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是指B.H.韋斯特利與M.麥克萊恩在 1957 年提出的一種供大眾傳播研究的模式。認為傳播行為應是有目的、有計畫進行的。其模式如圖示。圖中 X 表示周圍的信息,指社會環境中的任何事件或事物;A 表示傳者(信源);C 表示傳播路線上的把關人;B 表示接受者;fBA 表示接受者向傳者反饋;fBC 表示接受者向把關人反饋;fCA 表示把關人向傳者反饋。他們強調傳播過程中把關人和反饋的作用,各種信息要經過把關人的過濾,才傳給接受者,接受者的反饋是多方面的,可以反饋給把關人,由把關人反饋給傳者; 也可以直接反饋給傳者。
如下圖所示。
模式中的諸要素表示如下意義:
x:代表社會環境中的任何事件或事物,傳播這些事件或事物的信息要藉助大眾媒介。 a:有意圖的傳播者,如政治家、廣告客戶、新聞來源等,是“鼓吹者”角色。 c:指媒介組織或其中的個人,也稱把關人,它們從a或x處選擇信息,傳播給b(客群)。b指客群或“行為”角色,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還可以是一個社會系統。 x’:指傳播者為進入信息渠道而作出的選擇。 x”:指媒介組織向客群傳遞的加工過的信息。 fba:指客群(b)向原始信源(a)的反饋。 fbc:指客群通過直接接觸或客群的研究向傳播組織的反饋。 fca:指傳播者(c)流向鼓吹者(a)的反饋。 這一模式分析了a、b、c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並指出了傳播過程的互動性,注重了反饋的重要性。用這一模式解釋教育傳播過程時,a為教學信息的編碼者,c為授課教師,b為學習者。在教學傳播過程中,教師應選擇多種教學信息,並重視學習者的反饋信息,教學信息編制者也應獲得教師和學習者的反饋信息,提高所編教材、課件等的質量。
這個模式的特點是:
第一、信息選擇具有多樣性:傳播來源可以在各種事件中進行選擇,大眾傳播媒介由可以在各種信息來源中選擇,同時大眾媒介也可以在各種事件中直接進行選擇。
第二、傳播系統具有自動調節性。社會上數量眾多的大眾媒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在這種競爭的過程中,它們也互相取長補短、自動調節,以適應社會優勝劣汰的發展機制。
第三、信息反饋具有重要性。只有反饋才能真正保證傳播過程中所有要素間關係的系統性。
無論是哪種模式,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只能是從一個角度切入來分析複雜的傳播現象,以期能對人們有所啟發。
在接收者的範圍內,接收者對所有的信息進行選擇的選擇過程後,以(x1….x3)等抽象形式直接傳送給接收者。在這樣的選擇中至少部分基於接收者的需求和問題,有些或所有對象都以多種意義進行傳送。
在接收者接受信息時出現了信息的被傳播者,被傳播者選擇信息並抽象後作為一個信息傳給接收者。而接收者自己的感受範圍中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部分的或全部的接收信息。接收者有意或無意的將反饋傳送給被傳播者。
此時接收者接收到的是什麼樣的信息還取決於一個無意的編碼者的選擇與抽象,它代替接收者起作用,也因此擴展了接收者的環境。而這個無意的編碼者的選擇必須根據來自接收者的反饋。
編碼者傳給接收者的訊息代表編碼者在兩方面訊息中的選擇,一方面是被傳播者傳給編碼者的,另一方面是編碼者從自己的感受範圍對訊息進行抽象得到的。反饋不僅可以從接收者到被傳播者,或從接收者到編碼者,還可以從編碼者到被傳播者。顯然,在大眾傳播環境中,多個編碼者接收到多個被傳播者傳來的訊息,並傳送給大量的訊息接收者,接收者同時也接收來自其它編碼者的訊息。
該傳播模式的優點在於提出了傳播可以是有目的,也可以是無目的,反饋可以是有目的,也可以是無目的。並提出了“守門員”這一新概念,囊括了大眾傳播。
2003年,非典型肺炎這個人們前所未聞的疾病被確認的那天,全國上下便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一信息傳播開了。非典這一傳播事件也就此開始。
在事件產生的同時,產生了一系列的相關信息。如非典是什麼,它是如何產生的哪些原因會引起這種病,都有哪些症狀,如何來判斷是否已患有非典,得病後會對生活有哪些影響等等,這些是已經存在並將要傳播信息,此時接收者接收到的是什麼樣的信息還取決於一個無意的編碼者的選擇與抽象,傳播後的信息在這樣的選擇中至少部分基於接收者的需求和問題。在接收者接收到非典產生的信息時便無意識的給予了傳播者反饋。編碼者也就是所謂的“守門員”便會基於接收者首先想要了解的信息進行選擇。然而,關於非典型肺炎的信息在它被發現之後還在不斷的並大量的產生。於是,大量的此類信息湧入了各種傳播渠道,報紙,廣播, 電視台等。
拿中央電視台舉例來說。此時,中央電視台就成了這一類信息的傳播者。對於這一傳播者來說,將這些信息傳播出去是有目的的。中央台會將這些信息分配到各個欄目,由各欄目的主編將所有收集到的信息進行篩選,選擇能滿足接收者的需要或解決接收者問題的信息,並將這些信息進行抽象,抽象成圖像、文字、聲音等。觀眾觀看這些節目後便會產生影響,有對所接受信息的疑問,也有在這些信息基礎上產生的新的信息需要。比如,了解非典的傳播途徑及危害,更進一步關心疫情的發展,政府舉措,人們應該如何防範等等。於是,國家衛生組織又會將這些信息提供到各個傳播系統,電視、報紙、廣播甚至網路。傳播過程中充當“守門員”角色的編碼者,也就是編輯或編導者,會受到傳播者和信息接受者的雙重影響。比如,傳播者要傳播每天的疫情,接收者如果直接接收這些信息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如加重了人們所應該認為的非典的傳染危害,或導致更多人憂心忡忡,影響工作與學習。這個編碼者在此就產生了極大的作用,他將會把所有信息合理化的安排傳播給接收者,以防造成不良的影響。然而,這些編碼者如新聞工作者,會在保證新聞的真實性的前提下傳播給訊息的需求者。
欄目的編輯者們所傳遞給最終信宿的信息中還可能有部分的信息是從最原始信息中選擇的,編輯信息時編輯者們也會根據本身信息了解程度篩選出適當的信息來傳播。編輯篩選信息也會對傳播者產生影響。比如,編輯者們選擇如何預防非典的信息較多,那么像中央台這個較大的傳播機構就會在原始信息那裡接收大量的此類信息,這裡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其實,接收信息的大眾對信息產生的反應也會作用到信息傳播者中央台。比如,大眾對政府的某些舉措不滿,或希望政府加強非典防護措施這樣的反饋,那么中央台就會傳遞給編輯者們大量的此類信息。這樣形成信息需求與信息提供的良好循環。
在這個傳播事件中還存在著一些小的傳播系統。老師或家長會將一些如何防止被傳染的小常識教給學生或孩子,這時他們又成了信息的“守門員”,他們的傳播可能有目的也可能無目的。老師或家長會受那些媒介和基本信息的影響,在自己的理解的範圍之內進行抽象,將信息轉化成語言文字等信號傳遞給學生或孩子。
直到03年的8月16日,內地最後非典患者出院,有關非典的報導熱潮才慢慢平息下來。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可以準確的來分析這個傳播事件,可見該模式的嚴整性和廣泛套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