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8年是一個歷史紀年，大事件有溫大雅著《大唐創業起居注》。
基本介紹
紀年,年表,大事,
紀年
唐貞觀二年
新羅建福四十五年
年表
溫大雅著《大唐創業起居注》
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今山西祁縣）。所著《大唐創業起居注》，起自大業十三年（六一七）五月，終於武德元年（六一八）五月，記述了李淵太原起兵到稱帝的經過，總計三百五十七天。李淵起兵後，任命溫大雅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門掌握文書。唐朝建立後，溫大雅與弟溫彥博共掌機密，故此書記載完備，歷史事實比較可靠。溫大雅貞觀二年（六二八）卒。
長孫無忌請罷右僕射
長孫無忌與太宗為布衣之交，即在太宗未起兵之前，已與太宗關係很好，又加上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之兄，並且在玄武門事變中起過重要作用，所以太宗對他遙府謎非常信任，為其它大臣所不及，太宗多次想用他為宰相，長孫後堅持請求不要任命。但太宗最後沒有聽從，於貞觀元年（六二七）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後有人稱長孫無忌權寵太盛，長孫無忌也擔心寵遇過高對己身不利，長孫後也為他多次請求。太宗又於貞觀二年（六二八）正月，免除長孫無忌的右僕射，而授以散官開府儀同三司。
置六部侍郎等官
貞觀二年（六二八）正月，唐設定尚書六部侍郎，做為六部尚書的副貳，同時設定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太宗令高宮議刑
貞觀二年（六二八）三月，大理少卿胡演向太宗上報每月囚徒的帳目。太宗命令後大辟罪由中書、門下省四品以上多兆探官和尚書省議定，以免冤濫。接著又逐個帶進囚徒，輪到岐州刺史鄭善果時，太宗認為善果雖有罪，官品不低，不應與於囚徒之列。於是，又命以後三品以上官犯罪，不用帶進，可在太極宮承天門左右朝堂聽判決。
太宗出官資贖人
貞觀二年（六二八），關內發生旱災，百姓缺糧，有許多人賣兒賣女以換取衣糧。四月，太宗詔出御府金帛贖回被賣兒童，交還父母。又因去年久雨，今年又遭受旱災、蝗災，大赦天下。
突利可汗降唐
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帳在幽州的北邊，統治東部地區，奚、霄等數十部大多叛變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頡利可汗因此而責備突利。薛延陀、回紇打敗欲谷設後，頡利派遣突利前去討伐，突利又戰敗，自己逃回，頡利大怒，將突利囚禁了十多天，並且鞭撻他，突利因此生怨言，背地裡要反叛頡利。頡利向突利徵兵，突利不給，上表唐太宗請求入朝。於是，頡利帶兵攻打突利。貞觀二年（六二八）四月，突利派使來唐請求援助。太宗召集大臣討論，兵部尚書杜如晦請出兵攻突厥。貞觀三年（六二九）十二月，突利可汗入囑殼朝，太宗任命他為右衛大將軍，賜爵北平郡王。
唐發兵攻梁師都
貞觀二年（六二八）四月，契丹酋長帶領部眾降唐。頡利派使來唐請求用梁師都換契丹，唐太宗拒絕。太宗知道突厥國政混亂，無力庇護梁師都，便下敕招降梁師都，梁師都不肯。太宗便派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設法使梁師都投降。劉旻等多次派遣小股騎兵踐踏梁師都的莊稼，並且派人到梁師都身邊施行反間計，使梁師都君臣相猜，許多人降唐。梁師都的名將李正寶等策謀擒師都，事泄，正寶等戀櫃良巴被迫降唐。劉旻看到時機已到，向太宗請兵，太宗即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前去攻師都，又派劉旻據守朔方東城進逼梁師都。師都先被劉蘭成擊敗；突厥前來營救，又被柴紹擊敗，馬上進圍朔方。城中糧盡，師都堂弟梁洛仁殺死師都，以朔方降唐。唐以朔方置夏州。
祖孝孫修定《大唐雅樂》
祖孝孫，幽州范陽（今河北涿縣）人。仕隋及唐匙寒嬸轎。隋時曾參定雅樂。唐朝初建，軍國多務，未遑改制，燕享均因隋舊制，奏九部樂。直到武德九年（六二六）正月，才令時為太常少卿的祖孝孫修定雅樂，歷時二年半，於貞觀二年（六二八）六月完成。祖孝孫熟習梁、陳、齊、周及隋舊樂、吳楚之音及吳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成《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制十二樂，凡三十二曲，八十四調。旋宮之義，亡絕已久，世人莫能知之，祖孝孫復其舊。《大唐雅樂》的修訂，是唐初政治上統一的必然產物，它打破了南北界限，將南北胡漢音樂熔於了一爐。
太宗再放宮女三千餘人
大事
（1）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良付欠朕汗囑謎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2）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並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2）設定六司侍郎，為六司尚書的副職，同時設定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3）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
（3）癸丑（初五），吐谷渾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彥將其擊退。
（4）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4）丁巳（初九），改封漢王李恪為蜀王，衛王李泰為越王，楚王李祐為燕王。
（5）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台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5）太宗問魏徵：“君主如何做稱為明，如何做稱為暗？”魏徵答道：“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是明，偏聽偏信，就是暗。從前堯帝體恤下情，詳細詢問民間疾苦，所以能夠知道有苗的惡行；舜帝目明能遠視四方，耳聰能遠聽四方，所以共工、鯀、兜不能掩匿罪過。秦二世偏信趙高，造成望夷宮的災禍；梁武帝偏信朱異，招來台城的羞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導致彭城閣的變故。所以君主善於聽取各方面意見，則親貴大臣就無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達。”太宗說：“非常對！”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隋朝開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準許賑濟百姓，而讓百姓自己到關東地區尋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國儲備的糧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煬帝依仗著富足的糧食，奢侈無度，終於導致國家的滅亡。只要使倉庫中的糧食足以應付災年就可以了，其他多餘的又有何用呢！”
（6）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6）二月，太宗對親近的大臣說：“人們都說君主至為尊貴，無所畏懼。朕則並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監督，下懼群臣的注視，兢兢業業，還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說：“這的確是達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終，那就好了。”
（7）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系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7）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處理政務沒有比大公無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諸葛亮流放廖立、李嚴到南夷之地，諸葛亮死的時候，廖立悲痛萬分，李嚴哀傷而死，如果不是大公無私能這樣嗎？再如高為隋朝丞相，公正無私，頗識治國之本，隋朝的興亡，與高休戚相關。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們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賢相啊！”
（8）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8）三月，戊寅朔（疑誤），出現日食。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進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從今往後大辟死罪都讓中書、門下省四品以上官員及尚書省討論，以儘量減除冤案。隨即帶囚犯走過，見有岐州刺史鄭善果，太宗對胡演說：“鄭善果雖然有罪，畢竟官銜不低，怎能讓他與其他囚犯同列。從現在起三品以上官員犯法，不必帶來殿前過目，只讓他們在太極宮承天門外東西朝堂聽候處分。”
（10）關內旱飢，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義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10）關內地區大旱饑荒，百姓多賣兒賣女換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宮府庫中的金銀財物贖回被變賣的子女們，送還給他們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詔令說因為上一年連綿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災害，因此大赦天下。詔令大略說道：“假如讓五穀豐登、天下安寧，即使將災害移到朕身上來保全百姓也心甘情願，毫不吝惜。”不久旱區天降喜雨，百姓大為高興。
（11）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詔說：“隋朝末年天下大亂，造成饑荒，屍骨遍野，使人觸目傷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屍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帳於幽州北面，主持東部事務，奚、等數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頡利可汗責備他失去了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紇等打敗欲谷設，頡利派突利討伐，突利的軍隊又吃敗仗，單槍匹馬逃回。頡利大怒，將突利拘禁了十幾天，並鞭笞他，突利從此怨恨頡利，暗中想背叛頡利。頡利幾次向他徵兵，他都不給，向唐朝上表請求歸附。太宗對大臣們說：“以前突厥強盛，擁有百萬兵馬，侵凌中原，卻因如此驕橫放縱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現在請求歸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這么做嗎？朕聽到這個訊息是又高興又擔心。為什麼呢？突厥衰敗則大唐邊境即得安寧，所以高興。然而朕若有過失，日後也會象突厥一樣，能不擔心憂慮嗎？望你們直言苦諫，來幫助朕彌補不足。”
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
頡利可汗發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與大臣們謀劃道：“朕與突利結為兄弟，他有急難我不能不救。然而頡利可汗也與我們訂有盟約，怎么辦呢？”兵部尚書杜如晦說：“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後肯定要背約，現今如不乘其混亂而進攻，以後將後悔莫及。謀取混亂者，侵凌將亡之師，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領率領所轄部落投降唐朝。頡利可汗派使臣來到大唐，請求用梁師都來換回契丹部族，太宗對突厥使臣說：“契丹族與你們突厥是不同的種族，現在來歸順我大唐，你們有什麼理由討還！梁師都本是中原漢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壓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並加以庇護，大唐興兵討伐梁師都，你們總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魚游釜中，早晚要被我們消滅。即使一時消滅不掉，也不會用歸降的契丹百姓去換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司馬劉蘭成圖之，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泄，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內部爭鬥，政局混亂，不能夠庇護梁師都，曾寄書信曉諭，勸他歸降，梁師都執意不從。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長史劉、司馬劉蘭成設法對付他，劉等人多次派遣輕騎兵踐踏梁氏占據區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間計，離間其君臣，其國勢漸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將李正寶等密謀將梁氏抓起來，事情敗露，投奔唐朝，從此梁氏內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劉等知道時機已到，上表請求派兵出擊。太宗派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率兵進攻，又讓劉等據守朔方東城進逼梁氏。梁師都帶突厥兵到了朔方東城下，劉蘭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動。梁氏半夜逃跑，劉蘭成追擊，大敗梁氏。突厥徵調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紹等率兵馬走到離朔方數十里的地方，與突厥兵相遇，奮力拚殺，大敗突厥兵，於是包圍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糧絕。壬寅（二十六日），梁師都的堂弟梁洛仁殺死師都，獻城投降，唐朝以該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孫，認為南朝梁、陳的音樂雜入很多吳、楚的音調；而北朝周、齊的音樂雜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調，於是斟酌南、北方的音樂，又考察古代的音樂，修成了《唐雅樂》，總共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詔令協律郎張文收與祖孝孫共同修定唐樂。六月，乙酉（初十），孝孫等人演奏新樂。太宗說：“禮樂不過是古代聖人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而設施教化罷了，國家政治的興衰隆替，難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說：“北齊將要滅亡時，產生《伴侶曲》；陳國將亡時，又出現《玉樹後庭花》，其聲調悲哀，過路人聽到了都悲傷落淚，怎么能說政治的興衰隆替不在於音樂呢？”太宗說：“不對，音樂能夠觸動人的感情，所以高興的人聽到音樂則喜悅，憂傷的人聽到它則感到悲痛，悲痛與喜悅全在於人的內心，不是由音樂引起的。將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聽到音樂更加悲切。現在這二個曲子都還存在，朕為你彈奏出來，你難道會悲傷嗎？”右丞魏徵說：“古人說：‘禮難道僅指玉帛之類禮器嗎？’樂難道僅指鐘鼓之類樂器嗎？樂的意義確實在於使人心和睦，而不在於聲音本身。”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
司馬光曰：我聽說古代巧匠垂能夠用眼睛測方圓，用內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將自己的技術傳給別人，他能夠傳授給別人的，必定是圓規曲尺罷了。古代聖人不費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獲得治國之道，但卻不能傳授給別人，所能傳授的，一定是禮、樂罷了。禮，是聖人所躬親實踐的；樂，是聖人所喜愛的。聖人遵行正道而喜愛諧和，又想與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傳留百世，於是便製作禮樂。所以工匠手拿垂所傳授的圓規曲尺去製作器物，這也就是垂的功勞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禮樂來治理國家，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離今世已很久遠，後代人們看見他們的禮而知道他們的行止，聽到他們的樂而知道他們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於當世，這不是禮樂的功勞嗎？
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稱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台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則韶、夏、、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雲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
禮樂有內在的本質，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為禮樂之本，儀節聲音為禮樂之末，二者不可偏廢。先代賢明的君王謹守禮樂之本，一刻也沒有離心遠去，篤行禮樂的外在形式，軀體一刻也沒有遠離它。興起於閨閣家門，顯達於朝廷，廣被於鄉野近鄰，通達於諸侯，流播於四海，從祭祀戰爭到飲食起居，都離不開禮樂。長此以往數十百年，然後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沒有禮樂之本而只有禮樂之末，一日行禮樂而百日捨棄禮樂，想用禮樂來移風易俗，實在是難。所以漢武帝設定協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說不美，但仍不能不下傷感的罪己詔。王莽設立執掌天地四時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呂之音，不能說不精確，但仍不能挽救漸台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之聲，不能說不詳盡，但仍不得消弭平陽的災難。梁武帝設立四器，調理八音，不能說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恥辱。這樣看來，舜、禹、、周武王時的韶、夏、、武四樂，即使都保存於當世，如果德行不足以與它們相稱．並不能感化一個人，更何況普天之下的民眾呢！這如同拿著垂的圓規曲尺而沒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製成，最後一無所得一樣。況且齊、陳的淫蕩昏庸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朝庭，又怎么能改變一個時代的哀樂呢！太宗說政治的興衰隆替不在於樂，為什麼講話輕率，非難聖人又如此果斷呢？
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禮並不是指威儀而言，然而沒有威儀則禮難以施行。樂並非指聲音而言，然而沒有聲音則樂難以表現。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則不能稱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說：“禮沒有內在的本質不能成立，沒有外表的形式無法施行。”怎么能因為齊、陳之音對當世無效而說樂無益於治亂呢，這與看見拳頭大的石頭而輕視泰山有什麼不同！如果象上述這種議論所說的，則五帝、三王的作樂均為虛妄。“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暫付之闕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對親近的大臣說：“朕翻閱《隋煬帝集》，見其文辭深奧博雅，也知道推崇堯、舜而非議桀、紂，然而其行事為何與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雖然是聖哲之人，也應當虛心地接受別人的諫議，所以智慧的人奉獻他的謀略，勇武之人竭盡其勇力。煬帝恃才自傲，驕矜自大，所以口誦堯、舜的言語而身行桀、紂的作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於覆滅。”太宗說：“前事不遠，當成為我們的借鑑。”
（15）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15）長安地區出現了蝗蟲。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門北面的禁苑，看見了蝗蟲，拾取幾隻蝗蟲，禱祝說：“百姓視穀子如生命，而你們卻吃它們，寧肯讓你們吃我的肺腸。”舉手想吞掉蝗蟲，身邊的人勸諫道：“吃髒東西容易得病。”太宗說：“朕為百姓承受災難，為什麼要躲避疾病！”於是吞食掉蝗蟲。這一年，蝗蟲沒有成為災害。
（16）太宗說：“朕每次臨朝聽政，想要說一句話，都要再三思忖，擔心給百姓造成傷害，所以不多說話。”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說：“我的職責在於記言，陛下的每一個過失，我一定要記上，陛下有過豈止有害於當今，恐怕還會讓後人譏笑。”太宗高興，賜給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17）太宗說：“梁武帝君臣只是會談論佛教的苦行與空寂，侯景之亂，百官不能夠騎馬。梁元帝被北周的軍隊包圍，還在講論《老子》，百官穿著戎裝聽講。這些深足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認為這如同鳥長翅膀、魚得活水，失去它們將要死去，不可片刻沒有它們。”
（18）太宗認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煬帝的舊臣，特別受到寵愛，最後卻殺了煬帝。雖然星轉斗移、時世變遷，幾次經歷頒布赦令，裴虔通也倖免於誅滅全族，但不可以讓他再做官，於是下詔將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說：“親自除掉隋朝皇室，開啟大唐江山”，自以為有功，頗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開罪於朝廷，怨憤而死。
（20）太宗對大臣說：“古語說道：‘寬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兩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啞口不言。’養惡草則對好穀子有害，寬赦罪犯則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從朕即位以來，不想屢次發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無恐，動輒觸犯法令。”
祖孝孫修定《大唐雅樂》
祖孝孫，幽州范陽（今河北涿縣）人。仕隋及唐。隋時曾參定雅樂。唐朝初建，軍國多務，未遑改制，燕享均因隋舊制，奏九部樂。直到武德九年（六二六）正月，才令時為太常少卿的祖孝孫修定雅樂，歷時二年半，於貞觀二年（六二八）六月完成。祖孝孫熟習梁、陳、齊、周及隋舊樂、吳楚之音及吳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成《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制十二樂，凡三十二曲，八十四調。旋宮之義，亡絕已久，世人莫能知之，祖孝孫復其舊。《大唐雅樂》的修訂，是唐初政治上統一的必然產物，它打破了南北界限，將南北胡漢音樂熔於了一爐。
太宗再放宮女三千餘人
大事
（1）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2）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並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2）設定六司侍郎，為六司尚書的副職，同時設定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3）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
（3）癸丑（初五），吐谷渾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彥將其擊退。
（4）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4）丁巳（初九），改封漢王李恪為蜀王，衛王李泰為越王，楚王李祐為燕王。
（5）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台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5）太宗問魏徵：“君主如何做稱為明，如何做稱為暗？”魏徵答道：“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是明，偏聽偏信，就是暗。從前堯帝體恤下情，詳細詢問民間疾苦，所以能夠知道有苗的惡行；舜帝目明能遠視四方，耳聰能遠聽四方，所以共工、鯀、兜不能掩匿罪過。秦二世偏信趙高，造成望夷宮的災禍；梁武帝偏信朱異，招來台城的羞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導致彭城閣的變故。所以君主善於聽取各方面意見，則親貴大臣就無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達。”太宗說：“非常對！”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隋朝開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準許賑濟百姓，而讓百姓自己到關東地區尋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國儲備的糧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煬帝依仗著富足的糧食，奢侈無度，終於導致國家的滅亡。只要使倉庫中的糧食足以應付災年就可以了，其他多餘的又有何用呢！”
（6）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6）二月，太宗對親近的大臣說：“人們都說君主至為尊貴，無所畏懼。朕則並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監督，下懼群臣的注視，兢兢業業，還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說：“這的確是達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終，那就好了。”
（7）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系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7）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處理政務沒有比大公無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諸葛亮流放廖立、李嚴到南夷之地，諸葛亮死的時候，廖立悲痛萬分，李嚴哀傷而死，如果不是大公無私能這樣嗎？再如高為隋朝丞相，公正無私，頗識治國之本，隋朝的興亡，與高休戚相關。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們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賢相啊！”
（8）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8）三月，戊寅朔（疑誤），出現日食。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進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從今往後大辟死罪都讓中書、門下省四品以上官員及尚書省討論，以儘量減除冤案。隨即帶囚犯走過，見有岐州刺史鄭善果，太宗對胡演說：“鄭善果雖然有罪，畢竟官銜不低，怎能讓他與其他囚犯同列。從現在起三品以上官員犯法，不必帶來殿前過目，只讓他們在太極宮承天門外東西朝堂聽候處分。”
（10）關內旱飢，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義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10）關內地區大旱饑荒，百姓多賣兒賣女換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宮府庫中的金銀財物贖回被變賣的子女們，送還給他們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詔令說因為上一年連綿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災害，因此大赦天下。詔令大略說道：“假如讓五穀豐登、天下安寧，即使將災害移到朕身上來保全百姓也心甘情願，毫不吝惜。”不久旱區天降喜雨，百姓大為高興。
（11）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詔說：“隋朝末年天下大亂，造成饑荒，屍骨遍野，使人觸目傷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屍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帳於幽州北面，主持東部事務，奚、等數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頡利可汗責備他失去了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紇等打敗欲谷設，頡利派突利討伐，突利的軍隊又吃敗仗，單槍匹馬逃回。頡利大怒，將突利拘禁了十幾天，並鞭笞他，突利從此怨恨頡利，暗中想背叛頡利。頡利幾次向他徵兵，他都不給，向唐朝上表請求歸附。太宗對大臣們說：“以前突厥強盛，擁有百萬兵馬，侵凌中原，卻因如此驕橫放縱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現在請求歸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這么做嗎？朕聽到這個訊息是又高興又擔心。為什麼呢？突厥衰敗則大唐邊境即得安寧，所以高興。然而朕若有過失，日後也會象突厥一樣，能不擔心憂慮嗎？望你們直言苦諫，來幫助朕彌補不足。”
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
頡利可汗發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與大臣們謀劃道：“朕與突利結為兄弟，他有急難我不能不救。然而頡利可汗也與我們訂有盟約，怎么辦呢？”兵部尚書杜如晦說：“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後肯定要背約，現今如不乘其混亂而進攻，以後將後悔莫及。謀取混亂者，侵凌將亡之師，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領率領所轄部落投降唐朝。頡利可汗派使臣來到大唐，請求用梁師都來換回契丹部族，太宗對突厥使臣說：“契丹族與你們突厥是不同的種族，現在來歸順我大唐，你們有什麼理由討還！梁師都本是中原漢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壓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並加以庇護，大唐興兵討伐梁師都，你們總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魚游釜中，早晚要被我們消滅。即使一時消滅不掉，也不會用歸降的契丹百姓去換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司馬劉蘭成圖之，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泄，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內部爭鬥，政局混亂，不能夠庇護梁師都，曾寄書信曉諭，勸他歸降，梁師都執意不從。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長史劉、司馬劉蘭成設法對付他，劉等人多次派遣輕騎兵踐踏梁氏占據區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間計，離間其君臣，其國勢漸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將李正寶等密謀將梁氏抓起來，事情敗露，投奔唐朝，從此梁氏內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劉等知道時機已到，上表請求派兵出擊。太宗派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率兵進攻，又讓劉等據守朔方東城進逼梁氏。梁師都帶突厥兵到了朔方東城下，劉蘭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動。梁氏半夜逃跑，劉蘭成追擊，大敗梁氏。突厥徵調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紹等率兵馬走到離朔方數十里的地方，與突厥兵相遇，奮力拚殺，大敗突厥兵，於是包圍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糧絕。壬寅（二十六日），梁師都的堂弟梁洛仁殺死師都，獻城投降，唐朝以該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孫，認為南朝梁、陳的音樂雜入很多吳、楚的音調；而北朝周、齊的音樂雜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調，於是斟酌南、北方的音樂，又考察古代的音樂，修成了《唐雅樂》，總共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詔令協律郎張文收與祖孝孫共同修定唐樂。六月，乙酉（初十），孝孫等人演奏新樂。太宗說：“禮樂不過是古代聖人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而設施教化罷了，國家政治的興衰隆替，難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說：“北齊將要滅亡時，產生《伴侶曲》；陳國將亡時，又出現《玉樹後庭花》，其聲調悲哀，過路人聽到了都悲傷落淚，怎么能說政治的興衰隆替不在於音樂呢？”太宗說：“不對，音樂能夠觸動人的感情，所以高興的人聽到音樂則喜悅，憂傷的人聽到它則感到悲痛，悲痛與喜悅全在於人的內心，不是由音樂引起的。將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聽到音樂更加悲切。現在這二個曲子都還存在，朕為你彈奏出來，你難道會悲傷嗎？”右丞魏徵說：“古人說：‘禮難道僅指玉帛之類禮器嗎？’樂難道僅指鐘鼓之類樂器嗎？樂的意義確實在於使人心和睦，而不在於聲音本身。”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
司馬光曰：我聽說古代巧匠垂能夠用眼睛測方圓，用內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將自己的技術傳給別人，他能夠傳授給別人的，必定是圓規曲尺罷了。古代聖人不費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獲得治國之道，但卻不能傳授給別人，所能傳授的，一定是禮、樂罷了。禮，是聖人所躬親實踐的；樂，是聖人所喜愛的。聖人遵行正道而喜愛諧和，又想與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傳留百世，於是便製作禮樂。所以工匠手拿垂所傳授的圓規曲尺去製作器物，這也就是垂的功勞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禮樂來治理國家，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離今世已很久遠，後代人們看見他們的禮而知道他們的行止，聽到他們的樂而知道他們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於當世，這不是禮樂的功勞嗎？
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稱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台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則韶、夏、、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雲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
禮樂有內在的本質，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為禮樂之本，儀節聲音為禮樂之末，二者不可偏廢。先代賢明的君王謹守禮樂之本，一刻也沒有離心遠去，篤行禮樂的外在形式，軀體一刻也沒有遠離它。興起於閨閣家門，顯達於朝廷，廣被於鄉野近鄰，通達於諸侯，流播於四海，從祭祀戰爭到飲食起居，都離不開禮樂。長此以往數十百年，然後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沒有禮樂之本而只有禮樂之末，一日行禮樂而百日捨棄禮樂，想用禮樂來移風易俗，實在是難。所以漢武帝設定協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說不美，但仍不能不下傷感的罪己詔。王莽設立執掌天地四時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呂之音，不能說不精確，但仍不能挽救漸台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之聲，不能說不詳盡，但仍不得消弭平陽的災難。梁武帝設立四器，調理八音，不能說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恥辱。這樣看來，舜、禹、、周武王時的韶、夏、、武四樂，即使都保存於當世，如果德行不足以與它們相稱．並不能感化一個人，更何況普天之下的民眾呢！這如同拿著垂的圓規曲尺而沒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製成，最後一無所得一樣。況且齊、陳的淫蕩昏庸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朝庭，又怎么能改變一個時代的哀樂呢！太宗說政治的興衰隆替不在於樂，為什麼講話輕率，非難聖人又如此果斷呢？
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禮並不是指威儀而言，然而沒有威儀則禮難以施行。樂並非指聲音而言，然而沒有聲音則樂難以表現。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則不能稱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說：“禮沒有內在的本質不能成立，沒有外表的形式無法施行。”怎么能因為齊、陳之音對當世無效而說樂無益於治亂呢，這與看見拳頭大的石頭而輕視泰山有什麼不同！如果象上述這種議論所說的，則五帝、三王的作樂均為虛妄。“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暫付之闕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對親近的大臣說：“朕翻閱《隋煬帝集》，見其文辭深奧博雅，也知道推崇堯、舜而非議桀、紂，然而其行事為何與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雖然是聖哲之人，也應當虛心地接受別人的諫議，所以智慧的人奉獻他的謀略，勇武之人竭盡其勇力。煬帝恃才自傲，驕矜自大，所以口誦堯、舜的言語而身行桀、紂的作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於覆滅。”太宗說：“前事不遠，當成為我們的借鑑。”
（15）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15）長安地區出現了蝗蟲。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門北面的禁苑，看見了蝗蟲，拾取幾隻蝗蟲，禱祝說：“百姓視穀子如生命，而你們卻吃它們，寧肯讓你們吃我的肺腸。”舉手想吞掉蝗蟲，身邊的人勸諫道：“吃髒東西容易得病。”太宗說：“朕為百姓承受災難，為什麼要躲避疾病！”於是吞食掉蝗蟲。這一年，蝗蟲沒有成為災害。
（16）太宗說：“朕每次臨朝聽政，想要說一句話，都要再三思忖，擔心給百姓造成傷害，所以不多說話。”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說：“我的職責在於記言，陛下的每一個過失，我一定要記上，陛下有過豈止有害於當今，恐怕還會讓後人譏笑。”太宗高興，賜給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17）太宗說：“梁武帝君臣只是會談論佛教的苦行與空寂，侯景之亂，百官不能夠騎馬。梁元帝被北周的軍隊包圍，還在講論《老子》，百官穿著戎裝聽講。這些深足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認為這如同鳥長翅膀、魚得活水，失去它們將要死去，不可片刻沒有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