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今古學派
- 介紹：研究經傳的兩大學派
- 亦稱：今文家和古文家
- 西漢經學：初無古文與今文之別
簡介,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經今古學之爭,
簡介
今古學派，是指儒家經學中的兩個學派，即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
研究經學的兩大學派。秦朝時，始皇焚書，使許多經書亡佚。西漢初年，官方乃請遺老、長者口授經書，而以當時所使用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以古籀文書寫，稱為「古文」。又河間獻王亦稱其得古文經傳。當時經師多不信古文。東漢末，服虔、馬融、鄭玄皆尊習古文，古文經學遂昌盛。今所傳十三經註疏，多取古文學派之說；西漢今文學說，僅存公羊傳的何休注。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間的爭論雖然由來已久，但冠以學派之名則是晚近的事。據錢穆、李學勤等學者的研究，晚清以前的學者雖常常論及古文經書、今文經書，且做了大量考證與辨偽工作，—但卻沒有以今文、古文來分派。以今文、古文來分派的始作俑者是近代的廖平，廖平於1886年撰《今古學考》，提出漢代經學分為今文、古文兩派，彼此對立，如同水火，“西漢今學盛，東漢古學盛”，及至鄭玄，兩派歸於渦滅。這以後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強調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區分，他的觀點，明顯是受廖氏啟發再加發揮而成的。自此以後，學術界一般接受了這個說法。
從歷史上看，“古文”與“今文”對舉，始見於《史記》。司馬遷除提及“古文《尚書》”（《儒林列傳》篇）外，還聲稱“余讀《春秋》古文”（《吳太伯世家》篇），但他沒有提出古文經與今文經對立的概念。至班固撰《漢書》，沿襲劉歆《七略》的圖書分類法，正史志書開始劃分今文經與古文經兩類。所謂“今文經”，是指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即當時今文）寫成的經籍；而“今文經學”，就是指對今文經典所作的章句訓訪與經義的闡釋解說。所謂“古文經”，是指用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文字寫成的經籍；古文經之“古文”，有其嚴格的時間與地域限定，它既與春秋時期文字有別，更與殷、周之世文字殊異，此外還有魯、齊、梁、楚等地文字間的差異；而“古文經學”，就是指對古文經典所作的章句訓詁與經義的闡釋解說。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不僅在經籍文字的字型上明顯不同，而且在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籍中有關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也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所以會出現，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直接相關。秦王朝建立後，為了強化專制君主集權統治，秦始皇在採取了“書同文，車同軌”等重要措施之外，實施了統一思想的文化政策，而“焚書”就是其體現之一。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借博士官淳于越批評秦朝不行分封制之由，提出了“焚書”之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十日不燒，溺為城旦。所以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記，秦始皇本紀》）“焚書”後在朝廷還有藏書之府，由“博士官所職”，所以“秦火”之餘尚留有少量《詩》、《書》等典籍。公元前206年，項羽引兵西屠鹹陽，燒秦官室，大火三月不滅，把秦秘府所藏之書統統燒光了。由於經籍的被毀，從西漢起陸續出現的殘存經籍，就開始有了今古文之分。
今文經學
西漢初期，五經本子“復見”，各種各樣的帛書本子甚多，但尚無系統完整的定本。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的竹簡《周易》、《詩》，以古代實物資料證實了這一點。漢初今文經學主要在地方上傳授，按其性質而言，屬於儒家私學。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經博士，其所立博士均屬於今文經學，標誌著今文經學由民間私學轉變為朝廷官學。此後，在兩漢時期，今文經學基本上也就是博士經學或太學經學。漢武帝所立的五經博士，據《史記·儒林列傳》載：“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葘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這裡所記，實際是指漢初以來的五經傳授系統，並非武帝所立的五經博士。據《漢書·儒林傳》的贊中記：“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這裡，五經僅舉四，通行的觀點認為《詩》在文景時期已立魯、韓、齊三家，故不舉。因此，漢武帝所設五經博士，實際為五經七家博士，即：《詩》立齊、魯、韓三家，《尚書》歐陽氏，《儀禮》後氏，《易》楊氏，《春秋》公羊氏。七家各設一員，有缺輒補，正常情況是七名博士。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又為博士官置正式的弟子員。到漢宣帝黃龍元年（前49），增五經博士為十二，即：《詩》齊、魯、韓三家，《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禮》後氏，《易》梁丘、孟、施三家，《春秋》公羊、毅梁二家。東漢初期，光武帝建武年間立今文十四博士，即：《詩》齊、魯、韓三家，《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禮》大戴、小戴二家，《易》梁丘、孟、施、京房四家，《春秋》“公羊學”嚴、顏二家。這是今文經學的極盛時期，今文經學作為兩漢時期的官學，主要就是依附於博士制度而發展的。博士定員的日益擴大，人數日益增多，他們秉承師法，演繹家法，推動了今文經學的繁榮。與此同時，太學也隨之大大發展，太學的學生從武帝初置弟子員五十人起，以後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代有增加，西漢最多時達三千人。王莽時代，人數亦很可觀（但其中含有古文經學）。自東漢光武帝以後，歷經明、章、和、順諸帝，太學教育繼續發展，到質帝時太學生競多至三萬人左有。東漢後期，今文經學開始走向衰微。一直到清代中後期才開始恢復。十八世紀中晚期，常州學派的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宋翔鳳等開始重視今文經學中《春秋》“公羊學”的研究。以後，屬於常州學派的龔自珍、魏源以經術譏切時政，他們打出《春秋》“公羊學”旗號，借經學議政事、改風俗、思人才、正學術，推動了今文經學的發展。到了近代，戴望、廖平、皮錫瑞、康有為等也大力提倡今文經學。尤其是康有為，利用今文經學來作為其鼓吹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把今文經學與當時救亡圖存的政治目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古文經學
秦始皇“焚書”，作為戰國時期經籍的古文經書遭到了大浩劫，但還是有一小部分被藏匿而保存了下來。古文經典在漢初主要通過三種途徑被重新發現的。⑴是從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未，魯共（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碧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古文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這裡，“武帝末”當記，應作“孝景帝時”（參見清人閻若駭在《尚書古文疏證》中之“考訂）。⑵魯淹中古文經典的發現。《漢書·藝文志》載：“《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所謂“淹中”，《漢志》注引蘇林門：“里名也”，即魯（曲阜）—處“里”名叫“淹中”。⑶河間獻王劉德蒐集的古文經書。《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劉）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5）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上述三大發現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尚書》、《禮經》、《周官》三種。至於《毛氏詩》、《左氏春秋》等，漢初在民間一直流行著，並不屬於新發現的古文經典。自西漢晚期開始，古文經學的振興是與劉歆的積極倡導分不開的。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命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內秘府藏書）。劉欲也受詔協助校理圖書。他將秘藏的古文經本傳出內朝，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首次披露《古文尚書》和《逸禮》的來歷，並首次把《周官》稱為“經”，列入古文經典，同時把《毛詩》也歸於古文經典。他重新整理了《左氏春秋》，史稱，“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漢書·劉歆傳》）。漢哀帝即位時，劉歆建議將《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遭到今文學者的反對。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後，劉歆為國師、號“嘉新公”，古文經學得立於學官。但隨著新朝的崩潰，王莽和劉歆所設《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及《周官經》等古文經學博士，自然被廢棄。東漢一代，古文經學以“私學”的形態發展，湧現出一批卓然有成的學者，如鄭興鄭眾父子、杖子春、陳元、桓譚、杜林、衛宏、賈逵、服虔、馬融、許慎、荀爽、盧植等等。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鄭、賈之學”及馬融的經學成就。馬融的傑出弟子鄭玄，繼承師業，獨創名家，成為漢代經學之集大成者。鄭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經，“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後漢書·鄭玄傳》），他的經學成就，後世稱之為“鄭學”或“通學”。
東漢以降直至唐代，古文經學占據絕對的主流地位。宋代理學興起後，經今古文學都失去影響。清代是經學的復興時代，清初的顧炎武反抗清朝壓迫，反對程朱、陸王之學的空疏無用，打出了“舍經學無理學”的旗號，主張根據經書和歷史立論，以達“明道救世”之目的，提倡恢復古文經學。
到乾隆、嘉慶年間，由於清廷壓迫的加重，士大夫漸漸脫離“經世致用”的實踐，形成了所謂的“漢學”（樸學）。它主要分為兩大支：一支稱“吳派”，起於惠周惕而成於惠棟，主張蒐集漢代經師註解，加以疏通，以闡明經書大義。一支稱“皖派”，起於江永而成於戴震，主張從音韻、訓詁、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闡明經典中的大義與哲理。另外，由清初黃宗羲所開創的清代“浙東學派”，與這兩派有一定的關聯但又不盡相同，其特色是經史並重。以上這些學派，近人又統稱為“乾嘉學派”、“古文學派”或“清代古文學派”。他們從校訂解釋經義，擴大到考究歷史、地理、諸子、金石、版本目錄等，對於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其弊病則在於脫離現實、煩瑣細碎。嘉道以還，今文經學重新抬頭，但古文經學仍有相當影響，俞御、孫詒讓、章太炎可謂晚清古文經學的殿軍。尤其是章太炎，他從古文經學的研究中引出國民的民族意識，以作為反清排滿、民族救亡的理論武器。
經今古學之爭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大致而言，今文經學家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製作的，他們把孔子視為政治家、哲學家，是“受命”的“素王”。今文經學家重視經籍中的所謂“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與現實政治關係密切。如漢代今文經學家的研究往往就是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法律等作論證，而近代的今文經學家則更明顯地利用今文經學來議論時政，“托古改制”。古文經學家多認為六經是古代史籍，周公是“先聖”，而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師”、歷史學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古文經學家注重經籍的整理、考訂、訓釋，與現實政治關係相對要疏遠一點。由於兩派之間的分歧嚴重，從西漢末期起兩派展開了多次激烈的爭論。漢哀帝時劉欲提出增立古文經博士，哀帝下詔征意見，今文博士“不肯置對”，拒絕設立方文經博士。劉歆寫了《移讓太常博士書》，駁斥今文博士所謂“以《尚書》為備，謂左氏不傳《春秋》”的說法，抨擊今文博士“專己守殘，黨同門，嫉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漢書·劉歆傳》）。而今文博士則攻擊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漢書·劉歆傳》），劉歆最終被迫離京，後以病免官，居家不出。東漢初期，尚書令、古文學家韓歌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詔下其議。今文《易》博士范升激烈反對，提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韓歆、許淑、陳元等古文學者與之辯難，反覆往來十餘次。光武帝立了《左氏春秋》於學官，但不久又廢去（參見《後漢書》的《范升列傳》、《陳元列傳》）。東漢章帝時，古文學者賈逵與今文博士李育，就《左傳》與《公羊傳》經義問題，在著名的“白虎觀會議”上展開了辯論。以後馬融還與北地太守劉環討論過《春秋》今古文學上的一些分歧問題。東漢末今文學家何休，撰《公羊墨守》、《左氏膏育》、《毅梁廢疾》三書，言《公羊傳》義理深遠，不可駁難應當“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也。所謂“膏肓”、“廢疾”，則喻《左氏傳》和《毅梁傳》之疾不可為也。對此，鄭玄乃作《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鄭玄的深入論述，令人佩服，何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史稱：“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環及（鄭）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經今古文學的爭論到了清代中後期又起，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等今文經學家都排斥古文經學。尤其是康有為，他試圖從根本上否認古文經學。認為“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新學偽經考·序錄》）而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劉師培則積極捍衛古文經學。章太炎自稱是“劉子駿（歆）之紹述者”，他指出：“劉向父子總結《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窮其原始，極其短長，此即與正考父、孔子何異?”（《國故論衡·明解故》）
劉向、劉歆父子在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獨尊的漢代，積極從事舊籍的整理，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劉歆研究《左傳》，並引《左傳》解釋《春秋》，使人們對文字簡單隱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確的理解。晚清的經今古文學之爭，其意義與其說是學術的，例不如說是政治的，更重要的還在於這一爭論對傳統經學所起到的消解作用。康有為以今文經學當作其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徹底否定“古文經學”，認為古文經典都是由劉歆偽造出來的，他把孔子推到至高無上的位置，奉孔子為“教主”。而古文經學派的章太炎，則大倡“六經皆史”的說法，極力主張孔子的貢獻主要在整理及傳授“六經”方面，這是公然向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奉為偶像而頂禮膜拜的孔子權威之挑戰。康有為和章太炎都是經學大師，他們都推尊經學。倘若把經典比作廟宇，把孔子比作神像的話，那么，康有為的做法正好像是為了裝飾神像而去拆毀廟宇；而章太炎的做法則猶如為了研究廟宇卻又推倒了神像。他們並沒有想到，他們各自的做法恰恰是對經學起到了一種無意識的消解作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隨著經學作為統治學說地位的消失，經今古學派及其爭論也一起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