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權修
- 作者：管仲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出處：《管子》
- 作品體裁：散文
原文,譯文,作者簡介,
原文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
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台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也。舟車飾，台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
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征；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閒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軸；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軸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也。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遊，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
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軸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
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茍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譯文
萬輛兵車的大國，軍隊不可以沒有統帥；領土廣闊，農田不可以沒有官吏；人口眾多，官府不可無常法；掌握著人民命運，朝廷不可無政令。
地大而國家貧窮，是因為土地沒有開闢；人多而兵力薄弱，是因為人民缺乏督促。所以，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業，土地就不得開闢；賞罰不信實，人民就缺乏督促。土地沒有開闢，人民缺乏督促，對外就不能抵禦敵人，對內就不能固守國土。所以說，空有萬輛兵車的大國虛名，而沒有千輛兵車的實力，還想君主權力不被削弱，那是辦不到的。
土地開闢了，而國家仍然貧窮，那是君主的舟車過於豪華、樓台亭閣過多的原故。賞罰信實而兵力仍然薄弱，那是輕易興師動眾、使民過勞的原故。因為，舟車豪華，樓台亭閣過多，就會使賦稅繁重；輕易興師動眾，使民過勞，就造成民力枯竭。賦稅繁重則人民怨恨朝廷，民力枯竭則政令無法推行。人民怨恨，政令不行，而求敵國不來侵略，那是辦不到的。
要想治好天下，必須珍惜本國國力；想要治好國家，必須珍惜國內人民；想要治好人民，必須珍惜民力之耗盡。沒有辦法養活人民，人們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沒有辦法治理人民，即使留下來也不能使用。遠地的人們來而不走，是因為有效地養活了他們；人口眾多而可以統一號令，是因為有效地治理了他們。見到人們做好事，喜悅而要有實際獎賞；見到人們做壞事，厭惡而要有具體懲罰。賞功罰過，對於親身經歷的人們確實兌現了，那末，沒有親身經歷的也就不敢胡作非為了。如果見到人們做好事，空自喜悅而沒有實際獎賞；見到人們做壞事，空自厭惡而沒有具體懲罰；賞功罰過，對於親身經歷的都沒有兌現，要指望沒有經歷的人們為之感化，那是辦不到的。君主能夠付出厚愛和厚利，就可以親近人民，申明知識相禮節，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則來引導人民，審定規章制度來防範人民，設定鄉的官吏來指導人民。然後再用法令加以約束，用獎賞加以鼓勵，用刑罰加以威懾。這樣，百姓就都願意做好事，暴亂的行為便不會發生了。
土地生產財富，受時令的限制；人民花費勞力，有疲倦的時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則是無止境的。以“生財有時”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來供養欲望無窮的君主，這中間若沒有一個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間就會互相怨恨，於是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的現象產生了。因此，對人民徵收有度，耗費又有節制的，國家雖小也一定安寧；對人民徵收無度，耗費沒有節制的，國家雖大也一定危亡。
有土地而不開闢，等於不是自己的土地；有人民而不治理，等於不是自己的人民。凡是治理人民，對於按勞績給予祿賞的問題，不可不審慎從事。勞績多的祿賞多，勞績少的祿賞少，沒有勞績的就不給予祿賞。如果有勞績而沒有祿賞，人們就離心離德；勞績多而祿賞少，人們就不努力工作；勞績少而祿賞多，人們就弄虛作假；無勞績而空得祿賞，人們就貪圖僥倖。凡是離心離德、工作不力、弄虛作假、貪圖僥倖的，舉辦大事不會成功，對敵作戰也不會盡力。所以說，根據人的能力授予官職，按照勞績差別賜予祿賞，這是用人的關鍵。
農田與市場往往爭勞力，民家與官府往往爭財貨，貨幣與糧食往往爭貴賤，地方與朝廷往往爭治理許可權。所以，讓田野不積雜草，就應把農業放在首位；讓官府不積財貨，就應把財富藏於民間；讓市場店鋪不成行列，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讓朝廷不聚眾議事，就需要做到分權到鄉。田野無雜草，官府無積貨，市場店鋪不成行列，朝廷不聚眾議事，這些都是治國的最高水平。
人的本性沒有什麼兩樣，所以，人的思想性情是可以掌握的。了解他喜歡什麼和厭惡什麼，就可以知道他的長處和短處；觀察他同什麼樣的人交往，就能判斷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把握住這兩點，就能夠對人民進行管理了。
國土的保障在於城池，城池的保障在於軍隊，軍隊的保障在於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於糧食。因此，土地不開闢，就會造成城池不鞏固。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別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鄉？不能治鄉，怎能治國？不能治國，怎能治理天下？而天下又是以國為根本，國以鄉為根本，鄉以家為根本，家以人為根本，人以自身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視農業，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業，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業，人們就會延誤農時農事而輕忽土地之利。在輕忽地利的情況下，還指望田野開闢、倉廩充實，那是辦不到的。
商人在朝中掌權，財貨賄賂就流往上層；婦人參與政事，賞功罰過就不能準確；男女沒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恥。在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的情況下，要求百姓為國家甘冒危難，兵士為國家獻身死節，是辦不到的。朝廷不整肅，貴賤無區別，長幼不分，制度不明，服制沒有等級，君臣都超越應守的規範，這樣，要求得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是辦不到的。君主好搞陰謀欺詐，官吏爭收苛捐雜稅，使役人民只偷取一時之快，以致百姓怨恨，這樣，要求得人民親近君主，是辦不到的。擁有土地而不注重農業，統治國家而不能統一號令人民，這樣，要求國家不發生危機，是辦不到的。君主行事依靠求神問卜，好用巫醫，這樣，鬼神反而會經常作起怪來。總之，功業不成，名聲不顯，將產生三種禍患：一是養成獨斷專橫的君主；二是成為貧窮卑賤的君主；三是成為政務混亂、整日裡疲於奔命的君主。
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種植五穀；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種植樹木；作終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種穀，是一種一收；種樹，是一種十收；培育人材，則是一種百收的事情。如果我們注重培養人材，其效用將是神奇的；而如此舉事收得神效的，只有王者之門才能夠做到。
凡是治理人民的，應該使男人沒有邪僻行為，使女人沒有淫亂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沒有淫亂，要靠訓誨。教訓形成風氣，刑罰就會減少，這是自然的道理。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惡。因為，小的邪惡是大的邪惡產生的根源。不禁止小的邪惡而想要大邪惡不危害國家，是辦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禮”。要求有禮，就不可不重視小禮。因為，在國內不重視小禮，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禮，是辦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義”。要求有義，就不可不實行小義。因為，在國內不行小義，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義，是辦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廉”。要求有廉，就不可不重視小廉。因為，在國內不重視小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廉，是辦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恥”。要求有恥，就不可不整頓小恥。因為，在國內不整頓小恥，而要求百姓能行大恥，是辦不到的。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飭小恥、禁止小的壞事，這都是訓練人民的辦法。而人民能夠作到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飭小恥並禁止小的壞事，又正是治國的根本。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服從驅使。要人民服從驅使，就不可不重視“法”的作用。法，是用來建立朝廷權威的。要建立朝廷權威，就不可不重視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給“不義”的人，人民就輕視爵位；人民輕視爵位，君主就沒有威信；君主沒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是用來驅使人民出力的。驅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視祿賞。如果把祿賞授給“無功”的人，人民就輕視祿賞；人民輕視祿賞，君主就無法勸勉人民；君主無法勸勉人民，命令也就無法推行了。法，是用來發揮人民才能的。發揮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職。如果委派官職不慎重，人民就背離其治理；人民背離治理，則下情不能上達；下情不能上達，人民就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也就無法推行了。法，是用來決定人民生死的。決定人民生死；就不可不審慎地使用刑罰。如果刑罰不審慎，就會使壞人逃罪而好人蒙冤；壞人逃罪和好人蒙冤，就會出現殺無辜而赦有罪的事情；殺無辜而赦有罪，國家就難免被賊臣篡奪了。所以，爵位被鄙視，祿賞被輕視，人民背離統治，賊臣發動叛亂，這些都是敗國的政教造成的。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