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出處及背景
原載1932年7月3日《獨立評論》第7號
這一兩個星期里,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
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劣稚一點,不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自己的經驗,贈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做個防身的錦囊罷!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做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親居了。
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學非所用,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吃。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的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有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里,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拋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的俘虜。你在那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在社會的順民了。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人生的追求。
有什麼好方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和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套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謂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二個值得解答的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保持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誘你去解決它,天天對你挑釁你無可奈何它——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縮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物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有疑難問題來逼你時時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知識中,你也會慢慢地,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定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知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頓(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己。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里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是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覺不到興趣了。為餬口而做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
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也應該有他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成就怎樣,往往靠他怎樣利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了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密爾(John Stuart 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的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
第三個方法也只有一句話:“你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么還能夠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
古人說:“信心可以移山(Faith removes mountains)。” 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占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費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費希特死的時候,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穫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化學試驗室里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一種微菌在生物體內的發展;(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他們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少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朗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 (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就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在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