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馮白駒(1903—1973),乳名公孫,輩名馮裕球,學名馮繼周,筆名馮布文。海南省海口市
瓊山區雲龍鎮長泰村人。父親馮運熙,除種田外,兼做石匠。母親吳氏是個勤勞善良的農家婦女。馮白駒從小勤奮讀書,胸懷豁達,追求進步。
1916年在雲龍高等國小讀書期間,就與進步同學組織同志互助社。
1925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學預科,常與在滬瓊籍進步同學往來,閱讀革命書刊。
1926年初,離滬回瓊,經同學
李愛春介紹,任海口市郊農民協會辦事處主任,
192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瓊崖四二二事變,中共瓊崖地方委員會轉入農村鬥爭,奉命組建中共瓊山縣委員會,任書記。建立和發展基層黨組織,創建瓊山縣討逆
革命軍。
1927年7月,任瓊崖討逆革命軍第六路軍黨代表,1927年9月率部參加全瓊武裝總暴動。後任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候補委員。
1929年初,受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委派組建中共
澄邁縣委員會,任縣委書記。
1940年9月任中共瓊崖特委書記兼獨立總隊總隊長和政治委員。1941年2月任中共瓊崖軍事委員會主席。
1944年秋任瓊崖人民抗日游擊隊獨立縱隊
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為瓊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抗日武裝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卓越貢獻。解放戰爭時期,他任中共瓊崖區委書記、瓊崖臨時人民政府主席、人民解放軍
瓊崖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他領導海南軍民堅持革命戰爭23年紅旗不倒,被譽為“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海南區委第一書記,海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廣東省、浙江省副省長等職。
1973年7月19日在北京市逝世。
1983年中共中央作出平反決定,恢復名譽。
著有《中國共產黨的光輝照耀在海南島上》、《紅旗不倒》等。
1950年5月,任海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副主席); 1950年6月任中共
海南島區委員會書記(後稱第一書記);
1950年7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50年9月任海南第一屆各界
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主席;
1951年4月,擔任廣東省人民政府海南
行政公署主任;
1952年夏,在中共廣東省黨內開展反“
地方主義”鬥爭中受到批判,同年冬調任中共華南分局委員兼統戰部長;
1952年10月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負責抓“私營工商業改造”試點工作;
1954年8月,被免去中共海南島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務;
1954年9月當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4年1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常務委員會委員、副省長;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1957年2月,在中共廣東省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因1956年冬所謂的“地方主義”受到批判; 1957年12月,被撤銷廣東省委員會書記、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海南軍區政治委員的職務;
1963年4月,調任中共浙江省省委員會委員、浙江省副省長,分管文教、衛生、科技,主管計畫生育和防治血吸蟲病等工作;
1971年9月,解除審查;
1973年7月19日,在北京逝世。
馮白駒長期擔任瓊崖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創立了瓊崖武裝鬥爭“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的光輝業績,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高度評價。毛澤東關於海南戰役的指示中說:“海南島與
金門島不同的地方,一是馮白駒的配合,二是敵軍戰鬥力較差。”周恩來稱譽馮白駒是“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人物功績
組織抗戰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8年12月瓊崖
工農紅軍改編為廣東省民眾抗日自衛團第14區
獨立隊,他任隊長。他為培育這支抗日武裝嘔心瀝血,親自給戰士們上
政治課,講授毛澤東軍事思想和紅軍的優良傳統作風,同戰士們一起進行軍事技術、戰術訓練,使這支武裝的軍政素 質和作戰能力不斷提高,成了衝殺在海南人民抗戰最前線的一面紅旗。
1939年2月日軍入侵海南島,他在
瓊山縣潭口指揮了阻擊
日軍的戰鬥,打響了瓊崖抗戰的第一槍。不久部隊擴編為廣東省瓊崖抗日
游擊隊獨立總隊,任總隊長。率部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取得了瓊山羅劉橋、羅板鋪伏擊戰,海口長林橋襲擊戰,那大圍攻戰等戰鬥的勝利,先後開闢瓊文、美合、白沙等根據地,並挫敗了日偽軍的多次“掃蕩”和蠶食。
瓊崖事變
1929年2月和7月,設在海口市的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機關二次遭破壞,特別委員會領導人被捕犧牲。危急時刻馮白駒挺身而出,建議召開各縣代表聯席會議,重建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領導機關。1929年8月,各縣代表聯席會議在
定安縣內
洞山召開(史稱“
內洞山會議”),成立中共瓊崖臨時特別委員會(1929年9月,中共廣東省委員會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任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委員、
常務委員會委員,並受重病在身的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書記王文明委託主持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工作。
1930年1月,
王文明病逝後,接任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書記。1930年2月,馮白駒先後前往香港、上海,向中共廣東省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受
李立三、周恩來接見。1930年4月,在
母瑞山主持召開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傳達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員會的指示,總結經驗教訓,作出擴大農村根據地、發展黨組織、擴建紅軍等項決議。1930年8月,成立瓊崖工農紅軍獨立師。
1932年,瓊崖紅軍反“圍剿”失敗,革命轉入低潮,他帶領黨政機關及警衛連共100多人,在母瑞山堅持8個多月艱苦卓絕的鬥爭,保存了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領導核心,支撐著瓊崖革命紅旗。
1933年4月,帶領倖存的25人突圍返回瓊山縣革命老區。在民眾的積極幫助下,僅三四個月時間,瓊山縣就有9個鄉的黨組織恢復起來,武裝鬥爭的烈火也燃燒起來。馮白駒常以此教育幹部
戰士:瓊文地區沒有大山,但有革命民眾,我們才能牢牢地紮下根來。這就叫“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經過3年的艱苦鬥爭,中共瓊崖基層黨組織得到恢復和發展,重建紅軍游擊隊。
1936年5月,在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上,再次當選為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書記,並成立瓊崖紅軍游擊隊司令部,開創革命新局面。
1937年
七七事變後,執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代表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致函中國國民黨瓊崖當局,建議停止內戰,團結抗日。1937年同年10月,與夫人曾惠予一起在塔市鄉演村被國民黨瓊崖當局抓捕。經周恩來等向國民黨提出交涉,1937年12月釋放出獄,任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
1938年1月與國民黨瓊崖當局談判,1938年10月達成
合作協定,瓊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1938年12月5日,瓊崖紅軍游擊隊在瓊山縣
雲龍鄉改編為“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史稱“
雲龍改編”),任獨立隊隊長。
1939年2月10日,日本軍隊從天尾港登入占領海口後,向清瀾、嘉積進犯。命令獨立隊第一中隊在
南渡江潭口
渡口阻擊日本軍隊,打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瓊崖抗日武裝抗擊日本侵略軍的第一槍。 1938年3月獨立隊擴編為獨立總隊,任總隊長。
1940年9月,根據
中共中央指示,復任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書記,並任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總隊長兼政治委員。創建美合山區抗日根據地,創辦瓊崖抗日公學,兼任校長。
1941年2月,兼任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1941年11月成立瓊崖
東北區抗日民主政府,當選為主席。
1942年到1943年,在
日偽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殘酷的“蠶食”、“掃蕩”,在與中央中斷電訊聯繫的情況下,創造性制定了“堅持內線,挺出外線”的作戰方針。率領獨立總隊粉碎了日偽軍“蠶食”、“掃蕩”,擴大抗日根據地。
1944年秋,瓊崖抗日獨立總隊改為瓊崖抗日獨立縱隊,任縱隊司令員兼
政治委員。
1945年揮師挺進
白沙,創建白沙抗日根據地,迎來了瓊崖抗日戰爭的勝利。
1946年1月,在
白沙縣牙叉主持召開中共黨政軍科級以上幹部會議(史稱“
牙叉會議”),統一思想,作出做好自衛
反擊戰準備的決定粉碎國民黨四十六軍挑起內戰、進剿
解放區、消滅瓊崖主力的陰謀。
1944年4月和8月,先後收到中共中央關於瓊崖獨立縱隊北撤山東的指示和中共廣東區委員會關於瓊崖獨立縱隊南撤越南的指示,從瓊崖鬥爭實際出發,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繼續堅持瓊崖鬥爭的建議,獲得中共中央的批准。率領部隊挺進
五指山區建立中心革命根據地。
1947年5月,主持召開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第五次代表大會,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改為中共瓊崖區委員會,當選為區委員會書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
軍事委員會將“廣東省瓊崖游擊隊獨立縱隊”命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任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8年9月到1949年7月,領導瓊崖縱隊相繼發動秋、春、夏三大軍事攻勢,取得殲敵3000餘人的輝煌勝利。1949年九十月間,先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廣東軍區第三副政治委員。1949年底到1950年5月,領導瓊崖黨政軍民全力以赴,有力地接應和配合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渡海兵團登入作戰,
解放海南島。
人物特點
大勇大智大忠的將軍 “勇”。每當危險的關鍵時刻,馮白駒都挺身而出。有幾件事是令人難忘的:1927年4月瓊崖國民黨反動派揮起屠刀,殺害了大批共產黨人,他的入黨介紹人、瓊山縣委書記
李愛春英勇就義,入黨不滿一年的他被指定負責組建瓊山縣委並任書記。他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而是毫無猶豫挑起這副擔子,並組織起武裝隊伍,把瓊山的組織工作和武裝鬥爭搞得有聲有色。後來,澄邁縣委遭到破壞,他被派前往收拾殘局。他不辱使命,不到一年就打開了局面。
1929年7月瓊崖特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領導人被捕犧牲,瓊崖的鬥爭失去了統一的領導,在鬥爭處於危急關頭,他挺身而出,倡議召開各縣聯席會議,重建了特委領導機關。此一壯舉,曾被黨中央作為黨課教材的範例。 1939年2月
日軍在海南登入後,國民黨軍隊紛紛向定安的翰林、嶺口等地撤退,而馮白駒領導的瓊崖抗日獨立隊,在瓊山縣潭口狙擊登入的日軍後,立即轉入瓊山的道崇、鹹來、
樹德一帶,創建瓊文抗日游擊根據地。他英勇組織抗日,不僅喚起島內民眾的抗日熱情,也得到海外華僑的支持,新加坡、馬來西亞掀起“援八”、“援四”、“援馮”運動,被周恩來稱之“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
“智”。孤島奮戰,表現出馮白駒過人的膽略與智慧。他的智,表現在戰略戰術上。武裝鬥爭早期,他的智慧就初露鋒芒。
大屠殺後到處白色恐怖,他在瓊山組建起一支短槍隊,化裝襲擊大致坡、搗毀白石溪炮樓、夜襲道崇團局,有效地打擊敵人的反動氣焰。在抗日初期,採用游擊戰爭的戰術,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採取伏擊、化裝奇襲等戰術,在潭口、羅牛橋、
永興、
文昌等地連續打了幾個漂亮戰,大大鼓舞了全瓊民眾的鬥志,獨立隊也隨著壯大擴編為獨立總隊。他的智,表現在對敵的鬥智上。“雲龍改編”後,瓊崖國民黨守備司令
王毅指定我軍開進府城,企圖吞併我獨立隊,但馮白駒非常機智地反駁說:“既然我軍在組織建制上獨立,駐防問題應由我們自行決定,當局不能幹涉。”始終保持了“瓊縱”的獨立性。抗戰初期,馮白駒深感幹部奇缺,應靠“眾智”和敵人斗。便在瓊崖獨立隊創辦“隨營軍政培訓班”,親自給學員講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文章及相關課程,後來還在美合根據地創辦黨校、瓊崖抗日公學,培養了大批黨政軍幹部。他的智,表現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美合事件後,特委機關和部隊何去何從,當時有些同志認為應轉移到
南豐那大地區,那裡山高林密,可以掩蔽活動。但馮白駒認為這個地區雖然有地形可依靠,但革命較晚,民眾基礎薄弱,還是轉回瓊山、文昌地區,那裡民眾基礎好,有迴旋餘地,“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經特委集體研究後向瓊文地區轉移。實踐證明,馮白駒的決策是正確的。在渡海戰役前夕,他提出“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強瓊縱接應力量,後大兵團渡海”等建議,得到
野戰軍前線指揮部的採納。 “忠”。首先,是對共產主義的忠。從二六年入黨起,他就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不論多么艱苦、多么曲折,他從不動搖過。1932年瓊崖紅軍僅剩25人,但他仍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堅持艱苦卓絕的鬥爭,領導瓊崖縱隊發展壯大到解放時25000人。
1937年,被捕入獄,不論敵人高官厚祿軟硬兼施,都大義凜然,並在獄中組織黨支部與敵人進行鬥爭。解放後,曾被錯誤地關進監獄,但他的信念沒有動搖過。其二,對黨中央和
毛澤東思想的忠。儘管遠離中央,但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自覺地服從中央的領導,由於環境惡劣,幾次因失去電台中斷了聯絡,但仍自覺地運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開展游擊戰爭。正是自覺地創造性地運用了毛澤東思想,使瓊崖縱隊“從小打到大,從弱打到強。”其三,對人民的忠,忠實地代表了人民民眾的利益。打
土豪,除
惡霸,保護了人民民眾的利益。
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在根據地發行“國幣代用券”、“瓊崖人民政府代用券”,不讓人民的利益受損失。他經常教育幹部戰士要敬重和保護好“衣食父母”。他愛人民,植根於民眾之中,人民民眾都親切稱他“老馮”、“馮同志”。
領導風範
馮白駒從1929年聯席會議起,就主持瓊崖的工作,是任職最長的第一把手。他那
民主作風和多謀善斷的事跡是感人至深的。他儘管是一把手,但始終把自己當作集體領導中的一員,重大問題不搞個人說了算,而是經過集體研究決定。如1943年常委討論總部機關向東南還是向西南轉移建立根據地問題,儘管自己提出向西南轉移是正確的,但多數同志不同意,他個人只聲明保留意見,組織上仍按照多數通過的決議執行。後來執行結果行不通,大家認識到他的意見是正確的,他的意見 才形成集體的意見。先到
六連嶺,後轉向五指山區建立根據地。海南遠離中央、遠離主力,馮白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海南的實際情況,做出決策、指導工作。在實事求是方面,他是有過深刻教訓的。
1930年廣東行動委員會命令瓊崖“奪取海口”,1932年“肅清AB團”,這兩次左傾路線的干擾,給瓊崖紅軍造成極大的損失。正因為教訓深刻,從母瑞山下來後,他的決策極少出現偏差。儘管數次中斷與中央的聯絡,陸陸續續十年之久,但他領導瓊崖的鬥爭的決策和實踐,總體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蒙冤內幕
被批判
1952年夏,在廣東省內開展“反地方主義”鬥爭中,有人指責海南土改進度慢,並抓住海南區黨委曾掛過馮白駒像和當時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海南代表準備提出將海南成立一個省的建制的議案(註:當時海南隸屬於廣東省,這一議案後來因意見不一致而沒有正式提出)等問題,指責馮白駒搞所謂的“地方主義”對他進行了批判。
隨後,廣東省委調馮白駒離開海南到廣東省工作。馮白駒調離海南後,區黨委班子調進了不少外來幹部,地方幹部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少。有些外來幹部不了解情況,在工作中造成了不少的失誤 。
時任華南局第四書記的
陶鑄對此是有所了解的,他在下海南之前,就物色海南的地方幹部,打算調回去充實海南的地方領導班子。當時,他選中了廣東省人民委員會任秘書長的林克澤,想要他回去任海南行署的主任。
林克澤是20年代入黨的老幹部,此刻正生病住院治療,聽說要調他回海南工作,一口回絕了。他表示海南的工作難搞,不想去。為此,陶鑄親自到醫院去做林克澤的思想工作,林表示再考慮考慮。陶鑄從醫院出來,又怕林克澤的思想會出現反覆,又去找馮白駒,要馮再去做林克澤的工作。10月13日,馮白駒前往醫院做林克澤的思想工作,要他回海南當行署主任。林當時未答應。
14日,林克澤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寫了一封信給馮白駒,信中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的人選名單,並說他回海南如果不擔任區委書記,很難發揮作用。林克澤在信的末尾寫到:“古老(古大存,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兼副省長)向來對海南比較關心,此信是否也讓他看一看。”
馮白駒不在,信就由他的妻子曾惠予收後交秘書郭曉東進行處理。而郭曉東違反了信件的一般處理原則,將馮白駒的信看過後交給了當時任省委紀檢會的書記
李堅真,再由李堅真交給了省委的主要負責人。陶鑄看過了這封“密信”之後大為惱火,認為這是“以馮白駒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分子”企圖從組織上來改組海南區黨委和海南行署,排擠外來幹部以及堅決執行正確路線的海南地方幹部,攫取海南黨組織和軍隊的大權,把海南變成“獨立王國”的陰謀。
陶鑄立即把信交去複印,分發給正在參加廣東省委的省委委員們傳閱。這樣,這封信竟成為所謂的“反黨信件”,並由此無端的掀起了“反地方主義”的狂瀾和一排排整人的惡浪。
1957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第8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錯誤的決議》,自此以後,馮白駒蒙受了極大地冤屈,作為“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受到了大小會議的批鬥和報刊的批判,廣東省委、省人委、和廣州市委、各地市委、各地市縣因受牽連而被處分的幹部有兩萬人之多。
申訴“反黨集團”問題
1957年廣東開展“反地方主義”後不久,毛澤東感到不太妥當,在周恩來送來的有關馮白駒的材料上曾這樣批示:“馮白駒同志的問題如果沒有處理的話,就不要處理了,他在歷史上對黨是有功的。”但由於廣東省委已經宣布了對馮白駒的處理,因而就未作變更。
1962年2月16日至3月1日,中共廣東省委在
從化溫泉召開擴大會議,貫徹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精神。會議開始時,會議主持人宣布,這次會議是談心的會議,省委常委和黨員副省長都參加,大家來談談心事,有啥說啥,時間不限制。
於是,馮白駒吧多年積壓在心裡的話對黨做了傾訴,對形勢和廣東省委的工作提出看法,對自己因所謂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受處分的問題提出申訴。
馮白駒坦率地說,不要庸俗的、機械的理解主席提出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不能只片面的強調缺點或錯誤只有一個指頭,廣東這幾年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缺點和錯誤也不少,而且還相當的嚴重。“這方面的實例我不必多舉了,陶鑄同志在許多會議上也講過不少了。”“是什麼東西在作怪呢?一句話,脫離現實”
馮白駒在申訴中坦率地講:“陶鑄、
陳郁等三位同志,是黨內優秀的領導幹部,好的方面是主要的,幾年來領導廣東工作,做出不少成績,使我很敬佩。但是,缺點也還是有的,且在某些方面是相當突出和嚴重的。”馮白駒認為,廣東在經濟方面所犯的錯誤,他們要負主要的責任,“特別是陶鑄同志,應負主要的責任。”
1963年4月,馮白駒給中央寫信,要求調離廣東。事實上,馮白駒對廣東這個地方傷透了心。1961年12月陶鑄提出將馮白駒當做廣東的元老看待,掛個空名,高興了就到下面跑跑,了解點材料回來向省委提意見。對陶鑄的這個提議,馮白駒不同意。他明確的說:“這樣做,我是不願意的,且當元老我也沒有條件。”
經中央同意,馮白駒於1963年4月離開廣東,到浙江省工作。職務除了原保留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以外,另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員,浙江省副省長。由於身體的原因和特殊的處境,馮白駒在浙江所做的事,所接觸的人都不是很多。
終獲平反
1966年8月,馮白駒到北京出席當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參加華東局的討論中,馮白駒說林彪很能幹,但馮的鄉音太重,好多人聽不懂,還以為是在貶林彪。在當時的情況下,馮夸林彪很能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海南是林彪的四野解放的,馮白駒把自己對被打成“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子”並受到處理有意見的話向陳毅說了。陳毅安慰馮白駒:“你是一位好同志,應該向前看,不要背包袱。”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成為中央政治局的第四號人物。1967年1月,陶鑄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被突然打倒。
“文革”開始時,浙江的民眾認為馮白駒沒有什麼問題,都同意把他作為“三結合”的對象。因為,一開始“造反派”也沒有為難他。但黃永勝、謝富治等通知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對馮白駒重新審查立案,對馮白駒更大、更殘酷的迫害開始了。
“造反派”抄家時,抄走了馮白駒的左輪手槍。馮白駒最掛念的就是這支左輪手槍,他曾對秘書孔慶演說:“這是繳的薛岳部隊的,對我有紀念意義。”當年馮白駒指揮瓊崖縱隊,接應渡海大軍,一舉突破了薛岳曾自噓為固若金湯的“伯陵防線”,海南獲得解放。這支左輪手槍,對馮白駒來說,意義非同一般。
“文化大革命”中,
周恩來總理陪一個代表來杭州參觀,總理突然問起馮白駒的身體狀況。不久,在浙江省委工作的
譚啟龍向中央報告了馮白駒的處境,在周恩來的親自干預下,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通知,“解除對馮白駒同志的審查”,並派專人照顧,住院治療。
1973年7月19日,馮白駒在北京逝世。由於悼詞的初稿過於簡單,對馮白駒的評價缺少材料,周恩來很生氣,指示浙江省委再次派人帶馮白駒的材料上北京。材料整理列印完畢送至中央時已經是午夜1點,中央政治局立即開會討論對馮白駒的悼詞和追悼規格周恩來和
葉劍英對一些主要問題問得很細,最後,周恩來說,馮白駒的貢獻在於他在遠離黨中央的條件下,堅持幾十年艱苦的戰爭,革命紅旗始終不到,很不簡單,很了不起,追悼會一定要在
八寶山舉行,《人民日報》要刊登在第一版。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平反昭雪
馮白駒,原名馮裕球,學名馮繼周,海南瓊山縣(現屬海口)雲龍鎮長泰村人,1903年6月7日出生於農民家庭。馮白駒將軍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領導海南軍民堅持武裝鬥爭,二十三年紅旗不倒,被周恩來譽為“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
1955年他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國務院第一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當年同時擁有3個一級勳章的人,包括十大元帥在內,全國只有51人。
1957年,在廣東開展的反右派和反地方主義鬥爭中,馮白駒受到錯誤的批判,被撤銷省委書記處書記和副省長職務;1963年調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員、副省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1972年初,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到北京治病,1973年7月19日在京病逝。1983年 2月,中共中央批准為馮白駒平反,撤銷了原處分決定,恢復其名譽。此時,馮白駒已經逝世10周年,蒙冤已達26年之久。
1983年春季的一天,羊城廣州乍暖還涼,在廣東第一輕工業廳工作的馮白駒的長女馮爾超,來到廣東省委組織部。她是接到廣東省委的通知後,來看關於父親平反的中央檔案的。檔案的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中央[一九八三]8號)”。由於這份《通知》當時無法複印,也不能帶走,因此,馮爾超便逐字逐句地抄寫下來———
“中央同意中紀委《關於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問題審查意見的報告》,撤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撤銷對馮白駒、古大存同志原處分的決定,恢復他們的名譽。馮白駒、古大存同志都是我黨的老黨員,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武裝鬥爭,對黨對人民是有重要貢獻的。”落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時間為: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
抄完《通知》,馮爾超眼眶不禁濕潤了起來,她這才相信,父親的冤案終於被平反了,儘管這份通知來得太遲了!
2009年11月30日,馮爾超接受海南日報記者採訪時說,那一天她還抄寫了兩份檔案,分別是1982年4月7日廣東省委上報中央紀委的《關於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問題複查結論的請示報告》,以及1983年1月27日中央紀委發給中央書記處的《關於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問題審查意見的報告》,這2份報告合起來約有1200字。
據查,檔案中提到的古大存(1896-1966)是廣東五華人,解放前是東江縱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解放後曾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副省長、省委副書記等職務,1957年在廣東反地方主義時,與馮白駒一同受到錯誤的處分,1958年下放到廣東增城縣,任縣委書記。 1961年11月至1965年12月再任廣東省副省長,12月起任廣東省委委員。古大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11月4日病逝於廣州。
調職浙江再受隔離審查
古大存1958年被下放到增城後,馮白駒也於次年到廣東三水任副縣長。2009年12月1日,海南日報記者電話採訪了現居廣州的馮白駒次女馮爾敏,她依然記得,父親在去三水之前,緊緊地抱住她大哭,當時年僅12歲的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後來才明白原來是父親捨不得與年幼的孩子分離,因為當時大姐馮爾超剛剛19歲,三弟爾生也就10歲,四妹爾曾才6歲。
馮白駒到三水後,按理應該住在縣委大院,但他選擇住在農民家裡,堅守“民眾路線”,就像他在海南島開展游擊戰時說的“山不藏人人藏人”那樣,與老百姓打成一片。
1963年,馮白駒到浙江當副省長,看似重新受到重用,其實吉凶難測。果不其然,“文革”第二年4月,馮白駒被“造反派”關押起來,先是關在省委84號大院,與其他省級幹部一起接受盤問;後來又轉移到西湖西北面的靈隱寺最高處的一間小房子內,與外界隔離起來,吃喝拉撒睡都在裡面,生病了也不讓看病,並有 “特偵組”對他的所謂“問題”進行審查。
馮爾超和馮爾敏告訴記者,當時特偵組的人幾乎天天都到家裡來,動員她們帶領弟弟、妹妹與父親劃清界線,但她們堅決不依。特別是身為軍人的大姐馮爾超,態度非常堅定,義正辭嚴地說:“我父親又不是‘反革命’,為什麼要跟他劃清界線?”
1969年,全國知識青年回響毛澤東“上山下鄉”的號召,馮爾敏被分派到“北大荒”———黑龍江省佳木斯
富錦縣下面的一個生產隊,弟弟馮爾生和妹妹馮爾曾則回海南插隊。
臨走前,馮爾敏向特偵組提出要見父親一面,得到批准,但“約法三章”:不準講海南話;不準講外面的形勢;說服馮白駒坦白從寬。
父女見面時,馮爾敏一直在哭;出門時,馮爾敏把隨身帶去的一張照片遞給馮白駒,讓父親想她的時候就看照片,於是,兩人抱頭大哭。
1970年初,馮爾超因工作調動,要離開杭州前往山東濟南鋼鐵廠。此時的馮白駒已被轉移到了靈隱寺,進行更加嚴密的隔離審查,家人想要見上他一面非常困難。但性情剛烈的馮爾超顧不了這許多,她來到特偵組,喊著、鬧著就是要見馮白駒,理直氣壯地說:“我這一走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見到我父親了,為什麼不讓我們見面?”特偵組執拗不過,只好應允。馮爾超回憶道,當時,在關押馮白駒的小房子外頭,有一個班的士兵在看守。
兒女心目中的堅強父親
1971年9月初,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和干預下,中共中央通知浙江省委,解除對馮白駒的隔離審查。這年冬天,馮爾敏從東北回到杭州探望父親,那時,馮白駒已經被檢查出“前列腺癌”,在浙江省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當時,我父親蜷曲在病床上,雖然有將近一米八的個頭,卻顯得非常乾瘦,看了讓人心酸。”馮爾敏對記者說。
1972年初,周恩來指示浙江省革委會用公務車送馮白駒到北京日壇醫院繼續治療,馮白駒妻子曾惠予和二女兒馮爾敏隨行照顧。馮爾敏說:“不管是在廣州、杭州,還是在北京,也不管是在家裡,還是被關押和患病住院後,父親都表現得很堅強,不在家人面前表露出難處來。”
馮白駒喜歡瓊劇,在北京住院期間,常常在病床上哼起經典劇目,心情好時還自編自唱起來。馮爾敏記得最清楚的一句唱詞是“我裕球有三女一男”,自我感覺很幸福,也很自豪。
馮白駒在北京時,想吃海南的“蝦醬”和“冬菜”,馮爾敏騎著一輛舊腳踏車,跑遍了京城都買不到;不過,倒是能買到他喜歡的豆腐,還有煲湯用的豬骨頭。
不久,周總理病重,照顧不上馮白駒。“四人幫”的勢力控制了日壇醫院,干預馮白駒的治療。馮白駒出現反覆發燒、昏迷和抽搐等症狀,此時他的4位子女先後來到身邊。馮白駒臨終前,沒有留下任何遺囑,只是嘴裡念叨著幾句話,擔心他走後沒人照顧孩子。
鄧小平題寫:馮白駒將軍
1973年7月19日,馮白駒含冤離世。據1973年7月29日的《人民日報》報導,馮白駒的追悼會於7月28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周恩來派人送去了花圈,葉劍英、周建人(魯迅弟弟,當時的浙江省省長)等人參加了追悼會。
馮白駒能在蒙冤26年後得到平反,其長女馮爾超認為,古大存的妻子曾史文女士出了不少力,因為她一直在寫申訴材料為丈夫喊冤,同時也等於在為馮白駒伸冤。馮爾超說,曾史文的申訴最終受到了北京的重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還到廣東了解馮白駒和古大存的冤情,並且親自簽字為他們平反。
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後,馮白駒的親屬考慮到他們都在南方工作和生活,不便於每年都北上掃墓,於是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將馮白駒的骨灰運回海南安放。
1988年6月4日,無產階級革命家、瓊崖革命武裝和根據地創建人之一的馮白駒將軍的骨灰盒,從北京運回海口。6月7日,馮白駒將軍雕像揭幕儀式和馮白駒骨灰安放儀式,在海口人民公園舉行。雕像位於海口人民公園,5米高的大柱石頂端嵌著馮白駒頭像,柱石中間嵌有鄧小平題寫的“馮白駒將軍”五個金色大字。中共海南省工委、省政府領導許士傑、梁湘等參加了雕像揭幕儀式和骨灰安放儀式。同日,“馮白駒同志生平事跡展覽”正式展出。
人物精神
馮白駒在極其艱苦的瓊崖鬥爭中,他始終保持著樂觀主義精神。特別是堅持母瑞山鬥爭時期,沒有糧食,找山茨,挖野菜,還把一種無名的野菜叫做“革命菜”。衣服破爛了,剝樹皮來做“百花衣”。沒有被子,用芭蕉葉遮蓋。在那艱苦的歲月中,他還風趣地把
白居易《古原草》改為《母瑞山野火》“莽莽母瑞山,敵困我自強;野火撲不滅,春風吹又旺。”鼓舞著戰士們的鬥志。後來,在平時戰鬥空隙期間,他總喜歡和戰士們下象棋、唱
瓊戲、講故事。抗戰時期,還在瓊縱組建起歌劇團、
文工團,增強部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馮白駒從1930年起,他擔任瓊崖特委書記。
1937年因為被捕入獄,出獄後改任常委,他沒有因為職務的變遷而影響工作,而是積極挑起抗日獨立隊長兼政委重任,率領抗戰。
直到1940年黨中央恢復他的書記職務,從此才實行
黨政軍“一元化”領導。他領導孤島奮戰,功勳卓著,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歸功於黨中央的英明領導和人民民眾的支持。 不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馮白駒都嚴格要求自己,從不搞特殊化。不多吃一塊肉、一個飯糰,不肯多做一套衣服。他作為一把手,生下女兒不肯麻煩組織,而是讓老母親帶到一個堡壘戶家贍養,直到
解放。
解放後,他的村子重新修建,而他連自己的
祖宅基地也讓老百姓蓋上房子。他的故居,是1984年政府動員幾戶人家搬遷才建起的。他有四個子女,都沒有特別的“關照”,像普通人家的子女那樣生活著、工作著。他的“遺產”,是他無私無畏的精神財富。
人物故居
馮白駒故居處於村莊最高處。故居在長泰村背依山丘,面俯綠野。
故居屋後古木成林,屋前庭地寬闊,花圃艷麗,草地如錦,真不愧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傑出將領的搖籃地。馮白駒故居經多次修繕,但始終保持其原屋居跡及磚瓦桁[木解]結構的海南農家室。這裡不僅再現了歷史的現狀,而且告訴人們,一位功勳卓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正是出生、長大在這樣一個極普通的農民家庭。
正屋左側,順勢建造一列橫廊,裡面陳列著關於馮白駒將軍家世、生活、革命活動等的物件及圖片。在這裡,參觀者可以了解到瓊崖革命鬥爭的史跡和馮白駒將軍的生平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