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兵諫)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達到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發動“兵諫”。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主導下，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安事變
• 別名：雙十二事變
• 時間：1936年12月12日—25日
• 主要人物：張學良，楊虎城
• 結果：和平解決

事件背景

國際

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會議，著重討論有關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齊觀是不對的”，“不能同時順利地既反對日本侵略者，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我們（指國際）覺得，你們（指中共）號召西南集團反蔣行動的聲明是錯誤的”，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國內

參考主詞條：九一八事變、一二·九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廣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並利用前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導致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進入抗日戰爭的局部戰爭階段。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轉移，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保全縣吳起鎮會師。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會議精神的要求，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

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舉行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全國民眾積極回響，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

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歸順。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介石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12月9日，蔣介石寫信給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囑《大公報》發表剝奪張學良、楊虎城“剿共”兵權由蔣鼎文取代的訊息。

事件過程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

蔣介石與張學良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拒絕。蔣介石堅決拒絕其北上抗日的主張，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畫，決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動員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蔣介石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參加晚宴，晚宴期間，蔣介石宣讀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1936年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12月12日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5時，東北軍奉命到華清池捉拿蔣介石，蔣介石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同時，十七路軍扣留了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沖等人遇難，西安事變正式爆發。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

1936年12月12日，共產國際收到西安事變的訊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及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人員認為應該殺死蔣介石，毛澤東也主張公審殺死蔣介石。

南京中央於1936年12月12日23時30分，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方面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齡在上海收到西安發生事變的訊息，就邀請澳籍友人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時，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也同時電告張學良。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讀宋美齡給他寫的信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但12月13日起，蘇聯《真理報》《訊息報》等報刊和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連續發出報導、評論和文章，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分析，並對這一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指責。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學術機關通電全國討張；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等347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蔣行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度後，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了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關於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並將此報告送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為此特地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蔣夢麟、梅貽琦、李蒸、翁之龍、劉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電指責張學良。馬相伯致電張學良表達對事變的擔憂。

1936年12月15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100多家報館通訊社聯署發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共同宣言》；同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緊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1936年12月16日，清華大學教授會發表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時事月報社、中蘇文化月刊社、婦女共鳴社等217家雜誌社以及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南京市婦女會、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婦女共鳴社、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婦女文化月刊社等婦女團體聯合通電討伐張學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陝變宣言譴責張學良。

1936年12月21日，義大利外長齊亞諾致電張學良：“汝系吾友，茲若與共產黨聯盟，即成吾敵，中國苟無蔣介石將軍，即不見重於人。”

1936年12月22日，隨著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後，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學良、楊虎成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後由張學良陪同宋美齡和端納往見蔣介石。

1936年12月23日，雙方在張學良公館西樓二層開始正式談判，由宋子文代表國民政府、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談判會。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條主張：1、停戰，撤兵至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5、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張學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開“三位一體”的表示後，情勢急轉直下，原本“要蔣接受並保證實施（六項條件）”改成只要宋美齡和宋子文擔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蔣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蔣介石承認西北三位一體的軍政組織一條則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陳述了關於放蔣條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須堅持以下三個條件才能放蔣：1、全部中央軍首先撤出潼關；2、南京及蔣通過公開的政治檔案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並召集救國會議；3、開始部分地釋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後，楊虎城轉而積極贊同中共的主張，但張學良卻不以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來又企圖勸說張學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蔣條件，但張學良已經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前往洛陽。離開西安前，張學良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各方態度

國民黨

親日派：何應欽積極部署討伐張學良、楊虎城。

親美派：宋美齡，宋子文等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積極奔走。

地方實力派

閻錫山在15日發出致張楊的函電：“兩兄震機電及漢兄元未電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似！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請兄等諒察，善自圖之。”

韓復榘在21日以密碼形式致電張學良，稱讚張氏之非常行動為“英明壯舉”，並通知張、楊，他的部隊將“奉命西開，盼兩軍接觸時勿生誤會”。

劉湘在19日致張學良的電文中認為張對蔣的行為“無非欲促成抗敵救國之偉業，以求我國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內戰必致亡國，無待贅言，必須避免軍事接觸，速求政治解決”。

龍雲在得到部下可靠訊息後於14日通電中央，稱擁護中央既定政策。又致電張學良，認為其發動事變“自屬謀國俱有苦衷”表示同情，但指出此舉影響國家前途“務盼再加思索，為國家保一線生機，為環境留相當餘地。”

馬步芳於15日決定發通電回響國民黨中央。遂由姚鈞草擬“刪”電，即將拍發時，又接受了馬紹武、陳顯榮的建議，為表白自己對蔣的所謂竭誠擁護，竟將15日簽發的電文日期提前兩天，改為13日發出的“元亥”電。電文中向南京行政院、軍事委員會表明：“頃據廣播電台電訊，驚悉西安發生事變，張楊劫持委座等語，訊息傳來，全青震驚，除嚴飭所部一面加緊剿滅河西赤匪，一面防制蘭州叛軍之擴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懇詳示確情，以便遵循。青海雖處四面敵匪之艱苦環境，芳等只知為黨國盡忠，為季座效力外他無所顧，合併呈明，敬請鈞鑒”。

李宗仁等於16日通電全國，主張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政府，舉國一致對外，桂系軍隊北上抗日。

共產黨

中共中央在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進行正確分析之後，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反對新的內戰；同時中共中央還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派周恩來赴西安參加談判，促進事件和平解決。

國際社會

巴黎《救國時報》認為“發生這樣重大的內爭，對於目前中國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團結，禦侮的運動上，實為深可痛惜的事件。”1936年12月14日美國《民聲講壇報》評論道：“張學良此次行動，適足以肇害中國，而西方各國在遠東保有利益者，亦為之感覺不安矣。美國《紐約時報》，“蔣介石將軍，雖已失去自由，但中國政局仍為彼所操持，全世界聞訊之餘，皆為之震驚。足見全世界均認蔣氏，為中國最大領袖，而自動推崇之。”英國《泰晤士報》評論：“張學良之叛變，或已救助日本政府，蓋日本之對華政策，乃與德締結反共協定，已引起多數政治家之抨擊也。”蘇聯《真理報》1936年12月14日的社論寫到：“張學良將軍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軍隊亦曾有熱烈之戰態，然張將軍本人乃一貫採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儼然高揭抗日旗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之侵略品。”

事件結果

1936年12月24日，蔣介石簽訂六項協定，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12月26日，蔣介石最後獲得釋放回到南京。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秘密軟禁起來，由大陸到台灣，失去了自由；楊虎城被蔣介石長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慶慘遭殺害。東北軍被分拆瓦解，十七路軍被取消。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停止了”安內攘外“政策，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闢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變剛結束，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

社會評價

中國國民黨方面：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被全國人民譴責的情況下，受中共唆使進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於1936年年底在西安挾持蔣介石，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政府的抗日準備被迫中斷，全面抗日提前爆發；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獲得喘息機會，釀成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中國共產黨方面：由於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動了全民的抗日戰爭，並堅持八年直至勝利。

毛澤東：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中解放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對於事變的領導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中共一直懷著特殊的尊重與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