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在舊式的農民戰爭走到盡頭，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屢屢碰壁，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紛紛破產的情況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 時間：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發展,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是由來華傳教士首先選擇翻譯內容並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結合中國文化語境將其表達出來。1899年4月，西方基督教會在上海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節譯、蔡爾康筆述的《大同學》一文。該文系英國哲學家班傑明·頡德(Benjamin Kidd)所著的《社會進化》(Social Revolution)一書的前四章，文中首次提到了馬克思的名字和《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文字。
20世紀最初幾年，中國的留日學生掀起了譯介日文社會主義著作和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熱潮。1900年12月6日，中國留日學生戢翼翬(元丞)、楊廷棟(翼之)、楊蔭杭(補孫)、雷奮(繼興)等，在東京創辦了《譯書彙編》1901年1月登載了日本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文中刊登：“1862年，各國工人領袖均集於萬國工人總會(即第一國際)。”“麥克司(馬克思)總理全體。”“西國學者憫貧富之不平等，而為僱工者往往受資本家之壓制，遂有倡均貧富、制恆產之說謂之社會主義。”這是中國報刊第一次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概況。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維新派領袖梁啓超流亡日本，作為最早介紹社會主義並談到馬克思的中國人，開始接觸到馬克思著作。1902年10月他在《新民叢報》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介紹了馬克思，說“麥喀士(即馬克思)，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又說：“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采）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此後，梁啓超相繼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系列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其中以1904年的《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開始聯繫中國社會的實際，成為中國最早專門介紹社會主義的文字，梁啓超也因此成為在其論著中最早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中國人。
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大釗經過不斷地求索和鑑別，逐漸擺脫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思潮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
李大釗熱情地歌頌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敏銳獨到的眼光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新紀元》四篇光輝的文獻，揭開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第一頁。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對於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這一勝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是二十世紀革命的先聲。”他滿懷信心地說：“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凱歌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大學、女高師、師範大學講授“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社會學”等課程，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壇，受到進步青年的熱烈歡迎。他還參加了《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主編《每周評論》，成為“五四”前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為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推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了全面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所闡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這期間，李大釗還在《新潮》《少年中國》《國民月刊》《新生活》《晨報》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宣揚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8月，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系統地批駁了胡適的觀點。他首先公開表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他號召不僅要宣傳主義，而且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行動。他激烈抨擊改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運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強調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作指導，通過革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造。“問題”與“主義”之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對於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了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鍛鍊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堅決的革命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大範圍的傳播。
李大釗在“黑暗的中國”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火炬，如同竊來天火的“普羅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荊斬棘地開出一條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加速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打破了封建專制制度一統天下的沉悶氣息，讓思想衝破牢籠，民族精神獲得極大振奮。李大釗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寫的諸多熱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李大釗熱情地歌頌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敏銳獨到的眼光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新紀元》四篇光輝的文獻，揭開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第一頁。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對於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這一勝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是二十世紀革命的先聲。”他滿懷信心地說：“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凱歌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大學、女高師、師範大學講授“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社會學”等課程，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壇，受到進步青年的熱烈歡迎。他還參加了《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主編《每周評論》，成為“五四”前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為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推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了全面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所闡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這期間，李大釗還在《新潮》《少年中國》《國民月刊》《新生活》《晨報》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宣揚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8月，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系統地批駁了胡適的觀點。他首先公開表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他號召不僅要宣傳主義，而且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行動。他激烈抨擊改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運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強調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作指導，通過革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造。“問題”與“主義”之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對於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了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鍛鍊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堅決的革命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大範圍的傳播。
李大釗在“黑暗的中國”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火炬，如同竊來天火的“普羅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荊斬棘地開出一條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加速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打破了封建專制制度一統天下的沉悶氣息，讓思想衝破牢籠，民族精神獲得極大振奮。李大釗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寫的諸多熱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