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兩型社會
- 內容：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 提出時間：十六屆五中全會
- 試點區域：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
- 和諧理念：城鄉統籌、人地協調
- 核心：可持續發展
含義,提出,努力方向,成功案例,發展研究,意義,
含義
提出
十七大會議之後，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被國家確定為“兩型社會”試驗區並被賦予先行先試的政策創新特權。這方面集工業、能源、農業和交通優勢於一體的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無疑具有很高的試驗價值，以“兩型社會”試驗為突破口，將全面提高兩大城市圈的整體素質。長株潭城市群位於湖南省東北部，湖北、湖南均以湖泊眾多聞名，東湖、梁子湖、洪湖以及大別山地區是武漢城市圈兩大生態板塊，環洞庭湖地區和湘西地區是長株潭城市群兩大生態板塊，兩地共有近900公里的長江防洪堤。長株潭城市群南北之間以及武漢與周邊城市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經濟發展結構差異，東西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經濟發展梯度差。比如，武漢與黃岡人均GDP相差近5倍，武漢擁有良好產業基礎和科教研發實力，周邊城市腹地則擁有較為寬鬆資源和較低開發成本。
努力方向
如何按主體功能區要求，根據資源環境承載條件，進行科學合理開發、綜合利用、集約使用資源，如何把中心城市發展同周邊城市腹地開發與保護生態結合起來，如何統籌城鄉發展逐步實現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既是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需要及時面對、尋求突破性破解的重大問題，也是湖北、湖南兩省乃至中部地區和全國其他區域需要共同探索的重大問題。湖北湖南被確定為兩型社會的優先試驗區,湖南湖北毗連一區,有豐富的資源優勢,經濟發展方式相同點眾多,互補性強大,交通區位優勢明顯,一系列的國家改革政策的制定更加確立了湖南湖北兩型社會,即資源節約性,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立!
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均根據區域發展現狀、發展要求及承載能力，按主體功能區要求劃分禁止開發、限制開發、遠景開發、規劃期內可建設和已建成五類區域進行有序開發，按最佳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進行分類管理。
強調集約
如長株潭摒棄了傳統的攤大餅模式，按照緊湊布局、生態隔離的組團式、友好型、集約化發展的新理念，將核心區規劃為以長沙為主，株洲、湘潭為副，相關地區保留大片綠地的“一主兩副環綠心”結構，構成組團特色鮮明、內在聯繫緊密的大都市區。
追求和諧
按照城鄉統籌、人地協調的和諧理念，突出了城市生態和城市環保，提出了一套高品質人居環境建設的指標體系。
加大節能減排力度
成功案例
2007年12月14號，國家發改委正式批准武漢城市圈為全國“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短短兩年間，圈內城市積極主導，地方政府傾力推動，中央部委殷切支持，大型企業激情投身，先行先試的武漢城市圈建設，在荊楚大地呈現勃勃生機。
2008年8月，國務院批准武漢城市圈建設總體方案。從重大項目到部省合作，從一體化探索到體制機制創新，短短兩年間，武漢城市圈按照 “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總體要求，全方位推動了該市在融入武漢城市圈過程中的產業配套、基礎設施對接等方面的的探索，同時，作為加速推進“兩型社會”的鹹寧大畈核電項目前期已經啟動，鹹寧成為中心內陸首個建設核電地區，在“兩型”道路上迅速起步。
機制創新 ，奠定可持續發展根基
兩年間，武漢城市圈以體制創新為突破口，以大東湖生態水網、梁子湖生態保護等工程為重點，率先在中部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創新環境保護機制；以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武漢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建設為重點，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發揮引領與示範作用。一體化，邁開對接腳步
兩型社會
兩型社會兩年間，城市圈九城市主動融合，圈域產業最佳化整合風生水起，從武漢出發，4條城際鐵路全面開工，一小時經濟圈呼之欲出；商業企業上山下鄉，農超對接，連鎖經營，城鄉現代流通一體化，科教文衛資源聯動共享，武漢城市圈在基礎設施、產業布局、城鄉建設、區域市場、環境保護“五個一體化”全力推進。
重大項目， 托起城市圈建設新景
兩年間，在湖北省聯合發展投資公司這個嶄新的投融資平台上，政府部門、大型國企、民間投資共同奏響城市圈建設的新樂章，以此為依託，城際鐵路、武漢新港、大東湖生態水網、花山生態新城等一個個響噹噹的大項目紛紛啟動。在全國7個綜改區中，武漢城市圈重點項目投資額度之大、投資節能環保產業項目之多、投資項目進展之快可圈可點。
部省合作， 在全新平台上聚合能量
兩年間，先後有67個國家部委與湖北展開省部共建，密集簽訂的協定表明，國家力助武漢城市圈走“兩型”道路。
湖北省武漢城市圈綜改辦專職副主任 王培錦:"武漢城市圈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全面展開,在重大項目全面開工,在五個一體化方面,城市的融合度進一步提高,這個就為武漢城市圈的發展,乃至全省經濟的發展,推進“兩圈一帶”戰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發展研究
“兩型社會”建設與轉型創新發展研究
一 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與轉型創新發展路徑選擇
1.世情國情發生深刻變化
從世情看，當今時代，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調整和變化。雖然全球經濟顯露復甦的跡象，但國際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不斷加深，實現世界全面復甦還是一個長期艱難曲折的過程。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世界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步伐加快，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正在孕育，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推進。在一個互聯互通的網路世界裡，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我們要能夠把握好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定位，找準能夠搶占的競爭制高點和增長點，就必須密切關注國際經濟新動向，把握科技創新產業革命發展新趨勢，著眼於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和產業格局的新變化，站在新起點上，抓住新機遇，迎對新挑戰，實現新崛起。
從已經出現的新動向來看，可概括為下述幾個方面：
一、是謀劃全新布局，重回實體經濟。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製造業大量外移，造成國內產業空心化。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沉重打擊和長期經濟下滑之後，美國朝野認識到，以金融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歐巴馬政府投入巨資主導產業結構調整，大力吸引美國跨國公司重返美國設廠或將工廠搬回美國，並引導和鼓勵6個頂尖大學和八家製造業組成先進制造業合作聯盟、鼓勵和呼籲美國企業、大學及政府之間加強合作，共同奪回全球尖端科技製造業（包括生物技術、機器人及納米技術）的領先地位。德國強調要維持其在重型機械、高端製造等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英國政府也推出重振製造業戰略，擬通過科技創新和低碳技術實現傳統工業的升級改造。
二、是布局新興產業搶占新一輪科技制高點。新一輪由國際金融危機推動的世界性經濟大調整，已經引發了搶占新科技制高點的激烈競爭或大競賽。已開發國家的核心戰略旨在運用手中尖端技術打造高端核心製造和相應的服務業從而保持國際競爭的優勢地位。經濟結構調整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資金大量投向高科技企業。美國新興產業布局的重點是新能源、節能環保、無線網路和智慧地球、大數據、航天等。歐盟委員會在2010年3月公布了指導歐盟今後發展的“歐洲2020年戰略”，提出今後10年的發展重點和目標，旨在將“綠色技術”、“數位化”和其高技術提高至全球領先水平，並決定在2013年之前投入1050億歐元資金髮展綠色經濟。英國啟動一項批量生產電動車、混合燃料車的“綠色振興計畫”，並加強生物製藥、新能源產業競爭的優勢。德國政府批准了總額為5億歐元的電動汽車研發計畫預算，並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各類節能環保技術，明確提出2020年綠色能源將會占能源總需求35%的發展目標。當今世界各國和地區在加大科技創新和發展新興產業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都主要把生物科技、新能源、新一代網路信息技術、新材料、微電子、空間技術、環保產業、機器人等作為新的經濟成長點。這將引領一輪新興產業革命，推動全球形成新的產業鏈及世界市場，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將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是日趨突出的新貿易保護。在新的形勢下，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時有發生。美國對中國採取的“雙反”調查或制裁，就涉及晶體矽光伏電池和組件產品、套用級風電塔產品、紡織品、鋼鐵、鋁、輪胎、檸檬酸及檸檬鹽、多層實木地板等多個製造行業。一些西方國家對進口提出了“碳關稅”、“碳定額”的要求，綠色堡壘逐漸成為維護本國利益的新手段。
從國情說，我國正處在一個新起點或新的轉折點上。
一是，中國製造低成本的競爭優勢正在逝去，需要重塑競爭新優勢。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依賴要素組合的低成本，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和出口了大量的低附加值產品，支撐了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由一個低收入國家上升到中上收入國家，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對外貿易的第一大經濟體。然而在“十一五”時期這種低成本競爭優勢已開始減弱，並將逐步逝去。首先是勞動力資源無限供給的狀況發生變化。自1980年到2003年，普通勞動者（包括農民工）工資一直徘徊在生存線上。2003年在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隨之也出現了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2010年在全國發生了普遍漲薪潮。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適齡勞動人口的數量已開始下降，比有些專家所預計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停止增長”早了4年。城市和農村都已經出現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我們已經步入到一個面臨勞動力供給結構性短缺和勞動力結構性失業的雙重壓力的新階段。
同時，要素組合中的土地、水、能源等資源供給的低成本和生態環境侵蝕的零成本導致的粗放型、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發展模式已不能為繼。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總結拉美東亞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經驗時提出的概念。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等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均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這些國家仍然處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發展之間的發展階段，只有韓國、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少數國家和地區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將“中等收入陷阱”定義為：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又將它們向高級收入經濟體攀比是否能重複使用的，進一步的增長被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成長階段徘徊期。2010年又進一步闡述為：幾十年來，拉美和中東的很多經濟體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這些國家始終掙扎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之中，不能提升價值鏈和開拓以知識創新產品與服務為主的高成本市場。這些國家依靠低工資成本和資本的投入跨越了“貧困陷阱”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但這種粗放型的經濟成長導致貧富之間、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使消費嚴重不足，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失衡，造成經濟成長的驅動乏力。在這個階段如果仍然適用已有的經濟戰略和增長機制，而不能實現全面的轉型發展，勢必造成經濟成長的徘徊停滯 。
我國依賴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和投資拉動、出口導向戰略，實現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取得巨大成功。但同時也凸現出一些深層次不平衡、不協調、難以持續的尖銳矛盾，經濟結構失衡，社會建設滯後，階層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至部門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拉大，社會保障不健全，造成普通百姓的“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社會矛盾突出。在中期或更長的時間，我們將面臨外需下滑與內需不足的雙重壓力，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漸失去，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的嚴峻挑戰，確實面臨能否跨越人均GDP5000美元到11000美元這道“坎”，步入高收入國家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2010年7月，人民論壇就“中國能否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對社會公眾和各領域相關專家進行了一次大範圍的調查，結果顯示70%的社會公眾信心指數低於50%。專家持謹慎樂觀態度的為52%。
三是，我國發展的基本面並未改變。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到，雖然世情國情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變，我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條件也沒有變。首先，最明顯的基本條件是城鎮化。2011年我國城鎮化雖然已超過50%，總的看仍然滯後，不僅低於已開發國家，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據有關部門測算，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可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城，進而帶動1000億元的消費需求，相應增加的投資需求更多。其次是我國地域遼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遠遠沒有完成。就交通來說，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還需要再集中20-30年的快速建設，才能基本形成覆蓋全國的大路網框架。第三，相適應的工業化的重工業發展階段還有一段路要走。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在於能否在中期或略長一點時期能夠從低成本粗放型的發展方式轉變為集約型內生增長的創新驅動發展方式，形成競爭的新優勢。
2.區域階段性發展特徵與轉型創新發展路徑選擇
我國“十二五”時期從總體上說處於由要素驅動型的發展模式向創新型的發展模式轉變的關鍵性階段。但由於東中西發展水平的梯度差，階段性的發展特徵不同，轉型的目標和路徑也必然有較大的差距。東部沿海區域，改革開放優先發展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依賴低成本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快速發展，已步入工業化後期階段，由工業主導的經濟結構向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型。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大都市，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步入高收入區域，向後工業化轉變。
中部正處於工業化加速發展的中期階段，完成工業化還有一段較長路要走。30年來的快速發展雖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從總體上說還處於不發達狀態或從不發達向發達的轉變過程。同東部發展的主要區別：一是從轉型目標來說，主要是高消耗、高排放、不可持續的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向低消耗、可循環、低排放、可持續的新型工業化發展模式轉型。二是從產業競爭優勢來說，低成本的產業競爭優勢在東部已經消失，但在中部還會延長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雖然近兩年來中部的企業也日益感受到要素成本上升和利潤空間減少的壓力，但與東部比較，在勞動、土地等資源價格上仍具有低於東部的優勢和較大的發展空間。在國家政策支持下，沿海和境外製造業向中西部轉移已成為時代的潮流，這是中部崛起難得歷史機遇。由於湖南具有“內陸前沿和沿海後方”的區位優勢，更能夠在實現跨越式發展上贏得先機。三是由於中部重工業主導的工業化發展階段還會延續一段較長的時間，不論是從要素驅動還是需求拉動來說，投資對發展都會起著重要的拉動作用。
但是，如果放眼全球，著眼於世界科技發展和產業革命新趨勢，就必須堅持推進創新型國家、創新型湖南建設，經濟發展儘快的走上創新驅動的軌道，大力推動“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在全球經濟分工中形成產業競爭的新優勢。就地處中部的湖南來說，如何在轉型創新發展中，既充分發揮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又加快形成產業競爭的新優勢；既發揮投資拉動的重要作用，又能夠提升民眾的消費率，提升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這就是我們面臨的轉型創新發展的路徑選擇。
我認為在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新時代，轉型應該走不同類型產業間的融合、互動和包容性發展之路，在融合發展中提升，在包容性增長中轉型，在轉型發展中崛起。
當今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深入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從產業層面說就是不同產業的邊界發生交叉、延伸和融合。傳統產業、傳統行業的邊界是十分清楚的，這種產業分工使得政府在劃分、管理行業、企業的過程中能夠比較剛性、明確地通過制度、規則來加以執行，並制定出相應的產業政策和管理體制。但是隨著信息技術網際網路的普及套用，特別是新一代信息網路技術的出現，信息化向以可視化、泛在化、智慧型化為主要特徵的高端發展，不僅三次產業之間出現混合與交融，在產業內部的各個行業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出現也層出無窮。如將新興的產業技術套用於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這種改造深化的過程也就成為傳統產業升級的過程。反過來說這種傳統產業升級的過程，也是為新興產業發展創造新市場、新需求的過程，轉變為新興產業發展的推動力。就投資來說，如果這種投資能夠帶來新的技術和新的管理經驗，就其形成的固定資產來說，它起到了投資的拉動作用，但就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來說，又生長出創新驅動力和新的競爭力。如果這種投資是投入民生工程，那么它產生投資拉動作用的同時，又能提高最終消費率，反作用於調整產業結構。同時，從綠色發展來說也是如此，如果用綠色低碳技術改造高消耗高排放產業，這種改造的深化過程就是高碳產業向低碳化運行轉變的過程，反過來說這個由“黑”轉“綠”也是為新興的節能環保產業、能源管理新興服務業發展創造新市場、新需求，構造新動力的過程。現階段，湖南經濟成長主要靠投資拉動，2011年投資對全省經濟的貢獻率高於60%。但投資結構在加大調整和最佳化。2012年上半年，全省技改投資增長32.5%，占全省投資總額的39.3%。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增長87.9%，占工業投資比重的9.5%。同時農業投資增長60%，服務業投資增長100%以上，民生和生態環境投資增長40%以上。
長株潭城市群不僅是國家“兩型社會”建設綜合改革試驗區，也是國家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試驗區和“三網融合”試驗區。同時文化與科技融合、金融與產業融合、旅遊與文化融合、軍用與民用融合等蓬勃發展，將會不斷產生新的增長點，孕育新一輪競爭優勢的成長與形成，在2020年之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我國的高收入區域， 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發展，也極需促進社會和諧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所以，我認為湖南轉型創新發展應走融合、互動和包容式發展的路徑。這條路徑也就是智慧型、綠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之路，是一條改革發展成果能夠惠及所有人群之路，人與社會自然和諧共處良性循環的發展路徑。
意義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讓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每個企業、村莊、單位和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必須建立在最佳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那么這樣的“綜改區”，也就是以節能降耗、保護環境為核心要素的改革試驗區。在這方面，武漢城市圈的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一體化規劃已經很好地體現了這個核心。
環境友好型社會是由環境友好型技術、環境友好型產品、環境友好型企業、環境友好型產業、環境友好型學校、環境友好型社區等組成。主要包括：有利於環境的生產和消費方式；無污染或低污染的技術、工藝和產品；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無不利影響的各種開發建設活動；符合生態條件的生產力布局；少污染與低損耗的產業結構；持續發展的綠色產業；人人關愛環境的社會風尚和文化氛圍。
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資源利用的效率依然十分低下。據統計，中國的GDP占全球4%，而煤、鐵、鋁等的消耗占世界的30%以上。而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帶給地方環境的壓力相當大。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在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是從我國國情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決策。
“兩型社會”的定義於房地產行業而言，同樣意味著幾個發展方向的衍生：住宅節能標準將被加強，節能建築將成為樓市發展主流；七成用地集中於民生的土地政策，或將得以有效推進，即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限價房(限面積房)、普通商品房等開發速度和比重將逐步加快、加大；高檔別墅用地將受到一定限制，高檔別墅供應將逐步放緩；土地浪費等問題將被擺上政策戰略性位置；住宅配套設施建設標準將從嚴，建築成本或將隨之上漲。
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的約束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我們國家經濟結構要面臨轉型，即從過去那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產出”轉變。中部地區作為國家重要的能源產出地區，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在全國來說顯得更加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在中部的改革試驗區提出“兩型社會”建設目標，是一種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考慮。兩個中部試驗區的獲批，將成為“兩型社會”的重要示範基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