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定義,主要內容,經濟發展,條件與意義,非中立性,
定義
保持貨幣的中立性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必須使市場利率等於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經濟保持均衡是貨幣中立的重要標誌。金融體系或銀行體系的任務就在於使貨幣供應量隨生產的擴大而增加，不斷地調整市場利率，使之接近並等於自然利率，從而保持貨幣中立性，維護物價穩定和經濟均衡。因此，克努特·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中立貨幣概念的實質，是用調節市場利率等於自然利率的辦法來保證貨幣的中立性，阻隔貨幣對於經濟的重大影響，消除貨幣經濟與實物經濟的重大差別。
主要內容
哈耶克中立貨幣說的主要內容是：（1）貨幣與經濟的關係是密切的。貨幣的變動影響經濟的變動；（2）貨幣保持中立時對經濟的影響最小，從而對經濟的發展最為有利；（3）保持貨幣中立的首要條件是貨幣供應的總流量不變；（4）貨幣是否保持中立的標誌是貨幣供應量是否穩定。
經濟發展
1、貨幣中立與經濟均衡
哈耶克認為，貨幣保持中立對經濟的影響最小，從而對經濟的發展最為有利。因此，貨幣中立是經濟均衡發展的重要條件。
2、貨幣失衡與經濟失衡
條件與意義
哈耶克認為，要保持貨幣在經濟過程中的中立性，首要的一條就是保持貨幣數量固定不變。這就是他所提出的保持貨幣中立的基本條件，如何做到貨幣數量不變呢？他認為必須堅持剛性的貨幣制度，即貨幣發行有硬約束的貨幣制度，取消彈性貨幣制度。但是，要真正做到貨幣中立，僅有這個基本條件還是不夠的，還需有二個條件：
一是自由價格制，所有商品價格都能隨供求狀況而自動調整；
二是人們用貨幣簽訂的長期契約都建立在對未來價格預測比較準確的基礎上
哈耶克認為，由於許多商品的價格具有相當程度的剛性，同時，人們在簽訂貨幣形式的長期契約時，也很難準確地預測未來的價格波動，致使物價體系很難靈活地適應各種情況的變化，因此，要完全實現貨幣中立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哈耶克認為，中立貨幣說的意義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為人們提供一種理論分析的工具，幫助人們在對貨幣經濟中的問題進行研究時，把貨幣因素對於經濟過程所起的作用隔離開來，即貨幣中立時和貨幣非中立時的不同情況；二是提供一個政策判斷的標準，貨幣政策應該把貨幣中立作為目標，使貨幣在經濟中不致於離開中立性太遠，判斷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標準，就是看它使貨幣接近中立的程度如何。越接近貨幣中立性，說明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越佳。
非中立性
16世紀和17世紀的貨幣經濟學家成功地清除了關於所謂的貨幣穩定性的流行錯誤。老的錯誤消失了，但是一個新的錯誤出現了，貨幣中立性的錯覺。
當然了，古典經濟學盡其所能揭露這些錯誤。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休謨（David Hume）和古典經濟學家的最後一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都高屋建瓴地研究過這個問題。我們也不應忘記凱爾恩斯（Cairnes），他在論述貶值過程的一篇文章里為關於貨幣問題的現實觀點鋪就了道路。[1]
儘管有這些通向更加正確的認識的前幾個步驟，現代經濟學家卻把貨幣中立性的錯誤納入了他們的思想體系。
現代邊際效用經濟學的推理始自純粹易貨交易的狀態。交換商品和市場交易的機制是在只存在直接交換的前提下得到考察的。經濟學家描述了一個純粹虛構的實體，一個沒有間接交換、沒有交換媒介、沒有貨幣的市場。毫無疑問這個方法是唯一可能的，去除貨幣是必要的，沒有這個只有直接交換的市場的概念我們無法開展研究。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沒有現實對應的虛構概念。實際的市場必然是間接交換的貨幣交易的市場。
中立貨幣的錯誤觀念就是從這個沒有貨幣的市場的前提得出的。經濟學家十分喜愛這個虛構概念提供的工具，以至於高估其套用範圍。他們開始相信所有交換學（catallactics）的問題都能夠用這個虛構的概念分析。根據這個觀點，他們認為經濟分析的主要任務是對直接交換的研究。此後只需要把貨幣項代入得到的方程里就行了。但是這個工作在他們看來是次要的，因為他們相信引進貨幣項並不影響他們描述的機制的本質運作。純粹易貨的概念揭示的市場機制的作用並不受到貨幣因素的影響。
當然，經濟學家們知道貨幣和商品的交換率是變動的。但是他們相信――這正是貨幣中立性謬誤的實質――購買力的這些變化同時發生在整個市場上並且以同樣的程度影響所有的商品。這個觀點的最顯著的表達可以在當前表達價格的“水平”的比喻用法中找到。貨幣的供應或者需求的變化――其它事物維持不變――使得所有物價和工資同時上漲或者下降。貨幣單位的購買力變化，但是各商品的價格之間的關係保持不變。
當然，經濟學家們一百多年來設計了指數以度量各商品的價格間的關係不斷變動的世界上購買力的變化。但是這么做的時候，他們沒有放棄這樣的前提：貨幣供應或者需求變動的後果是價格的成比例並且同時發生的變動。指數方法提供給他們手段以區分由於商品的需求或者供應的變化造成的還是由於貨幣的需求或者供應的變化造成的價格變化。
貨幣中立性的錯誤前提是建立所謂的交換方程公式的一切努力的根源。在研究這樣的方程的時候，數理經濟學家們假定某個事物――方程的一個項――變動，其它項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動。方程的這些項不是個體經濟中的項，而是整個經濟體系中的項，因此這些變化不僅涉及個人，也涉及整個經濟體系，涉及作為整體的社會（Volkswirtschaft）。如此，經濟學家無意中就在貨幣問題的研究中採用了一種完全不同於現代交換學的方法。他們復辟了使得從前的經濟學家的工作注定失敗的古老的推理方法。在過去的那些日子裡，哲學家們在思辨中研究普適的概念，例如人類和其它全稱概念。他們問的是：黃金或者鐵的價值是什麼？也就是說：對於任何時候任何人而言、所有的甚至還沒有開採出來的黃金或者鐵都具備的一般的價值。他們這樣不可能成功；他們發現的只是他們也無法理解的所謂的內省思考（autinomies）。
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一切成就都應當被歸功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學會了採用不同的方法。我們認識到在市場中行動的個人從不面對所有的黃金和所有的鐵之間的選擇。他們不必決定黃金還是鐵對於全人類更有用，而是必須在兩個不能同時擁有的有限數量的兩者之間作出選擇。他們決定這兩個可選擇項中的哪一個在他們作出選擇的條件下和時刻中更加有益。面臨可選擇項的個體作出的選擇行動是在市場上確立的交換律的終極原因。我們必須關注這些選擇行動而不是這樣的形而上的純學術的――其實應該說是空洞的――問題：在一個從超驗（transcendental）觀點看待俗務的超人智慧物的眼裡哪類商品更加有用。
貨幣問題是經濟問題，必須以研究所有其它經濟問題的同樣的方法研究。貨幣經濟學家不必研究全稱實體，例如貿易總量即貿易的總額，或者貨幣總量即在整個經濟體系中流通的所有貨幣。他更沒有必要採用模糊不清的“流通速度”的比喻。他必須認識到對貨幣的需求來自市場社會中個人的偏好。由於每個人都希望擁有一些數量的錢，有時候多些有時候少些，於是有對貨幣的需求。貨幣從不僅僅存在於經濟體系、人類社會裡，貨幣從不僅僅流通。所有的貨幣都是被人持有的。每張貨幣都會在某一天――有時候頻繁有時候不經常――從一個人的口袋轉移到另一個人的口袋。但是任何時候它都是被某個人擁有的，屬於某個人。個人關於現金持有量的決定是購買力形成的終極因素。
貨幣數量的變化以及貨幣需求量、貨幣持有量的變化首先發生於家庭之中，然後表現在作為整體的經濟體系中。家庭中的這些變化從來不是同時、以同樣程度在所有人身上發生，因此這些變化從不以同樣程度同時影響他們的價值判斷。正是休謨和穆勒試圖構造貨幣供應的變化以某種方式影響所有個體使得所有商品的價格同時以同樣的比例變動的假設情形。他們的嘗試的失敗提供了一個反證，而且現代經濟學在此之上增添了一個正面證明：不同商品的價格不是同時同樣程度地受到影響的。根據古老的數量論和當代數理經濟學家們的公式，一切價格都按照貨幣數量增加或者減少的比例上升或者下降，現在這個公式被證偽了。
為了簡化並縮短我們的分析，我們只考察通貨膨脹。增發的貨幣量並不首先進入所有個體的口袋；並非每個最先獲益的個體都得到同樣的數量而且並非每個個體都對同樣的增量作出同樣的反應。那些最先獲益的人――在黃金的情形下是金礦老闆，在政府紙幣的情形下是財政部――有了更多的現金持有量，他們能夠在市場上為他們希望購買的產品和服務支付更多的錢。他們在市場上花費的貨幣增量使得價格和工資上漲。但是並非所有的價格個工資都上漲，而且那些上漲了的幅度也不一樣。如果貨幣增量被用於軍事用途，僅僅某些商品的價格和僅僅某些種類的勞動力的工資會上漲，其它的保持不變甚至可能暫時下降。這些價格可能由於現在在市場上某些群體的人們收入沒有上漲但是卻被迫對那些最先受益於通貨膨脹的人們購買的那些商品付更多的錢。由此可見，通貨膨脹引起的價格變化開始只涉及某些商品和服務，然後慢慢地從一群商品和服務擴散到其它。貨幣增量窮儘其所有價格變化可能性需要時間。但即使到了最後不同的商品也不會同樣程度地受到影響。累進貶值過程改變了不同的社會群體的收入和財富。只要貶值仍在繼續，只要貨幣增量還沒有窮盡其影響價格的一切可能性，只要還有價格尚未變化或者尚未變化到位，在社會中就有某些群體收益某些群體受損。那些出售價格最先上漲的商品或者服務的人以新的更高價格出售而以原來的未變動價格購買它們想買的商品或者服務。另一方面，那些出售價格一段時間內保持不變的商品或者服務的人以原來的價格出售，然而卻已經被迫以新的更高的價格購買。前者得到了收益，他們是受益者，後者遭受了損失，他們是受害者，受益者的額外利益必然來自受害者的口袋。只要通貨膨脹持續，就有收入和財富從某些社會群體向其它社會群體的永久的轉移。當通貨膨脹的所有價格後果都實現的時候，財富的轉移也已經發生了。結果是，在經濟體系中發生了新的財富和收入分部，而且在這個新的社會秩序中不同個體的需求相對以前得到了不同相對程度的滿足。這個新秩序中的價格並不簡單地是從前的價格的乘數。
與之相反的錯誤觀點建立在一個可以這么表述的考慮之上：我們考察兩個絕對獨立的靜態均衡體系A和B。兩者除了A的貨幣總量（M）和個體現金持有量（m）、B的貨幣總量Mn和個體現金持有量（mn）不同之外，別的方面都一樣。在這些假設基礎上，B的所有價格和工資自然是A的n倍。但這正是我們假設的前提如此。可是沒有人們和人能夠涉及一種方式把體系A轉化為體系B。當然了，我們如果要考察動態問題就不能假定永遠靜態均衡。
撇開關於動態和靜態的屬於的套用，我要說的是：貨幣必然是個動態事務，以靜態方式研究貨幣是個錯誤。
在靜態均衡的概念中當然沒有貨幣的位置。在形成靜態社會的概念的時候，我們假定沒有變化發生。一切都是按照從前的方式進行。今天和昨天一樣明天和今天一樣。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有人需要現金了。只有當個體不知道他在不確定的未來將面對什麼情況時才需要持有現金。如果每個人都知道他在什麼時候要買什麼，他就不需要私人現金持有，他可以把所有的錢放在中央銀行，把未來需要支付的數目的錢存到需要用錢的日子。由於每個人都這么做，中央銀行不需要每個儲備應付現金提取。當然了，它每天付給提款者的總數正好等於存款這存入的總數。如果我們假定在這個靜態均衡的世界上，曾經在均衡達到之前只有一種金屬貨幣，比方說黃金，我們就必需假定隨著世界逐漸趨向均衡，公民們儲蓄越來越多的黃金而銀行不需要那么多黃金，於是就出售給珠寶商和其它人用於工業用途。隨著均衡的達到，不再有金屬貨幣了，事實上不再有任何貨幣了，只有一個非實體的清算體系，它不能被認為是普通意義上的貨幣。這是一個不可實現的甚至不可構想的會計體系，一些經濟學家相信理想的貨幣就應當是這樣的記賬體系（numeraire）。如果這能夠被稱為貨幣，它就是中立貨幣。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均衡狀態是純粹假設的，這個概念不過是我們的思維的工具。由於不能做實驗，社會科學被迫打造這樣的工具。但是我們使用它們的時候要非常小心。我們必須明白，靜態均衡狀態在現實生活中永遠無法達到。更重要的是這個事實：在這個假設的狀態中，個人不做選擇，不行動，不在不可兼得的可能性中決策。這個假設狀態中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根本要素。我們構造這個假設狀態僅僅是想通過掌握沒有行動發生的狀態理解行動的起因，而行動總是帶來變化。但是一個沒有變化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我們不僅僅要考察死寂，還要考察生命、行動和變化。在活生生的世界上不存在貨幣的中立性。
貨幣當然是個動態要素，因此無法用靜態均衡方式討論。
下面我簡要指出從貨幣非中立性的認識中得出的一些重大結論。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放棄中立貨幣的錯誤觀念摧毀了數量經濟學的擁護者們的最後一根支柱。很久以來，傑出的經濟學家們一直相信有可能有一天用定量經濟學取代定性經濟學。使這些希望落空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經濟數量方面，我們在各個量之間從來沒有任何恆定比例。經濟學家在研究需求和價格之間的關係時做出的發現與自然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做實驗發現恆定關係――例如不同物質的比重――時的工作不可相提並論。經濟學家的發現只有歷史價值；他在做統計工作時是歷史學家而不是實驗員。不幸去世的Henry Schultz的工作[2]是經濟史；我們從他的研究中得知的是過去某個有限的時期里美國和加拿大的某些商品的狀況。它沒有告訴我們別的地方或者別的時期同樣的商品的狀況，也沒有告訴我們未來將發生什麼。
但是人們還是認為貨幣有所不同。例如，我可以引述費雪教授的著作《貨幣的購買力》，它的基礎前提是貨幣單位的購買力與貨幣數量成反比。[3] 我認為這個前提是沒有根據的、錯誤的。
我們可以得出的第二個結論是，一切旨在使貨幣購買力穩定的努力都是不會有結果的。論述穩固貨幣（sound money）政策的好處和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害處超出了這次簡短演說的範圍。但是我們不應混淆穩固貨幣的政治概念和穩定貨幣（stable money）的理論概念。我不想討論這個穩定性概念的內在矛盾。從本文主題的觀點看，更重要的是強調所有旨在穩定貨幣購買力的主張，除了其它缺陷外，都是建立在貨幣的中立性的觀念上的。它們都主張抵消已經發生的購買力變化的方法，如果有通貨膨脹它們就希望同等程度地通貨緊縮，反之亦然。它們都沒有認識到這么做非但沒有抵消前次變化的社會後果，還增添了一次新變化的社會後果。如果一個人被車撞傷了，讓那輛車從相反方向再撞他一次可不是什麼治療
所有這些穩定貨幣購買力的方案都受到歡迎引起我們的哲學思考。人類精神的一個普遍的弱點是認為靜止狀態、沒有變化比運動狀態更加完善。絕對論那個古老的錯誤的哲學思辨的幻影依然籠罩著我們；它現在的名稱是穩定。但是，我們必須重複指出，穩定，也就是沒有變化，就是沒有生活。
我們能夠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靜態經濟學與動態經濟學、短期經濟學與長期經濟學之間的區分是不可能的。我們研究貨幣變化必須採用的方法給出了最好的證據表明一切正確的經濟學思考都必須是動態的，靜態概念僅僅是工具性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一切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化都是從短期效應到長期效應的逐步進逼。
但是貨幣的動態理論的最重要的價值是其對於工商業循環的貨幣理論的發展的用處。舊的英國貨幣理論在一個局限的意義上已經是對循環的貨幣說明了。它在只有一國信用擴張而世界上所有其它都不變的前提下研究了信用擴張的後果。這對於說明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工商業循環似乎足夠了。但是額外外流的說明並沒有回答這樣的問題：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國家或者全世界信用同時擴張時會發生什麼？但是只有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在20世紀的狀態下才能令人滿意。如果我們考慮到通過放開國民經濟的國際紐帶或者以布列頓森林協定[4]提供的方式使信用擴張國際化來消除循環變化的提議，那么只有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才是重要的。工商業循環的貨幣理論引以自豪的就是它對這些和其它一些重大問題給出了滿意的回答。
我不想占用你們更多的時間了，所以我只想再談談一些年輕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我本人不對“中立貨幣”這個詞負責。我發展了一個關於購買力的變化及其社會後果的理論。我表明了貨幣是動態的而且購買力的變化與貨幣供需關係中發生的變化成反比（原文如此。似乎應當是“購買力的變化與貨幣總量的變化成反比”――譯者注）的假定是錯誤的。“中立貨幣”這個詞是後來的作者們發明的。[5] 我不想考慮這是福是禍。但是無論如何我都反對這樣的信念：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使貨幣中立，而經濟學家的責任就是決定怎么做到這一點。我希望強調，在活生生的不斷變化的世界上，在行動的世界上，不存在中立貨幣。貨幣是非中立的，要不它就不存在。
[本文是1938年在巴黎的一次講演，1945年在紐約市經濟學俱樂部又講演一次，以前未發表—編者注]
[1] [David Hume, "On Money," in Writings on Economics, Eugene Rotwein, e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70), pp. 33-46;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Sir William Ashley, ed. (1909), bk. 3, chap. 8; Hohn E. Cairnes,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73), pp. 1-65—Ed.]
[2] [在他的著作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中他提出了循環批次理論（crop theory of cycles）—編者注]
[3]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p. 157. "there is no possible escape from the conclusion that a change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M0) must normally cause a proportional change in the price level"—Ed.]
[5] [F.A.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2n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35), pp. 31 and 129-31—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