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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學說的概念
自從國家出現後,便逐漸產生了關於國家的?>
理論和
學說。古今中外各個時期許多政治家、思想家都直接或間接地對國家問題作過論述,隨著人類對國家認識的逐步深入,國家學說也逐步發展。但國家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現象,國家理論具有強烈的階級性,一些國家理論往往帶有階級偏見。因此,長期以來國家理論很混亂,直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誕生後,才從根本上澄清了國家理論問題上的混亂。
西方歷史上的國家學說
大致可分為古希臘、中世紀、文藝復興及近代幾個階段。
古希臘的國家學說
西方最早的國家學說是古希臘的國家學說。公元前 4世紀,蘇格拉底和德謨克利特等就已談到國家的起源、本質等問題,對各種政體也有所論述,但沒有完整著作留傳下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國家學說。他們的學說反映了雅典城邦為代表的奴隸制國家的狀況。他們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用人的心理和生理需要來解釋國家的起源、目的和使命,宣稱國家的出現是人的本性的完成。柏拉圖把國家歸結為人類要求互助的結果;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國家起源於人類合群的天性和品德,是由家庭而村社而國家自然地生長起來的,建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古希臘城邦眾多,形式紛繁,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十分重視對政體的比較研究,企圖找到一種最好的政體形式。他們認為國家如何、政體的區別,皆以國人的“品性”、“性情”而定。柏拉圖把政體分為:賢人政治、軍閥政治、富閥政治、平民政治和專制政治,而以哲學家為國王的賢人政治是“理想國”政治。亞里士多德則第一次對國家政體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政體是一個城邦的職能組織,是城邦公職的分配製度,是城邦居民用以分配政治權力的體系。他把政體分為王制(君主政體)、貴族(賢能)政體、共和政體,認為統治者若不照顧全邦共同利益只顧自己的利益,上述三個正宗政體就會相應變態為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為了挽救日益嚴重的城邦危機,調和奴隸主內部的矛盾,維護奴隸制度及其國家,亞里士多德把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組成的兼顧貧富兩者利益的共和政體視為最理想的政體。
歐洲中世紀的國家學說
在5~15世紀,基督教教會在西歐封建社會各領域居統治地位,而君主制則是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形式。以基督教神學為基礎的神學國家論或君權神授論也相應地占據統治地位。A.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是神學國家論的代表。他們的國家學說的中心是論證國家權力來自上帝,以及神權與俗權的關係。他們在國家起源、目的,特別是國家政體等方面都藉助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並加以神學化的改造,用基督教教義來解釋國家。強調神權高於政權、國家從屬於教會,斷言國家的目的是倫理的,國家是引導公民達到快樂而有道德的生活的組織,是為了“維持正義和公平”,是實現和平和制約犯罪行為的工具。他們推崇君主專制主義的政體,以抬高君主地位來加強上帝的尊嚴。在14世紀,代表市民階級利益的思想家馬西略一反當時流行的教權至上的傳統觀念,宣揚反對教權、支持王權的激進觀點;認為國家的主權在立法者,而公民永遠是最高的立法者。但他同樣沒能擺脫神學思想的束縛,推崇君主制政體。這一時期的國家理論並沒有重要的發展。
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學說
文藝復興是在西歐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形成時期發生的。N.馬基雅維利和J.博丹是這一時期國家學說的代表。他們的學說具有反封建的人文主義色彩,反映了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促進統一的國內市場形成的資本主義發展要求。馬基雅維利從現實的國家出發,主張把政治與道德分開,他雖然認為共和國是理想的國家形式,但為了當時義大利的統一,他強調需要強有力的王權作為國家的核心,國家應具有絕對的權威。他論證了保持君主至上權威的重要性,並詳述了為君之道。博丹是第一個系統論述國家主權學說的思想家,他把主權作為國家與其他機構相區別的特權,認為主權就是制定和廢除法律的絕對的、永恆的權力。主權產生於人類的需要,家庭是國家的基礎,國家只是那些承認制定法律的權力屬於某一個人或一部分人的家庭的聯合體。
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國家學說
17世紀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有了很大發展,荷蘭、英國、法國等先後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時期以T.霍布斯、J.洛克、孟德斯鳩、J.-J.盧梭、I.康德、 G.W.F.黑格爾、T.潘恩等為代表的啟蒙學者,批判封建主義的國家學說,試圖設計出資產階級理想王國的藍圖。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君權神授說,從人的角度,根據所謂理性原則重新研究國家。對國家的起源、定義、實質、國家權力的起源、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家與宗教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研究,使國家學說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前進了一大步。嚴格地說,國家作為獨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君權神授思想
為了反對君權神授說,啟蒙學者都重視國家起源問題,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社會契約論。霍布斯認為人類在自然狀態下為了私利而衝突和戰爭,因此人們締結契約建立具有絕對權威的國家來統轄一切;他強調建立強大的國家,主張實行君主制。洛克則認為人們通過契約建立國家的目的,是保護人們的生命、自由、財產等自然權利,因此,人民是主權者,政府沒有絕對的權威。政府和執政者如果違背職守,人民可以收回給予的權力以至推翻它。洛克反對專制政體,認為君主立憲制是最好的國家制度,為此他倡導分權說,主張國家立法權應與行政權分離。孟德斯鳩發展了洛克的思想,深入研究了各種政體,創立了三權分立說。認為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必須分開,相互牽制,否則將產生種種弊端。盧梭是人民主權論的集大成者,他從政府權力的性質、行使的方式上劃分政府的種類,分析各種政府的優劣。認為政府問題的要害是主權在民,他贊成主權在民的共和制。盧梭把國家起源的契約說與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的學說結合起來,把私有制的出現產生人類不平等作為訂立契約建立國家的歷史條件,認為是富人發明了國家。這是盧梭國家學說的一大特色。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思想家潘恩集中了啟蒙學者關於國家體制理論的精華,論證了關於代議制與民主制相結合是最好的政體,他是較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反對特權,反對對個人效忠的思想。康德和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反映了德國資產階級軟弱性的特點。黑格爾不同意國家起源於契約的觀點,把國家視為“倫理的現實”,“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認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國家中才能完全實現。他傾向於君主立憲制,同時又指出國家制度的建立應受歷史條件的制約。他強調國家的神聖性和對個人重要性的思想,在德國以至整個歐洲都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啟蒙學者的國家學說對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有積極的進步作用,但由於階級和歷史的局限,他們未能擺脫主觀主義、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追求的理想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
資產階級革命時期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還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國家學說。16世紀它已萌芽,17世紀以後,空想社會主義的國家學說與啟蒙學者的國家學說同時發展,相互影響。空想社會主義者從私有制和階級對立關係中探索國家的實質,把批判剝削階級國家和批判私有制聯繫起來,主張以公有製取代私有制。T.莫爾提出了在私有制度下沒有“公平”的國家的論斷。摩萊里指出,在私有制下要尋找一種維護全體社會成員自由的政治形式是根本不可能的。G.溫斯坦萊斷然否認在私有制下有真正的共和制度,他構想在公有制基礎上建立“真正的自由共和國”,並對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進行了大量批判。G.巴貝夫則在批判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階級實質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民革命,人民專政,建立“平等共和國”的要求。聖西門以萌芽的狀態表達這樣的思想:國家是有階級性的,它旨在建立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的秩序;它是暴力統治的機關;國家權力總是隨著階級鬥爭的激化而加強;只要還存在階級對立,國家就有存在的根據。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構想,在私有制和階級對立消失後,國家的階級統治職能將隨之消失,它將變為領導社會共同生產和消費的組織。聖西門已明確提出“廢除國家”的主張。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國家學說代表了早期無產階級不成熟的國家觀。他們關於國家制度的思想沒有啟蒙學者那么系統、深入。
近代歐洲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國家學說
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到進一步發展,尤其是18世紀下半期,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發生工業革命,不僅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也帶來了社會關係的深刻變化。資產階級需要鞏固自己的勝利成果,健全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論證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必要性和資本主義的永世長存。以英國的J.邊沁、J.S.密爾、H.斯賓塞為代表的國家學說反映了這一特點。他們反對啟蒙學者從絕對理性、永恆正義的抽象原則中引申出的國家理論,很少直接討論國家本質這樣的抽象問題,而注重用經驗性、實證性的方法探討現實政治現象、政府活動,主張政府應採取自由主義政策,反對政府對社會事務的過多干涉。邊沁擯棄了“自然法”、"社會契約"等概念,代之以功利主義的原則作為國家學說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國家起源於人類服從的習慣,功利是維持政府的根本原則,是政府行為的唯一標準。密爾全面論述了自由主義的國家學說,闡述關於防止掌權者濫用職權、議會的監督職能、國家機關行政管理的原則等代議制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對資產階級民主如何從理論到實踐、如何不斷改善國家機構進行了理論總結。斯賓塞則用生物學的方法說明國家現象,創立了系統的國家有機體論(見社會有機體論),實質上反映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一些特點。
在這一時期,無政府主義的國家學說也在歐洲廣泛傳播,以M.施蒂納、P.-J.蒲魯東、Μ.А.巴枯寧為代表的國家學說,反映了獨立的小生產者企圖消除資本主義弊病的幻想。他們從“個人至上”的觀點出發,把國家看作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戰爭的根源,反對任何權威和國家,希望建立沒有國家和權威,個人絕對自由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
現代西方的國家學說
簡述
19世紀末,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和危機深化,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在西方得到很大發展,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現代西方的國家學說中。
主要流派
現代西方國家學說流派眾多,一些流派對傳統的國家學說持否定的態度。如L.狄驥、H.克拉伯、H.J.拉斯基等人反對國家主權的一元國家論,否定國家占有絕對的主權,認為國家僅是人類眾多形式的團體之一,其性質與教會、工會等社會團體並無不同,主張國家應是多元的。J.馬里旦則認為國家只是人類改造社會的機構之一,主張將“國家主權”這一概念從政治哲學中去掉。而以B.A.A.墨索里尼、A.希特勒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則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法西斯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政治、經濟危機的產物。它認為國家是一種無限的精神力量和倫理性的實體;強調國家權力至高無上和無所不包;認為國家是目的,人民則是實現國家目的的工具,國家的目的就是保護和發展優秀民族,消滅劣等民族。法西斯主義否認包括資產階級民主制在內的一切民主制,極力宣揚領袖的絕對權威,公然實行法西斯獨裁專制,對內用恐怖手段摧殘廣大人民,對外用最野蠻的手段侵略其他民族。
世界大戰結束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學說也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為了緩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矛盾,從20世紀開始還出現了福利國家論,它要求國家放棄對經濟自由放任的政策,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事務,消除失業,使國家的作用從維護社會秩序擴大到保障其成員享有起碼的福利。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是這一理論的早期表現。美國總統F.D.羅斯福的新政在實踐上為福利國家提供了模式,英國經濟學家W.貝費里奇的福利計畫使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的理論具體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福利國家論曾風靡西方國家。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H.馬爾庫塞、J.哈貝馬斯,結構主義者N.普朗查斯等人,力圖結合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狀況說明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階級結構。他們承認國家的階級性,又強調國家的相對自主性,認為除經濟外,國家還受政治、意識形態等多元因素的決定。隨著西方已開發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學者如美國的J.伯納姆,認為現代國家捲入經濟生產過程,其職能擴大了,更複雜了。國家需要由各種行政專家、技術專家來管理,國家的權力日益轉移到專家手中,專家統治將代替原來的富家統治。
研究成果
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的研究方法趨向實證化,從規範研究轉向描述性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擯棄傳統的國家理論的定性研究方法,進行定量化研究,力圖通過嚴格的定量分析,說明國家活動中的各種關係和規律。一些學者認為由於經濟的發展,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變化,政治科學不應再以國家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一些學者,如美國的D.伊斯頓甚至主張放棄“國家”一詞,以“政治系統”取代。
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學說
大致可分為先秦、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的國家學說
中國自夏代便出現了國家,進入奴隸社會。中國奴隸制國家只有君主制,沒有民主共和制,國家學說反映了這一特點。早期的典籍《尚書》中尚無系統的國家學說,君與國沒有明確區分,“家天下”被視為正常的國家制度,認為君權天授。春秋時期,奴隸制開始崩潰,社會發生激烈變動,國家思想也有了變動,《左傳》記述的春秋時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論中,有了君國分開的思想,並有“夫民,神之主也”的言論,開始注意從民情看天意。春秋戰國時期,封建社會逐步確立,在思想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儒、法、道三家的國家學說最具代表性。由於長期唯一存在的政體是君主制,思想家們在討論、觀察國家問題時很難跳出君主制的窠臼,他們對國家制度很少涉及,對國家的起源也論述不多,而且往往與君主起源的論述混在一起。國家學說論述的中心是治國之道,並進而研究如何為君。如儒家的孔丘十分重視治國之道,主張施德政,以德化民,德刑並用,寬猛相濟。孟軻發展了德政思想,主張“制民之產”,“取於民有制”,實行王道。荀況則提出“平政愛民”、“以政裕民”和“隆禮至法”的治國之道,這些思想初步分析了國家的職能。道家思想的代表作《老子》在論治國之道方面,有自己的特點,如“我無為而民自化”,“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不可見欲,使民心不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它的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剝削階級國家的剝削本質。《老子》還描繪了“小國寡民”的理想國。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則對絕對君權、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作了系統的論述。韓非強調國家的鎮壓職能,發揮了商鞅“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的思想,認為國君的權就是他的力,即國家的強力,君主依靠國家強力就可長治久安。他還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以維護君權。他關於“勢”的重要性的論述,在某種意義上已涉及國家機器、政治權威的重要性。韓非還發揮了荀況關於利用國家強力壓制敵對思想的觀點,主張用國家機器燔詩書,除五蠹,進行嚴密的思想控制。這一時期,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限制君權的思想,最突出的是孟軻的民貴君輕論。
封建社會時期的國家學說
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大部分時間存在的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國家。絕對君權思想與限君思想的爭論貫串於這一時期的國家學說中,而國家仍未成為思想家獨立研究的對象。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尤其是董仲舒的國家學說,但法家的國家學說也被許多君主所採用。董仲舒 3個方面的思想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①以“天人合一”論為基礎的“君權天授”說。它既論證了君主的神聖和封建國家的合理性,又用君主如違背天意天將出災異警告或懲罰的災異說約束君主。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運用國家力量統一思想,實行文化專制。③運用國家機器保護和調節地主經濟。認為國家是防亂的堤防,必須以國家機器維持封建等級制,但又要避免大富大貧,因為大富則驕,驕則為暴,容易引起反抗;大貧則憂,憂則為盜,容易起來造反。所以在貧富太不均時,國家應“調均之”。
隨著君主專制主義的發展,限君專制思想也有重大發展,葉適、鄧牧、黃宗羲、唐甄等都提出了限君思想,對封建君主製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黃宗羲發展了呂不韋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觀點,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鮑敬言更激進地提出了無君論,主張不要君主,不要國家。限君思想對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有積極的影響。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國家學說
這一時期,西方近代啟蒙學者的國家學說被介紹到中國,它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武器。這一時期的思想家嚴復、康有為、梁啓超和孫中山都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國家學說,同時吸收了中國傳統的國家學說中的民主主義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國家學說。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為了變法圖強,國家制度問題成為這一時期國家學說的主要內容之一。嚴復區分了君主制和民主制,認為君主制是“君有權而民無權”,民主制是“民有權而自為君者”;“君民並立”的君主立憲是中間性的國家制度。在辛亥革命前,他主張君主立憲。康有為假託《公羊》三世說,論證由君主制進化到君主立憲,再進化到民主制,是國家制度發展的趨勢。但認為當時的中國只能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為還在《大同書》中描繪了廢除國家的大同世界。梁啓超積極宣傳康有為的思想,鼓吹民權,宣傳君主立憲。但到後期,嚴復、康有為、梁啓超都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轉向保皇派,從主張君主立憲轉向主張虛君共和、開明專制,甚至復辟君主制。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國家思想比一般資產階級學者更為深刻。認為國家是由領土、人民、主權三要素組成的,並以此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清王朝統治的宣傳。他堅決反對君主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口號。他在晚年,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認為民權問題在歐美還沒有根本解決的辦法。他設計出與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不同的“最新式的共和國”的方案,主張民權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不為少數人所私有,不為帝國主義、軍閥及其走狗所有;民國的政府應當代表全體平民的利益。他還認為,要“濟代議政治之窮,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選舉制度之弊”,就要把“權”、“能”分開,要實行徹底的直接民權,建立五權分立的政府體制,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實行縣自治。孫中山還強調國家權力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注意利用國家權力調節經濟,發展經濟。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是K.馬克思、F.恩格斯於19世紀40年代創立的,它的誕生是國家學說史上的革命變革。它是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適應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它批判地繼承了國家學說史上的優秀成果,特別是啟蒙學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國家學說中的積極成果。它是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它公開申明自己的國家學說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也得到廣泛傳播。В.И.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革命的過程中,與各種歪曲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機會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同時還根據變化了的歷史條件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作出了重大的發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的實踐中,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內容十分豐富,最基本的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國家的起源本質和類型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全面地考察了國家的起源,深刻地揭示了國家的本質。認為原始社會沒有國家,在氏族和部落中實行的是原始民主制。國家是一個歷史範疇,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產生的,它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的本質是階級統治的機關。國家與氏族比較,其基本特徵是:①國家是按地區來管轄居民和劃分統治範圍的,而不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②國家具有特殊的公共權力。國家權力的構成,不僅有軍隊,還有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等物質的附屬物。這種公共權力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而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國家以集中的形式反映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在人類歷史上,隨著經濟基礎的發展,依次出現了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
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批判
深刻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民主制、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進步性,認為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形式比較封建君主專制具有很大的進步性。同時也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實質,揭露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普選制、議會制、三權分立制度的虛偽性、欺騙性。
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根據1848~1851年歐洲革命經驗的總結和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舊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列寧進一步闡發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並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
關於無產階級國家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需要建立無產階級的國家,以便運用國家權力,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雖然它仍是一種公共權力,仍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但它是大多數居民對少數剝削者的鎮壓,與以往的國家有本質的不同,是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形式,列寧稱其為“半國家”。無產階級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民主的統一。馬克思曾明確地說明無產階級專政是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過渡時期的國家的特質,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用無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來說明無產階級國家的實質。列寧進一步闡明無產階級國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階級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還十分重視無產階級國家的國家形式,認為無產階級國家的形式應有利於最完全、最徹底地發展民主,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列寧還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是豐富多樣的,各國應當根據自己的歷史特點決定採取什麼國家形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在中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用和平方式實現台灣與大陸統一和收回香港、澳門主權,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貢獻。
關於國家消亡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不是永恆的,隨著階級的消滅,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當國家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將成為多餘而自行消亡,代替國家的將是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列寧則進一步明確指出,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國家消亡的唯一道路,而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