎?”拓跋澄反駁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國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險,哪能不講。”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宮裡,再單獨召見拓跋澄,跟他說:“老實告訴你,剛才我向你發火,是為了嚇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覺得平城不是個用武的地方,不適宜改革政治。現在我要移風易俗,非得遷都不行。這回我出兵伐齊,實際上是想借這個機會,帶領文武官員遷都中原,你看怎么樣?”拓跋澄恍然大悟,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張。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魏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
騎兵三十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足足下了一個月,到處道路泥濘,行軍發生困難。但是孝文帝仍舊戴盔披甲騎馬出城,下令繼續進軍。大臣們本來不想出兵伐齊,趁著這場大雨,又出來阻攔。孝文帝嚴肅地說:“這次我們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豈不是給後代人笑話。如果不能南進,就把國都遷到這裡。諸位認為怎么樣?”大家聽了,面面相覷,沒有說話。孝文帝說:“不能猶豫不決了。同意遷都的往左邊站,不同意的站在右邊。”一個貴族說:“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遷都洛陽,我們也願意。”許多文武官員雖然不贊成遷都,但是聽說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擁護遷都了。 孝文帝把洛陽一頭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裡的王公貴族,宣傳遷都的好處。後來,他又親自到平城,召集貴族老臣,討論遷都的事。平城的貴族中反對的還不少。他們搬出一條條理由,都被孝文帝駁倒了。最後,那些人實在講不出道理來,只好說:“遷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還是卜個卦吧。”
孝文帝說:“卜卦是為了解決疑難不決的事。遷都的事,已經沒有疑問,還卜什麼。要治理天下的,應該以四海為家,今天走南,明天闖北,哪有固定不變的道理。再說我們上代也遷過幾次都,為什麼我就不能遷呢?” 貴族大臣被駁得啞口無言,遷都洛陽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經濟
行均田制
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頒布了均田令,對不同性別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詳盡的受田規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別。露田種植穀物,不得買賣,七十歲時交還國家。桑田種植桑、榆、棗樹,不須交還國家,可以出賣多餘的部分,買進不足的部分。還授土地時對老少殘疾鰥寡都給予適當的照顧。
創三長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以三長製取代宗主督護制,採用鄰、里、黨 的鄉官組織,抑制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戶口。
改革租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孝文帝對租調製度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新租調規定以一夫一婦為徵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十五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從事耕織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頭的租調,分別相當於一夫一婦的數量。
文化
禁胡語
孝文帝實施漢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將語言改變,規定不再說鮮卑複合語,而須改說
單音節的漢語,《魏書‧鹹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改漢姓
孝文帝下令把鮮卑族人的姓氏(通常是
複姓),改為單姓。以下是一些例子:
尊孔子
孝文帝
遷都洛邑後,立即下令加緊修建
孔廟祭孔。又給予孔子後裔土地與銀錢,讓他們可以繼續祭祀這位祖先。
影響
孝文帝所推行的漢化改革措施有利於緩和階級矛盾,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於曹魏時創立的
九品中正制在西晉時已經變成了從世家大族中選拔官吏的局面,並演化出了士族與庶族兩大社會階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名言,便出於此。
由於鮮卑族自身並未得高深的文化素養,沒有獨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導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漢族政權政策,也就繼承了這一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發展的門閥制度。《
魏書‧官氏志》記載:“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
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
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使門閥制度由魏晉進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時期,直到隋朝建立科舉制度時方才廢止。
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當時胡人大都已能講漢語,且穿漢服,只是還能說胡語、還穿胡服,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習俗改易的過程。
評價
正面
1、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進,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糧食產量增多,畜牧業得到發展。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
2、政權
封建化加速:遷都洛陽以後,鮮卑統治者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箇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僅緩和了民族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更促進了民族的大融合,為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經濟發展以及鮮卑族進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結果。但從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進了北魏政治、經濟的發展,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鮮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但卻不得不被漢族較高的文化所征服,並從中吸收了漢族文化精華,更加促進了自身的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同時漢民族也從中吸收了鮮卑族文化中優秀的部分,使自己的發展更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動作用。整箇中華民族的文明就是各個民族不斷交流、融合所產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與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間的尊重與友愛。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鮮卑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在孝文帝的堅決鎮壓下才保證了漢化政策的推行,鞏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見孝文帝改革的勇氣與決心以及高瞻遠矚的改革眼光。
負面
一度因改革而強盛的
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後僅30餘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了,這事實本身就很自然會引起歷史學者對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漢化措施)的作用與意義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並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對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態度者也不乏其人(儘管僅占少數)。早在古代,批評孝文帝漢化政策的言論就多見於有關典籍,
馬端臨、
葉適、
王夫之、
趙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責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強調“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
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虛偽之徒,“拓跋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當代,對孝文帝漢化改革持否定意見的論著明顯增多。
陳漢玉《也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盤漢化與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經驗與教訓》(《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趙向群等《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與拓跋民族精神的喪失》(《
許昌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等論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觀點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內容是恢復禮樂,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學來的主要是漢文化的糟粕,漢人的繁縟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沒有振興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國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認為孝文帝漢化改革,丟掉的是拓跋的長處──勇武質樸,削弱了北魏的軍事力量,這是孝文帝終不能強大魏國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揚棄的全盤漢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
門閥士族制度,這使得尚無文化積澱的鮮卑拓跋貴族迅速腐化,這嚴重消蝕了北魏統治者的銳氣與活力,激化了社會矛盾與衝突,致使北魏統治迅速由盛轉衰,歸於滅亡。總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不適合北魏國家的國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機的開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虛腐性所取代,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