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應的，與“經濟人”相比，它是一種更加符合人類本質的理論設定。“生態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態人”不僅追求人與自然的共生，還追求人與他人、與自身的和諧，這是一種理想中的人，一種完人；狹義的“生態人”是特指單純的環境保護人士。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我們所指的“生態人”主要是對“人與自然平衡的嚮往”，對生態文明充滿憧憬的人們。畢竟生態危機是當代社會所有危機當中最為根本性的。同時也應追求社會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完善，因為“對自然的解放與人的解放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可以將“生態人”定義為具備生態意識，並在經濟與社會活動中能夠做到尊重自然生態規律，約束個人與集體行為，實現人與自然共生、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個人或群體。“生態人”既可以指國家，也可以指政府、企業和個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生態人
- 包括：國家或政府或企業或個人
- 廣義含義：追求自身與自然 他人和諧的人
- 狹義含義：單純的環境保護人士
生態人簡介,人性假設理論的演進,人類生存發展危機與“生態人”假設的提出,“生態人”的內涵與基本特徵,“生態人”的價值觀,“生態人”的必然,“生態人”理論的當代價值,“生態人”蘊涵的重大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生態人簡介
一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也是人的存在類型不斷深化、豐富和演變的歷史。與人類文明發展形態（採獵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演進歷史相對應，人的存在類型即不同文明形態的主體承擔者也經歷了“自然人”“宗法人”和“經濟人”三種不同發展階段。原始採獵文明時代自主意識不強、個人總體臣服於自然界的“自然人”，農耕文明時代自給自足、重義輕利、依靠自然血緣和封建宗法等級觀念維繫的“宗法人”，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遠去了。當前，人類文明發展形態正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加速轉型，人的存在類型也由“經濟人”加快向“生態人”轉變。與 “經濟人”相比，“生態人”是一種更加符合人類本質的理論設定，蘊涵著十分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人性假設理論的演進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制約著人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類型、範式。一部人類史，既是人類在時間上不斷延續的歷史，也是人類在空間上不斷拓展的歷史，還是人的存在的內涵、範式不斷深化、豐富和演變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人是什麼，“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 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怎樣生產”，既表現為“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還表現為勞動者以何種精神氣質、人格形態進行生產。由此呈現出不同的生產狀況和結果，表征著不同的文明，人的存在的不同類型。自人類走出漁獵時代，主要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當下正向生態文明轉移：在人的存在形態上，側重表現為“道德人”、“經濟人”，當下正向“生態人”過渡。
“道德人”，是指崇尚道德，輕視利益，安貧樂道的人。在人類“最初的社會形態”里，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各個生活領域，以“人的依賴關係”為基礎，個人從屬於共同體。原始社會是“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每一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成員，一個肢體，他才能存在。道德則是維護共同體的主要紐帶。進入階級社會後，以自然血緣和宗法等級為紐帶的人的依賴關係主要表現為統治與服從關係．統治階級為維護統治和對外征服，將道德觀念理論化，並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灌輸，成為人們人生的重要追求。這時候，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依賴於自然，生產的目的不是為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張“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慾，統統釘到十字架上”(基督教語)。在中國，則主張“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也”(孟子語)。一直到宋明，“存天理，滅人慾”。崇尚道德，重視道德在立身做人及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並身體力行實踐道德，有其積極的意義；但重義輕利，弱化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且愈到後來愈益禁錮人的思想，束縛人的手腳，使個人陷於懶惰麻木、社會陷於停滯不前之中。
“經濟人”，是指崇尚經濟，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經濟人”是隨著商品經濟產生，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而出現的。17—18世紀的西歐，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易逐漸成為經濟內聚力的核心，生產和分配基本上是通過廣泛的買賣交換方式來解決，而不再與流行的宗教、政治和社會習俗融為一體。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接受僱傭，生產者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產品的類型和數量。“優勝劣汰”調節著社會經濟，同時調整和安排著人們的社會地位。決定芸芸眾生命運的不再是出身和門第，而是擁有的財富和金錢，社會最大限度地圍繞著謀取利益來運轉。可是，在許多人的思想深處卻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對謀利的蔑視和恐懼。認為“利為萬惡之源”，若人人競相求利，勢必導致社會的分裂和瓦解，世界末13為期不遠了。為了擺脫這種思想桎梏，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不得不對之批駁，為“經濟人”之崛起而論證、謳歌、呼喊。霍布斯(1588—1679)的《利維坦》號稱“人性自私論宣言”；洛克(1632—1704)進一步揭示，人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然權利；孟德維爾(1670一1733)則進一步論證，追求個人利益是創造人生輝煌、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源泉動力；亞當·斯密成功地繼承了前人的成果，1759年撰寫了《道德情操論》，以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立場和世界觀，力圖對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下的“道德人”加以改造、闡釋．以賦予自由主義新鮮內容。實踐證明這樣難以說明新時期的人格特徵。17年後，斯密撰寫了《國富論》，以其博大精深的體系論證並揭示了把個人利己主義利益追求作為行為動機的“經濟人”，及其時代精神氣質、行為表現、道德意義、生長機制等等。由此獲得廣泛傳播，成為人的塑造的重要依據，為資本主義發展催生著13益壯大的主體隊伍。當代著名學者斯蒂格勒評價說：“斯密在他該成功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在人的行為方面提供了一個幾乎具有無限威力的原理，他創造了在競爭環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個人，這個創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與牛頓的創造媲美”。_ 當然，斯密也看到了“自利”的“經濟人”的局限性，正如他在《國富論》中所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這種自利的欲望給經濟帶來活力，同時會產生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導致利己主義泛濫。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的的生活方式始終蘊藏著毀滅人的種子。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演進，“經濟人”的局限性13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人們在採取各種手段來爭奪財富的狂熱舉動中，忘卻了那些有價值的東西。結果，走進手段的王國，卻迷失了自身的目的；跨進物質的天堂，卻陷入精神的深淵。當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挑戰，也是對人的生存方式的挑戰。事實表明，“經濟人”在許多方面與時代已經愈益不相適應了。
“生態人”，是指善於處理與自然、人及其自身關係，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狀態的人。生態，即“生命的存在狀態”。世界，包括自然、人、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存在著客觀的運行邏輯和規則。“生態人”正是從當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對這種運行邏輯和規則的逐漸體悟、澄明，並用於規範和改造自身，努力達到外部自然生態、內部自然生態—— 精神生態、人格生態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狀態。這種運行邏輯和規則的特點是：
第一，整體性、有機性。當代人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而是由無機自然圈、自然生物圈、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圈等構成的有機整體系統，其中每一部分、各部分的每一因子都處於廣泛而內在的普遍聯繫之中，都對其他部分、其他因子發生影響，並在這種普遍聯繫、相互影響中，最後在整體生態系統中確證其存在的合理性。生態系統整體性、有機性原則，要求其系統內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間的平等性。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極端利己主義、霸權主義所以不合時宜，就在於違背了生態系統整體性、有機性原則。
第二，競爭性、共生性。作為有機整體的生態系統內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間，既相互差異、對立、競爭，又互依、互補、共生。肯定與否定，生態系統的整體合理性正是在這種對立統一中實現的。現代人不能沒有競爭意識，但在競爭中不能僅考慮自身，這無疑是一種鄉巴佬式的小心眼兒的思維方式。為了自己，必須考慮對方，甚至還要考慮到受其影響的第三方。這在現代生態學上被稱為“三人競爭模式”，常常出現在受益與受損者的利益補償之爭中，出現在綜合效益與單純經濟效益之爭中，出現在權利、責任、義務的公平與正義之爭中。“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就應象博大的大地一樣，能容納萬事萬物。在世界聯為一體，開放——衝突並存的當代世界，合理性通常存在於不同主體、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吸納、融合中，隨意以一種制度、文化否定、排斥另一種制度、文化，不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就是狹隘民族主義。
第三，開放性、變動性。當代人生活於其中的是一個相互聯繫、對立競爭、互補共生的世界，亦是一個急劇變化、快速發展的世界。一些學者認為“今後10年所能帶來的技術變革要超過整個20世紀的總和。” 由此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在這樣的世界中要求得生存和發展，不落伍，不頹廢，必須開放思維，開闊視野，面向世界，立足現在，著眼未來，在實踐中能動地改造世界，創造和諧的外部自然生態；同時改造自身，形成良好的內部自然生態，即精神生態。這是生態人的特點，也是其基本的存在狀態。生態人可以是個人，其行為模式亦適用於群體行為及其交往中。
唯物史觀揭示，利益決定道德。“道德人”、“經濟人”、“生態人”，作為人類不同文明的主體承負者，歸根到底反映了各自時代的利益要求，因而成為該時代積極的創造者和建設者。沒有他們各自的努力，歷史上任何一種新文明、新時代的出現都是不可思議的。誠然，人類文明發展是進化與分化的統一，任何一種新文明都不是完全否定和消滅舊文明，而是對之加以改造，並使之成為新文明的要素、因子。特別是由於社會的複雜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今天，在我們實現和提升工業化的進程中，工業文明仍會在很大時空中發展，需要大力發揮“經濟人”乃至“道德人”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要棄其弊端，積極培養造就新型的“生態人”。今天，我們要擺脫人類生存困境，建設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協調和諧的生態文明社會，作為人們的根本利益所在，無疑是高尚的有道德的事業。積極推進生態文明的“生態人”將成為人們人格塑造的楷模。17—18世紀，正是“經濟人”的不懈努力，使英國成為近代史上最先發達的產業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成了後進國家追求近代化的楷模。
人類生存發展危機與“生態人”假設的提出
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大歷史性進步。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在不到一百年時間裡創造的生產力，比人類以往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在很長時間裡，工業化發展模式、與此同構的市場經濟理論，以及建築其上的社會制度，被許多人看作是亘古不變的理想王國。
然而，人類文明駛入工業化的軌道之後，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為特徵的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在一方面使人類創造和獲取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另一方面通過對大自然進行掠奪式的開發，使得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基礎——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遭到深層次的破壞，人類日益面臨嚴峻的資源危機和生態環境危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受到空前挑戰。一是生存基礎的危機。傳統工業化嚴重污染和破壞生態環境，自然生態系統作為生命支持系統越來越脆弱，人類生存壓力越來越大，生存質量不斷惡化，發展空間越來越狹小。二是生命的危機。傳統工業化嚴重污染和破壞生態環境，使生物多樣性銳減、人類健康和生命遭遇嚴重威脅。三是社會文明的危機。傳統工業化發展不僅嚴重損害生態效益，而且也嚴重損害了社會效益。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加劇、城鄉差距擴大、社會矛盾積累激化等等，都深刻暴露了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割裂和扭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係的弊端。不僅如此，由傳統工業化發展導致的生存基礎危機和生命危機，直接帶來人類社會文明危機，“三大危機”形成惡性循環。
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導致 “三大危機”的深刻根源，在於以“經濟人”為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經濟人”是工業化和商品經濟的產物，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而出現的。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高低不再是門第、出身，而是看擁有財富的多寡；而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需要相應的社會經濟人格主體來承擔。亞當·斯密在1776年撰寫的《國富論》中第一次系統描繪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動機的“經濟人”的形象，並闡述了其思想特質、行為類型等。歷史地考察，“經濟人”假設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社會歷史進步意義。它肯定了人類追求自身利益的正當性，主張人們大膽地去追求自我利益，第一次使人類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從天國還原到人間，使宗教神學在理論基礎上失去了根本依據，從而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激發了人們的進取性和創造性，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二百多年來，以“經濟人”假設為基本前提和立論基礎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不僅成為傳統的主流經濟學，而且還成為支配整個工業文明發展的基本經濟思想。
然而，人類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的實踐證明，“經濟人”假設只具有相對的客觀合理性。這一假設在高度強調人類經濟自利行為的同時，卻又極力地剝離人類其他行為和關係，割裂了人存在的現實性和歷史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嚴重的內在缺陷和歷史局限性。
首先，片面思維，以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經濟人”假設以笛卡爾“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為主要哲學基礎，在人與自然關係認識上， “經濟人”假設把“人”高高置身於自然界之外，認為 “人”才是“自然界的主人和立法者”，將人與自然的關係片面地歸結為“利用與被利用、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把作為人類生命之源和價值之源的“自然界”視為人類的奴僕和奴隸。在這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支配下，人類毫不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蔑視自然規律，違背自然規律，最終將人類推向了生態危機的困境中。
其次，單一取向，以最小成本獲取物質利益最大化為價值觀。在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世界觀下，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化的物質利益，成為“經濟人”假設的靈魂。“經濟人”思考和追求的只是物質利益、財富和利潤，其行為是否促進公共利益或損害公共利益，只是市場機制的客觀結果，並不是“經濟人”關心和思考的問題。“經濟人”割裂人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的內在必然聯繫，熱衷於追求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必然削弱人在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等其他方面的價值追求，導致了人性泯滅、感性喪失，引起人類價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純粹的“工具人”“單面人”。
再次，線性追求，以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無限擴張為行為模式特徵。“經濟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必然使“經濟人”成為一個完全的經濟動物，一個精於算計的逐利機器，驅動著“經濟人”在生產過程中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毫無節制地掠奪資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當成原料庫和垃圾場，而毫不顧及他人、社會、子孫後代的利益。更嚴重的是，隨著“經濟人”向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強勢擴散，其物化人格和以物質利益為內容的交換原則也向社會生活其他領域滲透，並逐漸泛化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和行為原則，成為一種社會廣泛接受和使用的評價標尺。
“經濟人”假設本身存在的嚴重缺陷，決定了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存在嚴重弊端，也決定了傳統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模式存在嚴重弊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傳統主流經濟理論，毫無例外地排斥生態規律對經濟系統的制約與決定作用，忽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一致性、統一性和本質聯繫，因而毫無例外地把自然生態要素外部化，沒有將其納入成本、收益、價格、國民經濟核算等微觀和巨觀經濟範疇之中；主張由“看不見的手”自由調節經濟活動，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認為經濟可以無限增長，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和物質財富最大化。用這種經濟理論指導實踐，常常存在眾所周知的“市場失靈”問題，即不能自動保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發展，無法糾正、避免“外部不經濟”和“公共地悲劇”。“外部不經濟”核心是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私人或單位的成本社會化，即把自身贏利建立在社會公擔、他人損失的基礎上。“公共地悲劇”則清楚地說明了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下由於私人成本社會化，在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情況下，毀滅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人類工業文明和“經濟人”時代，確實違反了生態規律，其根本問題是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生態基礎的根本性破壞，導致種種危機日益加深，標誌著工業文明已經走到盡頭。“經濟人”假設的內在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和人類生存困境都表明，工業文明及其人性標準都已不合時代的發展，歷史呼喚著新的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呼喚著新的生態人格模式的確立。
然而，人類文明駛入工業化的軌道之後，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為特徵的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在一方面使人類創造和獲取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另一方面通過對大自然進行掠奪式的開發，使得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基礎——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遭到深層次的破壞，人類日益面臨嚴峻的資源危機和生態環境危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受到空前挑戰。一是生存基礎的危機。傳統工業化嚴重污染和破壞生態環境，自然生態系統作為生命支持系統越來越脆弱，人類生存壓力越來越大，生存質量不斷惡化，發展空間越來越狹小。二是生命的危機。傳統工業化嚴重污染和破壞生態環境，使生物多樣性銳減、人類健康和生命遭遇嚴重威脅。三是社會文明的危機。傳統工業化發展不僅嚴重損害生態效益，而且也嚴重損害了社會效益。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加劇、城鄉差距擴大、社會矛盾積累激化等等，都深刻暴露了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割裂和扭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係的弊端。不僅如此，由傳統工業化發展導致的生存基礎危機和生命危機，直接帶來人類社會文明危機，“三大危機”形成惡性循環。
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導致 “三大危機”的深刻根源，在於以“經濟人”為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經濟人”是工業化和商品經濟的產物，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而出現的。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高低不再是門第、出身，而是看擁有財富的多寡；而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需要相應的社會經濟人格主體來承擔。亞當·斯密在1776年撰寫的《國富論》中第一次系統描繪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動機的“經濟人”的形象，並闡述了其思想特質、行為類型等。歷史地考察，“經濟人”假設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社會歷史進步意義。它肯定了人類追求自身利益的正當性，主張人們大膽地去追求自我利益，第一次使人類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從天國還原到人間，使宗教神學在理論基礎上失去了根本依據，從而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激發了人們的進取性和創造性，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二百多年來，以“經濟人”假設為基本前提和立論基礎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不僅成為傳統的主流經濟學，而且還成為支配整個工業文明發展的基本經濟思想。
然而，人類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的實踐證明，“經濟人”假設只具有相對的客觀合理性。這一假設在高度強調人類經濟自利行為的同時，卻又極力地剝離人類其他行為和關係，割裂了人存在的現實性和歷史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嚴重的內在缺陷和歷史局限性。
首先，片面思維，以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經濟人”假設以笛卡爾“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為主要哲學基礎，在人與自然關係認識上， “經濟人”假設把“人”高高置身於自然界之外，認為 “人”才是“自然界的主人和立法者”，將人與自然的關係片面地歸結為“利用與被利用、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把作為人類生命之源和價值之源的“自然界”視為人類的奴僕和奴隸。在這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支配下，人類毫不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蔑視自然規律，違背自然規律，最終將人類推向了生態危機的困境中。
其次，單一取向，以最小成本獲取物質利益最大化為價值觀。在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世界觀下，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化的物質利益，成為“經濟人”假設的靈魂。“經濟人”思考和追求的只是物質利益、財富和利潤，其行為是否促進公共利益或損害公共利益，只是市場機制的客觀結果，並不是“經濟人”關心和思考的問題。“經濟人”割裂人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的內在必然聯繫，熱衷於追求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必然削弱人在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等其他方面的價值追求，導致了人性泯滅、感性喪失，引起人類價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純粹的“工具人”“單面人”。
再次，線性追求，以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無限擴張為行為模式特徵。“經濟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必然使“經濟人”成為一個完全的經濟動物，一個精於算計的逐利機器，驅動著“經濟人”在生產過程中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毫無節制地掠奪資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當成原料庫和垃圾場，而毫不顧及他人、社會、子孫後代的利益。更嚴重的是，隨著“經濟人”向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強勢擴散，其物化人格和以物質利益為內容的交換原則也向社會生活其他領域滲透，並逐漸泛化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和行為原則，成為一種社會廣泛接受和使用的評價標尺。
“經濟人”假設本身存在的嚴重缺陷，決定了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存在嚴重弊端，也決定了傳統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模式存在嚴重弊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傳統主流經濟理論，毫無例外地排斥生態規律對經濟系統的制約與決定作用，忽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一致性、統一性和本質聯繫，因而毫無例外地把自然生態要素外部化，沒有將其納入成本、收益、價格、國民經濟核算等微觀和巨觀經濟範疇之中；主張由“看不見的手”自由調節經濟活動，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認為經濟可以無限增長，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和物質財富最大化。用這種經濟理論指導實踐，常常存在眾所周知的“市場失靈”問題，即不能自動保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發展，無法糾正、避免“外部不經濟”和“公共地悲劇”。“外部不經濟”核心是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私人或單位的成本社會化，即把自身贏利建立在社會公擔、他人損失的基礎上。“公共地悲劇”則清楚地說明了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下由於私人成本社會化，在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情況下，毀滅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人類工業文明和“經濟人”時代，確實違反了生態規律，其根本問題是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生態基礎的根本性破壞，導致種種危機日益加深，標誌著工業文明已經走到盡頭。“經濟人”假設的內在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和人類生存困境都表明，工業文明及其人性標準都已不合時代的發展，歷史呼喚著新的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呼喚著新的生態人格模式的確立。
“生態人”的內涵與基本特徵
當代人類生存發展的“三大危機”，使得包括開發中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都廣泛關注和重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關係，以實現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當前，全面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經濟與生態關係的可持續發展觀，已成為一種劃時代的發展思想和嶄新的發展觀。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主導下，當前人類工業文明正加速轉型。對於工業文明之後的新文明時代，著名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托馬斯·伯里將其稱為生態文明的“生態時代”。生態文明是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經濟與生態和諧統一、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型文明，其核心是人類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必須保持在地球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極限以內，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牢固基礎之上。因此，生態文明既不同於以犧牲生態環境謀求發展的工業文明，也不同於以十分緩慢的發展來維持人與自然和諧的農耕文明，是超越以往一切人類文明的更高級、先進、偉大的現代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作為一種嶄新的人類文明形態，生態文明的發育、發展正在催生一種新的文明主體。我們將表征、創造和建設生態文明的人類存在新形態和生態文明的承擔主體稱為“生態人”。
“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應的，與“經濟人”相比，“生態人”既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生態文明時代理想的人格模式，是一種更加符合現代人類本質的理論設定。“生態人”假設中的人不是孤立的、絕對的或片面的人，而是具有生態理性並整合包含了“自然人”“宗法人”“經濟人”乃至“社會人”（現代管理學關於人的一種假設）等人類基本特性的有機集合體，是對”自然人”“宗法人”“經濟人”“社會人”的揚棄、綜合、超越和發展。由此，我們將“生態人”定義為具備生態理性，在自覺尊重生態規律的前提下追求生態、經濟和社會綜合效益的個人或群體。
“生態人”是人類特性的一個根本性變化和新發展，“生態人”假設則是人類對其自身特性最新發展的時代認知和把握。它不是從純粹的功利角度來闡述人對社會、人對自然的依賴性，而是更加強調從人的本質內涵來詮釋。在“生態人”的觀念中，人的需求是全面的，不僅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且包括生態需要和社會需要，一定要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整體互動關係中來解決生態問題、社會問題。“生態人”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
第一，整體思維，以生態優先的有機系統論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生態人”拋棄了近代以來機械論世界觀和思維模式，以生態優先的有機系統論觀點看待人與自然和生態、經濟、社會之間的關係，將它們看作一個有機系統和整體，認為人及其社會作為生態系統母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子體，其生存發展的一切活動必然深深打上生態系統母體的烙印，必然受制於自然生態系統，離開了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能量轉化與交換、信息交流與互動，人一天也不能生存，更談不到從事經濟社會活動。因此，無論是人類整體或人類個體的一切活動都必然最終受制於自然界，必須在自然生態系統承載力基礎上進行，沒有自然生態系統的基礎承載，人類整體的或個體的一切經濟社會活動便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生態人”以生態優先的整體論世界觀或生態世界觀範式，對過去“經濟人”乃至“社會人”的理論設定進行了革命性改造和超越，即“經濟人”“社會人”必須建立在“生態人”的基礎之上，並接受“生態人”的主導、規定和制約。
第二，綜合取向，以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綜合效益最大化為價值觀。與傳統的“經濟人”片面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忽視生態效益和社會和諧的價值觀不同，在生態優先的有機整體論的世界觀下，“生態人”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整體互動關係的維度去把握生命活動的價值取向，以全面的、整體的價值視角來審視問題，堅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有機統一，追求包括經濟持續發展、自然生態平衡、社會和諧有序在內的綜合效益最大化，在價值取向上開闢了一條有利於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正確道路。“生態人”不僅追求直接的物質利益，同時追求包括更高的精神需求、社會需求和生態需求在內的生活質量；不僅追求代內生態、經濟和社會公平和諧，而且追求代際的公平和諧。在“生態人”看來，當追求經濟利益、社會利益與生態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服從生態優先原則；當追求局部的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局部服從全局；當追求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服從長遠利益。
第三，全面發展，以整體協調可持續發展為行為模式特徵。“生態人”的整體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使“生態人”能夠正確理解自然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人的生產活動直接或間接的、短期或長期的生態社會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去支配和調節自身活動，從而使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活動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協調平衡、良性互動基礎之上，也使其所有活動都有利於而不是破壞生態系統的協調平衡。這必然使“生態人”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一個自覺理性地維護生態平衡、生態安全、生態公平和生態正義的高尚的人。這樣的“生態人”，已經從“經濟人”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無限擴張的行為模式中解放出來，而以推進生態、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行為範式和理想人格。
“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應的，與“經濟人”相比，“生態人”既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生態文明時代理想的人格模式，是一種更加符合現代人類本質的理論設定。“生態人”假設中的人不是孤立的、絕對的或片面的人，而是具有生態理性並整合包含了“自然人”“宗法人”“經濟人”乃至“社會人”（現代管理學關於人的一種假設）等人類基本特性的有機集合體，是對”自然人”“宗法人”“經濟人”“社會人”的揚棄、綜合、超越和發展。由此，我們將“生態人”定義為具備生態理性，在自覺尊重生態規律的前提下追求生態、經濟和社會綜合效益的個人或群體。
“生態人”是人類特性的一個根本性變化和新發展，“生態人”假設則是人類對其自身特性最新發展的時代認知和把握。它不是從純粹的功利角度來闡述人對社會、人對自然的依賴性，而是更加強調從人的本質內涵來詮釋。在“生態人”的觀念中，人的需求是全面的，不僅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且包括生態需要和社會需要，一定要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整體互動關係中來解決生態問題、社會問題。“生態人”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
第一，整體思維，以生態優先的有機系統論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生態人”拋棄了近代以來機械論世界觀和思維模式，以生態優先的有機系統論觀點看待人與自然和生態、經濟、社會之間的關係，將它們看作一個有機系統和整體，認為人及其社會作為生態系統母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子體，其生存發展的一切活動必然深深打上生態系統母體的烙印，必然受制於自然生態系統，離開了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能量轉化與交換、信息交流與互動，人一天也不能生存，更談不到從事經濟社會活動。因此，無論是人類整體或人類個體的一切活動都必然最終受制於自然界，必須在自然生態系統承載力基礎上進行，沒有自然生態系統的基礎承載，人類整體的或個體的一切經濟社會活動便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生態人”以生態優先的整體論世界觀或生態世界觀範式，對過去“經濟人”乃至“社會人”的理論設定進行了革命性改造和超越，即“經濟人”“社會人”必須建立在“生態人”的基礎之上，並接受“生態人”的主導、規定和制約。
第二，綜合取向，以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綜合效益最大化為價值觀。與傳統的“經濟人”片面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忽視生態效益和社會和諧的價值觀不同，在生態優先的有機整體論的世界觀下，“生態人”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整體互動關係的維度去把握生命活動的價值取向，以全面的、整體的價值視角來審視問題，堅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有機統一，追求包括經濟持續發展、自然生態平衡、社會和諧有序在內的綜合效益最大化，在價值取向上開闢了一條有利於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正確道路。“生態人”不僅追求直接的物質利益，同時追求包括更高的精神需求、社會需求和生態需求在內的生活質量；不僅追求代內生態、經濟和社會公平和諧，而且追求代際的公平和諧。在“生態人”看來，當追求經濟利益、社會利益與生態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服從生態優先原則；當追求局部的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局部服從全局；當追求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服從長遠利益。
第三，全面發展，以整體協調可持續發展為行為模式特徵。“生態人”的整體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使“生態人”能夠正確理解自然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人的生產活動直接或間接的、短期或長期的生態社會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去支配和調節自身活動，從而使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活動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協調平衡、良性互動基礎之上，也使其所有活動都有利於而不是破壞生態系統的協調平衡。這必然使“生態人”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一個自覺理性地維護生態平衡、生態安全、生態公平和生態正義的高尚的人。這樣的“生態人”，已經從“經濟人”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無限擴張的行為模式中解放出來，而以推進生態、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行為範式和理想人格。
“生態人”的價值觀
“生態人”並不是從純粹的功利角度來闡述人對自然的依賴性，而是更加強調從人的本質內涵來詮釋。在“生態人”的觀念中，生態問題的解決不是一種人類生存的某一特定階段上用來應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根本的生存原則，因此“生態人”除了具備關愛自然、生態平衡等生態意識外，還應具有以下價值觀念：
(1)具有整體論世界觀或生態世界觀範式。與傳統的人與自然的對立、人對自然的掠奪觀不同，“生態人”拋棄了近代以來機械論世界觀和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以有機系統論的觀點看待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將“人一自然一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系統整體，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處於普遍的聯繫中，認為人和其他生命一樣，只是生態系統這個有機網路上的一個網路點，人類生命的維持與發展要依賴於整個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人與自然之間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存在著複雜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
(2)樹立生態安全觀。“經濟人”只注重經濟利益，無所顧忌地掠奪資源，而“生態人”將生態安全放於首位。生態安全是生態學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幾十億年漫長的生物與環境協同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氣候、溫度、濕度、光照通量等生態參數處於穩態時的狀況。“生態人”能夠意識到失去生態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虛假的，因而在決策時將生態安全置於首位，如果其行為危及到生態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棄。
(3)擁有生態善惡觀。生態善惡觀是“生態人”的核心，生態善惡也即生態道德，它擴展了傳統道德的界限，把道德關懷引入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使人們以道德理念去維繫生態平衡，樹立人們對於自然的道德義務感，因而對人類具有更大的約束力。當有了這種善惡觀時，“生態人”就會把保持生態平衡作為個人的一種人生責任，當其行為有利於生態平衡時就感到高興，而對破壞生態、傷害生物的行為則感到悲哀。
(4)主張環境公平、正義觀。環境公平是針對環境倫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樣是“生態人”堅持的一個準則。環境公平包括代內公平、代際公平，儘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但由於各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差異，環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階級、群體對環境會有不同的訴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權利、履行環保的義務也應有所差別。環境正義理論要求我們必須實現環境資源所有權與享有權分配方面的公正，應承擔環境責任方面的公正，最終達到環境權利、環境責任和環境義務的統一。
(5)推崇經濟、社會和生態三者相協調的發展觀。“經濟人”以高耗費、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視了生態價值、生態效益和社會和諧，是片面的、不可持續的發展；“生態人”則不然，“生態人”是以全面的、整體的視角來審視問題，堅持經濟、社會和生態三者的統一，追求包括經濟持續增長、自然生態平衡、社會和諧有序在內的綜合效益。
以上只是對“生態人”價值觀的一個簡要陳述，並不能表明其全部內容，而且在不同的社會狀況下，出於不同的立場和主體利益的差異，對“生態人”的內涵及其特徵的理解也會有差異，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視生態觀念和生態保護是共同的。
“生態人”的必然
第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本能或需求，一種是沿著生物譜系方向逐漸變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種是隨著生物進化而逐漸增強的心理需求。現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質財富在滿足人類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而人類社會的、心理的、感官的、環境的、生態的等非物質需求則越來越強烈，旅遊、休閒、景觀享受、閒暇生活、綠色消費已逐漸為人們推崇。伴隨著消費需要的變化，生產者也把降低環境成本、標榜綠色生產作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標，可見在人的本性中蘊涵著生態因素、生態因子，這些就為“生態人”的塑造提供了現實可能。
第三，當代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大大拓展了人們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聯繫，一國的生產和消費逐漸成為世界性的，各種文化間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頻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種主體間的差異不再明顯，這些都為“生態人”理論的產生提供了社會基礎和可能。同時生態問題的跨區域性以及本身的複雜性，也決定了生態問題並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事情，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生態人”理論的當代價值
“生態人”假設作為一種嶄新的理論體系，在當代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經濟發展遭遇“環境瓶頸”的時刻，對於我們走出發展的困境具有極好的啟示。
第一，“生態人”價值觀對於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維護和保持自然生態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當代的生態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術理性膨脹，人與自然的關係失調所引起的。而“生態人”堅持一種人地和諧的自然觀、可持續的發展觀，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榮衰與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前提下，謀取個人利益。力求實現自然、社會、生態的互動平衡、協調發展，因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同時“生態人”的觀念也有利於平息環境倫理學內各個流派的爭論，像“動物權利論”、“生態中心論”在“自然的價值”、“自然的權利”等問題上展開的論辯。而“生態人”並不在某些問題上過多地糾纏，它從人的本性出發，提倡一些更易於理解的觀念與普遍的價值觀，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和傳播。
第二，“生態人”的觀念深化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發展三階段”理論，是人的發展中的一個更高層次。
馬克思在論述“人的發展三階段”時並沒有具體展開，只是抽象地將其描述為“人的依賴關係、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E33 。“生態人”理論恰好彌補了這一缺失，是對人性的更為具體的描述，而它強調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公平與正義”、“重視人的需要的滿足”，也為引導人們如何實現全面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維方向。
第三，“生態人”理論的確立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理論表現。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這就要求我們實現從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到產業結構、經濟方式的轉變，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擯棄鋪張浪費的現象，堅持實用節約的原則，要求社會的經濟生活以環境資源的承載力為基礎，堅持可持續發展，力求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方共贏。而這一切恰好是“生態人”的利益目標和價值取向，是“生態人”應有之義。因此，“生態人”的理論建構對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大有裨益的。第四，“生態人”的觀念有利於推動當代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當前我國的政府管理體制存在著許多弊端，如沿襲多年的單純用GDP的數據來考核幹部政績方式；按行政區劃管理生態，破壞了生態本身的統一性，造成自己利益優先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為了“生態人”主體，它必須推進體制改革，樹立生態文明意識，建立生態管理制度；將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的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體系；依法保障公眾在在環境事務上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力求對極具整體性的自然生態系統進行統一而有效的保護、管理，努力構建“生態型政府”。總之，“生態人”理論作為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在當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還不完善。如何實現從“經濟人”向“生態人”的過渡，還需要靠理論界、知識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種種障礙。
“生態人”蘊涵的重大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生態文明的發展加快著“生態人”新型人格模式的確立，新型“生態人”人格模式的確立反過來又給生態文明的建設發展以強大支撐。在人類遭遇生態危機和發展瓶頸的今天，“生態人”假設具有革命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首先，“生態人”假設對於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生態人”關於對人的認識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理論特別是生態經濟思想的繼承和創新。人的發展問題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猶如一根紅線貫穿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方面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三大組成部分的實質和核心。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自然生態環境不僅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和自然基礎，更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素，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構成人的本質。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導致人的異化和片面發展進行深入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具體分析了人的歷史性生成關係，提出了人的發展必然經歷“對人的依賴、對物的依賴和全面自由發展”的“三形態”理論。完全可以這樣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現代“生態人”理論的先驅者。而現代“生態人”假設的明確提出，是對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更為深入的時代剖析和闡述，它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人與社會和諧”、“重視滿足包括生態需要在內的人的全面需要”、“實現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都為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提供了生動新鮮的思想，也為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維方向，有利於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和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事實上，當今人類思想界的“生態人”假設理論以及建立其上的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經濟理論、循環經濟理論、綠色經濟理論等先進思想成果，是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這一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其次，“生態人”構成了綠色經濟理論的前提性假設，從根本上推進著經濟理論的綠色變革。“生態人”假設是在批判和超越傳統“經濟人”假設以及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構成了一種嶄新的經濟學理論即綠色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性假設、邏輯起點和立論基礎，從根本上推動著經濟學理論的綠色變革。一是“生態人”假設為綠色經濟學提供了堅實科學的邏輯起點，實現了經濟學理論邏輯前提的根本性變革。傳統經濟學理論以“經濟人”假設為起點和基礎，把生態、社會要素“外部化”，片面追求物質利益和物質需求的最大化。以“生態人”為前提性假設和邏輯起點，使經濟學理論從“外部化”生態系統的單一片面的經濟研究，轉變為生態系統“內部化”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能夠重構經濟學理論體系即綠色經濟學理論體系。二是“生態人”假設推動著經濟學理論基本原理、基本範疇和具體理論的範式革命。根據“生態人”假設，綠色經濟學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原理，即“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受制於生態系統”“生態資本的保值增值決定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由這兩個基本原理決定，經濟學理論中的資本結構，也由單一的物質資本向以生態資本為基礎，物質資本、知識資本、社會資本組成的複合型資本結構轉變，生態要素資本化和資本要素生態化成為綠色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性概念和範疇；成本結構則由外部性向內部性轉變，即把傳統經濟學理論排斥在經濟系統之外的社會等要素尤其是生態要素，內化為經濟要素，使生產者承擔外部不經濟帶來的全部成本；效益結構也由追求單一經濟效益最大化向追求生態、經濟和社會綜合效益最大化取向轉變；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要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可持續的格局，向高科技、低排放、循環化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轉變；消費結構和生活方式，要從高浪費、高透支、揮霍性、極端物質化，向生態型、健康合理、全面協調的綠色消費轉變。所有相應的具體經濟理論，都在據此予以改造重構。三是“生態人”假設推動著經濟學的經濟社會體制理論發生深刻的綠色變革。綠色經濟學理論認為，傳統主流經濟學過分依靠自由市場推動和調節經濟活動，傳統的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反映“生態人”特性和需求，不反映生態價值和生態規律，據此構建的一系列經濟社會體制無法推進可持續發展，亟須進行根本性的生態化改造。因此必須把傳統的市場經濟改造為生態市場經濟，把傳統的政府管理改造為政府綠色治理乃至全球的綠色治理，並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和公眾在推進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構建適應綠色經濟和生態文明發展的新型推進機制。對當代經濟社會體制進行整體性的生態化改造，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又一場歷史性經濟社會變革的主題，也是一個影響全局的新潮流。
再次，“生態人”假設有助於深化對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理論的認識，拓展推進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和戰略視野。21世紀是人類文明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巨大變革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奮力推進科學發展、全面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綠色崛起”的時代。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從世界觀、價值觀和行為範式高度，科學回答了為什麼要發展、為誰發展和怎樣發展的問題，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導中華民族新世紀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生態人”假設在人的本質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層面，實現了“自然人”“宗法人”“經濟人”“社會人”“生態人”的協調統一，實現了人的內心和諧與本質和諧，即人的物質需求和利益、社會需求和利益、精神文化需求和利益、生態需求和利益之間的協調統一，為實現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經濟與文化和生態的和諧乃至全人類全世界的和諧，提供了深層依據、本質要求、總體目標和根本途徑。按照“生態人”假設，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以人為本”，就是以“生態人”的全面需求、全面發展為本，而人的全面發展和人與經濟、社會、自然生態的協調發展，也必須通過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才能逐步實現。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既反映了“生態人”的本質和根本利益要求，具有人的本質層面的深刻依據；又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趨勢，獲得了“生態人”這個主要社會主體的強大支持，具有了逐步實現的根本動力和主體條件；而且，建立在“生態人”基礎上的綠色經濟理論與實踐，又為推進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增添了新的實踐內容，開闢了新的實現機制和途徑。
最後，“生態人”假設對於人類克服生態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生態人”假設是在人類試圖克服傳統工業文明弊端，克服生態危機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生態人”假設堅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榮衰與共的價值觀，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力求實現生態、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必然對人類的經濟社會實踐活動產生重大影響。一是有力促動著人的全面發展。“生態人”的理性自覺、鮮明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激發起更多的人投入綠色生活，向著“生態人”的目標前進，推動著綠色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二是有力推動著綠色產業革命和綠色經濟發展。事實上，面對由傳統工業文明弊端導致的人類生態危機和可持續發展瓶頸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一種按照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續發展理念運行的全新經濟形態——綠色經濟，伴隨著知識化浪潮在全球蓬勃興起，30多年來取得了重大進展。正在全球蓬勃發展的綠色經濟，是融合了人類現代生態文明，以生態化為主導、知識化為基礎、循環經濟為主要技術經濟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經濟形態。綠色經濟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安全、健康幸福、社會和諧、整體效益最大化的經濟。綠色經濟之所以興起並不斷發展，就是人類生態覺醒和綠色運動全力推動的結果；“生態人”的形成與成長，則為綠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和社會主體條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綠色經濟和“綠色新政”的風潮湧動，成為應對危機的根本對策與途徑，就是明證。“生態人”假設理論的提出和張揚，更為人們正確認識這個互動過程，為綠色消費和需求的成長，為綠色市場的發育擴張，為動員更多的社會市場力量投身綠色經濟發展，提供了深層的精神動力。當前，以“生態人”為支撐的、以發展綠色經濟為核心內容的生態文明，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顯示了強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展示了人類經濟全新的廣闊發展前景。三是推動經濟社會體制生態化變革。人類發展綠色經濟的初步實踐表明，從傳統工業經濟到綠色經濟的轉變，是人類從“經濟人”存在方式向“生態人”存在方式的偉大轉變，是人類文明從工業文明形態向生態文明形態的一場偉大轉變。這種轉變是對原有傳統經濟發展道路、體制機制、利益格局、社會組織系統、政治決策模式、生產生活方式、道德倫理規範、行為價值取向、科學技術與標準體系的一場偉大革命。“生態人”假設作為綠色經濟學的一面理論旗幟，正在凝聚著推動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投身經濟社會體制乃至整個文明形態的綠色變革，加速著生態化改造進程。
首先，“生態人”假設對於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生態人”關於對人的認識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理論特別是生態經濟思想的繼承和創新。人的發展問題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猶如一根紅線貫穿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方面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三大組成部分的實質和核心。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自然生態環境不僅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和自然基礎，更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素，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構成人的本質。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導致人的異化和片面發展進行深入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具體分析了人的歷史性生成關係，提出了人的發展必然經歷“對人的依賴、對物的依賴和全面自由發展”的“三形態”理論。完全可以這樣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現代“生態人”理論的先驅者。而現代“生態人”假設的明確提出，是對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更為深入的時代剖析和闡述，它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人與社會和諧”、“重視滿足包括生態需要在內的人的全面需要”、“實現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都為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提供了生動新鮮的思想，也為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維方向，有利於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和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事實上，當今人類思想界的“生態人”假設理論以及建立其上的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經濟理論、循環經濟理論、綠色經濟理論等先進思想成果，是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這一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其次，“生態人”構成了綠色經濟理論的前提性假設，從根本上推進著經濟理論的綠色變革。“生態人”假設是在批判和超越傳統“經濟人”假設以及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構成了一種嶄新的經濟學理論即綠色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性假設、邏輯起點和立論基礎，從根本上推動著經濟學理論的綠色變革。一是“生態人”假設為綠色經濟學提供了堅實科學的邏輯起點，實現了經濟學理論邏輯前提的根本性變革。傳統經濟學理論以“經濟人”假設為起點和基礎，把生態、社會要素“外部化”，片面追求物質利益和物質需求的最大化。以“生態人”為前提性假設和邏輯起點，使經濟學理論從“外部化”生態系統的單一片面的經濟研究，轉變為生態系統“內部化”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能夠重構經濟學理論體系即綠色經濟學理論體系。二是“生態人”假設推動著經濟學理論基本原理、基本範疇和具體理論的範式革命。根據“生態人”假設，綠色經濟學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原理，即“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受制於生態系統”“生態資本的保值增值決定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由這兩個基本原理決定，經濟學理論中的資本結構，也由單一的物質資本向以生態資本為基礎，物質資本、知識資本、社會資本組成的複合型資本結構轉變，生態要素資本化和資本要素生態化成為綠色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性概念和範疇；成本結構則由外部性向內部性轉變，即把傳統經濟學理論排斥在經濟系統之外的社會等要素尤其是生態要素，內化為經濟要素，使生產者承擔外部不經濟帶來的全部成本；效益結構也由追求單一經濟效益最大化向追求生態、經濟和社會綜合效益最大化取向轉變；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要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可持續的格局，向高科技、低排放、循環化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轉變；消費結構和生活方式，要從高浪費、高透支、揮霍性、極端物質化，向生態型、健康合理、全面協調的綠色消費轉變。所有相應的具體經濟理論，都在據此予以改造重構。三是“生態人”假設推動著經濟學的經濟社會體制理論發生深刻的綠色變革。綠色經濟學理論認為，傳統主流經濟學過分依靠自由市場推動和調節經濟活動，傳統的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反映“生態人”特性和需求，不反映生態價值和生態規律，據此構建的一系列經濟社會體制無法推進可持續發展，亟須進行根本性的生態化改造。因此必須把傳統的市場經濟改造為生態市場經濟，把傳統的政府管理改造為政府綠色治理乃至全球的綠色治理，並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和公眾在推進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構建適應綠色經濟和生態文明發展的新型推進機制。對當代經濟社會體制進行整體性的生態化改造，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又一場歷史性經濟社會變革的主題，也是一個影響全局的新潮流。
再次，“生態人”假設有助於深化對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理論的認識，拓展推進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和戰略視野。21世紀是人類文明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巨大變革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奮力推進科學發展、全面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綠色崛起”的時代。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從世界觀、價值觀和行為範式高度，科學回答了為什麼要發展、為誰發展和怎樣發展的問題，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導中華民族新世紀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生態人”假設在人的本質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層面，實現了“自然人”“宗法人”“經濟人”“社會人”“生態人”的協調統一，實現了人的內心和諧與本質和諧，即人的物質需求和利益、社會需求和利益、精神文化需求和利益、生態需求和利益之間的協調統一，為實現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經濟與文化和生態的和諧乃至全人類全世界的和諧，提供了深層依據、本質要求、總體目標和根本途徑。按照“生態人”假設，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以人為本”，就是以“生態人”的全面需求、全面發展為本，而人的全面發展和人與經濟、社會、自然生態的協調發展，也必須通過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才能逐步實現。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既反映了“生態人”的本質和根本利益要求，具有人的本質層面的深刻依據；又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趨勢，獲得了“生態人”這個主要社會主體的強大支持，具有了逐步實現的根本動力和主體條件；而且，建立在“生態人”基礎上的綠色經濟理論與實踐，又為推進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增添了新的實踐內容，開闢了新的實現機制和途徑。
最後，“生態人”假設對於人類克服生態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生態人”假設是在人類試圖克服傳統工業文明弊端，克服生態危機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生態人”假設堅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榮衰與共的價值觀，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力求實現生態、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必然對人類的經濟社會實踐活動產生重大影響。一是有力促動著人的全面發展。“生態人”的理性自覺、鮮明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激發起更多的人投入綠色生活，向著“生態人”的目標前進，推動著綠色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二是有力推動著綠色產業革命和綠色經濟發展。事實上，面對由傳統工業文明弊端導致的人類生態危機和可持續發展瓶頸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一種按照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續發展理念運行的全新經濟形態——綠色經濟，伴隨著知識化浪潮在全球蓬勃興起，30多年來取得了重大進展。正在全球蓬勃發展的綠色經濟，是融合了人類現代生態文明，以生態化為主導、知識化為基礎、循環經濟為主要技術經濟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經濟形態。綠色經濟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安全、健康幸福、社會和諧、整體效益最大化的經濟。綠色經濟之所以興起並不斷發展，就是人類生態覺醒和綠色運動全力推動的結果；“生態人”的形成與成長，則為綠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和社會主體條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綠色經濟和“綠色新政”的風潮湧動，成為應對危機的根本對策與途徑，就是明證。“生態人”假設理論的提出和張揚，更為人們正確認識這個互動過程，為綠色消費和需求的成長，為綠色市場的發育擴張，為動員更多的社會市場力量投身綠色經濟發展，提供了深層的精神動力。當前，以“生態人”為支撐的、以發展綠色經濟為核心內容的生態文明，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顯示了強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展示了人類經濟全新的廣闊發展前景。三是推動經濟社會體制生態化變革。人類發展綠色經濟的初步實踐表明，從傳統工業經濟到綠色經濟的轉變，是人類從“經濟人”存在方式向“生態人”存在方式的偉大轉變，是人類文明從工業文明形態向生態文明形態的一場偉大轉變。這種轉變是對原有傳統經濟發展道路、體制機制、利益格局、社會組織系統、政治決策模式、生產生活方式、道德倫理規範、行為價值取向、科學技術與標準體系的一場偉大革命。“生態人”假設作為綠色經濟學的一面理論旗幟，正在凝聚著推動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投身經濟社會體制乃至整個文明形態的綠色變革，加速著生態化改造進程。
當今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關頭，由“生態人”理論和實踐昭示的生態文明，展示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全新的希望和廣闊前景。黨的十七大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新航程，必將激勵我們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深入研究和踐行“生態人”理論創新成果，重塑發展的主體，轉變發展方式，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