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心主義（英語：Sinocentrism），是認為“中國”（包括古代地理概念上的中國以及當今現代國家概念上的中國）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的一種概念，是古代中國的一種世界觀。古代漢文化圈亦以中國禮儀風俗、國家制度、道德標準作為文明的標準。清代以來這一概念才被推翻，在中世紀時期很多民族都具有的文化中心主義的表現。
在政治方面，中國中心主義是中國歷代王朝對外關係的核心。在古代至近代典籍中出現的詞如“中國”“中華”“中土”“四海”“四夷”也屬於某種意義上的中國中心主義。中原人聚居的區域為世界中央，而華夏之外的民族被稱為“化外之民”或者“蠻夷”（史稱“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1]在該理想主義下，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或“上國”，而其他民族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的關係，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在東亞歷史中，除遊牧民族組織的部落制國家，很少有周邊小國能挑戰中國在東亞外交的統治地位的例子。
基本介紹
地區介紹,中國中心主義,政治方面,文化方面,
地區介紹
中國，在夏商周三朝指洛陽地區，以至於“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大禹以高山和洛陽一帶作為地理和行政中心，將東亞大陸劃成九塊，號稱九州。《禹貢》九州，豫州居中。洛陽位於中原的中部，洛陽於是同中國常常可以互換。洛陽作為周朝國都的中心區域，是從周成王時周公和召公營建雒邑以後開始的。而在周武王時，周朝國家在東部地區建立其政治中心的意圖已經形成了。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以洛邑(今洛陽)為地理核心的伊洛地區可以說是古代中國的“天下之中”。故“河洛”之詞來源於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的“九州腹地”一一洛陽。古河洛地區以洛陽盆地為中心，西至潼關、華陰，東至滎陽、開封，南至汝、穎之間，北跨黃河至晉南、濟源一帶，地理範圍是北緯34°至35°、東經110°至114°之間的地區，境內西為秦嶺與關中平原，連西域，東為豫東大平原，接齊魯，南為外方山、伏牛山，達江淮，北為黃河天險，通幽燕。西晉左思在《蜀都賦》中這樣描述洛陽“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
此外，諸侯國與中國的關係是有一套規則來維繫的。根據《尚書·禹貢篇》所載，古代以王都為中心，將王畿以外的地方，由近而遠，分為五服，每服五百里，依次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國語·周語》記載，周穆王時祭公謀父曾闡發過“五服”說：“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服，是服事王朝的意思。以王都為中心劃分，方圓千里之內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為一服，依次為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轄，屬於文明地帶。其餘則依地理遠近，由親到疏，屬於半文明地帶或野蠻地區。各朝各代雖然五服、九服的具體內容有修正，但朝貢關係沒有變過。《周禮》設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中國中心主義
齊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揚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又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強調夷狄即使有國君，但不明禮義，還不如諸夏即便國君亡了，但仍保有禮義。孔子作春秋大義，提倡華夷之辨，不強調以種族為標準，而以文化禮義作量度。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為諸夏，如行為不合義禮，亦視為夷狄。若夷狄嚮慕中國，能行禮義，則褒揚而進之。《全唐文》中程晏的《內夷檄》：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向，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錢穆認為：“在古代觀念上，四夷和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裡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和政治方式’”。然而到了宋代，由於與北方異族王朝對立的局面，傳統中國的華夷觀念發生了轉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像的民族主義”，對於異族的抵制表現為對固有文明的闡揚和誇張，如歷史學上的“正統論”和儒學中的“攘夷論”，“都在從各種角度突顯著，或者說是重新建構著漢族中心的文明邊界，拒斥著異族或者說異端文明的入侵和滲透”。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主要表現在服飾、習俗、飲食、言語幾個方面。
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中國中心主義是中國歷代王朝對外關係的核心。漢族聚居的區域為世界中央，而華夏之外的民族被稱為“化外之民”或者“蠻夷”（史稱“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或“上國”，而其他民族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的關係，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在東亞歷史中，很少有能挑戰中國在東亞外交的統治地位的例子。中國占據統治地位的東亞外交系統在清朝末期逐漸衰落，致清末由於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失敗導致中國中心主義論點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一狀況導致了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以及之後的戊戌變法，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打破美蘇的外交壁壘，中國則轉向了周恩來提出的求同存異平等互助性質的外交方針，但隨著九十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但隨著九十年代中共為延續其自身統治合法性而引發的民族主義思潮，使得中國中心主義再次抬頭。
中國自清末開始和西方國家差距越來越大，令中國人質疑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有學者主張全盤西化，中國民族主義也從強調中國的優越演變為五四運動時候的爭取國家平等、尊嚴和權利。近代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官方也久不再強調中國中心主義，反而是承認中國的落後和“一窮二白”而爭取積極與外國發展經濟合作和平等的外交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