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紀至前4世紀存在於雅典的一種僅限於公民集體成員的民主政體。馬克思主義史學界稱之為奴隸主民主政治。
根據目前史料,古希臘城邦中,雅典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時間上先於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認為雅典是古希臘民主政體的發源地,而雅典民主政體的成因即可視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成因。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會民主遺風;工商業發展及獨立小生產經濟的穩定;平民力量增強和貴族內部的分裂;以梭倫等為代表的個人作用等等,均為雅典民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人類社會中的民主歷史長河的源頭,可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說到:“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在這裡,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儘管史學界關於原始民主因素對日後各國家尤其對雅典的影響仍有分歧,但是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都承認,雅典民主蘊涵有原始民主的遺風。在生產力不很發達的情況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協調著氏族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關係和矛盾衝突。原始民主內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員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等內容。而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私有財產等社會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過渡到軍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將這種軍事民主稱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是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模範制度”。軍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會、部落議事會和軍事首領這三個氏族部落管理機關,也體現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則。總的來說,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進入國家後影響不甚相同,而對雅典的民主制的影響卻是顯著的,雅典民主機構及運行機制,一定程度均帶有原始民主遺蘊。因此雅典民主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響。
雅典民主在承繼古代原始民主遺風的同時,其本身經濟的發展也是促進雅典民主制產生不容忽視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條件決定其工商業的迅速崛起。經濟作物種植、工藝品乃至航運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雅典商業利益遠遠超出了其城邦的邊界,甚至遠達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這些說明了雅典工商業活動的興盛,其造就的工商業奴隸主,在雅典民主發展軌跡中發揮了不小作用。工商業的發展也為中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階層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機會,開闢了更廣的財源。目前史學界關於雅典究竟是商本還是農本社會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業以及小農經濟的發展,的確為民主制產生造就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而推動古代雅典民主政體演變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廣大自由平民的鬥爭。雅典相對廣大的地域,眾多人口,加上既能發展農業又能發展工商業、採礦業的自然條件,為中小所有者隊伍即平民力量的擴大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獨立的中小所有者數量眾多並且有力量,是發展民主、鞏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強調平民在民主政體的作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論述的重點之一。平民即社會中下層民眾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壯大,構成了民主派的骨幹力量和基本民眾。這裡說的社會中下層民眾,主要指活躍於公元前5世紀的、梭倫改革劃定的,第三、四等級,第三等級包括中小工商業奴隸主和小農階層,第四等級主要是無地貧民。而正是由於工商業與小農經濟的發展,民主力量不斷壯大,貴族勢力相對削弱,從而引起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一般認為平民是民主政體的中堅力量,因而社會中下層民眾力量壯大,促進了民主確立並成為雅典民主堅實的階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