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沿革,早期,新記時期,抗戰時期,1949年後,辦報方針,偉人文章,經濟評論,現任領導,
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館一個月後，《大公報》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以後又經過幾次改革，改成六欄、八欄。在字號方面也進行了調整，各種字號大小間隔、搭配，改變了原來比較單調的狀況，使版面變得錯落有致。新文化運動期間，胡政之在主政時掌管言論，在張勛復辟、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報》發表過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胡政之也在採訪完巴黎和會後辭去經理職務。
大公報創刊號
新記時期
三人擬定五項原則：
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
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
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
由三人共組社評審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見，決定主張，輪流執筆。最後張季鸞負責修正，三人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意見各不同時，以張季鸞為準。
在9月1日復刊號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大公報續刊時發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漲至6000餘，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餘轉為收支平衡。5年後達到5萬份，1936年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紙和輿論中心。
1935年12月，吳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實業部部長，辭去社長一職。鑒於京津局勢緊張，《大公報》開始向南發展，1936年4月1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上海版。津滬版同時發行，《大公報》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
大公報前主筆張季鸞
抗戰時期
七七事變後，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力主抗戰，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別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1年4月，《大公報》收到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來函，被認為是“《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導，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密蘇里新聞學院獎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先前亞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時報》得到過這個殊榮）。當日重慶新聞界隆重集會，以示慶賀；《大公報》發表《本社同人的聲明》，概括《大公報》的成功經驗為“文人論政”和“商業經營”。
1941年9月，張季鸞去世，國共兩黨以及全國各界幾乎一致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張季鸞逝世後，內部機構變化：成立董監事聯合辦事處，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員，統一領導各館；成立社評審員會，王芸生為主任委員，負責社評的選題、立論和撰寫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慶版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對比河南災民慘狀，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當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紀念張季鸞逝世兩周年社祭會上，宣布董事會新近制定的《大公報同人公約》五條，其中第一條規定“本社以不私不盲為社訓”。
1949年後
1949年1月15日，解放軍解放天津，津版改組為《進步日報》。4月14日，總經理胡政之病逝於上海，5月29日，在國統區進步美術運動的中心與最前沿的上海，劉開渠、楊可揚、野夫、朱宣鹹、張樂平、龐薰琹、趙延年等國統區進步美術的先驅們代表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進步美術力量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美術工作者宣言”，提出國統區美術工作者決心“為人民服務，依照新民主主義所指示的目標，創造人民的新美術”，該宣言的發表也標誌著國統區進步美術史和上海近代美術史從此翻開嶄新一頁。6月17日，滬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布報刊歸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軍解放重慶，渝版繼續出版，1952年8月4日終刊。後中共重慶市委在其基礎上創刊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
1953年1月1日，滬版北遷與《進步日報》合併出版全國性的《大公報》，並於1956年9月遷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計畫經濟的模式，分工報導財經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報》於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為《前進報》，但是只辦了103天，也停刊了。
2016年，《大公報》與香港《文匯報》合併組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後，加快融合發展步伐，形成了立足香港、面向全球華人的全媒體傳播格局。
辦報方針
“四不”方針
“不黨”，是指“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不賣”，是指“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
“不私”，是指“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不盲”，是指不“隨聲附和”、不“評詆激烈，昧於事實”。
“四不”方針與新聞專業主義
“四不”方針體現了大公報新聞專業主義的職業道德精神，與同時期的大多數報刊相比，大公報力求表現出一種客觀公正的取向。例如，在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政治時，能夠針對具體問題，做出客觀分析；在國難當頭，抗戰在即時，能夠冷靜分析敵我力量對比，提出較為可行的建議；在抗戰烽火正烈，全國軍民共御外敵時，能夠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相區別，不一概而論、統統加以聲討。無論是針砭時政，抨擊權貴，還是為民請命，代民立言，《大公報》都以鮮明的個性體現著它“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的職業理想與職業追求。其所追求的新聞客觀、經濟獨立、言論公允、服務公眾的報業精神，與西方新聞界以客觀性、真實性、自由性、獨立性為特徵的新聞追求有意識共通之處。
局限性
大公報的主持人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都是政治意識極為強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儘管聲稱主張“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但在涉及到其階級的根本利害時，他們總不免會左右搖擺不定。《大公報》的主持人只能根據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和認識水平來報導和評論事實，而他們的思想意識始終沒能超越他們所在的那個階級的局限。
偉人文章
對趙女士批評
1919年11月14日，長沙婦女趙五貞在花轎中自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
21日，毛澤東又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一文，明確說明，“罪惡的來源，仍在社會”，“我們就不能不大聲疾呼，警覺我們未死的同類，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
《大公報》曾是一個著名報紙系列，新中國成立前在知識分子和上層民主人士中產生過廣泛影響。毛澤東很早就和《大公報》有過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報》聘為“館外撰述員”，發表過若干有影響的文章。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渝版《大公報》接觸十分密切。其時，《大公報》以上海為總管理處，發行滬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報》。新中國建立後，除香港《大公報》未作變動外，其他三版均收歸國有。就《大公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毛澤東也作過幾次重要指示。
湖南自治運動
1920年9月2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毛澤東在文章中指出：“無論什麼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
27日，毛澤東又發表《釋疑》一文，針對有些人“政治只是少數特殊階級的事”的觀點，明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後，政治易位，法律改觀。從前的政治法律，一點都不中用。以後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裡，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裡”。
題詞
毛澤東對《大公報》也頗為關注。重慶談判期間，他與《大公報》有關人士進行了多次接觸和交談。例如，9月5日，毛澤東會見該報總編輯王芸生等，表達了“統一之政令必需建立於民主政治之基礎上”的觀點。他說：“只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事，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談話要點在9月6日的《大公報》上刊出。9月20日，《大公報》負責人宴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宴會結束後，毛澤東欣然提筆為《大公報》職工題字“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與《大公報》負責人的接觸和題詞，對《大公報》的輿論導向產生了巨大影響，為“雙十協定”的簽訂營造了輿論氛圍。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真誠努力下，《大公報》在國共和談期間對毛澤東“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富強是我們今後的方針，我們要用統一的國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談立場，作了真實客觀的報導，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共產黨和平統一的立場發揮了很大作用。
建國後
新中國成立後，重慶《大公報》經過公私合營，在其基礎上創辦《重慶日報》，成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天津《大公報》改組，由毛澤東親自易名為《進步日報》，歸天津市委宣傳部領導。上海《大公報》歸上海市委宣傳部領導，最初未作大的調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報》發行量大降，廣告收入亦大減，報館嚴重虧損，當年向政府借款總數已超過《大公報》總資產的一半以上。
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匯報了《大公報》碰到的困難，請求中央幫助解決，同時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不久，毛澤東電召王芸生進京，聽完匯報後作出指示：“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遷京，擇地建新址。報名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報導分工是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兩報合併而成的北京《大公報》由中宣部領導，以財經、國際宣傳為重點，暫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館建成後，遷京出版。
經濟評論
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理論界也需要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行認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報》作為新中國財經戰線專業報，為了加強經濟理論宣傳、提高宣傳質量，醞釀將原來每周分散刊出的經濟論文集中刊出，創辦一個周刊作為經濟理論研討的園地，刊名定為《經濟評論》。他們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國務院財貿辦的同意。《大公報》對創辦《經濟評論》如此看重，與毛澤東當時對《人民日報》理論宣傳不足的批評有關。毛澤東認為它把理論陣地讓給了《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
經過認真籌備，在李先念、楊尚昆等的過問下，1964年3月10日，《大公報》向李先念提交了關於創辦《經濟評論》的構想和籌備情況的報告，並請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3月14日，李先念致信楊尚昆轉毛澤東，請求對此事給予批示：“主席指示《人民日報》要寫理論性文章。《大公報》是中宣部確定為以經濟工作為重點的報紙，他們想出一個《經濟評論》專刊，似可同意，請主席批。”3月21日，毛澤東批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