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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節選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懸熢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暗，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 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乾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 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盪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
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 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天至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側，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 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柑而毛修之哉！
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這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鄖，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逾梁山，而國乎歧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直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預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柑循其所有而滌盪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辟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谷，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斵金，巧冶不能爍木，金之勢不可斵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箭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踴之節。故先王之製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 友而教之以悌，赦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癢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尊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曹。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 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好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轎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奸人在朝 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 。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谷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駿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爾。
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 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餌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斗，而不可令持牢；重得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得者者鮮，而所治者淺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眾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銑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 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眾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
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翩甌有 ，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方，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屍也。宰、祝雖不能，屍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餚孺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 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復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百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雞夜嗚，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愜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雖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未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未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未，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乾歲不一會也。
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污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奸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風俗可美也。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 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梯，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鹹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未，以重製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鳳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
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大公望、召公爽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儒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架，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暇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招詔，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木，曾於架羊，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托善以自力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於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逞啟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
原文翻譯
天上設定日月，陳列星辰，調節陰陽，布設四季。白天由陽光照耀，晚上讓它們休息，用風來吹乾，用雨露來潤濕。上天化育萬物，卻看不到是怎樣養育，但萬物倒茁壯成長了；上天殺滅萬物，卻看不到是怎樣殺滅，但萬物倒凋落死亡了。這種無形的生滅手段，叫做神明。聖人仿效大自然，所以他在給人們帶來福祉時，看不見他有什麼行動，但幸福卻降臨了；他在為人們除去禍害時，看不見他在採取什麼措施，但禍害卻消除了。這正是遠離之卻靠近之，延近之卻疏遠之。稽查它們得不到蹤影，觀察它們卻又不虛妄。每天算計，效果甚微；長年累月則功效卓著。濕氣降臨，看不見它的形狀，但木炭卻已增加了重量；風將吹臨，看不見它的形象，但樹葉卻已擺動了；時光的推移，不留明顯的痕跡，但草木卻隨著時光的推移而枯萎；千里馬日夜兼程賓士傳遞著，而烽火台上的烽燧並不見它的傳遞，但傳到下一站的時間，總在驛馬之前。所以，天將要起風，草木還沒有反應，而鳥兒卻已經從樹上飛離；天將要降雨，烏雲還沒有聚集遮蓋天空，而魚兒卻已經浮出水面喘氣了，這是陰陽二氣互動交感的緣故。因此，寒暑、燥濕，按照類別而相隨從；聲音迴響的疾速、緩慢，按照音類而相呼應。所以《易經》說：“鶴在樹蔭里鳴叫，它的同類小鶴在附近應和著。”殷高宗武丁居喪，三年內閉口不言，四海之內隨之寂然無聲；但一旦他發布號令，便震撼天下，這是遵循天意而使天下像呼和吸那樣感應。所以，一旦觸動根本，百枝萬葉都會隨之搖晃，如同春雨澆灌萬物，渾渾然流淌，源源不斷地施澤著，沒有什麼地方不受潤滋，沒有什麼植物不被養育。 所以聖人順應天意，一出聲音就震動天下。因此人的內心世界如果感發起至精至誠的情感，那么他的形體之氣就會感化天，隨之就會有吉祥的瑞星出現、神龍也會降臨、吉祥的鳳凰也會翔臨、甘泉也會自地涌流、五穀未布而生長、江河不會泛濫、大海不會肆虐。所以《詩經》說：“祭祀安撫眾神，並顧及黃河五嶽。”如果違逆天意，暴虐萬物，就會出現日食、月食，五星也會偏離它的正常運行軌道，四季就會與時令相違背，白天昏暗、夜晚放光、山峰崩塌、河流枯涸、冬天響雷、夏天打霜。《詩經》上說：“六月繁霜，令我心憂。”上天和人事，是有相通之處的。所以國家危亡而天象變異，世道混亂則虹霓呈現，萬物是相互聯繫著的，災異之氣是會互相激盪相通的。 所以神靈之事，是不能憑智巧去做的，是不能靠筋力去力求的。天地包容著、陰陽化育著、雨露滋潤著，這樣便產生萬物；那翡翠玳瑁、瑤碧玉珠是文彩明朗、滋潤光滑，撫摩它不會損缺，歷久而不變形，天成自然是奚仲無法摹仿的，魯班不能複製的：天地自然造化萬物的本領就是這樣神奇，我們把此稱為“大巧”。
宋國有人用象牙為國君雕刻了楮樹樹葉，花了三年時間才雕刻成功，葉的脈絡細如微芒，葉子的厚薄、顏色都十分逼真，將它放在真的楮樹葉中分不出真假。列子說：“假若天地自然也要花三年時間才能長成一片樹葉的話，那么萬物中有葉子的就太少了。”那天地自然化育萬物，撫育它們，它們則很快生長；寒風吹刮它們，它們則很快凋零，哪會像人工雕刻那樣費勁辛苦？所以凡可以度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凡可以計數的都是有限的。而最大的東西是無法度量的，極多的東西是數字無法統計的。所以九州是不能用頃畝來計算的，八極是不能用“道里”來計算的，泰山是無法用丈尺來尺量的，海水是無法用斗斛來量度的。所以大氣概的人和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並和四季相協調。所以聖人懷著天一樣的氣概，有著天一樣的心懷，持執著中和之氣，不出廟堂便能恩澤施行四海，移風易俗，感化民眾使之從善，卻像出自他們的本性，這就是精神感化。《詩》中說到：“慎守自然，和順又平安。”那鬼神，看它不見形體，聽它不聞聲音，然而每年祭祀上天，祭祀山川，祈求上天、山川之神降福，每逢旱災，舉行雩祭以祈求降雨，消除災難以占卜來決定事宜。《詩》中說：“神靈的到來，是無法揣度的，又怎么可以厭棄神呢？”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天達到它的高度，地達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著夜空，太陽照耀著白晝，陰陽化生，眾星明亮，這些自然現象並不是人有意造成的，而是遵循規律，自然而然這樣的。所以陰陽四時變化，並不是為了生育萬物；雨露按時降落，並不是為了養育草木。神明接觸，陰陽融合，萬物自然而然產生。所以高山深林也不是為著虎豹而設定的；大樹繁枝也不是為著飛鳥而生成的；江河千里淵深百仞也不是為著蛟龍而形成的。山達到一定高度，森林長成一定廣度，鳥獸們自會在山中居住、在樹枝上棲留、在穴巢中安身、在洞穴里藏身、在溪谷里潛泳、在旱陸地行走、各自找到適宜於自身的處所安身生存。大的產生小的、多的產生少的，這是天地自然規律。所以小山丘不可能興起雲雨，小水坑不可能產生魚鱉，這是因為它們太小的緣故。牛馬身上產生的熱氣蒸發會生成虱子，但虱子之氣蒸發不可能產生牛馬。所以養育變化是從外而生，不是生成於事物內部。那蛟龍藏匿於深淵，而它的產卵孵化卻在岸上進行；礣蛇雄的在上風鳴叫，而礣蛇雌的卻在下風鳴叫便可以受孕孵化成幼蛇，這是精之感應而造成的。所以聖人修養心性沒有比修煉精誠更好的了，如達到至精至誠的境界，就能感動化育對象。那得道的人，內身藏著至精至誠，精神棲安於心中，虛靜恬淡，胸懷悅穆，邪氣就沒有滯留的地方。四肢關節協調，全身肌膚蒸發汗污，內臟散泄濁氣，這樣心臟機樞調和輕鬆，全身經脈九竅便無不順暢連通，這是因為精神處在了自己應處的居所，這哪裡是關節的撫慰、毛髮的保養所能辦到的！
聖明的君王處在君位上，空廓沒有形象，寂靜沒有聲響；官府像無事可做，朝廷久無人跡；民間沒有隱居之士、沒有避世佚民；百姓沒有勞役，刑獄沒有冤屈；四海之內，沒有人不仰慕君王的德行，依照君王的旨意；夷狄這樣的國家，通過重重翻譯來朝見：這種情景並不是靠挨家挨戶地勸說宣傳實現的，而是靠君王將精誠之心推廣施行於天下來實現的。《詩》這么說：“恩惠施加給中國本土，這樣可以安撫四方的諸侯。”內部事情治理順暢，四方諸侯、夷狄自然安寧。過去太王亶父在邠地的時候，狄人經常來攻打，亶父率家族離開邠地，百姓們攜幼扶老，背著鍋甑跟隨著他，翻越梁山，在岐周建立起周國：這情景不是靠硬性命令所能做到的。秦穆公為了不讓山野人吃了駿馬肉而傷胃生病，便送好酒給山野人喝，後來在同晉國打仗時，這些山野人就拚死報效秦穆公：這情景就不是像以契約索還債務那樣所能做到的。宓子賤治理單父，巫馬期前去考察他的教化效果，看見夜晚捕魚者都將捕到的小魚放掉：這情景就不是靠刑罰所能禁止的。孔子擔任魯國的司寇時，國內道路上沒有拾取他人遺失的物件，集市上沒有哄抬物價的情況，耕田、捕魚時人都謙讓年長者，老人不用背扛肩負重物：這情景就不是單憑法令所能做到的。那箭之所以射得遠並能穿透硬堅物，是靠的弓弩的力量；但箭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則靠的是人的心智。獎賞好人懲罰殘暴，要靠政令；但政令之所以能貫徹執行，則是靠執政者的精誠。所以說，弓弩雖然強硬有力，但不能獨自來射中目標；法令雖然嚴明，但不能獨自施行：一定得需要精誠之氣之神來幫助弓弩、法令發揮它們的作用。所以詳細地闡明啟發要百姓接受，但百姓就是不聽從接受，這是由於在上位的人的精誠之心沒有施用到百姓身上去。
天地四時，並不能直接產生萬物，神明接交陰陽融合而使萬物產生；聖人治理天下，並不是要強行改變人民的品性，而是依從人民已經所具有的品性，滌盪其中的污濁部分，引導他們向好的素質轉化。所以因循規律辦事，效果就顯著；人為操作，不按循規律，收效就細微。夏禹開鑿龍門，辟開伊闕，疏導長江黃河，使它們向東流入東海，這是依循水從高處向低處流的水性。后稷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施肥種穀，讓五穀各自得到適宜生長的環境，這是按照土地的地形、肥瘠的特性來做的。商湯、周武王率領兵車三百輛、甲兵三千人，討伐暴亂，分別制服了夏桀和商紂，這是順應了人民的願望來完成的。所以能夠遵循自然規律，就能無敵於天下。萬物都有其自然規律，人只有按客觀規律，才能從事治理。所以優秀的木匠是不能砍斫金屬物的，靈巧的冶工是不能熔毀木材的，這是因為金屬的特點決定了不能砍斫，木材的特性決定了不能熔毀。調和泥土製成陶器、挖空木頭做成舟船、熔化金屬鑄造刀劍、熔鑄金屬造成鐘，這都是依循它們的各自特性而做成的；駕馭牛馬拉車、讓公雞報曉、讓狗守門護宅，這都是順應了它們的本能特性。人有情慾的本性，所以制定隆重的婚姻禮節；人有食慾的本性，所以規定了宴請的禮儀；人有喜樂的特性，所以有鐘鼓管弦的樂器和音樂；人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服孝哭喪的禮節。所以先王制定法令、禮儀，都是根據人的愛好來節制修飾的。根據人有情慾的本性，制定了婚禮，因而界定男女有別；根據人有喜樂的特性，制定了雅頌之音，因而風俗不至於放蕩；根據人民珍惜家室安寧、妻兒快樂的願望特點，教導人們和睦孝順，因而父子間有親情；根據人有喜交朋友的特點，教導人們敬重長者，因而長幼有序。在做到上述這些以後，再制定朝見天子聘禮諸侯的禮節，用以分別貴賤；規定宴酒習射的禮節，用以明確長幼次序；定時檢閱車馬、整頓軍隊，來學習軍事；讓子弟進學堂學習，來提高人倫道德修養。這些做法全都是依循人的特性來制定的，然後再由聖人來加以教導培養，使人能成才。所以如果人沒有這方面的本性，就難以加以教導；而人有了這方面的本性而沒有對此加以教養引導，也不能使人走上正道。這就好像蠶繭有抽絲的特性，但不經過女工的煮熬、牽絲，就不能成為絲線；這也好像禽卵孵化成雛，如不經過雌禽長時間的孵抱溫暖，就不能變成雛。這就說明人具有仁義的天性，就非得要經過聖人立出法度來加以教導，否則就不能使他們歸入正道。所以先王進行教化，是依循人們喜善的特點來引導勉勵人們向善行善；是依循人們厭惡的特點來禁絕奸邪；因此刑罰不動用，威勢就能暢行如流水；政令簡約，感化照耀如神靈。所以，依循人的天性則天下人就聽從；違逆人的本性則法令公布都無濟於事。
過去五帝三王臨朝執政實行教化，一定要採用“參五”的方法。什麼叫“參五”呢？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於是就設立明堂朝廷，頒布明堂政令，以調陰陽之氣，協和四時之節，辟除疾病之災。俯視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崗平原水域及土地肥沃貧瘠高低各種條件以適宜種植何種穀物，安排生產創造財富，以消除饑寒之禍患。中考核人的品德，以制定禮樂，推行仁義之道，理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從而清除暴亂的禍根。還闡明金木水火土的特性，來確立父子之情從而建立家庭；分辨清濁五音六律相生的原則，來確立君臣之義從而形成國家；審察四時季孟的先後次序，來確立長幼間的禮節從而設定百官等級：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及制定叫做“參”。規定君臣之間的節義、父子之間的親情、夫婦之間的區別、長幼之間的次序、朋友之間的交際原則，這就叫做“五”。還分割土地使民眾分屬各州、分派職官治理、修築城市讓人們居住、劃分宅地區分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分配財物使民眾有穿有吃、設定學堂教育子弟，讓他們早晚勤於民事：這是治理天下的綱紀。然而這些綱紀要有適當的人才來推行貫徹才行，如用人不當就會廢馳綱紀。堯帝治理天下，政教平和，德澤滋潤融洽人民，他在君位七十年，便開始物色尋求能繼承帝統君位的人，命令掌管四方的諸侯舉薦那些處在卑微地位而有才德的人。於是四方諸侯舉薦了舜，並把舜推薦給堯帝。堯帝就將自己的兩位女兒娥皇、女英許配給舜作妻子，以考察他治家理家的能力和態度；還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給他，來考察他治國外交的才能。又派舜深入林麓之中，狂風雷雨也沒使舜迷失方向和道路。於是堯帝就將自己的九個兒子託付給舜，並贈給舜昭華美玉，正式將君位傳授給舜。堯帝如此慎重地挑選繼承者，是因為堯認識到雖然自己制定了不少法度，但自己的兒子丹朱因不賢凶頑仍難以勝任統治天下的重任。
事物沒有隻張不馳、只成不毀的，唯有聖人的事業能夠長盛不衰、盈滿不虧。神農氏最初發明琴是為了集聚歸化人心於神明，杜絕性情的淫亂；但到了後來，有人就放縱於音樂，不知返歸本性，淫而好色，以至於亡國。夔當初創作音樂，都符合五音、六律，並和八風相通；但到了後來衰世時期，人就沉湎於過度的歡樂享受之中，不顧政事以至於滅亡。蒼頡最初創造文字，用來管理官吏，處理各種日常事務，使愚笨者不至於忘事，聰明者能記錄下久遠的事情；但到了後來衰世時期，就有人利用文字私自刻寫偽造騙人的文書，為有罪者開脫，捏造虛假的文字以殺害無辜者。湯當初建造園囿，是為了供奉宗廟祭祀用的鮮肉干肉祭品，以及訓練士兵射箭和駕御以防不測事件；但等到後來衰世時期，這園囿就被貴族用來馳騁獵射，以至耽誤百姓的農時，使人精疲力竭。堯帝推舉禹、契、后稷、皋陶，使政事教化平和，消除邪奸惡人，訴訟的事也不發生，人民豐衣足食，賢能的人勉力向善，不賢者也被君王的德政所感化；但到了後來末世，人們就結黨營私，各自推舉同黨占據要位，廢棄公心而追逐私利，朝廷內外，同黨互相吹捧抬舉，這時奸邪掌握朝政，賢德者只得隱居山野。所以，天地自然運行的規律總是這樣的：凡物發展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凡物盈滿了就會有虧損。五光十色雖然明亮，但時間一長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節就要凋零；凡物都有它的興與衰，不可能老是一個樣子。所以聖人在事情實在行不通時總要改弦易轍，法規弊舊時就要改革，這並不是他們喜歡改變古制和常規，而是因時世變了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挽救破敗振興衰落、革除淫邪糾正錯誤，來調整天地社會之氣氛，使萬事萬物在適宜的生存環境下得以發展。
聖人如同天覆地載，如同日月照耀，如同陰陽調和，如同四季變化，對於各種不同的事物，不分新舊、不論親疏，都能一視同仁、溫暖普照，所以聖人是效法天道。天時不可能只有一個季節，大地也不可能只有一種利益，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種本事，因此聖人的事業不能不是頭緒繁多，旨趣行為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代表著五行的不同氣質，儘管相異但都適宜協調；不同門類的六藝，儘管不同但它的本質卻是一致的。溫惠柔良，是《詩》的風格；淳龐敦厚，是《書》所教誨的；清明條達，是《易》的要義；恭儉尊讓，是《禮》的行為準則；寬裕簡易，是《樂》的教化；刺譏辯義，是《春秋》的優點。所以《易》的過失是在於隱秘難測；《樂》的失誤是在於導致淫逸；《詩》的過失是在於使人怨愚；《書》的失誤是在於使人拘泥舊法；《禮》的過失是在於使卑尊者互相嫉恨；《春秋》的失誤是在於使人互相詆毀。但這六種經典聖人卻是兼取並用，通過剪裁取其精華。失去本旨就會混亂，掌握本旨就能得到治理；這其中的精華在於協調好各種關係，而其失誤在於權變本旨和要義。水火金木土和谷，屬於不同的物類，但卻都可被利用；規矩權衡和準繩，形制各異而都能適用於對象；丹青和膠漆性質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這說明事物均有它適用的範圍和對象。車輪是圓的，車廂則是方的，車轅是直的，車衡則是橫的：形狀不同但均出於使用的方便。驂馬喜歡奔跑，服馬喜愛緩行，帶不厭新，鉤不厭舊：這是因為它們所處的環境地位的不同的緣故。《關雎》篇以鳥鳴起興，君子從中得到美感，這是因為雎鳩鳥雌雄有別不雜居；《鹿鳴》篇用鹿鳴起興，君子從中得到尊崇美，這是因為鹿群有發現食物互相呼喚共同享用的美德。在泓水之戰中，宋軍慘敗，宋襄公被俘，但《春秋》卻尊崇宋襄公，這是因為看重宋襄公不攻擊還沒排好陣列的軍隊的仁義思想；宋伯姬坐在堂前不下堂而被火活活燒死，《春秋》仍然尊崇宋伯姬，這是因為看重宋伯姬不超越禮節行事的品行。成就事業，建立功名，哪裡用得著做很多事情，只須抓著本旨根本就行。典籍所記載的也只是某人某事的某方面而已。
王喬、赤松子遠離塵世，脫離人間邪惡糾紛，吸取陰陽融和之氣，食取天地之精華，吐故納新，踏虛升飛，乘雲遊霧，可以稱為養性者，但是不能稱為孝子。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安定國家、平息叛亂，可以稱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愛護兄弟。商湯放逐夏桀，武王討伐紂王，為天下剷除殘暴奸賊，可以稱為仁惠的君主，但不能算是忠臣。樂羊攻打中山城，久攻不下，中山人烹了他的兒子，樂羊竟嘗了中山人送來的他兒子的肉羹，以顯示自己的威武強勢，這可稱得上良將，但是不能算作是慈父。所以，事物均有多面性，要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不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值得否定的一面，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虞舜和許由的行為儘管各異，但均是聖人；伊尹和伯夷走的道路儘管不同，但都是仁者；箕子和比干的行動儘管不一樣，但都是賢者。所以將士中有的輕捷、有的重緩、有的貪心、有的清廉，這四種將士的性格特點各異，但在戰爭打仗中缺一不可。輕捷者好動，重緩者好靜，貪心者好取，清廉者則不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敏捷者可讓他們衝鋒搏擊，而不可讓他們固守；重緩者可讓他們固守，倒不適宜讓他們衝鋒搏擊；貪心者可讓他們積極攻取，而不可讓他們安守本職；清廉者可讓他們安守本職，倒不適宜讓他們積極攻取；忠誠守信者可讓他們持守約定聯盟，而不能要他們也隨機應變。這五種人的性格相反，但聖人卻能對他們兼容並蓄而用之。這說明天地自然不只是容納一種事物，陰陽兩氣的交融也不只能產生一種物類。海水只有不推辭小的積水才能成就它的博大；山只有不拒絕土石才能成就它的崇高。如果持守一角就會拋棄遺漏萬方世界，如果取用一物就會捨棄其他事物，這樣就必定獲得的很少，所能治理的範圍也一定很淺窄。
治理大國的治術不能瑣碎，國土遼寬的管理制度不能偏狹；處在高位的人處事不能煩瑣，百姓眾多的政治教化不能苛細。事務瑣碎就難以治理，法令煩雜就難以推行，欲求多就難以滿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時就一定會有誤差出現；一銖一銖地稱，稱到一石時就一定會有差錯出現。反之用石和丈為單位來稱量，既簡單又少失誤。挑選絲頭、細數米粒，是既麻煩又不精確。所以從大的方面入手就容易運用智慧，糾纏於細曲枝節就難以發揮智慧。所以對那些無益於治理，只會增添麻煩的事，聖人是不會去做的；對那些不實用，只會浪費精力的事，聰明人是不會去做的。所以要做成大事只有簡約，要做好大事也只有儉省，欲求要滿足只有欲求少；這說明功業簡約則容易完成，事情儉省容易辦到，欲求寡少容易滿足。容易辦成的事情，拿來交給人家辦理，也就容易辦成。孔子說：“太煩瑣的論證辯說只會損害真理，太計較蠅頭小利只會妨害大義，太賣弄雕小技藝只會破壞大道術，太小的見識是無法產生通達觀念的；要想通達大度，就必須要簡約。”
黃河因為曲折連綿，所以能流向遠方；高山因為綿延深長，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為悠遊，所以能化育萬物。只通曉一類事，明了一種說法，掌握一門技藝，可以對某些事物有精到的認識，但不可能廣泛應對所有事物。辦事處事像蓼菜成行那樣有條不紊，像甂甌有底座那樣穩當可靠，秤著柴來燒灶，數著米來做飯，這樣謹小慎微的人只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圓符合圓規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動起來能仿效獸類，停止下來能相當文靜，能夠指揮這樣列隊的人可以愉舞娛樂，但不能指揮軍隊。洗潔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淨手後擺食品，這樣的人可以負責幾個人的飲食，但不能管理三軍的一伙食。在祭祀的時候，屠宰烹煮、殺狗燒豬、調和滋味，這是廚師的事；陳設簠簋、排列樽俎、放置籩豆，這是巫祝的事情；齋戒嚴肅、穿著禮服、儀態深沉、閉口不談，神靈以此為代表，這是屍主的任務。廚師和巫祝即使不稱職，屍主也不能越過樽俎去代替他們。所以彈瑟的時候，總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緩；處理事務則是賤者勞碌而貴者閒逸。舜當天子時，只是彈奏著五弦琴，歌唱著《南風》詩，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周公飯菜擺在案前，鐘鼓懸掛在架上伴奏，四方異族就歸順降服了。秦始皇趙政白天判斷案子，夜裡處理文書，還派出監察御史到各個郡縣視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嶺以防越人，修築長城以防胡人，但是奸邪還是不斷產生，盜賊成群結隊，這正是政務越煩雜亂子就越多。所以法只是治國的工具，而不是治國的根本，就像弓和箭，只是射中目標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關鍵。
黃帝說：“茫茫昧昧，憑藉著上天的神威，與天地元氣相通。”所以與元氣同一相通者可以稱帝、與道義同一者可以稱王、與強力同一者可以稱霸，這三方面都不具備的，就只能滅亡。所以國君如有侵犯征伐別國之心，邑城裡的狗便會成群吠叫，雄雞就會半夜啼鳴，兵庫里的器械就會響動，戰馬就會躁動震驚。一旦和敵國消除仇怨，停止戰爭，家中的父老鄉親就能睡得香甜，巷裡就沒有聚集的人群議論紛紛，妖害就不會產生：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精誠之氣感化的結果。所以不用言說便顯示誠信、不施恩惠就顯示仁慈、不必動怒就顯示威嚴，這是以天之心來感動變化的；施捨恩惠才體現仁慈、言說以後才顯示誠信、發怒了才顯示威嚴，這是用人之精誠來感化的；施捨了恩惠還不顯仁慈、信誓旦旦還不顯誠信、大發雷霆還無威嚴，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所以用“道”來統帥，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眾；沒有以“道”來統帥，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眾，反而不斷地出亂子。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養精神，其次才是修養形體；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嚴明法令。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脈都安順，這才是養性的根本；養得肌膚肥胖、脂膏滿腹還嗜欲不斷，這是養生的末節。人民互相謙讓、爭處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時爭著拿少的一份，並努力工作爭著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進卻不知怎么變化的，這才是上等的統治；用物質利益來激勵人，並經常宣傳說教勸人向善，使百姓畏懼刑法而不敢妄為，上面執法嚴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這是下等的統治術。上古時代注重養性根本，而末世則注重枝末細節，這就是太平世道難以重現的根本原因。想治理好社會的聖主並不是每個世代都會出現的，而那些能夠輔佐聖主治理社會的賢臣也是萬人中難覓一個；萬人中難覓一個的賢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現的聖主，那就更困難了，所以說賢臣和聖主的結合真的是千載難逢。
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動的積水會長滿青苔，這是因為沒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暢，並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讓積水，這樣，谷水就能順高勢向下流動，這樣即使有雜物和腐骨浸泡，也不會使水質污染。水的本性沒有改變，這水的混濁變質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於這水是流通還是不流通。社會風俗也是如此。如果開導疏通民眾的善良天性，堵塞人們萌生邪惡的念頭，開啟他們向善從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著一條正道上發展前進，這民性就會善良，社會風氣就美好。
因此人們之所以看重扁鵲，不是看重扁鵲根據病情調配藥方，而是看重扁鵲他的切脈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同樣，人們之所以看重聖人，不是看重聖人根據罪行來量刑，而是看重聖人了解這產生動亂禍害的緣由這一點。如果不治理社會風氣培養良好風尚，放縱邪惡泛濫，而到了邪惡泛濫之時再動用所謂的刑法去懲治，這刑法即使能剷除奸賊邪惡，但仍無法從根子上禁絕邪惡。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稱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卻遭滅亡；湯用了殷代的法度，稱王天下；紂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卻遭滅亡：這不是因為法度有還是沒有的原因，而是紀綱沒有得以伸張，社會風俗已經敗壞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並沒有亡佚，但後來的世道卻不能治理好，這是因為以後沒有三代聖王那樣的智慧；音樂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沒人能夠聽得懂，這是因為沒有師曠那樣的耳朵。所以，法度雖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聖人出現以後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雖然沒有變，但一定得由名樂師去辨別它。所以國家之所以存在，並不是沒有法，而是社會中有了賢人；國家之所以滅亡，也並不是沒有法，而是社會中沒有賢人。晉獻公想討伐虞國，但宮之奇在那裡，晉獻公為此寢食不安，因而不敢輕易派兵攻打虞國。後來晉獻公用寶玉和駿馬來賄賂虞國國君，向虞國借路討伐虢，宮之奇知道其中有詐，勸諫虞君，虞君貪寶玉和駿馬不聽宮之奇的勸諫。宮之奇見自己的勸阻無效，就越出國境逃走了。荀息在滅掉了虢國以後順路又將虞國滅掉了，這樣兵不血刃又將寶玉和駿馬帶回晉國。所以防守不僅僅依靠壕塹的堅固，攻城不單單憑藉衝車的高大，而是取決於是否得到賢人來輔佐。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魯國，使天下諸侯無法滅掉魯國；蘧伯玉用他的仁愛安寧了衛國，使天下諸侯無法危害衛國。《易經》說：“空曠一間屋，草蓆蓋頂，從門縫往裡看，空寂無人。”所謂“無人”，並不是說沒有普通百姓，而是說沒有聖人統理。
民眾如果沒有廉恥之心，就無法治理他們；如果不修治禮義，廉恥之心就無法樹立起來。民眾不知禮義，法令也無法使他們走正道。不推崇好的風尚，廢除醜惡現象，民眾就不會遵循禮義。沒有法當然難以治理國家，但民眾不懂禮義，這法也無法推行實施。刑法能殺掉不孝之人，但卻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樣講孝道；刑法能懲治偷盜者，但卻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樣廉潔。孔子的弟子中有賢人七十人，學生有三千人，這些人都是在家講孝道、出門講敬愛的，言辭都符合禮義法度，行為都規規矩矩可作表率的，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有門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夠為義赴火蹈刃，義無反顧，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刻肌膚、刺皮肉、受傷流血，是最難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來求得榮耀。聖王處君位，明確好惡的是非標準並公布於眾，規定誹譽的標準並加以引導，親近賢才並舉用他們，輕視不賢者並黜退他們，人們沒有受傷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頭地、尊貴顯達的名聲，這誰不想聽從呢？
古時候法令頒布，卻無人去觸犯它，刑罰設定，卻無人去使用它，這不是本該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為百官都想著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使各項工作都興盛成功，禮得以建立並任用賢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沒有可用之處。所以推舉天下的高才來擔任三公，舉薦一國的高才來擔當九卿，選舉一縣的高才來做二十七大夫，推薦一鄉的高才為八十一元士。因此，智慧超過萬人的稱之為“英”、智慧超過千人的稱之為“俊”、智慧超過百人的稱之為“豪”、智慧超過十人的稱之為“傑”。明了天道、審察地理、通曉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納眾人、德行足以使遠方的人歸附、誠信足以統一差異、智慧足以應付變通，這種人就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實施教化、行為足以暗合道義、仁慈足以得人愛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層，這種人就是人中的“俊”。行為足以為人師表、智慧足以決斷疑難、廉潔足以公平分配財物、誠信足以遵守信約，做事值得效法、說話合符啟發，這種人就是人中的“豪”。堅守本職工作而不荒廢、為人正義而不結黨營私、遇見危難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貪得，這種人就是人中的“傑”。英、俊、豪、傑各以他們自己的才能大小安處在恰當的位置，各得所宜。這樣就能由本流末、以重製輕，在上位的倡導什麼、下面的民眾就應和什麼、上面行動什麼、下面的民眾就追隨什麼，四海之內，人心所向，背棄貪鄙而嚮往義理，這樣來教化民眾，就如同風吹草木，草木隨之伏倒一樣。
反過來讓愚者去教化民眾、讓不賢者凌駕賢者之上，即使刑法酷嚴，民眾也不會服帖，因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所以，聖明的君王舉用賢能者來建立功業，無能的君主則任用和自己一樣的人。周文王舉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稱王天下；齊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稱霸天下：這都是舉用賢能建立功績的事例。夫差信用太宰礱而招致亡國，秦帝王任用李斯、趙高而導致滅亡，這就是任用與自己相同類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只要看帝王君主舉用何種人才就可知道社會治亂的狀況了，只要觀察這些人和何種人結黨就可知道他們是賢還是不賢了。
聖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所以有時候他們儘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為了振興大道、完成事業，這就如同穿過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濕腳一樣。伊尹憂慮天下不安寧，於是充當起廚師，調和五味，背著鼎鍋和砧板四處奔波，曾五次去見桀、五次去見商湯，為的是要把混濁的世界變得清澈起來、將危亡的社會變得安定起來。周公作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輔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協同紂王之子祿父圖謀作亂，周公為了捍衛王室，誅殺了他們以平天下，這當然是出於不得已。管仲擔憂周王室衰敗，諸侯國之間互相攻打，夷狄異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恥辱而不自殺，是因為擔憂夷狄異族的禍患和想要平定夷狄異族的暴亂。孔子要想實行王道，東南西北地不停奔走，遊說了七十位君王都沒有一個願意採納他的主張，所以想通過衛靈公夫人南子和衛靈公寵臣彌子瑕的門路來實行自己的主張。他們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剷除污穢、使冥暗社會走向光明，所以行為儘管屬於變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統帥的。
作品簡介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鴻，廣大也，烈，光明也，意即包含了光明宏大之理，二十一卷，西漢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在其主持下編著。成書年代大約在景、武之間。劉安（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漢文帝十六年襲父爵為淮南王。善屬文辭，才思敏捷。吳楚七國反，曾謀回響，不果。漢武帝即位，安暗整武備，欲反，未發而敗，自殺。
此書為漢初黃老學派著作，《漢書·藝文志》列為雜家，載內21篇，外33篇，今只流傳內21篇。全書博奧深宏，融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於一爐，是漢代學者對漢以前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規模的匯集，但其主流則偏向於道家，東漢高誘說“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通篇亦以“道”為主題，既講自然之道，也講治世之道，提出了“漠然無為而無不為”，“漠然無治而無不治”的政治理想。在最後一篇《要略》中，概括全書以闡明宗旨，“言道”與“言事”，即掌握自然界的規律與考究社會歷史變化規律，此外，還綜述了各家思想及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具有很高的價值。
《淮南子》因屬集體創作，采百家之長，故此內容龐雜，近乎一部“先漢學術史”，但並非憑虛蹈空，而是處處緊扣現實，並多用歷史、神話、傳說、故事來說理，文風新異瑰奇，繁富有序。劉熙載說：“《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