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時期（年號元嘉），宋文帝在繼承和延續宋武帝劉裕生前推行的多項改革政策的基礎上開創的一個盛世，因其政治較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榮經濟文化的各項政策，從而出現了短期內經濟終於有所恢復，人民生活較為安定的政治局面。
這一時期劉宋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均得到較大的發展，謝靈運、劉義慶、鮑照、裴松之、范曄、顏延之、祖沖之、何承天等對後世文化影響深遠的名人都活躍在這個時代，建康文學史論在這一時期發展到巔峰，《世說新語》，《後漢書》，《三國志注》等曠世名著誕生於這一時期，元嘉之治開創了魏晉以來最好的社會局面，也是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
《宋書》贊曰：“三十年間，氓庶蕃息......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
基本介紹
背景,形成發展,劉裕改革,劉義隆再續,評析,文化成就,創建四學,史學,文學,科技,藝術,衰敗,評價,
背景
宋武帝劉裕由於出身底層，深知底層百姓的疾苦，從他掌權到稱帝前後，在政治上他體恤民情，集權中央，整頓吏治，重用寒門，以策試選拔官吏，彌補九品中正制的缺陷，廢除苛法，輕徭薄賦，賑濟窮人，打擊豪強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併土地，還地於民。主持“土斷”，並精簡許多僑州郡縣，擴大政府的賦役對象，同時發展教育，大力籠絡文人，弘揚文化，廣收圖籍和書籍。在軍事上，由於宋武帝劉裕在晉末，南征北討，平定孫恩、盧循、劉毅、司馬休之等軍閥勢力，又滅桓楚，西蜀、南燕、後秦等國，使劉宋疆域的北部防線到達潼關、黃河一帶，為江淮流域的百姓休養生息提供了北方大片緩衝的屏障地帶。公元422年，在位僅三年的宋武帝劉裕死後，長子劉義符即位，兩年後，被輔政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因嬉戲失德殺劉義符，立劉裕三子宜都王劉義隆，史稱宋文帝。宋文帝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宋書·良吏傳序》)，在位三十年勵精圖治，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開創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史稱“元嘉之治”。這一時期劉宋與北魏雖多次交戰，但宋魏交戰都是發生在北方的河南和淮北地區，南方的淮南和江南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
學界一般認為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敗導致“元嘉之治”衰敗。但其實，作為一種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敗於太子劉劭弒殺文帝後，劉劭之亂標誌著經宋武帝和宋文帝兩代人的努力才構造的士族，庶族，宗室互相制衡以及中軍與外軍互相牽制的平衡體系被徹底打破。宋孝武帝即位後對元嘉時期制度進行了系列改革，力圖恢復宋文帝元嘉時期的繁榮，官制方面，他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衛，設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取消郡縣官入仕年限、縮短其任期，將服親相臨制度擴大化、制度化。政區方面，他分割荊、揚，復立南兗、兗和南豫三州。統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經濟方面，他推行土斷，獎勵養馬，限制封山占水，改鑄錢幣，設立台使。但作為一種政治局面的“元嘉之治”已經一去不復返。
形成發展
劉裕改革
宋武帝劉裕從他掌權時起，到他代晉做了皇帝，曾對當時積弊已久的政治、經濟狀況有所整頓。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 一、整頓吏治，他當時罷掉或處死的官吏有許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親信、功臣中有“驕縱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嚴厲懲罰，甚之處死。 二、重用寒人。東晉時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權一直掌握在王、謝、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選拔官吏，主要依據門第，所謂“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選出的官吏多是無才無識之輩。劉裕掌權後，下令改變這種狀況，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時的精神選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劉穆之、檀道濟、王鎮惡、趙倫之等。 三、繼續實行“土斷”，抑制兼併。劉裕於義熙九年（413年）再次實行“土斷”政策。除南徐、南兗、南青三州都在晉陵（今江蘇鎮江、常州一帶）界內，不在土斷之列外，其餘都依界土斷。多數僑置郡、縣被合併或取消。在戶籍上，不再分土著和僑人。對於勢家大族隱藏戶口的，嚴厲清查。還禁止豪強封錮山澤、亂收租稅，人民可以任意樵採捕撈。 四、整頓賦役制度。劉裕下令嚴禁地方官吏濫征租稅、徭役，規定租稅、徭役，都以現存戶口為準。凡是州、郡、縣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據屯田、園地的，一律廢除。凡宮府需要的物資，“與民和市”，照價給錢，不得徵調。還減輕雜稅、徭役等。劉裕對政治、經濟的整頓，為元嘉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雛形。
劉義隆再續
宋武帝劉裕死後，長子劉義符即位，兩年後，大臣徐羨之等殺劉義符，立劉裕三子劉義隆，史稱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宋文帝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戶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有所發展，經濟文化日趨繁榮，由是“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文帝劉義隆多次下令勸課農桑，獎勵墾荒，採取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發展生產。劉宋前期20多年間，戰爭較少，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出現了“元嘉之治”的繁榮景象。
宋文帝劉義隆
宋文帝劉義隆評析
文化成就
創建四學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處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雞籠山開館，聚徒教授。文帝幾次親到學館，聽次宗講學。同時，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與雷次宗的儒學合稱四學。
史學
史學上，這一時期裴松之、裴駰、裴子野並稱為“史學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國志注》最為著名。史書記載，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裴松之為之作補註。《三國志注》對後世注釋史學影響深遠。同時，這一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范曄著《後漢書》，該書與《史記》、《漢書》和《三國志》並稱為“四史”。
三國志注
三國志注文學
文學上，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筆簡潔俊秀，記錄了魏晉人物數百位，後者無出其右，成為六朝志人小說的代表之作。
“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此外，范曄窮盡二十年心血所著的《後漢書》，因為資料翔實，文才橫溢，被後人稱為“良史”並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四史”。
科技
科技領域，宋政權雖然短暫，卻同樣留下了燦爛的光芒。醫學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宋文帝時，政府設定了太醫博士、太醫助教等醫官，專門負責醫學教育工作。宋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製成《元嘉歷》，此曆法比以前的曆法更加精密，推動了中國曆法的發展。不過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應該是劉宋末年的著名科學家祖沖之。他經過艱苦的研究，終於將圓周率推演到小數點後7位，這一傑出成就領先了歐洲1000年之久。成為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座豐碑。此外，他還製造了指南車、發明了使用機械開動的“千里船”，還有他發明的“水碓磨”極大地提高了農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動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祖沖之
祖沖之藝術
此外，書畫、圍棋、佛教、道教等也在這個時候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給後世都留下了極大的影響。
衰敗
宋文帝憑藉富強的國力，經常出兵擊魏，想收復黃河以南土地。430年，遣將北伐，魏人斂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繼續進取，兵力並不足堅守。至冬，魏人大舉南下，所得之地復失。魏太武帝勇武善戰，統一黃河流域後，有吞併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兩個全盛的國家，爆發了決存亡的大戰爭。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騎十萬攻宋懸瓠城（河南上蔡縣東），宋將陳憲堅守苦戰，魏軍死傷甚重，敗退。接著，宋文帝發大軍，分水陸數路北伐，魏太武帝也發兵號稱百萬渡黃河來應戰。宋將王玄謨率主力軍攻滑台，被魏主力軍擊敗。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軍，收復陝城和潼關。宋文帝因王玄謨潰敗，召還柳元景等軍。四五一年，魏軍乘勝攻彭城，徐州刺史劉駿（宋文帝子）決心堅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軍南行，攻盱眙城（江蘇盱眙縣）不克，又率軍南行直到瓜步（江蘇六合縣境），聲言要渡長江。宋沿江戒嚴，每戶都得出丁男來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糧，前面有大江，後面有宋兵堅守城鎮，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眙，向宋守將臧質求酒，臧質給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屍體高與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這次大戰爭，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進攻中原，失敗是難免的。宋文帝並無戰爭經驗，每次出兵作戰，總要預先制定計畫，限制將帥的機動性。交戰的日期和時刻，也必須由宋文帝親自決定。朝廷離戰陣路途遙遠，常常坐失時機，這也是遭致失敗的一個原因。魏是野蠻的國家，每次作戰，總是驅迫漢民在前陣，鮮卑騎兵在後面馳逐，漢民前進得慢一點，就被騎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殺宋民異常殘酷，少數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運，多數人都被殺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鮮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給臧質信里說，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國人（鮮卑人）。攻東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殺死這些人，省得他們在我國內作亂，對我只有好處，你盡力殺吧！魏兵作戰就是這樣消耗大量非鮮卑人的生命來進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敗，儘量發泄了他的所有野蠻性。宋朝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壞。魏兵一見丁壯人就殺，刺嬰兒在長矛上，舞矛以為戲樂。擄去生口（被捕獲作奴婢的人）一萬多人，聽說宋兵來追，把生口全部殺死。魏各軍又捕捉宋民，驅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餘家，有的捕得五萬餘家。魏兵經過的郡縣，房屋被燒毀，變成一片白地，春燕歸來，只好在樹上造巢。宋從此國力大損，魏兵馬死傷也過半數，南北兩朝都疲憊，不敢再輕易較量兵力。
元嘉之世，本來稱為南朝富庶的時代的，經此一役，就元氣大傷了，而北強南弱之勢，亦於是乎形成。
評價
司馬光評論宋文帝時說：“上聰明仁厚，勤於聽斷，江左之治稱元嘉焉。”又稱：“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稽古錄》卷十四）。這些評論，可以說，都符合基本情況。《資治通鑑》（卷一二一）中載有宋文帝給他弟弟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恭的書信說：“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工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荊州）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貓，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復何由知眾事也。”《資治通鑑》記載這一書信，實際是在敘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歷史上確是難得的。
宋文帝為政，抓了幾件大事。他屢次下詔減免租稅（《宋書·文帝紀》）。儘管這一減免的範圍和程度是有限的，雖然主要是對人民積欠的減輕，但人民卻多少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二是鼓勵農桑。東晉末年以來，南方經濟在政局動亂中受到損害。宋文帝時，“農桑情業，游食者眾，荒菜不開”的狀況，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詔，號召他的巨民“鹹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並把勸農成績的好壞與仕途升遷聯繫起來，“若有力田殊眾，歲竟，條名列上”（《宋書·文帝紀》）。宋文帝鼓勵農桑的效果是較為顯著的，一些廢棄田地被闢為良田，農民的積極性也有所提高。
經過劉裕父子的努力，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宋書·武帝紀》）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書·良吏傳序》）這一派歌舞昇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難免帶有封建史家過於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說，元嘉時期確是南朝最安穩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