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是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也是華語電影的根脈所系。在中國電影百年發展史上，上海電影曾創造過輝煌的文化成就，對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步所做出的傑出貢獻。上海是中國電影的搖籃，數以百計的電影藝術家，他們才華橫溢，胸懷大志，像來自四方的川流，湧入上海，在上海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他們接納西方文化，以自己的智慧，綻開千姿百態的花朵。他們以創新的精神，與時俱進，又靈巧多變，正與上海的海派文化的開放、寬容、靈活、多樣、變化的特徵相一致。因此，從20年代到20年代之前在上海拍攝的電影，也可稱為“海派電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上海電影
- 外文名：Shanghai cinema
- 別稱：海派電影
特點,歷史,電影傳入上海,第一家電影院,攝製電影的開始,有聲電影的傳入,新興電影運動,抗戰時期的電影,戰後的電影發展,上海電影製片廠,建國後的兩次輝煌,老上海電影公司,亞細亞影戲公司,明星影業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藝華影業公司,新華影業公司,崑崙影業公司,國泰影業公司,文華影業公司,老上海著名影星,民國八大女影星,其他著名女星,歌影雙棲,滑稽戲演員,武打片演員,兒童演員,
特點
上海電影具有海派文化的特點：開放性、創新性、揚棄性、多元性、商業性。
開放性：上海作為第一個對外開放的通商港口，文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上海電影擁有接受西方先進電影文化的影響的優勢，將西方文化作為己用，融合進上海電影中。這是一種不閉關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絕先進的精神。
創新性：上海電影在繼承中華文化傳統和吸納西方影響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富有創新精神，洋溢著創造的活力，結合特定的時代背景，創造出不同特色的電影類型片。
揚棄性：在上海的被動開放時期，優秀文化和糟粕文化泥沙俱下，某些殖民文化的影響不容忽視。但上海海派文化以及電影工作者將精華與糟粕加以區別對待，保留精華，去其糟粕。
商業性：上海電影對國內外市場的行情較有敏感性，適應市場變化能力強，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士也比較有商業頭腦。
歷史
電影傳入上海
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國內外商賈雲集，人口驟增，經濟迅速發展，各種西方娛樂活動也開始大量湧入。電影（初時稱為“西洋影戲”）作為一門新興藝術和文化娛樂形式，隨著眾多的舶來品傳入上海。
1896年8月11日（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蘇州河北的閘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園徐園內“又一村”的遊藝晚會上，法國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戲”（當時的上海人流行將電影這個新的藝術形式稱為“西洋影戲”），當時共放映《馬房失火》等14部短片。這是上海第一次放映電影，也是中國第一次放映電影。影片是穿插在“戲法”、“焰火”、“文虎”等遊藝雜耍節目之中放映的。
第一家電影院
上海第一家電影院究竟屬誰？學術界對此有分歧。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西班牙電影放映商雷瑪斯在虹口乍浦路跑冰場內放映電影，後遷至四馬路（今福州路）青蓮閣茶樓放映，一說認為這是上海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但不是正式的電影院。
一說是跑馬廳對面用蘆葦棚搭蓋的幻仙戲院。此院的建造晚於青蓮閣下沒有招牌的電影院。光緒末年，上海泥城橋西路北有一塊空地，因租地蓋房的糾紛，兩姓打官司，結果因未納足地稅，致被判決“該地十年不得蓋屋”。後來有人利用這塊空地，租借搭一席棚，外圍鐵皮，專演電光影戲，便是幻仙戲院。但由於當時上海人對電影興趣不大，所以幻仙戲院開設不久就關了門。但也有人認為幻仙戲院僅是當時空地上臨時搭建的一個蘆席棚，且時間較短，不能視為正式修建的影院。
另一說是雷瑪斯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乍浦路溜冰場建立的虹口活動影戲院。 初建時是一個用鐵皮搭建成的有250個木板座椅的簡陋房子，又稱鐵皮房子。1908年12月22日開始正式營業，首映西方影片《龍巢》。因規模較大，存在時間長達90年，且史料記載豐富，學術界大多認為這個後來所謂的“虹口大戲院”是上海首家正式電影院。
而虹口，因20世紀初電影院數量之多居上海全市電影院的三分之一，且早期電影院聚集於此，無疑成為了上海電影院的發祥之地。
攝製電影的開始
中國人第一次嘗試拍攝電影，是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開設在北京的琉璃廠的豐泰照相館攝製的。
1907年義大利人阿·勞羅來到中國，先是經營影片放映，後來開始進行拍片活動。1903年8月他在上海拍攝新聞短片《上海第一輛電車行駛》，這是上海最早由外國人拍攝的一部新聞紀錄影片。
1909年美籍俄裔電影商人濱傑夫·布拉斯基（BenjamainBrasky）在上海香港路5號，創立亞細亞影戲公司，這是由外國商人在中國投資第一家電影製片公司。亞細亞公司在上海成立後，拍攝過幾部短片，在上海拍攝《不幸兒》，在北京拍攝《西太后》，在香港拍攝《偷燒鴨》等，但沒能引起觀眾興趣，票房甚差。後亞細亞公司產權全部轉讓給上海南陽人壽保險公司經理美國人依什爾（A.Yiesel）和另一個美國人薩弗（T.H.Suffert）。辛亥革命爆發後公司停業一年，1913年才重新開業，並聘請美化洋行張石川為公司顧問兼導演。依什爾、薩弗、張石川與朋友鄭正秋等人合作，拍攝了《黑籍冤魂》（以失敗告終）、《難夫難妻》（又名《洞房花燭》）等文明新戲。《難夫難妻》是在“西洋影戲”一統中國影壇的情況下破土發芽的，在中國電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國現代進步電影的開山之作。其編導鄭正秋先生是中國電影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有人譽其為“中國電影之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亞細亞公司關門。由於法德等過忙於應付戰爭，美國影片趁機壟斷了上海電影市場。美國膠片也在1916年運抵上海推銷，使得上海一度停頓的攝製影片得以復甦。
張石川與鄭正秋、新劇家管海峰等人集資在徐家匯創辦幻仙影戲公司。開業攝製的首部電影就是此前亞細亞公司沒有拍攝成功的文明戲《黑籍冤魂》，受到上海市民歡迎。《黑籍冤魂》是中國故事片的創始，從短片到長片的過渡性作品，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有其應有的地位。幻仙影戲公司是中國人自己集資創辦的第一家在經濟上拜託了外國商人的自主影片公司，後終因資金短缺而宣告歇業。
有聲電影的傳入
電影從國外傳入中國，從無聲到有聲，從蠟盤發音到片上發音，以及中國自己製作有聲電影，上海都位居全國之先。
20世紀初，上海的一些戲院就為放映“有聲影戲”大作廣告，然而當時放映的“有聲影戲”其實只是用唱機配音而已。真正的有聲電影技術誕生於美國。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有聲電影——由美國華納公司拍攝的、著名歌手阿爾·喬生主演的《爵士歌》在紐約華納劇院公映，雖然沒有完全配音，只是在片中插入了幾段道白和歌唱而已，但受到觀眾鼓掌歡迎，轟動了整個美國。1929年，第一部“百分之百會說話的電影”《紐約之光》正式誕生，宣告默片時代的結束。當時的中國放映市場已被美國電影所壟斷，所以美國有聲電影也很快成批地運到中國來放映。
1929年前，上海各電影院裝備的都是無聲片放映機。1929年美國工程師攜帶著發音機來到上海，裝在夏令配克大戲院里，這是上海第一家裝置有聲放映機設備的影戲院。1929年2月9日夏令配克大戲院首次公映美國影片《飛行將軍》，這是中國第一次正式公開放映有聲電影。隨後，上海各首輪電影院也緊跟時代潮流，掀起了有聲電影放映熱潮。
然而事情發展出乎意料，外國有聲片在中國的開映雖轟動一時，觀眾踴躍，但很快在營業上出現衰落跡象。原因很簡單，絕大多數中國觀眾聽不懂英語。
由於條件不足，輿論界對中國是否應該攝製有聲片展開了激烈爭論，影片公司也猶豫不決。1930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開始了最早的嘗試，用蠟盤發音的方法，攝稱一部試驗性短片《鐘聲》。可惜同年7月因攝影場失火被燒毀。1931年，明星公司開始和法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合作錄音攝製《歌女紅牡丹》，該片利用有聲條件，在片中穿插了四個京劇劇目的精彩片段，上映後轟動一時。兩個月後，友聯公司與大中華唱片廠合作拍攝了中國第二部有聲片《虞美人》，也頗受觀眾喜愛。
中國第一部片上發音的影片是由大中國影片公司和暨南影片公司合股攝製的《雨過天青》，但由於內容流於俗套，並且是租用日本機器在日本拍攝的，公映之時正值“九一八”前夕，因而在營業上並不成功。中國第二部片上發音的影片《歌場春色》由天一影片公司攝製，也是第一部在中國本土攝製的片上發聲影片，聘用了一批電影和歌舞明星做主演，相當轟動。
從1931年至1963年，是默片和有聲片的交替並存時期，默片在總數上仍占多數。直到1963年以後，有聲片才取代默片，占主要地位。
新興電影運動
（1932~1937）
1931年瀋陽“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嚴重毀壞了中國眾多電影製片公司和電影院，戰爭使得中國電影工業蒙受了巨大經濟損失，也給廣大電影工作者帶了精神上的極大刺激，大批抗日新聞紀錄片湧現。
中國電影界開始發生新的變化，銀幕上那些脫離現實的神怪魅影和老套的言情故事，觀眾已經延誤。國難當頭，電影面臨嚴峻形勢，只有攝製反應現實生活、鬥爭和大眾願望的影片，才是重獲發展的出路。於是中國電影界在1932年出現了一批反映抗日鬥爭和描寫現實生活的故事片，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各製片公司紛紛開始尋求與左翼文化人的合作，拍攝激進的影片，製造市場的賣點，從而為“新興電影運動”的發生提供了契機，形成了中國電影創作的一個新的轉變時期，1932年也成為了中國電影的轉變年。
1933年2月9日，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在上海成立。協會委員包括了當時中國電影界一批最權威的編劇、導演、演員、攝影、音樂、技術等各方面的人才。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的成立，表明電影界廣泛的統一戰線已經形成，標誌著以廣大進步和正直的電影工作者為主體的，左翼文化人士參與的一場“呼應社會轉型，促進電影變革和創新”的新興電影運動全面展開。
張石川、鄭正秋等人於1922年成立的明星影片公司，隨著負責人思想上的轉變，也從一個民族資產階級性質的電影企業轉變成了新興電影運動的一個基本陣地。自1932年起，明星影片公司聘請左翼作家當編劇顧問，陸續拍攝了一批中國最早的新興電影，重要作品有《狂流》、《春蠶》、《鐵板紅淚錄》、《女性的吶喊》、《姊妹花》等。1933年由於各大影片公司都出品了不少優秀新興電影，創作成果豐碩，這一年被譽為“中國電影年”。各大公司重要作品有聯華影業公司《三個摩登女性》（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新興電影）、《母性之光》、《城市之夜》、《漁光曲》，藝華影業公司《民族生存》、《肉搏》，電影通片公司《桃李劫》、《風雲兒女》（影片主題曲為《義勇軍進行曲》）、《自由神》等。
抗戰時期的電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的槍聲打響。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正式成立。在其促進下，上海電影界人士於7月30日在明星影片公司召開大會，宣告中國電影工作人協會成立。同時，在中國電影工作人協會下成立中國電影界救亡協會（後改名為中國電影界救亡委員會）。8月4日，上海電影編劇導演人協會成立，號召電影工作者以實際行動為抗日戰爭服務。
抗戰開始，由於上海的攝製場所淪為戰區，製片工作只能暫停，電影工作者們積極參加了蓬勃發展的救亡話劇工作，各個救亡演劇隊到前線去演出。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成為“孤島”，大部分電影工作者奔赴內地及其他地區開展工作。“孤島”隨處四面包圍之下，但上海的租界不同於東北、華北的淪陷區，日軍未能實現對租界的“代管”，這也是“孤島”電影能生存下來的政治背景。
日軍的侵略使中國電影業損失慘重，到1937年下半年，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幾乎所有的大製片公司被迫停業，明星影片公司和聯華影業公司也從此推出了歷史舞台。只剩下新華影片公司一家因分廠地處租界，免於戰火，尚能繼續拍片。1937年，新華公司老闆張善琨投拍大型古裝片《貂蟬》，1938年在香港最終完成拍攝，在上海連映70天，創下了戰時影片的放映紀錄。隨後，一些公司也復工，拍攝了少量作品。1939年，張善琨以華成影片公司的名義，出品了電影《木蘭從軍》，通過借古喻今的含蓄手法，以表演殺敵衛國的主題。《木蘭從軍》創下了票房新高，是“孤島”成就突出、影響最大的一部古裝影片。
在此後一年時間中，掀起了一股古裝片熱。由於特殊的政治地理環境和複雜的投資心態，使得“孤島”時期的電影生產在總體上體現為一種商業競爭行為。但其末端，又朝相反方向發展，以致造成古裝片泛濫，呈現良莠不齊的狀況。
1940年是“孤島”影壇的民間故事年，即古裝片泛濫時期，而1941年影壇就出現了“時裝片”創作熱潮。影評界對古裝片泛濫進行認真的批評與引導，還極力敦促電影界加強對現實題材的電影拍攝。其中較為優秀的作品有《生死離別》、《夜半歌聲續集》、《新姊妹花》、《家》、《天涯歌女》等。
1941年日軍占領整個公共租界，“孤島”成為淪陷區，“孤島”電影也為日偽電影所代替。日軍非常重視電影的宣傳作用，在上海培養電影漢奸，利用電影漢奸在中國電影中灌注殖民主義思想，拍攝“以戀愛為中心”和“大題材的中國電影”方式出現。新華公司老闆張善琨首先公開投敵。1942年，新華、華成、新藝、金星等12家公司在日軍和汪偽政府的操縱下實行合併，改組為中國聯華製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聯”），張善琨任經理。日偽利用“中聯”、“華影”出品了一些隱晦曲折的“間接國策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博愛》、《萬世流芳》、《春江遺恨》。
戰後的電影發展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電影也出現了新的階段性變化，電影生產格局進行了重新調整，上海再度成為中國電影的中心，終於結束了戰爭時期形成的獨特態勢。
面對國民黨的電影壟斷和對電影的加強檢查政策，以及美國好萊塢影片的傾銷等情況，民族電影的生產和創作環境依然頗為艱難。然而。在民族資本家與愛國進步電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藝術佳作《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小城之春》、《烏鴉與麻雀》等接踵問世，在艱難中創造了輝煌。
上海電影製片廠
1949年，上海即將解放。中央電影局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委任於伶、鐘敬之負責接管上海電影方面的工作。同年11月16日，上海電影製片廠正式成立。廠址梵黃渡路（今萬航渡路）618號，後遷漕溪北路595號。於伶任廠長，鐘敬之任副廠長。
1952年2月1日，上海7家私營影片公司，以長江崑崙聯合電影製片廠為基礎，組成國營性質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由於伶兼廠長。從此，上海結束了私營電影的歷史。
1953年2月2日，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與上海電影製片廠合併，其名仍沿用上海電影製片廠，屬文化部和中共上海市委雙重領導。這樣，上海的電影事業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從此結束了中國民營電影的歷史。上海電影製片廠人才雲集，規模宏偉，被稱為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
建國後的兩次輝煌
20世紀50年代後期，新中國電影事業面臨著嚴峻的局面，電影創作出現明顯的停滯。
1961年中共中央對文藝政策及時進行調整，“雙百”方針重新得到倡導，電影創作出現轉機、理論界自由爭鳴。1962年，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在《電影藝術》第二期，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簡稱《創新獨白》）一文。文章發表後，在全國電影界引起轟動。
這個時期，上海電影步入建國以來輝煌時期的頂峰。故事片產量回升，質量提高。舞台藝術片空前繁榮，科教片達到較高水平，美術片出現經典之作，由萬籟鳴導演，根據《西遊記》改編的中國第一部彩色動畫長片《大鬧天宮》，影片問世後，受到國內外觀眾高度讚揚，並在國內外電影節多次獲獎。
這個時期，中國影壇舉辦了兩屆“百花獎”，上海電影囊括了第一、第二屆百花獎的最佳故事片、最佳科教片、最佳美術片三項大獎。幾乎包攬了故事片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最佳配角、最佳作曲等單項獎，是建國以來，上海電影的輝煌時期。
文革期間，上海電影界遭到嚴重摧殘，電影發展停滯不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歷史開始了一個新時期，電影事業也開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期。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政治經濟改革開放、思想文化多元解放的背景下，上海電影迎來了建國以來的又一個黃金時期。
老上海電影公司
解放前，中國的電影業基本上集中於上海，而在上海有過製片活動的電影企業，總數約200家。上海的電影製片業，若從資金來源劃分，可以分為外商、民營和國民黨官辦等3種類型，而雄踞上海影壇的當推民營電影企業，占總數的90%以上。但是，在眾多的民營企業中，大多數公司只是曇花一現，有的公司甚至一片未拍，即已銷聲匿跡，而稍具規模、能均衡製片生產的，約十幾家。
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起過較大影響和作用的，二三十年代有影壇五虎將之稱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明星）、天一影片公司（簡稱天一）、聯華影業公司（簡稱聯華）、藝華影業公司（簡稱藝華）、新華影業公司（簡稱新華）等5家；戰後時期主要是崑崙影業公司（簡稱崑崙）和文華影業公司（簡稱文華）兩家。30年代的電通影片公司和40年代的崑崙影業公司，實質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民辦面目出現的電影公司。
新中國成立後，即成立了社會主義國營的上海電影製片廠，並通過對私營電影製片公司的改造，積極引導，分步到位，1953年2月，上海終於實現了國營與民營電影的並軌，成為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電影基地。
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起過較大影響和作用的，二三十年代有影壇五虎將之稱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明星）、天一影片公司（簡稱天一）、聯華影業公司（簡稱聯華）、藝華影業公司（簡稱藝華）、新華影業公司（簡稱新華）等5家；戰後時期主要是崑崙影業公司（簡稱崑崙）和文華影業公司（簡稱文華）兩家。30年代的電通影片公司和40年代的崑崙影業公司，實質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民辦面目出現的電影公司。
新中國成立後，即成立了社會主義國營的上海電影製片廠，並通過對私營電影製片公司的改造，積極引導，分步到位，1953年2月，上海終於實現了國營與民營電影的並軌，成為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電影基地。
亞細亞影戲公司
亞細亞影戲公司1909年由美國人賓傑門·布拉斯基(BenjaminBrasky)創辦於上海。曾拍攝短片《西太后》和《不幸兒》，時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影片不受民眾歡迎。1912年，布拉斯基將公司和部分資財轉讓於上海南洋人壽保險公司美國人依什爾和薩弗(T．H．Suffert)，但此二人不諳中國國情，遂邀請上海洋行廣告部買辦張石川擔任顧問。1913年，張石川邀請鄭正秋、杜俊初經營三等組織新民公司，專事承包亞細亞影戲公司的編、導、演業務，資金和技術則由亞細亞影戲公司提供。當年，由鄭正秋編劇並與張石川聯合導演的《難夫難妻》，是中國人拍攝的第一部短故事片。與此同時，還拍攝了一部紀錄上海民眾聲討袁世凱、革命軍攻打製造局和吳淞炮台實況的新聞片《上海戰爭》。之後，鄭正秋離開新民公司，在張石川的主持下，仍繼續為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活無常》、《五福臨門》、《二百五白相城隍廟》、《腳踏車闖禍》、《一夜不安》、《老少易妻》、《死人偷洋錢》等近20部短故事片，內容多屬庸俗無聊或滑稽打鬧之類，但對電影表現手段的運用，起到了學步與試探的作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膠片來源斷絕，亞細亞影戲公司即告歇業，新民公司也隨之解體。
明星影業公司
1922年3月，由張石川、鄭正秋、周劍雲、鄭鷓鴣、任矜苹創辦於上海貴州路7號亭子間，原大同交易所舊址。
最初拍攝滑稽短片，但營業不佳。1923年，公司決策層決定以“補親職教育暨學校教育之不及”為製片方針，宣稱“明星點點，大放光芒，撥開雲霧，啟發群盲”的拍攝宗旨，轉而投拍正劇長片《孤兒救祖記》，大獲成功。遂相繼拍攝《玉梨魂》、《最後的良心》、《掛名的夫妻》等以婦女的悲慘命運為題材的故事片。
1930年攝製中國第一部蠟盤配音有聲片《歌女紅牡丹》。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公司領導人接受新文化工作者的建議，順應時代的潮流，制訂了新的製片方針，建立由洪深、夏衍、鄭伯奇等參加的編劇委員會，陸續攝製了《狂流》、《女性的吶喊》、《脂粉市場》、《前程》、《鐵板紅淚錄》等20餘部揭示社會矛盾、反映人民呼聲的左翼影片。但隨著國民黨當局對文化控制的加強，夏衍等被迫退出，該公司的電影創作經歷了一個低落時期。
1936年春，公司新建的楓林橋總廠完工，同年7月進行改組建立一廠、二廠，提出了“為時代服務”的製片方針，並“立即從事國防電影的攝製”，“盡一點救亡圖存的微勞！”從而攝製了《生死同心》、《壓歲錢》、《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優秀影片。
1937年抗戰爆發後，生產陷於停頓。翌年，總廠又毀於戰火，被迫停業。該公司從成立到結束，歷時15年，共拍攝無聲故事片142部、有聲故事片50部、動畫短片13部、短紀錄片30餘部。曾創辦《明星》、《明星特刊》、《明星月報》、《明星半月刊》等雜誌和明星影戲學校，是中國電影事業發展史上經營時間最長、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民營影片公司。
天一影片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拍攝了《立地成佛》、《女俠李飛飛》和《忠孝節義》等5部影片。其後所拍攝影片多取材於民間故事和古典小說，如《梁祝痛史》、《鐵扇公主》、《義妖白蛇傳》等。
1928年起隨著火燒片、武俠片的盛行，曾拍攝《火燒百合台》、《血滴子》等。1931年拍攝的《歌場春色》，是中國最早的兩部片上發音的有聲片之一。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在左翼電影運動的影響與推動下，於1933年拍攝了《掙扎》、《飛絮》、《飄零》等反映現實的影片。
1934年後，相繼拍攝了《王先生》、《花花草草》等片，並在香港成立公司分廠。1937年結束在上海的製片活動，將全部資金、設備轉移香港，成立南洋影片公司。
自1925年至1937年。該公司在滬共完成故事片約百部（包括有聲片35部），長短紀錄片20部。
聯華影業公司
1930年8月，在羅明佑的策劃下，由他主持的華北電影有限公司與黎民偉主持的民新影片公司，和吳性栽主持的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合併，又吸收在上海經營印刷業的黃漪磋參加組成。最初全名為“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後改稱聯華影業公司。羅明佑任經理。
公司在北平、上海兩地分別設立聯華演員養成所和聯華歌舞班；制定了取法西方資本主義電影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加強了與東北、華北、上海、西南、華南的影院網的聯絡與管理工作；並進而提出“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挽救影業”的製片口號。
從1930—1937年，先後攝製故事片77部，長戲曲片1部，短故事片多部，以及卡通片《狗偵探》、《國人速醒》等2部。
聯華的出品，在不同的階段，是有起伏的。但就其主流來看，能貼近現實生活，反映時代精神，在藝術上注重人物性格刻劃，已擺脫了文明戲的影響，更多地著眼於對電影特性的運用與掌握，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從而在觀眾中產生了與“明星”、“天一”的影片的不同印象，稱“聯華”為新派，稱“明星”、“天一”為舊派。
公司曾編輯出版的《聯華畫報》，始為周報，後為半月刊；《聯華星期通訊稿》，系周刊，主要介紹聯華公司拍攝影片的動態、通訊報導，共出版32期。公司還曾編輯出版《聯華年鑑》，1934年和1935年共出版兩期。
藝華影業公司
1932年10月，由嚴春堂（棠）創辦於上海。初名“藝華影片公司”，開始投產影片。
1933年擴大規模，在康瑙脫路（今康定路）金司徒廟附近新建攝影棚。9月，改組為藝華影業有限公司。嚴春堂任經理。請田漢主持影片創作並領導編劇委員會，陽翰笙、沈端先（夏衍）也參加劇本創作，成為左翼電影運動開闢的一個新陣地，先後完成了具有鮮明的抗日反帝色彩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國海的怒潮》和《烈焰》等4部影片。
同年11月12日，發生國民黨特務組織搗毀藝華公司事件，並散發署名“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的傳單。這一事件不僅震動全國，也激起了海外愛國華僑的義憤。
在此以後的兩年里，通過田漢、陽翰笙的努力，公司攝製了影片《女人》、《黃金時代》、《生之哀歌》、《逃亡》、《凱歌》等11部，其中進步影片仍占多數。
從1935年下半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止，又攝製了《化身姑娘》（正、續集）、《新婚大血案》、《彈性女兒》、《女財神》、《三O三大劫案》等19部。其中《化身姑娘》被認為是“軟性電影”的代表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歇業。
新華影業公司
1934年由張善琨創辦於上海。起初在斜土路建成一個小攝影場，投拍影片《紅羊豪俠傳》等3部，獲利甚豐。於是增添設備，擴大規模。特約田漢為編劇，進步力量從創作、人才等各方面均予以支持，使之成為攝製國防影片的基地之一。
從1936年起，攝製了故事片《長恨歌》、《狂歡之夜》、《壯志凌雲》、《夜半歌聲》、《青年進行曲》等11部，和戲曲短片《周瑜歸天》、《林沖夜奔》等；並於1937年初，派攝影師赴綏遠前線拍攝新聞片《綏遠前線新聞》。
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後，“新華”率先恢復拍片，先後攝製了故事片《貂蟬》、《武則天》、《岳飛盡忠報國》、《西施》、《欲魔》、《鐵窗紅淚》、《江南小俠》等40部和戲曲、曲藝短片《三娘教子》、《寧武關》等2部。其間，又設立華新、華成兩家公司，拍攝《木蘭從軍》、《日出》、《少奶奶的扇子》、《林沖雪夜殲仇記》、《蘇武牧羊》、《雲裳仙子》、《葛嫩娘》等影片50餘部。
1940年底，張善琨將新華影業公司“出盤”於美商中國聯合影業公司，但仍保留新華影業公司名義。1942年2月，併入中華聯合製片有限公司（簡稱“中聯”）。
公司編輯出版的《新華畫報》月刊，1936年6月創刊，以探討電影藝術理論、宣傳國產影片、報導影界動態及本公司拍攝花絮為主。曾發表《中國電影劇本的發展階段》等文章，開展關於“國防電影”的討論。1940年終刊。
崑崙影業公司
1947年6月同聯華影藝社合併，仍名崑崙影業公司。夏雲瑚任總經理兼廠長，孟君謀任副廠長兼廠務主任。原聯華影藝社攝製的影片《八千里路雲和月》和《八年離亂》（《一江春水向東流》上集）也由崑崙發行。
改組後的崑崙公司，繼續和發揚了三十年代左翼電影的傳統，成為戰後進步電影的重要基地。為加強對影片創作的領導，成立了編導委員會，由陽翰笙、蔡楚生、史東山、陳白塵、沈浮、陳鯉庭、鄭君里任委員。陽翰笙、陳白塵先後任主任。
從1947—1949年間，共攝製影片《天亮前後》（《一江春水向東流》下集）、《新閨怨》、《萬家燈火》、《關不住的春光》、《麗人行》、《希望在人間》等6部。又在解放前即已投入攝製而完成於解放後和解放後拍攝的影片有《三毛流浪記》、《烏鴉與麻雀》、《武訓傳》（上、下集）、《我們夫婦之間》等。
1951年9月與長江電影製片廠合併，成立公私合營的長江崑崙聯合電影製片廠。1952年1月又併入國營性質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簡稱“聯影”）。
國泰影業公司
1952年1月1日併入國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
文華影業公司
“文華”的影片，傾向進步，題材多樣，風格各異，注意藝術品位，與“崑崙”的影片，相映成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