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

兩彈一星（英文：“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Project，又稱：“兩彈一星”工程），是中國20世紀60年代組織研製核彈（核子彈、氫彈）、飛彈和人造衛星工程簡稱。

兩彈一星最初是指核子彈、飛彈和人造衛星。“兩彈”中的一彈是核子彈，後來演變為核子彈和氫彈的合稱；另一彈是飛彈。“一星”則是人造地球衛星。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中國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以身許國，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回響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聖而偉大的事業中來。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廣大幹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奮圖強，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核彈、飛彈和人造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兩彈一星
• 外文名：“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Project  
• 研製單位：二機部、三機部、七機部、中國科學院等
• 研製時間：1956年 至 1970年
• 飛彈：1960年11月5日
• 核子彈：1964年10月16日
• 氫彈：1967年6月17日
• 人造衛星：1970年4月24日
• 研製國家：中國

發展沿革

歷史背景

核子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出現的新式武器，由於其威力巨大，一經使用就震撼了世界。

20世紀50年代，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揚言要用核子彈封殺中國，並在日本部署核武器。

1951年，遠在法國的核科學家“小居里先生”請他的中國學生楊承宗回國後給毛澤東主席捎句口信，面對核壟斷、核訛詐、核威脅，“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核子彈，就必須自己擁有核子彈。”

1954年12月2日，美國和台灣當局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提出“台灣海峽安全受到威脅時”，他們有權使用核子彈。

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中國領導人也意識到，必須擁有核武器，製造自己的核盾牌。

中央決策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是中央專門討論創建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一次歷史性重要會議，該會議沒有文字記錄，也沒有拍攝照片，可資佐證的是周恩來總理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一份報告，以及後來會議親歷者的回憶。會上，領導人聽取了關於中國核科學研究人員、設備和鈾礦、地質情況以及所需條件的匯報。最後，毛澤東主席說：“我們的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中國第一鈾礦石，譽為核工業“開業之石”，1954年采自廣西

1956年2月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的主持下，制訂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確定了57項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錢學森不僅擔任了科學規劃綜合組組長，並與王弼、深遠、任新民等人合作，完成規劃綱要的第37項“噴氣和火箭技術”。

1958年，毛澤東表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搞核子彈、氫彈、飛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雖然當時中國開發上述技術的環境還十分落後和艱苦，面對國際上嚴峻的核訛詐形勢和軍備競賽的發展趨勢，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毅然作出發展飛彈、核彈、人造地球衛星，突破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決策。

研製工程

核彈

• 核子彈研製

1955年，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國建立並發展原子能工業。

中國核子彈模型

1956年，研製飛彈、核子彈被列入中國的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

1958年，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建成了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同年，成立了以萬毅為部長的國防部第五部，負責領導特種部隊的組建工作；成立了以聶榮臻為主任的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統一領導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不久國防部第五部合併到國防科委。

1959年6月，中蘇關係破裂，蘇聯終止契約，隨後撤走專家。毛澤東毅然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造出核子彈。他明確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雪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中央把核子彈工程定名為“596工程”，要造“爭氣彈”。

1961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縮短戰線，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大批專家和科技骨幹，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從全國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製和試驗的第一線。

在中國核子彈即將問世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家有人鼓吹要摧毀中國的核設施。

針對這種尖銳複雜的形勢，1964年9月2日，周恩來向毛主席匯報了關於核子彈爆炸早響和晚響的兩個方案。毛主席果斷指出：核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1964年10月16日，鄧稼先等組織參與研製的中國研製的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

氫彈研製

第一顆核子彈理論設計完成後，彭桓武敏銳地意識到，要迅速組織力量向氫彈原理的探索轉移。在國際上，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從1964年年底開始，彭桓武召集各種討論會，群策群力，形成3個方案，並安排理論部的3位副主任周光召、于敏、黃祖洽分別帶隊，多路探索。

中國氫彈模型

1965年9月，于敏率領團隊完成加強型核航彈的最佳化設計任務，並最終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1967年6月17日，于敏等參與研製的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爆炸，爆炸當量為330萬噸級，與理論設計完全一樣。從第一顆核子彈成功爆炸到突破氫彈，中國僅用了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

飛彈

中近程飛彈研製

1960年11月5日，錢學森組織領導研製的東風一號近程飛彈首次飛行試驗成功。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首，包括賀龍、聶榮臻、羅瑞卿等在內的十五人專門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兩彈一星”的研製。在中央專委強有力的領導下，全國“一盤棋”，協同攻關，大大加速了“兩彈一星”研製進程，取得了歷史性突破。

1962年3月21日，新研製中近程地地飛彈首次飛行試驗失敗。聶榮臻得到報告後，要求研製、試驗部門正確對待失敗，分析故障、解決問題。

1962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國防科委關於飛彈故障分析和請求解決有關問題的報告，周恩來指出：突破國防尖端技術恰如攀登珠穆朗瑪峰，也得分階段，逐步往上爬。國防尖端技術的綜合性和複雜性很強，一定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循序漸進，打牢基礎，有步驟地按程式進行。隨後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按照決定，組織有關部門協力工作。

1964年6月29日，第一發改進設計後的中近程地地飛彈飛行試驗成功。隨後連續進行多次試驗，均獲成功。

1965年4月，中近程地地飛彈研製任務勝利完成。五院科技人員繼續改進，將飛彈射程增加20%，還改進了制導系統。

1966年9月，中近程地地飛彈完成定型試驗，中國完成了自行研製第一枚地地戰略飛彈的全過程。

• 飛彈核武器研製

1963年12月，鑒於研製的、中近程地地飛彈的研製工作已經取得重要進展以及美、英、蘇三國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後出現的國際形勢，中央專委研究了核武器的發展方向問題，認為核航彈作為一項重要技術，應當繼續進行研究、試驗，但其作戰使用價值不如飛彈核武器，確定核武器的發展方向，應以飛彈核彈頭為主，空投核航彈為輔，並責成國防工辦、國防科委組織二機部和五院立即對飛彈核武器的研製作出全面計畫和安排。

1964年1月，中央專委決定待核子彈試驗成功後，立即開展核彈頭的研究設計，並加快中近程地地飛彈的研製，力爭早日以配備有核彈頭的中近程飛彈裝備部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了這一計畫。

1964年9月，中央專委批准了二機部和五院提出的兩彈結合方案，並確定於1966年四季度做好在中國境內發射試驗準備。鑒於兩彈結合試驗的風險較大，中央專委要求對可能的異常狀態下不會發生核爆炸。同時由總參謀部、國防科委切實做好試驗時緊急疏散居民和參試人員工作。

1966年10月8日和20日，周恩來、葉劍英等兩次聽取試驗詳細匯報，並委託聶榮臻赴試驗現場主持試驗。聶榮臻啟程前，於10月24日晚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說：誰說我們中國人搞不成飛彈核武器，現在不是搞出來了嘛。試驗飛彈發射前，試驗空域飛機停飛，蘭新鐵路停運，1萬多名居民臨時疏散到安全地區，以防萬一。

1966年10月27日9時，“東風二號”核飛彈點火升空。9分14秒後，核彈頭在距發射場894千米之外的羅布泊彈著區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兩彈”結合飛行試驗成功，標誌著中國有了可用於實戰的核飛彈。同年，中國組建了戰略飛彈部隊——第二炮兵。

此後，中國的戰略核飛彈，從中近程發展到遠程，從液體燃料發展到固體燃料，從陸上發展到水下，從固定陣地發射發展到隱蔽機動發射，相繼研製成功多種型號、不同射程的戰略飛彈武器系統，並陸續裝備部隊。試驗表明，中國的中近程地地飛彈核武器已經進入定型和批量生產裝備部隊的階段，同時，也取得了核彈頭研製定型的完整經驗。

衛星

• 研製進程

1957年10月，竺可楨、錢學森、趙九章聯名向中央上書，建議開展中國的人造衛星研究。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主席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鄭重宣布：“蘇聯和美國把人造衛星拋上了天，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

1958年7月至8月間，中國科學院成立“581組”，組織協調衛星和火箭探測任務，組長錢學森，副組長趙九章、衛一清。同時，中央政治局撥專款支持中科院研製衛星，代號“581”任務。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連續三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再加上帝國主義封鎖，國民經濟出現了空前困難，衛星研製“581”任務一度停滯。

1964年，中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東風二號中程飛彈發射成功，標誌著中國基本上具備了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能力。12月27日，中國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趙九章致信周恩來總理，提交再次開展衛星研製工作的建議。

1965年1月8日，錢學森也寫信給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副總理，認為已有條件考慮衛星研製問題。1965年一季度，周恩來批示中國科學院提出具體方案（“651”後來被定為衛星任務代號）。同年8月2日，周總理主持中央專委會議，原則批准了中國科學院《關於發展中國人造衛星工作規劃方案建議》，衛星研製正式立項，確定將人造衛星研製列為國家尖端技術發展的一項重大任務，並確定整個衛星工程由國防科委負責組織協調，衛星本體和地面檢測系統由中國科學院負責，運載火箭由七機部、衛星發射場由國防科委試驗基地負責建設。

1968年1月，國家正式批准了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任務書。

1970年4月24日，中國用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地發射中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 東方紅一號 ，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後，世界上第五個能獨立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國家。

• 設計參數

東方紅一號衛星參考數據

基本參數
衛星形體	近似球形72面體
質量	173千克
直徑	1米
穩定方式	自旋狀態穩定
空間轉速	120轉/分鐘
外殼材料	溫控處理鋁合金
短波天線	4根2米鞭狀天線
播送頻率	20.009兆周
軌道參數
近地點	441千米
遠地點	2368千米（2286千米）
橢圓軌道傾角	68.44度
運行周期	114分鐘

功勳人物

1999年9月18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由中共中央、 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製作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授予23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兩彈一星”元勛概況：

“兩彈一星”元勛

鄧稼先等科研人員使用過的手搖計算機

工程意義

巨大成功

“兩彈一星”事業的巨大成功，依靠黨中央的英明決策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是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的生動體現。但是，中國所擁有的一切優勢和條件，都要通過參與這一事業的所有人員特別是他們中的功臣來實現。“兩彈一星”功臣們的作用極其重要，功臣們的業績彪炳史冊，功臣們的精神光耀千古，永遠是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中國人民要學習功臣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國外學有所成，擁有優越的科研和生活條件，為了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衝破重重障礙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國。幾十年中，他們為了祖國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無聞，艱苦奮鬥，以其驚人的智慧和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創造著人間奇蹟。“中華民族不欺侮別人，也絕不受別人欺侮”，是他們的堅定信念。愛國主義是他們創造、開拓的動力，也是他們克服一切困難的精神支柱。

1964年周總理宣布我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

兩彈一星功臣們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不怕狂風飛沙，不懼嚴寒酷暑，沒有條件，創造條件；沒有儀器，自己製造；缺少資料，刻苦鑽研。以驚人的毅力和速度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創造出“兩彈一星”的驚人偉績。

成功經驗

黨的領導

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和堅強領導，是“兩彈一星”事業勝利發展的根本保證。“兩彈一星”事業傾注著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戰略智慧和大量心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一缺錢、二缺人、三缺技術，在這樣的基礎上搞尖端科技，談何容易？在1955年1月中央決定核子彈上馬的會議上，毛澤東說：“出兵朝鮮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核子彈，我想了三年。”國務院副總理陳毅說：“哪怕褲子當了，也要搞中國的核子彈。”主抓“兩彈一星”的聶榮臻指出，要“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研成果”。具體負責總指揮的張愛萍說：“再窮也要有一根‘打狗棍’。”這樣，全體科技攻關人員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下定決心，堅定不移地乾。

中國氫彈爆炸試驗

舉國體制

全國各條戰線的大力支持，是“兩彈一星”事業順利發展的堅強後盾。當年搞“兩彈一星”，中央一聲令下，全國上下立刻行動，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力出力。為了發射中心的創建，當年居住在場區的350多戶蒙古族牧民義無反顧地讓出了世代生息的草地，北遷140千米另建家園。1970年發射東方紅衛星時，萬民齊上陣，僅守護通信線路一項任務，全國就出動了60萬民兵，每根電線桿下面站一名民兵。全國26個部（院），20多個省區市，10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通力協作、頑強拼搏、刻苦鑽研、協同攻關，攻破了一個又一個核心技術難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大科技成果，核子彈研製中的“九次計算”“草原大會戰”，氫彈原理突破中的“民眾大討論”“上海百日攻堅戰”等，都充分體現了依靠集體智慧協同攻關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拼搏奉獻

國防科技戰線的辛勤努力和奉獻精神，是“兩彈一星”事業勝利發展的基本動力。

一是“乾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當年搞“兩彈一星”，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這既是保密要求，又是創業者的集體自覺、使命自覺。

二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骨灰，獻了骨灰獻子孫”。“兩彈一星”創業初期，駐地大多偏遠封閉、教育條件差，奮戰在一線的科研工作者很多夫妻出自名牌院校，孩子卻考不上大學，但廣大科技人員寧可虧了身子、苦了妻子、誤了孩子、沒有票子，也不肯放下肩上這副擔子。由於核武器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在任何一個國家，研製核武器工程都被視為最高機密。中國的核子彈研製同樣如此，其計畫的核心內容只有極少數高層領導知情，連全權負責整個核武器研製計畫的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內部，在日常交流時也僅僅是以代號相稱。

三是“死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當年“兩彈一星”試驗，為了把萬一失利的損失降到最低，僅在發射陣地留下7名指揮操作人員。上陣前他們都留下遺書，向黨組織遞交了“生死狀”：死就死在陣地上，埋就埋在飛彈旁——這就是後來載入航天史冊的“陣地七勇士”。1959年2月18日被任命為第20訓練基地司令員的孫繼先提出一個口號：“死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他帶領中國飛彈發射事業的先驅者們，不到3年，就建設完成基地基礎設施，而當年的蘇聯專家曾預計基地建設需要15年時間。

在“兩彈一星”研製過程中付諸的艱辛和苦難，為中國打造國之重器提供了有力保證，其中蘊含的寶貴精神財富，為中國人民做好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強大精神武器。

弘揚精神

兩彈一星工程的全體參研單位和科研人員們在艱苦卓絕的奮鬥中，形成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

202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傳部梳理的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偉大精神，“兩彈一星”精神被列入其中。

21世紀的國際科技和經濟的競爭，從根本上講是高科技、高素質人才的競爭，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競爭。要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得到發展，就要努力學習和發揚功臣們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精神和勇於創新的精神，團結一心，勵精圖治，不畏艱險，勇往直前！

對於中國而言，兩彈一星是在非常艱苦、沒有外援的環境下所開發出來的成果。而“兩彈一星”精神象徵了中華民族自力更生、在社會主義之下集中力量從事科學開發研究，並創造“科技奇蹟”的態度與過程，組合的元素則為“愛國主義”、“團隊精神”、“社會主義”與“科學精神”，並可以衍生至“科技創新”“知識經濟”等領域。

"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團隊精神、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活生生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中國人民要繼續發揚光大這一偉大精神，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在現代化建設道路上奮勇開拓的巨大推動力量。

總體評價

“兩彈一星”不僅為中國建立戰略飛彈部隊提供了裝備技術保障，增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高技術條件下的防禦能力和作戰能力，而且帶動了中國高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建設和科技進步。“兩彈一星”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國人民挺直腰桿站起來的重要標誌，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鬥志，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激發了振興中華的愛國熱情。正如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的那樣：“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核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學習強國 評）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精神、團隊精神精神、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評）

在那個條件艱苦的年代，為了強國之夢，“兩彈一星”英雄群體用汗水、青春、熱血乃至生命，築起新中國的安全螢幕障，創造了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蹟。“兩彈一星”是在中國物質技術基礎十分薄弱的條件下，通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取得的偉大成就，進一步增強了中國的科技實力特別是國防實力，加強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國防科技》、學習強國 評）

“兩彈一星”國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