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北京海淀區四道口是部委大院的集中地帶。天天上下班路過該地的私企員工王明發現,近兩年這裡蓋起了不少新樓,王明經過了解,對這些“家屬樓”如數家珍:原來有十幾個部委的職工都住在這裡面,後來有些樓拆掉改造,新建了水利、電力、無線等單位的家屬樓,裡面職工是以4500元/平方米左右的價格買的房子。他說:“後來我又問了下旁邊的
商品房小區主語城的
二手房價格,要4萬元一平。”
公務員房
小張是北京某個被稱為“中國最大部委”的單位的公務員。該部委有4000多人,普通
公務員平均每月工資收入數千塊,小張的月工資3000多元,相對於北京平均工資來說並不高。不過,該部委有一個令人艷羨的福利政策,即
住房制度。到了2008年,正趕上了該部委的一次集中分房行動,由於該部在朝陽區勁松地區建設了一個規模達40多萬平方米的職工社區,這個社區總共有2200套
房源,其中400套調配給了其他部委,其餘的房源就提供給了部里相當一部分工齡較長、級別較高的員工,他們將原來從部里購買的內部福利房騰退出來,以5800元/平方米的價格購買了該職工社區的新房,並很快搬了進去。這樣,騰退出來的房源就空缺出來,留給了進部後尚未分到過房子的職工。這些騰退的房源有將近2000套,絕大多數分布在北京三環以內,以八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房子為主,戶型面積一般在100平方米以內。小張當時進部已滿3年以上,因此也分到了房子。小張分到的房子位於南二環附近,面積約60平方米,總價大約20萬元。這套房子雖然比較舊,但他還是比較滿意,畢竟在北京二環的
地理位置還不錯,周邊的商品房價格為1.5萬—2萬元/平方米。
熱點回應
北京有很多低價的
定向住房,沒有向社會公開銷售。最後去哪了呢?舉個例子,一些房子先分給了國務院事務管理局,再分配給中央或國務院的各機關、管理機構以解決公務員的住房、進京幹部的住房、老幹部的住房等。任志強認為:“
社會保障體系的保障對象,應該是針對無力參與市場經濟競爭的人,但公務員並不在這個體系當中。”
相關提案
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於23日下午開幕。記者獲悉,省民建、省台盟都向大會提交提案,建議通過建
集資房等方式,解決省直公務員住房問題。“政府拿出一塊地,建集資房或成本房,允許各單位以集資等形式,實行舊區舊房改造改建。”
媒體評論
“為公務員建集資房”的建議一出,立即招來
網友的口水和板磚。不過,在我看來,“為公務員建集資房”,不能和一般意義上的雷言雷語相提並論,它之所以引發民意沸騰,在於提議者看到了問題卻開錯了
藥方。
眼下,工薪一族的工資水平遠遠落後於房價,已是不爭事實。去年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的全國各大中城市房價收入比排行榜顯示,近七成城市的房價收入比超出合理區間,廣州房價收入比高居全國第八。目前廣州市中心城區住房均價已達到2萬多元,普通科級公務員月收入僅5000元左右,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擁有一個溫暖的小窩,對很多年輕公務員來說是個頗為奢侈的夢想。不過,據此建議“為公務員建集資房”,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餿主意。
在計畫經濟時代下,集資建房是一種
福利和
權力的象徵。手中有錢有地的單位,可以利用集資建房的方式,創造優厚的住房待遇,然後“尊卑有序”地分配給了職工——行政級別越高,享受的住房資源越多。由此就帶來了公平問題。一方面,住房體系依附在公務員的收入分配體系,造成公務員與社會其他階層利益落差過大;同時,
單位集資建房,具有排他性,實際是壟斷了資源。為此,2006年國家規範公務員收入分配秩序時,建設部、監察部、國土資源部三部門聯合發布《制止違規集資合作建房的通知》,停止審批
黨政機關集資合作建房項目,從而將住房從權力體系中剝離出去。
如今,重提為公務員建集資房,違背了改革的方向,是開歷史的倒車,會造成新的不公。納稅人已經為公務員支付了工資和
報酬,沒有義務繼續為其提供住房等額外福利。更重要的是,“為公務員建集資房”,只是頭痛醫頭的救火式應對,無助於消弭收入跑不過房價的民生痛感。在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為買不起房苦苦煎熬時,國家公職人員卻可以“先天下之樂而樂”,必然割裂了各階層之間的關係,激化社會矛盾。
眼下,房價非理性高企,已然成為全民公敵,掌握一定權力的公務員階層,理應努力解決全社會住房保障問題,尋求“達濟天下”,而不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自肥和尋租,甘於“獨善其身”。倘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有關部門還焉有動力去馴服房地產市場這匹脫韁野馬?
為買不起房把脈,真正對症下藥的方子是,堅持
房地產調控,完善住房保障體系,落實收入倍增計畫,逐步推動房價收入比合理回歸。諸如“為公務員建集資房”這樣的旁門左道,是飲鴆止渴,不要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