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事件經過,大院君的態度,後世評價,
歷史背景
朝鮮原本是一個信奉儒家思想的封建國家，等級制度非常森嚴。18世紀，天主教從中國傳入朝鮮。天主教隨即在地下迅速傳播，並遍及朝鮮社會的各個階層。天主教的思想理念及其廣泛傳播帶給遵奉程朱理學的朝鮮統治者帶來巨大的威脅，他們一再宣布天主教為“邪教”，並多次鎮壓，製造辛酉邪獄、己亥邪獄、丙午邪獄等屠殺天主教徒的事件。但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播並沒有因為朝鮮政府的屢次鎮壓而消亡，其勢力反而越來越大。1831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宣布朝鮮教會與北京教區分離，成立獨立的朝鮮教區，1836年，法國傳教士羅伯多祿（Pierre Philibert Maubant）在朝鮮教徒的接應下渡過鴨綠江潛入朝鮮，此後朝鮮始有歐洲傳教士進行傳教（此前有兩位華人傳教士周文謨和劉方濟先後在朝鮮傳教），並都來自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1839年發生“己亥邪獄”，最早進入朝鮮的三名法國傳教士范世亨（Laurent-Joseph-Marius Imbert，朝鮮教區主教）、鄭牙各伯（Jacques Chastan）、羅伯多祿同時殉教。到朝鮮哲宗年間，執政的安東金氏對天主教採取比較放任的態度，因而又有朝鮮教區新任主教張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等10餘名法國傳教士陸續潛入朝鮮，他們在朝鮮開辦地下學校、刊行書籍，治病救人，收養孤兒，贏得了人民的支持；此外1860年英法聯軍兵臨朝鮮宗主國中國的首都北京的訊息傳入朝鮮，引起極大震動，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播。史載“市民往往胸掛十字架，示其為天主教徒，欲以媚西人而免禍，於是教風大行，正宗以來前後禁令盡歸虛文，而廷臣亦有奉之者”。由此可知，不僅民間信仰天主教者極多，就連兩班貴族中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據教會統計的數字，到丙寅邪獄前夕朝鮮的天主教徒多達23000名，法國傳教士12人。
當時法國傳教士的打扮（身著朝鮮喪服）
當時法國傳教士的打扮（身著朝鮮喪服）1864年以後，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執掌朝鮮國政。興宣大院君是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的生父，他原本並不反對天主教，他早年落魄的經歷甚至使他對宣揚“人人平等”的天主教還有一絲好感。不僅如此，他的妻子驪興府大夫人閔氏信仰天主教，高宗的乳母朴召史也是天主教徒，所以朝鮮的天主教勢力對大院君抱有很大的期望。
當時，俄羅斯帝國透過《北京條約》割走了原屬中國的烏蘇里江以東近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朝鮮的近鄰。1864年，朝鮮東北邊境的慶興收到了俄國的通商要求，朝鮮稱之為“異樣人之投書”，1865年又發生了幾次俄國人邊境投書事件，1866年1月，一艘俄國軍艦又出現在朝鮮元山，要求朝鮮打開國門，與之通商。沙皇俄國的擴張引起了朝鮮全國上下的高度震恐和警惕，防俄成為當時大院君政權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朝鮮的天主教徒雖然已有20年沒遭到大規模的迫害，但一直頂著“邪教”的帽子而沒能得到根本性的翻身。防俄之議出現後，天主教徒認為這是一個獲得宗教自由的千載難逢的時機，於是開始嘗試說服大院君。誰知這竟釀成了朝鮮半島歷史上最嚴重的宗教迫害事件——丙寅邪獄。
事件經過
自俄國人在慶興投書以後，興宣大院君便已與天主教徒之間秘密聯繫了。1864年7月13日，朝鮮教區張敬一主教在寫給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長阿爾布朗（François-Antoine Albrand）的信中提到大院君並不敵視天主教，當接到俄國人要求與朝鮮通商的投書時，大院君通過一個官員向他轉達了“如果法國傳教士能驅逐俄國人的話，就保障宗教自由”的意思。1865年10月2日，張敬一又給阿爾布朗寫信表示：“最近通過一個官員，就俄國人要求進入朝鮮境內一事同大院君進行了幾次接觸，大院君親切地接受了我們的聯絡。其夫人秘密派人要求我給駐北京的法國公使寫信，讓他派人到朝鮮要求宗教自由。漢城的高官們也盼望著法國船隻的到來。我主張在與大院君商議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目前傳教依然被禁止，但我們的處境很好，相信明年會更好。”
張敬一書函所反映的正是1864年至1865年間大院君與朝鮮天主教徒秘密往來的事實，熱衷於說服大院君的教徒有前承旨南鐘三、進士洪鳳周（張敬一的助手）、金勉浩等人。洪鳳周與金勉浩在1865年底大膽地寫了一篇防俄建議書，主張朝鮮聯合法國和英國對抗俄國，由法國傳教士中介交涉。這個建議書通過大院君的親家趙晉基遞給大院君，但大院君初看以後面有難色。南鐘三又讓高宗乳母朴召史去說服驪興府大夫人，府大夫人說：“還呆著做什麼？俄國人來朝鮮侵犯國土，能阻止這個不幸事端的人只有張（敬一）主教了，可他卻去地方巡迴傳教了。請給我丈夫（大院君）寫上書吧，會成功的。”因此南鐘三又對原建議書加以修改，並攜新的建議書赴雲峴宮面見大院君，力陳與英、法聯合抗擊俄國之必要性與急迫性，保證張敬一能使朝鮮免受俄國侵略。大院君為其所動，命令各地隱秘活動的法國傳教士火速前往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聲稱將要接見他們，共商抗俄大計。
南鐘三見大院君
南鐘三見大院君南鐘三受到大院君談話的鼓舞，將此事講給教徒們聽，於是大院君召見法國傳教士、容許天主教的訊息不脛而走，各地天主教徒紛紛公開活動，雲集漢城，歡呼雀躍，又是舉行特別禮拜，又是計畫在漢城設立中心教堂，對未來充滿憧憬。至於張敬一的態度，正如其在書函中所表達的那樣，他是不贊成自己主動出面的，但既然南鐘三等人已爭取到了大院君與傳教士會晤的許可，他也就順應形勢變化了。當時張敬一在黃海道平山，副主教安敦伊（Marie Nicolas Antoine Daveluy）在忠清道內浦，獲悉大院君召見他們的訊息後，安敦伊和張敬一分別於1866年1月25日和29日先後進入漢城。但到31日約定面見大院君時，大院君態度大變，竟以法國人缺乏誠意為由拒絕見面。朝鮮天主教迅速由形勢大好變為岌岌可危。
據記載，張敬一主教在面對大院君的審判時，寧死不屈，1866年2月27日大院君與其長子李載冕親自審問張敬一，問他“剩下的神父在哪裡？”張敬一說：“不知道。”大院君說：“送你回國，你要回去嗎？”張敬一說：“即使強迫我回去也不行。”於是大院君對張敬一施以杖刑，其後又問他：“還是不想回去嗎？”張敬一說：“不行，不行！”3月7日被大院君下令處死。其餘8名被捕的傳教士也被梟首示眾。朝鮮教徒南鐘三、洪鳳周以謀叛不道之罪問斬，高宗乳母朴召史也被處死。時人記述當時情形說：“至是大索國內，縲紲相望於道，捕廳獄滿，不勝裁決，其中多愚民婦童幼無知者，捕將憫之，懇諭令誓背教，信徒不聽，乃以杖擊之，期於悔改，而皮肉狼藉，血濺廳上，信徒輒歡呼曰：‘血花生於身，吾將升天堂矣！’捕將無奈何，遂縛置獄中，次第縊殺，每殺輒問能背教否，而雖童幼，亦願隨其父母登天，大院君聞之，令盡殺之，獨赦童幼，棄屍於水口門外如山積，百姓股慄，逾畏威令”。丙寅邪獄從1866年開始，延續至1872年，每逢外敵入侵（丙寅洋擾、南延君墳墓盜掘事件、辛未洋擾）時就會掀起一次迫害天主教徒的高潮，因為大院君認定洋人入侵都是由天主教徒充當的奸細（朝鮮稱之為“東奸”）。丙寅邪獄期間殉教的朝鮮教徒約有8000至10000人，成為歷次“邪獄”中規模最大、持續最久、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辛酉邪獄300餘人殉教，己亥邪獄200餘人殉教，丙午邪獄只有金大建以下9人殉教）。
張敬一主教
張敬一主教當時潛入朝鮮的12名法國傳教士中，張敬一以下9人殉教而死，只有躲進深山的李福明（Félix-Clair Ridel）、權神父（Stanislas Féron）和姜神父（Nicolas Adolphe Calais）3人幸免於難。丙寅邪獄發生兩個月後，由於朝鮮高宗迎娶閔妃，在這種大喜的日子裡不應有血腥的殺戮，故朝鮮政府放鬆了對天主教的迫害，隨後又是青黃不接的季節，朝廷為了穩固民心，便沒有下令搜捕天主教徒。趁朝鮮政府放鬆搜尋之機，活下來的3名法國神父於1866年4月互相取得聯繫，決定讓李福明神父逃離朝鮮向本國求援。6月29日，李福明在張致善等11名朝鮮教徒的保護下從忠清道新昌縣龍塘里浦口乘小舟逃往中國。他們於7月7日到達芝罘（今山東煙臺），隨後李福明向駐紮天津大沽口的法軍中國海艦隊司令羅茲（Pierre-Gustave Roze）控訴了朝鮮迫害天主教徒、屠殺法國傳教士的經過，並請求他儘快發兵救援還困在朝鮮的兩名傳教士（後演變為“丙寅洋擾”），同時又向歐美輿論大力宣傳朝鮮的暴行，因此丙寅邪獄堪稱是朝鮮在國際舞台中頭一次引起注目的事件。
切頭山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