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0日），原姓勃朗施坦，全稱列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工農紅軍、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
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外交人民委員、1918年3月-1925年1月陸海軍人民委員、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19年3月-1927年8月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17年-1927年俄共/聯共（布）中央委員，1919年-1926年俄共/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1926年10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927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29年1月被驅逐出蘇聯。1938年組建第四國際，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殺。
托洛茨基提出和完善“不斷革命論”以與史達林主義的“階段革命論”對立，並且提出發展不平衡原理與史達林主義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對立。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馬克思列寧,影響,著作,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托洛茨基生於烏克蘭赫爾松縣揚努夫卡村的一個擁有三百俄畝左右土地的猶太富農家庭。1888年，來到敖德薩，考入一所德國人辦的聖保羅教會學校。在敖德薩的八年學校生活，使之大開眼界。1896年，轉到工業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學時，開始從事工人運動，組織"南俄工人同盟"，並在工人中間進行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宣傳工作。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獲，包括托洛茨基在內共200多人被捕入獄。在獄中 ，讀了列寧剛出版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這是他首次閱讀列寧的著作。
9歲時的托洛茨基
9歲時的托洛茨基1898年，被判處流放東西伯利亞四年。在流放地，用安蒂德·奧托的筆名經常給老民粹派分子在伊爾庫茨克創辦的合法的地方報紙《東方評論》寫文章，他寫過評論尼采、左拉、易卜生、鄧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爾岑、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高爾基等著名學者和作家的文章，顯示了出色的文藝批評才華。流放期間，認識了捷爾任斯基。1902年春，在流放地閱讀了一份用複寫紙印的《火星報》和列寧的《怎么辦》，深受啟發，決定逃出流放地去參加《火星報》派的革命活動。同年秋的一個晚上，托洛茨基逃出了西伯利亞來到薩馬拉，當時護照署名托洛茨基，從此以後他就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維，過人的精力和優美的文筆很快得到了列寧和其他社會主義勞工黨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賞，列寧寫信給普列漢諾夫，建議讓托洛茨基參加《火星報》編輯部，擔任第七名編委。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同是《火星報》的創辦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領袖。普列漢諾夫對托洛茨基並沒有好感，他對列寧器重託洛茨基不以為然，認為托洛茨基在《火星報》上發表的那些充滿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繡腿，華而不實。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報》編委會一事上，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分歧加深。列寧這一提議因普列漢諾夫的激烈反對而沒有實現，決定只讓他參加編輯部的會議，無表決權。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報》編輯部討論的意見，到巴黎去從事爭取俄國僑民團體的工作。托洛茨基熱烈擁護列寧的主張，曾被人安上綽號“列寧的棍子”。
1897年的托洛茨基
1897年的托洛茨基更多時候，普列漢諾夫向孟什維克讓步，批評列寧也相當尖銳，如說列寧搞“波拿巴主義”，"他將成為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物"。而列寧是這樣評價普列漢諾夫的："1903年夏他還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秋天時他左右搖擺，到年底他就成了一個狂熱的孟什維克分子。"後來，普列漢諾夫成為孟什維克的思想領袖和理論家，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列寧未來的敵人"。
大會閉幕後不久的9月，17名孟什維克分子立即在日內瓦召開了3天派別會議，會上通過了由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共同起草的《關於黨內鬥爭的當前任務》的決議，由於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威脅要抵制中央委員會和《火星報》 ，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為《火星報》撰稿，列寧被迫辭去《火星報》的職務。普列漢諾夫出來收拾亂局。但普列漢諾夫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報》，下了驅逐令，並以辭職相要挾。1904年4月，他申明脫離新《火星報》編輯部，此後，托洛茨基逐漸疏遠孟什維克。1904年9月，托洛茨基在德國慕尼黑發表《致同志們的公開信》，與孟什維克絕交。
托洛茨基1904年9月脫離孟什維克後，長期游移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俄國1905年革命期間從芬蘭回國，12月被推舉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經歷了短促卻異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獄中寫了《總結與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動的理論基礎——不斷革命論，即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國際革命的不斷性，認為俄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階級通過建立起自己的階級專政來領導、完成，並由此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率先預言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很可能將從俄國革命開始。1906年12月被判處被判終身流放西伯利亞。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脫，流亡國外。1912年組織“八月聯盟”，反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內部出現的錯誤傾向。1912年—1913年曾作為一家自由派報紙《基輔思想報》的記者奔赴巴爾幹半島採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先在歐洲後赴美國，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革命，反對戰爭。
1905年1月9日周日（俄歷二月），彼得格勒爆發大規模的工人和平請願，遭到沙俄政府開槍鎮壓，由此引發了連綿不斷的革命浪潮。此時，托洛茨基剛從慕尼黑到了日內瓦，他立即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義之後》為題發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讚揚英勇的俄羅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極權統治，認為君主立憲只是一種幻想。他號召人民推翻沙皇統治，“革命已然來了，她結束了我們政治的童年時代”。
1905年12月3日，托洛茨基在與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其他委員在開會時被逮捕。從此開始了歷時一年零三個月的第二次監獄生活。在獄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論和俄國社會關係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開始醞釀他的" 不斷革命"的思想，這些早期思想後來發展成為具有理論學說的" 托洛茨基主義"。
1906年，寫成了題為《總結與展望》的長文，以"總結"1905年革命為名，第一次論述了"不斷革命"論。他在《自傳》中認為這本書是"當時論證不斷革命的理論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認為俄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以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並由此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
一戰前夕
托洛茨基1906年11月被判終身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藉口坐骨神經痛要求住院治療，乘人不備便設法從西伯利亞別烈左沃逃脫，經彼得堡到芬蘭，不久又搭乘一艘開往瑞典的輪船，抵達斯德哥爾摩，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此後穿梭於倫敦、柏林、維也納、蘇黎世、巴黎等歐洲各個城市，成為流浪的革命家。後來認識了弗蘭茨·梅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等著名的德國革命家。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樣，反對孟什維克的觀點，但又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希望看到俄國革命運動“歐洲化”。
1907年4月下旬，以梯弗里斯代表身份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儘量彌合布孟兩派的分歧，維持黨的統一。8月，參加了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1912年1月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會議，決定把孟什維克取消派開除出黨，從此布爾什維克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此時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頭似乎無所適從。
一戰期間
一戰爆發後，反對列寧提出的“變現代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1915年9月，出席了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他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革命反對戰爭。
1914—1916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了兩年，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們的言論報》被法國當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驅逐出法國，赴西班牙，接著又被西班牙當局押送上船赴美國，1917年1月到紐約，在那裡遇到了布哈林，他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國主編的《新世界報》編輯部。他還活躍在紐約和費城一帶，到處演講，做革命鼓動工作。2月底，俄國國內爆發革命的訊息傳到了紐約，托洛茨基更是活躍，急忙辦理回國手續。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還在進行時，托洛茨基就採取了最激進的不斷革命立場（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主張把革命推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匆忙啟程由美國輾轉回國以參與革命。3月27日，途中遭英國政府非法逮捕於加拿大某集中營里（英國政府視托洛茨基等俄國流亡者為極端危險的人物），後遭到（在蘇維埃的巨大壓力下）俄國臨時政府的強烈抗議而獲釋放。托洛茨基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此前一個月，列寧已回到俄國），當即發表演說鼓吹將革命立即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當即被推為彼得格拉蘇維埃執委之一。至此，托洛茨基充分發揮出其政治潛能，在革命運動中叱吒風雲，“個人品格大放異彩”。他已經可以不把普列漢諾夫之流看在眼內了，其在革命民眾中的威望，連列寧也稍遜一籌。盧那察爾斯基說：“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的影響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響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認為他是俄國革命的頭號領袖的傾向。”1917年7月，托洛茨基因其不斷革命的主張與鼓動被克倫斯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逮捕。
十月革命
回到俄國後，參加了"區聯派"的國際主義小組。區聯派原是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中派組織（主要階級成分是彼得堡工業區的四千多產業工人）。1917年5月，鑒於區聯派基本上採取了同護國派斷絕關係的立場，列寧主張同他們聯合，6月，資產階級政府以"德國間諜"罪名將托洛茨基逮捕入獄。在同年7月布爾什維克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出決議，托洛茨基和整個區聯派與布爾什維克統一合併，在獄中被選為中央委員。1917年9月初，獲釋出獄，托洛茨基率領“區聯派”與列寧派聯合，並再次被工人推舉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這時彼得格勒已轉向布爾什維克。10月10日，在列寧主持下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央會議，當時，托洛茨基是很少數支持發動十月革命的領導人之一。他雖投票贊同起義，卻主張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來決定奪取政權的問題。
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對工人代表議會中的質詢做了巧妙答覆（托洛茨基說他“代表蘇維埃”宣布沒有任何武裝行動的決定，但他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當然沒有義務承認黨中央的機密決定；蘇維埃作為工人民主政治機關的決議是公開的，而黨中央有權保留機密決定；但托洛茨基不止於此，他補充說道“如果事變的進程迫使蘇維埃決定武裝行動，那時工人和士兵一定會像一個人似的站出來回響蘇維埃的號召。”）。這樣的答覆——既保守了即將起義的軍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戰鬥意志，同時嚴格遵循現代民主與公開原則，這些政治答覆被波蘭人多伊徹譽為“外交辭令的傑作”（詳見伊·多伊徹的托氏傳記《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第9章第335頁，第11章第390頁）。
對於十月革命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革命，托洛茨基贏得了不朽的歷史地位。後來成了托洛茨基死敵的史達林，當時作為革命組織領導者之一卻寫道：“起義的一切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揮之下完成的。我們可以確切地說，衛戍部隊之迅速站在蘇維埃方面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之所以搞得這樣好，黨認為這首先要歸功於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後，當反托成為政治需要時，此類評價都從史達林文章中刪掉了。）甚至連後來狂熱的史達林派雅克·沙杜爾，當時卻也寫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居支配地位，是起義的鋼鐵靈魂。”（蘇漢諾夫《革命札記》第6卷第76頁。）不僅在起義中，而且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捍衛、鞏固方面和國際共產主義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外交官、蘇聯國際革命政策負責人、蘇聯紅軍以及共產國際的締造者）。在歐美共運中托洛茨基的威望極高。
布列斯特條約
1917年12月3日，談判開始，德國提出了把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的全部割讓給德國並賠款30億盧布的苛刻條件，這引起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為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季諾維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史達林、阿爾喬姆、斯塔索娃、斯維爾德洛夫等六名中央委員支持列寧；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簽訂和約，主張對帝國主義繼續世界大戰，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烏里茨基、洛莫夫支持布哈林；托洛茨基則主張停戰，復員軍隊，但不與德國簽約（即不戰不和），中央委員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越飛支持托洛茨基。
1918年1月2日，蘇俄政府召開中央和地方負責人會議。60人出席的會議上，贊成布哈林主張的32人，贊成托洛茨基主張的16人，贊成列寧主張的僅15人。列寧的主張終因處於少數，未能被通過。
《布列斯特和約》現場
《布列斯特和約》現場1918年1月24日，蘇俄政府召開中央會議，重新表決簽約的問題。托洛茨基的主張以9票對7票的多數通過，列寧的主張仍然沒有被多數所接受。
1月30日，布列斯特談判恢復。作為外交人民委員、談判代表團團長，托洛茨基臨行前與列寧約定：如果德國下了最後通牒就讓步簽約。結果德國果然向蘇俄下了最後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寧電報詢問對策，列寧立即復電堅持：接受德國條件，立即簽約。但是托洛茨基沒有接受列寧的建議，而是發表了拒絕簽約的聲明，率團離開布列斯特。結果，德國開始對蘇俄大舉進攻。
2月18日，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蘇俄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的緊急會議。會上，列寧的主張又被以6:7的票數否決。隨後，中央又連夜開會，經過激烈的爭論，托洛茨基轉而支持列寧，會議結果以7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列寧的提案。蘇俄政府連夜通知德國方面，同意簽約。
但是，德國在得到通知後任沒有停止進攻，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蘇俄黨中央又召開有15名委員參加的緊急會議。會議中，大多數委員表示不贊成列寧的主張。列寧只得提出，如果這種空談繼續下去，他就要辭職，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員會。布哈林對此毫不在乎，史達林也未發生動搖。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寧的意見，但為了防止列寧辭職和黨的分裂，他的態度發生變化。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了4票棄權。結果列寧的主張以7票贊成、4票棄權、4票反對獲得通過。
2月24日，蘇俄政府重新派出了談判代表團與德國進行談判。
3月3日，《布列斯特條約》正式簽訂。按照和約，波蘭、立陶宛、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愛沙尼亞的部分地區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德軍占領；俄軍應完全復員；蘇俄要向德國支付賠款60億馬克等。但蘇俄成功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剛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爭取了喘息的時間。1918年11月13日蘇俄政府利用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又宣告廢除此條約。
國內戰爭時期
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1918年3月辭去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9月改組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持建軍工作，指揮紅軍與協約國入侵軍隊與白黨軍隊作戰擔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事人民委員，具體負責組建紅軍和指揮軍事作戰。
身著戎裝（1918年）
身著戎裝（1918年）國內戰爭期間，一直乘坐指揮專列巡迴於俄國各戰區，為紅軍的組建和壯大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成為國內各條戰線上勝利的"唯一的組織者"，"紅軍的締造者"、"紅軍的領袖和組織者"，被外界譽為“紅色拿破崙”，當時連史達林也不得不認同。但因行事嚴酷，也遭到譴責。
由於官僚極權對信息的封鎖，後人常常根據極端偏頗的材料而認為托洛茨基只是一個知識分子文人，其實他文武雙全，且諳熟軍事指揮藝術，還曾親臨戰場。正是他作為十月革命的最高軍事領袖（十月革命期間他與士兵一起在戰壕里作戰），並且在1918年締造並指揮蘇聯紅軍，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國內戰爭期間，他甚至坐裝甲列車冒著槍林彈雨親臨戰場指揮作戰（托洛茨基專列），差點被炸死；當反革命軍隊進攻彼得堡時，當時的彼得格勒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嚇得半死，（這事使他丟臉）托洛茨基卻從容不迫指揮作戰。
同時托洛茨基又是一個高明的外交家，他曾經強硬要求英國政府釋放因反戰宣傳被囚禁在英國的俄國流亡革命者，否則不許英國公民離開俄國，連英國政府方面都覺得此舉無懈可擊；他還把盛氣凌人的法國到訪者當場轟出他的辦公室（革命前法國一直是俄國的頭號債主與政治操縱者），卻彬彬有禮地歡迎前來緩和衝突的法國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態顯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謀略智慧，堪稱有理、有力、有節的外交典範。
社會主義建設前期
1920年底，國內戰爭結束，全國進入恢復國民經濟的新時期。但此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弊端已經部分顯露出來。1920年初赴烏拉爾地區考察，返回後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實行漸進農業稅，但遭到當時普遍抱樂觀態度的其他中央委員的反對。
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喬治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史達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喬治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史達林加諸喬治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
列寧健康時，還能將他作為一件工具，但他已經住進了護理室，實際上被看管起來了。所以，列寧才總是抱怨，醫生總是在加以限制，他對外界的情況總是一無所知。所以，列寧知道喬治亞的真相後才如此震驚，事件本身尚且不論，更吃驚的是史達林表現出來的勢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經被這件原來的工具控制了。
史達林獲得了看護列寧的權力，熟知中國歷史，清楚雍正皇帝這一段歷史的人不難理解，史達林通過此舉獲得了繼承最高權力的保障。列寧急切地想解除史達林的看管，所以才屢次表示對史達林的不信任，我們就不難理解列寧寫給史達林的信件，要求史達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著要求解除一切私人關係的信件的深層目的。但唯一能解除這一權力的是政治局，由於“三駕馬車”和”五人小組“和“七人小組”（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存在，也就等於是要求史達林自己放棄這一權力（史達林在指責托洛茨基搞派別活動之前自己就在搞派別活動），列寧這一目的無疑會落空。
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除了這次的“喬治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察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然而，在幾次重大鬥爭中，托洛茨基選擇了“靠不住的妥協”，與列寧的合作最終走向失敗。
“當列寧還能從事鬥爭時，托洛茨基依靠列寧的支持，還有獲勝的可能，甚至在列寧逝世後，他利用列寧交給他的“炸彈”，也仍有獲勝的可能。但他卻出於對“空位期”和黨的分裂的顧慮，沒有積極地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從而導致自己徹底的失敗。當列寧已經決定撤消史達林的總書記職務，開除其黨羽奧爾忠尼啟則和捷爾任斯基的黨籍時，他還有所保留，仍希望史達林能改過自新，希望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在他的對手們私下策劃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時，他卻令人不解地無所作為，竟然還去郊區打獵，以致染上使他喪失戰鬥力的疾病。托洛茨基這樣做，也許是意識到力量對比懸殊，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即便獲得勝利，其結果能維持多久是頗成問題的。也許他是出於自信，象他這樣能夠準確地把握歷史轉折契機、叱吒風雲、扭轉乾坤的人，只要有機會，必將會東山再起。因此，他想進行一場長期鬥爭，從做青年工作入手。
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上的托洛茨基但他沒有充分認識他的對手史達林，對手們針對他進行的鬥爭的性質也不夠明確。這場鬥爭對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場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奪取權力是唯一目標，因而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鬥爭的對手是獲得或保持權力的障礙，不把障礙除掉就得不到權力，所以就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幹掉對手，這場鬥爭與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往的黨內鬥爭完全不同，在那些鬥爭中，儘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勝主要是依靠理論和決策的正確性，通過辯論和投票解決問題。這種黨內鬥爭是同志之間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分歧的鬥爭，鬥爭的雙方是同志，所以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保留觀點，也給人改過的機會。可惜這個優良的黨內鬥爭傳統被罪惡的奪權鬥爭破壞殆盡。”（《托落茨基自傳》中譯本譯者前言）
1923年，隨著德國革命的失敗，托洛茨基牽頭的40多名老布爾什維克聯名發表“新方針”，提出振興革命的新綱領，包括遏止新經濟政策、實行計畫經濟、擴大工人階級民主的一系列具體方針政策，但遭到史達林等當權派打壓。
社會主義建設中期
1918年托洛茨基向紅軍戰士講話。1924年1月21日，列寧與世長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達林三頭執政，合謀排擠托洛茨基。史達林派從他們的觀點出發將馬列主義者攻擊的“托洛茨基主義”“托派”，將早已被許多人淡忘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舊分歧提出來，指責“托洛茨基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列寧還曾憂心忡忡地對人說，我擔心有人會利用我和托洛茨基過去的舊分歧搬弄是非；
1924年秋，托洛茨基接連拋出《論列寧》和為《1917年》一書所寫的序言《十月的教訓》等小冊子，被指責為“篡改歷史，歪曲列寧形象，詆毀列寧主義，抬高自己的身價，妄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頂替列寧主義，改變黨的路線”。在托洛茨基發動新的進攻面前，史達林立即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史達林先後發表了《論列寧》，《論列寧主義基礎》等重要著作進行爭鬥，同時向全黨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的口號。1925年1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其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給予最嚴厲警告。
1925年1月，史達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會通過《關於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批評他“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解除托洛茨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25年1月被迫辭軍事人民委員之職。改任電氣技術發展局局長，兼工業與技術委員會主席。從此史達林修正主義通過種種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奪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權。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讓委員會主席，後任電力技術管理局局長和工業科學技術院院長。
1926年春夏之際，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等人結成新的反斯派聯盟，即所謂“托季反黨聯盟”。他們挑起了關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辯論。他們提出的《世界分工論》、《超工業化計畫》等理論和做法，在全黨對未來一片樂觀的情況下，理所當然地受到全黨的譴責和否定。托季反黨聯盟的活動遭到沉重打擊以後，暫時有所收斂。當英國張伯倫政府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貿易關係，各帝國主義國家企圖重新發動反蘇武裝干涉之際，托洛茨基又加緊了他們的活動。炮製和散布了大量綱領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綱》（1927年6月）、《反對派政綱》（又稱《九月三日政綱》）、《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提交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提綱》等等，對黨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全面攻擊。對托洛茨基這些言論和活動，聯共（布）中央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後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解除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主席、托洛茨基候補執行委員的職務。
托洛茨基垮台之後，史達林馬上把矛頭對準了季諾維也夫。基洛夫被暗殺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組織暗殺基洛夫的罪名逮捕並判刑，後來又再次進行審判，被判處死刑。他們早就了解史達林的為人和殘忍本性，他們在與托洛茨基結盟前就寫下遺書，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史達林暗殺。儘管如此，他們在內務部嚴刑逼迫他們承認捏造的罪行時，仍相信
史達林虛假的承諾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踐。季諾維也夫臨刑前的最後一句話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史達林同志打個電話吧！”——《史達林肅反秘史》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1927年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托洛茨基抨擊了史達林的對外政策，托洛茨基屢次提議要中共退出國民黨，及採取獨立的工農革命政策，均遭史達林控制下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拒絕（共產國際當時的計畫是把國民黨吸收入共產國際），終至中共及工農民眾在毫無戒備下遭國民黨屠殺。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史達林感到恐懼，他加緊打擊托季聯盟，托季聯盟成員卻並沒有停止行動。11月7日，他們糾集其追隨者組織了遊行示威，走上了公開反對史達林的道路。對此，聯共(布)黨採取了斷然措施：11月14日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托季聯盟被徹底擊潰了。許多“黨內左翼反對派份子”被逮捕、流放。蘇共十五大以後，史達林領導的中央對“黨內左翼反對派份子”和支持或同情反對派觀點的人採取了嚴厲的行政制裁措施。
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圖。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國，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蘇聯國籍。
在斯托鬥爭中，左翼反對派以托為首嚴重低估了官僚化傾向，錯失鬥爭良機（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對派有人提出武裝推翻史達林集團、將之關禁閉，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當時甚至私下說要把史達林送上絞刑架。托當時寧願把史達林當做同志、將鬥爭控制在黨內範圍，直到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問題才得以公開）。更要命的是，在當時論戰雙方都把列寧當做最高權威抬出時，托洛茨基等人卻堅決反對公布列寧遺囑。另一個重大的主觀原因是當時俄國革命者早已出現了分化，話說不到一起，對問題的敏銳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對派不能在同一個時期里聚集起足夠的力量。從客觀方面看，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低落（1923年後），三年內戰和反帝國主義干涉戰爭造成的最優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傷、脫離大工業，以及俄國工人從新經濟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實惠，這些都嚴重削弱了左翼反對派的政治基礎。但反對派在鬥爭的主觀方面的失利無疑是其失敗的更直接原因。托洛茨基錯過1924—1927年的鬥爭良機而使左翼反對派失利後，拒絕承認蘇聯官僚化的不可逆轉，仍寄希望於在蘇聯無產階級推動下的上層政治改良，並且要求各國左翼反對派留在共產黨內為革命路線而鬥爭。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才宣告第三國際無可救藥，並認為只有一場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夠挽救墮落了的蘇聯工人國家，並指導其支持者為第四國際而鬥爭。
托洛茨基正在辦公室看報
托洛茨基正在辦公室看報托洛茨基在國民經濟管理與研究工作中頗有創造：是蘇俄新經濟政策的首先提議者以及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首先實踐者、提議者。1928年史達林遲遲開始的計畫經濟實驗，是對1923年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經濟綱領的拙劣剽竊和粗暴翻版。因為統治者的政策遲到，使得新經濟政策到1928年已產生了一個威脅政權生存的農村資產階級，而蘇俄工人階級國家不得不強力解決—而且是不得不藉助已蛻化為官僚集團的強力來解決衝突—結果導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饑荒和對農民的大量冤枉錯殺。
流放期間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在流放所，並未停止活動。不僅同全國各地的餘黨頻繁通信，為之出謀劃策，還加緊撰寫著作，起草了幾十萬字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對基本原理的批判）》，繼續攻擊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此時托派已從反對派完全變成了“反蘇維埃組織”、"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因此，1929年1月20日蘇聯政府決定將其驅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剝奪了其蘇聯公民權。
托洛茨基彩色照
托洛茨基彩色照被驅逐出國後，先後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島、法國和挪威等地，最後定居墨西哥。流亡期間，受到各進步團體的隆重歡迎。此間一直進行著反史達林主義的活動。寫了大量著作反對史達林，堅持和宣傳“不斷革命論”。
西班牙內戰期間，支持無政府主義者，遭到史達林主義者的仇視。希特勒在德國登台後，第三國際不顧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來不斷的警告，大大低估納粹黨的危險性，同時拒絕與社會民主黨建立統一戰線對抗納粹，結果使德國工人階級的組織——長期處於國內第一大黨地位的德國共產黨毫無抵抗地被粉碎，並使法西斯勢力橫行十餘年。
居住墨西哥期間，托洛茨基表示不會幹預和評論墨西哥內政，但在國際與蘇聯的問題上，卻加緊開展政治活動。他把建立托派第四國際作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發動了一場組織成立第四國際的運動。1938年9月3日，30多名來自10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開會，成立了第四國際即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蘇聯最高人民法庭開庭審訊所謂 “托洛茨基反蘇案”，13名“托派份子”被判處死刑。而托洛茨基及其兒子被作為“人民公敵”被控為各種旨在顛覆蘇聯政府的陰謀、破壞、暗殺活動的主謀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勾結，還與英國和波蘭的政府達成賣國協定；同時被控暗殺基洛夫和企圖謀害史達林等人，又指控其謀害高爾基等人。就這樣，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處死刑。
1940年的托洛茨基（中）
1940年的托洛茨基（中）托洛茨基是被史達林驅逐出境的。顯然史達林不久就後悔了。把這樣一個死對頭放到國外去自由行動，對史達林是個極大威脅。所以托洛茨基在國外多次遇刺，他所攜帶的檔案遇盜，就不足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運是悲慘的。兒子列夫·謝多夫是他流亡國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醫院可疑地死去。女兒齊娜在柏林自殺身亡，而留在蘇聯從事科技工作的兒子謝爾蓋則被史達林逮捕，最後死在集中營。
托洛茨基本人最終也沒有能擺脫史達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的襲擊，托洛茨基一家幸免於難。但是沒過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個名叫拉蒙·梅爾卡德的西班牙人混進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擊中托洛茨基的頭部，托受致命傷，搶救無效，於8月21日去世。他雖然逃過了史達林1930年代大審判的子彈，但最後仍不免喪生在史達林殺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幾年，但其最終結局同留在國內的他的戰友一樣。唯一的不同是他沒有在“無產階級法庭”上遭受那種屈辱，用不著“悔過”，用不著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嚴，一個革命者的尊嚴。
二戰期間，托洛茨基和史達林都認為戰後將掀起革命高潮，為爭奪對革命的領導權，兩方加緊鬥爭。蘇聯情報部門策劃了暗殺行動，蘇聯內務部從1931年起就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暗殺托洛茨基的小組。在墨西哥，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畫家迪亞哥·里維拉和弗里達·卡洛夫婦的家中。因與弗里達有染而搬出，另找了一個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間躲過多次暗殺。1940年，在家中被他當作朋友的蘇聯情報單位特務拉蒙·麥卡德爾（Ramón Mercader）用冰斧殘忍地鑿入托洛茨基的後腦將其殺害。隨著檔案的披露，證明史達林對這次暗殺行動負責。麥卡德爾因為謀殺托洛茨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出獄後於1978年在古巴去世。
托洛斯基的墓碑
托洛斯基的墓碑托洛茨基的著名研究者伊薩克·多伊徹對托洛茨基的一生有如下一段評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豐富與輝煌，以至隨便拿出它的片斷都足以構成一個傑出歷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1917年前的某個時候死去，他就會躋身於別林斯基、赫爾岑及巴枯寧這樣一些俄國思想家與革命家之列，成為堪與他們匹敵的馬克思主義者晚輩。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結束，大約與列寧同時，那么留在人們記憶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紅軍的締造者和國內戰爭中的總司令，並且作為共產國際的導師，他以馬克思才有的力量與才華、以《共產黨宣言》以後人們再也未曾聽到過的語調向全世界的工人說話。他所主張的思想以及他作為1923年—1929年反對派領導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爾什維主義與共產主義編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壯一章的總結和實質。他是本世紀最大一場意識形態論戰中的主角，是工業化與計畫經濟思想的倡導者，最後，他是布爾什維克黨內抵制史達林主義抬頭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過1927年，他也在身後留下了一份思想遺產。這份遺產，時間將賦予它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而新一代蘇聯人將根據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可以說，如果沒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就不會有後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
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歷史是他同史達林的鬥爭。在列寧逝世前後，是他第一個舉起反史達林的旗子，自此以後，他同史達林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對頭。史達林把他的主張概括成“托洛茨基主義”，還加上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定語。這就使托洛茨基從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無立足之地，把他永遠革出了教門。多伊徹說得對，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寧那樣，在1920年代初去世，那么他在蘇聯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無疑是一個革命的領袖，贏得國內戰爭的英雄，使世界資產階級膽戰心驚的紅軍統帥。但是他那時沒有戰死，沒有病逝，這就注定他要扮演一個重要的悲劇角色——以少數人去反對羽毛豐滿的史達林以及他的黨機關，最後被他自己為之奮鬥的政權流放到當時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圖,爾後又被驅逐出境，成為有國難回、有家難歸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史達林及其體制的著作，是最早出現的分析和剖析蘇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其達到的深度是同時代作家所難以企及的。
馬克思列寧
高爾基在《列寧》一書中曾這樣記述列寧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是的，是的，我知道！關於我和他的關係有人在胡說。謊話太多了，特別是關於我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關係。’他拍了一下桌子說：‘請您給我指出另一位能夠在一年裡組織一個幾乎是模範的軍隊並取得軍事專家尊敬的人來，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人！’。”
—高爾基《列寧》。轉引自羅·亞·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冊第60頁）
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鬥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
—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
從1921年底起，列寧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不得不斷斷續續地去休養。1922年3月至4月召開了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會後史達林當選中央總書記。應當說，到這時候為止史達林是得到列寧信任的。然而到了這一年的下半年，事情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列寧不能經常視事，史達林在處理一些重大問題上出現了明顯的偏差和錯誤。在成立聯盟國家問題上，史達林主張各民族共和國以自治共和國的形式加入俄羅斯聯邦，是謂“自治化”方案。為貫徹這一方案，史達林對某些持異議的共和國領導人實行高壓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寧的批評，史達林雖然接受了列寧提出的所有共和國，包括俄羅斯聯邦在內，一律加入新建的聯盟的建議，但心中並不服氣，把氣撒在反對“自治化”最激烈的喬治亞共產黨的領導人身上，把喬治亞等國降為自治共和國，要它們通過外高加索聯邦加入新的共和國聯盟，從而激化了同喬治亞黨政領導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對外貿易壟斷。
由於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史達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員主張削弱對外貿易的壟斷。而列寧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下，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不能削弱外貿壟斷。由於在十月中央全會上，已作出不利於外貿壟斷的決定，列寧要求在下次全會之前暫緩執行決定，由下次全會重新研究這一問題。第三，是官僚主義泛濫，列寧認為曾由史達林領導的擔負反對官僚主義的工農檢察院工作不力，有負使命。在以上三個問題上，列寧都處於少數地位。為維護自己的立場，列寧多次求助於與自己觀點一致的托洛茨基，委託托洛茨基在全會和黨的代表大會上代表自己發言。1922年12月15日列寧在給托洛茨基的信中說：“請您在全會上聲明我們兩人意見一致。”①同日，列寧在給中央委員的信中說：他已同托洛茨基談妥，“由他來維護我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的觀點”，“我相信，托洛茨基維護我的觀點，一點也不比我差”。②列寧的主張取得了最後的勝利。12月21日列寧向克魯普斯卡婭口授一封給托洛茨基的便條，要他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繼續進攻”，為此克魯普斯卡婭受到史達林的辱罵。列寧立即寫信給史達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並辱罵了她。儘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是從她那裡知道了這件事。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並且道歉，還是寧願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頁)，關於喬治亞問題，列寧在1923年3月5日給托洛茨基寫信，要他在黨中央為喬治亞人辯護，說“如果您同意出面為這件事辯護，那我就放心了”③。列寧在最後時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據可查的事實。
相反地，列寧同史達林的分歧則在逐步擴大，終於導致列寧建議中央設法解除史達林總書記的職務（史達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達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史達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頁）④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據托洛茨基本人的說法，列寧曾建議托洛茨基，兩人組成反官僚主義的“聯盟”。在歷史上托洛茨基確實同列寧有過分歧，但從二月革命以來兩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過分歧，到列寧的最後時日，托洛茨基成了列寧所能委託的唯一辯護人。由此可見，把托洛茨基說成一貫反對列寧，是列寧主義的死敵是缺乏事實根據的。然而托洛茨基並沒有利用列寧給予的託付去謀求自身的好處。在民族問題上托洛茨基行動不力，沒有堅決站出來維護列寧的立場，而是採取了息事寧人、妥協讓步的態度。他反對列寧所建議的處分在喬治亞問題上負有責任的奧爾忠尼啟則等人，反對撤消史達林的總書記職務。在黨的十二大上，在民族問題上他對列寧立場的維護還趕不上布哈林。如果從爭權的角度看，托洛茨基顯然坐失了利用列寧委託的良機。列寧從1923年3月中旬起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執行列寧委託不力，這就使史達林有時間來擴大自己的勢力，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三駕馬車”來控制局面。
①《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0頁。②同上，第43卷第333頁—334頁。③同上，第52卷第554頁。④同上，第52卷第555頁。
列寧對這場爭論持什麼態度？那時列寧在哥爾克養病，已完全脫離政治生活，但從秋天起病情有所好轉。1923年11月7日至12月，列寧不斷瀏覽報紙，請克魯普斯卡婭給他讀托洛茨基及其擁護者關於黨的建設的爭論的主要檔案。1924年1月中旬召開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1月17日—18日列寧瀏覽報紙，看《真理報》上的關於代表會議的報導，讓克魯普斯卡婭讀給他聽。19日—20日她給列寧讀刊登在報紙上的代表會議決議。她後來寫道：“星期六（1月19日），看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激動不安起來，我告訴他，決議是一致通過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們是在讀決議中度過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聽得非常仔細，有時還提問題。”①列寧對會議的關心，特別是他的“激動不安”，是值得注意的，可惜的是對這種敏感的問題、在當時的處境下克魯普斯卡婭不可能明明白白寫清楚。也許可以說，列寧病情的急劇惡化以及最後死亡，是同黨內鬥爭的形勢有直接關係的。
列寧逝世後，1924年1月29日，克魯普斯卡婭寫信給托洛茨基說：“弗·伊·（列寧）在您從西伯利亞到倫敦找我們時形成的對您的態度，直到他去世為止始終沒有變。”②他們的第一次會見是在1902年的秋天，在倫敦的列寧熱情地接待了第一次逃亡國外的托洛茨基，對這個年輕人寄予很大的希望。克魯普斯卡婭當然非常清楚這以後他們兩人間的一致和分歧，效在列寧屍骨未寒之際，向托洛茨基轉達這個信息，顯然不是心血來潮的衝動，這是對列寧和托洛茨基關係的簡短總結！
①《回憶列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737頁—738頁。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445頁。
影響
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論並未隨著他的逝世而消亡，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有其追隨者。更為重要的是，在史達林體制崩潰和蘇聯解體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期中，托洛茨基主義成為一個新的突出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個方向，具有其它任何主義都不可代替的功能，逐步為各地共運組織所重新認識和理解。對當今世界，更具啟發性和前瞻性，對其思想的重新解讀漸漸被人們關注。
巴西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Workers' Party) 巴西最大左翼政黨，也是該國執政黨。成立於1980年2月10日，總部位於聖保羅Rua Silveira Martins, 132 Centro，意識形態屬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 。
美國著名托派領袖，也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 創辦人的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這么寫道：“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一個新的運動、新的教條，而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再生，就像它在俄國革命和第三國際初期所表現的和實踐的一樣。” 也就是說，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什麼新的馬克思主義流派，而是原原本本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傳統的革命思想。
在21世紀的今天，“政治革命” 的理論似乎已經不再適用，因為幾乎所有的官僚工人國家已經瓦解。雖然經過巨大的歷史轉變，不斷革命論仍然保持著其適當性的現實意義。雖有不同程度的改變，過渡綱領對於很多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仍然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主義的形成，跟俄國革命後左翼反對派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和史達林派鬥爭的過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列寧在他晚年時，也是極力反對官僚主義，並力促解除史達林作為黨總書記的職務。托洛茨基秉承著列寧反對官僚主義的遺願，跟史達林派展開殊死鬥爭。
在列寧生前，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當作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看待的，並沒有被看作異端邪說。
1924年以後，蘇聯出現了“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的爭論，關於這一爭論，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1924年以前布爾什維克黨內並不存在分歧，分歧是從史達林修改自己先前的觀點引起的。在此之前，史達林本人也是認為蘇聯單獨一國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其次，史達林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和解釋並不符合歷史實際。恩格斯的談到“共同勝利”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文的手稿直到1913年才公開發表，因此不可能像史達林所說的，在《共產主義原理》的影響下，在第二國際存在一個共同勝利論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史達林對列寧《論歐洲聯邦口號》中的論斷的引證也是牽強附會的。列寧那裡所說的僅僅是一國可以首先開始革命，奪取政權，而沒有涉及“建成”社會主義問題（一國勝利論不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為論證自己的新說法，史達林甚至不惜篡改和刪除列寧著作中的有關語句。
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與史達林主義的最大區別，就是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提倡國際“不斷革命”。他的“不斷革命論” ，主張在那些仍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家（也就是仍未實現資本主義民主的地方），視俄國革命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史達林派，於1924年接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以合理化對帝國主義國家妥協的做法。史達林派為鞏固自身權力地位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支配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展開鎮壓。
托洛斯基遺像。
托洛斯基遺像。20世紀20年代，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在蘇聯和布爾什維克黨內影響力相當大，直到1928年史達林對其殘酷鎮壓。托洛茨基被流放，其支持者都被囚禁。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礎——黨內民主，蕩然無存。任何不同意黨的路線的人，都被標為托派或法西斯分子，遭到殘酷打壓。
1937年，史達林發動了一場針對所有在十月革命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老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恐怖主義運動，其間還處決了大批將領，包括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葉戈羅夫。主要原因是他們曾在蘇俄國內戰爭中接受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領導，也因為他們很有才幹，受不了那個“喬治亞山民”的擺布。
在西班牙內戰中，一個人若被親蘇分子叫做“托派”、"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托派分子"，就意味著這個人被暗示為法西斯主義的間諜或破壞分子。著名左翼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在他的書《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和文章《不小心說漏了西班牙的秘密》（Spilling the Spanish Beans）中描寫了這段歷史，寫道，史達林主義者不但未參與反對法西斯的戰爭，還通過清剿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從西班牙撤出蘇聯軍隊，從而讓弗朗哥掌權，給法西斯幫了大忙。在他的以俄國革命為原型的寓言小說《動物莊園》中，用“雪球”這個角色代表托洛茨基，而用“拿破崙”的形象代表史達林。
史達林將軍隊撤出西班牙，是為了獲得與英法的和睦關係。後來還與希特勒簽署了和平條約，瓜分了波蘭與波羅的海諸國。很多人認為，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史達林通過出賣俄國革命，保護了蘇聯內部的精英階層。
1938年，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成立第四國際。托洛茨基認為，只有建立在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基礎上的第四國際，才能領導世界革命，而第四國際必須以反對資本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為目標而建立起來。
成立第四國際的目的，是捍衛作為工人國家的蘇聯，通過工人階級控制的國有化生產方式，獨立於資本主義勢力的干擾；同時也力圖推翻控制蘇聯的史達林主義官僚政府。第四國際成立時，托洛茨基主義是越南、斯里蘭卡、玻利維亞等地的主要政治流派。
史達林派視托派為最可怕的敵人，一掌權，首先就迫害托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四國際遭受鎮壓，面臨瓦解。1940年，托洛茨基被史達林派遣的特務暗殺。第四國際的眾多成員，不是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犧牲，就是被史達林派出賣，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上。
另外，托洛茨基還對文學理論有很高的造詣，其著作《文學與革命》甚至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國際左翼知識分子（包括中國的陳獨秀、魯迅、胡風、王實味等人）。他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留下了150多卷《托洛茨基全集》，其生動而真誠的自傳和大量私人日記、信件，給人留下了研究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寶貴財富，更是追求社會進步與解放的歷史道路上的重要知識庫之一。
著作
1929年－1940年流亡期間，寫下大量具有啟發性的偉大著作。儘管蘇聯當權者歪曲社會主義多年，二戰後蘇聯境內仍有工人只看了托洛茨基的部分著作就走上反對史達林集團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在左翼反對派的歷史影響下，蘇聯國內一直有零星的地下左翼反對派積極運動，直至蘇聯解體，其影響力可想。
馬克思主義研究促進會出版被背叛的革命書影3、《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綱領批判》，1928年）。這個小冊子是寫給共產國際六大的批判提綱，由此共產國際的重大路線鬥爭才公開出來，但只限量複印了一部分給與會代表，不久又收回了。該著作不僅在於抨擊了列寧以後共產國際的修正主義路線，還闡述了革命無產階級自己的綱領和戰略戰術思想，具有長久的歷史理論價值。內容具體不說，僅舉一例，當時美國共產黨代表設法“騙”到一份，看完後當即熱烈支持托洛茨基，並把該檔案帶回美國，迅速得到一批美國工人運動幹部的支持，由此開創了美國托派共產主義運動。30年代一度占據該國工人運動支配地位的智利伊達爾戈派共產黨也是從接受託洛茨基的共產國際綱領批判開始，熱烈接受託派主張。
4、《總結與前瞻》（1906年）。
5、《一九〇五年》（1906年）。描述1905年俄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史》具有類似的重要性。
6、《文學與革命》。
7、《史達林與中國革命》（1930年）。對初步了解本國現代革命史的中國人來說，此書更有現實啟發性。中國大革命（1925年－1927年）的失敗對20世紀中國歷史影響極深，而中國人卻對這位與史達林有同等重要性（不論正反意義，僅從重要性而言）的革命領導者的分析孤陋寡聞。
8、《史達林評傳》這是一位蘇聯紅軍締造者對史達林的全面解讀。
9、《我的生平》回憶他一生的事業。
10、《保衛馬克思主義》（1939年-1940年）這本書是托洛茨基在生命中最後一年多的時間內參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鬥爭的文集，托洛茨基和美國社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展開鬥爭，內容涉及辯證法、黨的組織原則、保衛蘇聯等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在這場鬥爭中托洛茨基全面地保衛了馬克思主義，這書是托洛茨基的最後著作集，可以說是代表了他晚年思想中的最精深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