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教育

隋唐時期教育，隋(581～618)唐(618～907)時期，中國封建教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隋唐時期教育
• 所處時代：隋唐

歷史沿革

隋朝統一南北之後，政治上革除了門閥士族專政，加強了中央集權，經濟上實行均田法和租調徭役法，促進了農業生產穩定地發展，這些都為文化教育科技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隋統治時間不長，它創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新制度，為唐朝所繼承和發展。

唐朝持續290年之久，在統一的中央集權統治下，出現了封建文化教育高度繁榮發展的局面，如學校的數量有較大的發展，基本教學制度已確立，專門學校在學制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從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個較完備的封建學校教育體系。隋唐的文化教育政策　隋唐統治者主要實行崇儒興學的文化教育政策，促進學校教育的發展。隋文帝楊堅已認識到佛、道、儒三教可並用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但三教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順從地遵守忠君孝親的人倫道德，服從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以及訓練從政的官員，便要重用儒學，故儒學又在相當程度上被尊崇。隋初，隋文帝注意搜羅人才，用重禮聘請，以高官厚祿引誘，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於京都。一面崇儒，一面興學，自京都至州縣均設學校，隋文帝並親至國子寺參加釋奠禮，獎勵國子生，考選國子生為官。

583年，下令勸學，強調設學施教是封建國家的首要任務，進行禮義教育是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589年全國統一之後，又令所有學校都要勤訓導嚴考課。後來，隋文帝因在晚年崇佛過甚，儒學受到重大打擊，只保留國子學一所，學生70人，嚴重地破壞了教育事業。隋煬帝楊廣繼位後，又恢復崇儒興學政策，大業年間(605～618)的國子學、州縣學繼續發展，規模較大。但為時不久，隋朝便因政治腐敗而滅亡。

唐朝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以崇儒興學的政策有利於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穩定社會秩序，便恢復推行。

618年下令恢復國學和州縣學；次年又在國子學立廟祭周公、孔子；624年在《興學敕》中宣布，現今崇尚儒宗，治國以學為先。

貞觀年代(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在“偃武修文”的治國方針指導下，積極推行崇儒興學的文化教育政策。

其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①以儒學作為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指導思想，相應地採取尊孔措施，國學立廟，春秋祭祀，且令州縣亦皆立廟祭祀。

②以德行學識為標準，選用儒生為各級官吏。

③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都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讀經成為知識分子的基本功課。

④興辦儒學，首先是擴大中央官學，使之成為全國文化教育中心，州縣也仿效辦理。

⑤統一經學，命令考定五經文字，撰寫《五經正義》，以適應政治上統一進而思想統一的要求。貞觀以後，崇儒政策仍繼續推行，至武則天當政時才發生轉折。武則天為奪權和掌權需要，提倡佛教又依靠刑法，儒學被斥居三教的末位，其政策特點是興佛廢學。到唐玄宗李隆基當政時，崇儒興學的政策又得到恢復，其措施是：皇帝親臨釋奠，提倡尊孔；規定每年鄉貢明經、進士須至國學拜謁先師；追封孔丘為文宣王；親注《孝經》，令家藏一冊，勤加講習，鄉學之中，倍加教授；徵求儒士，考選為官；京都官學及地方官學均有制度，確定編制，並載入《六典》之中，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法令，使儒學在地方廣泛發展，鼓勵鄉里設立學校。以後的當政者，大都也崇尚儒學，但由於三教在爭奪獨尊地位時，其勢力時有起伏，尊儒的程度也有差別；而學校的設定，則取決於政治狀況的變化、宗教力量的升降、經濟條件的好壞。當社會矛盾激化，宗教勢力抬頭，儒學地位削弱，教育經費減少，學校也就衰落。特別是發生戰爭的年代，“國之大事，戎馬為先”，財政開支優先保證軍事需要，政府辦的學校，大部分都關閉，只有待戰爭過去之後，才漸有部分恢復。所以唐後期的文化教育政策是隨政局而波動，學校教育的發展也時有起伏。學校教育的發展和專門學校的建立　隋初為革新政治，扭轉風俗，重視統治人才的培養，也注意學校的發展。作為重點加以發展的，首先是京都的國子寺，其中有五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各有博士5人，助教5人，書學、算學各有博士2人、助教2人，五學學生合計980人。前三者是儒學，後二者則是以教授學科知識為目標的專門學校。當時還有些專門學校與行政業務機構結合在一起，尚未分離獨立。如在大理寺中，設律博士8人，教授若干學生；在太常寺屬下的太醫署，設醫學博士、按摩博士、藥園師等，教授若干學生；在秘書省屬下的太史曹，設天文、曆法、漏刻博士，教授若干學生等。這表明專門學校的辦理已有多種形式，為以後提供了經驗。隨著學校的發展，管理機構也有相應的變化，原來國子寺是太常寺的下屬部門，後來規模逐漸擴大，事務繁多，有了獨立設定的必要。593年，國子寺從太常寺中分出，改稱國子學，成為獨立的教育領導機構。

607年，國子學改稱國子監，國子祭酒作為教育行政長官。隋代地方學校也有發展，特別是黃河中下游一帶的州縣，學校教育的發展較快，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出現初步繁榮的局面，但邊遠州縣則仍處於落後狀態。唐繼承隋的教育制度，又有新的發展。就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狀況來衡量，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武德初年到天寶末年，這個時期頒布了一些重要教育法令，確定學校基本制度，學校數量也有顯著的發展。後期從安史之亂後到唐滅亡，這個時期，學校教育趨向衰落，其中雖然也有過幾次整頓，其結果也僅能維持而已。618年唐政府下令京都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入學身份有等級限制，名額也只有300多；州縣也設定學校，按州縣大小規模分三等，就教學內容而論，其性質大部是儒學。貞觀年代，大量興辦學校，京都弘文館、崇文館都是此時創建，國子監也增置書學、算學，後又加置律學，學生數量猛增，加上鄰國派遣的留學生，六學二館總計8000多人。唐高宗李治當政時，變化不多。武則天當政時，重科舉輕學校。到了開元年代，學校才又得到恢復和發展，制度進一步完善，確定了比較適當的規模，地方官學與京都官學的上下關係也較明確。

京都的儒學

（包括弘文館、崇文館、國子學、太學、四門學）

①入學的身份與名額：弘文館、崇文館屬貴族學校，專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親屬和宰相等高級官員的兒子，共收50名。國子學收文武三品以上高級官員的子孫，限300名。太學收文武五品以上中級官員的子孫，限500名。四門學收文武七品以上低級官員的兒子，限500名，又收地方庶民中俊秀青年，限800名。入學年齡限在14～19歲之間。這些學校，等級越高，名額越少，等級低些，名額漸次增多。

②教學計畫：教學內容主要是九經，按文字多少，分為大經、中經、小經三類，學習期限不一。《禮記》、《左傳》學三年，《詩》、《周禮》、《儀禮》、《周易》學二年，《尚書》、《公羊》、《穀梁》學一年半，《論語》、《孝經》學一年。大經和中經是分班必修的，小經作為選修，《孝經》、《論語》作為公共必修。教材由國家規定，用孔穎達等編的《五經正義》。除學經之外，還學書法及各項禮儀。學生分班習經，博士、助教分經教授，一經習畢方許習另一經，讀熟經文之後才教授文義。這種方式，可稱為專經緩進。在學時間長短，取決於習經的數目與考試能否合格。

③重要的規章：

a.入學舉行束修禮。通過隆重的儀式，獻禮拜師，標誌師生關係的建立，是尊師敬學的一種表示。

b.考試督促學業。考試有旬考、月考、季考、歲考等名目，方式有試讀（帖經）和試講（口義）兩種。平常考試由博士主持，歲考則由主管的長官領導。其成績作為升退的依據。

c.升進與罷退。學生已通二經或三經，經考試合格，可出監參加科舉考試；願留監者，可以升進，四門學生可升補太學生，太學生可升補國子學生，藉此提高政治地位和改善經濟待遇。學生中有以下三種情況則命令其罷退：成績太差，連續3年考下等，在學時間已超過9年；品德不好，不聽教導；曠課太多，超過規定。

d.假期制度。平常10日一休假，稱“旬假”。每年還有兩次較長假期，一次在5月，稱為“田假”，一次在9月，稱為“授衣假”，各15日，讓學生回鄉省親，路程如超過200里，則按遠近酌加路程假。

京都的學校

①律學。培養熟識本朝律令的行政官員，以便用法律來鞏固政權和秩序。有博士3人，助教1人，學生50人。八品官以下弟子或庶民中俊秀青年可入學，入學年齡放寬至25歲。課程以現行的律令為主要內容，格式法例亦兼習之。在學以6年為限。

②書學。訓練通曉文字並精於書法的官員。有博士2人，助教1人，學生30人。入學身份同律學，年齡限在14～19歲。課程以《石經》、《說文》、《字林》為主，其他字書也兼習之。在學以9年為限。

③算學。訓練天文曆法、財政管理、土木工程方面的計算人才。有博士2人，助教1人，學生30人，入學身份年齡同書學。以李淳風等校定注釋的10部算經為基本教材，分古典數學和套用數學兩組進行教學，各學習7年。在學時間以9年為限。

④醫藥學。培養掌握傳統醫藥知識技能的人才。附設於太常寺屬下的太醫署中，是與行政、醫療、製藥結合在一起的機構，便於學習醫藥理論時能聯繫實際。醫學:分醫、針、按摩3個專業。醫學專業包括5科：a.體療（內科，7年），b.瘡腫（外科，5年），c.少小（兒科，5年），d.耳目口齒（五官科，2年），e.角法（拔火罐等療法，2年）。針學專業教學生了解經脈和穴位，熟識各種症候，掌握9種針法的運用。按摩專業教學生訊息導引的方法，學會治療風寒暑濕饑飽勞逸等八項疾病，此外也兼習正骨術。藥學：與藥園設在一處，教學生識別各種藥物，掌握藥材的種植和收采貯存製造等項技術，教學與勞動結合在一起。醫藥學重視精讀醫經，教學結合實際，注重實習，根據成績和療效來決定工作分配，這是好的教育傳統。⑤獸醫學。附設於太僕寺，教授治療牲畜的知識和技術，邊學習邊參加治療，考試合格者補為獸醫。

⑥天文學。附設於司天台，按業務範圍分科教學，有天文、曆法、漏刻三種。學生由博士帶領參加業務實踐，邊實踐邊教學，重視觀測，在業務實踐中學習，這是天文學的教學特點。

⑦音樂學校。附設於太樂署，由樂博士對長上散樂樂人（長期常備的樂工）和短番散樂樂人(短期輪番的樂工)分批教學，每批再按所習樂曲的難易分三檔進行教練，每年考課，根據演奏功夫熟練程度，評定優劣，然後累計成績，決定升退。

⑧工藝學校。附設於專管手工業品製造的少府監，由技藝最高的巧手任師傅來教授生徒，各種工藝難易不一，訓練期限也不同。學精細雕刻鏤花的4年，學製造車轎、樂器的3年，學製作大刀長矛的2年，學制箭及竹工、漆工、屈柳的各1年，學做禮帽頭巾的9個月。製造的器物上刻上工匠姓名，作為鑑定考核的依據。以上的專門學校有的與行政或業務部門結合，有的則分離設定，其設定的形式呈現多樣化，從法律、科學到技工訓練，範圍廣、門類多。事實說明，中國在7、8世紀時已建立實科學校。地方的學校　為推行禮教，唐初已命令按行政區設學，府州縣學均由官辦，鄉里學校則歸私辦。地方學校的實際發展是在貞觀年代，629年唐政府還命令州設醫學，在中國歷史上也屬首創。到開元（713～741）年代，府州縣學已具有一定製度和規模。

開元二十八年(740)，唐帝國有328個府州，1573個縣。府學可收經學生50～80名，醫學生12～20名。州學可收經學生40～60名，醫學生10～15名。縣學可收經學生20～40名。這樣規模的學校網，在當時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學生入學，由府州縣長官選補，可免除課役，並享受按例的物質供應。經學除讀經之外，還學習書法和時務策，併兼習禮儀，考試重在歲考，合格的，縣學可升於州學，州縣學也可升於四門學。醫學限於地方條件，著重學《本草》、《百一集驗方》等，學生結業後就地使用。隋唐政府著重辦官學，對鄉里學校有時也加以提倡，但大多是聽任私人辦理，任其發展，不施加過多的強制。私學遍布城鄉，制度不一，程度懸殊，既有名士大儒的傳道授業，也有村野俗儒的啟蒙識字。對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促進　唐朝與四周少數民族積極進行文化教育交流，當時的渤海（現吉林地區），高昌（現新疆吐魯番地區）、吐蕃（現西藏地區）等都派遣子弟至長安就學，附國子學讀書，業成則返，復以其他學生繼之，持續時間較長。南詔(現雲南大理地區)派遣子弟至成都就學，人數次數較多，學成而歸的有數百。由於少數民族子弟來就學，漢族知識分子到少數民族地區居留，從事傳授漢族的經籍文史著作，以及兒童教育課本，源源不斷地輸入少數民族地區，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些地區的兒童教育與中原地區完全一致。1969年，在新疆吐魯番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一座唐墓，發現了唐景龍四年(710)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原風裡義學生卜天壽的《論語鄭玄注》抄本殘卷，該卷後附雜抄部分，且有《千字文》開頭五句。唐時，《千字文》作為初學的識字課本，而《論語》作為識字後進一步的啟蒙教育課本。卜天壽抄本殘卷的發現，說明當時少數民族地區的兒童教育與中原地區是基本相同的，唐代的教育影響擴及邊遠地區是無疑的。

科舉制度的產生和對教育的影響　

隋廢除九品中正制，逐漸形成科舉考試制度。587年規定每州每歲貢士3人，標準是文章華美，而尤為突出的人，可應秀才科。598年下令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舉人，以德才為選士標準。607年實行十科舉人，其中“學業優敏”科當即明經科，“文才美秀”科當即進士科。這是科舉制度的開始。學校的職能只是培養人才，以備國家使用，學生結業並不能直接任官；科舉的職能則是用考試來選拔人才，吸收各階層的人才參加國家管理。所以學校的學生要從政為官，只有走科舉的道路。學校與科舉發生緊密的聯繫，學校的制度、教育內容、方法、考試，都適應科舉的需要，成為科舉的附庸。唐朝因襲隋朝的科舉制度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常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時舉行；另一類是制科，根據需要下令開科選拔人才。貞觀時，士人已集中於明經進士兩科；至武則天當政時，進士科占優勢，成為入仕的重要途徑。參加科舉的人來自兩方面，由學館選送的稱生徒，由州縣選送的稱鄉貢。每科所考的範圍和項目各不相同，起初明經僅試帖經和策論兩項，進士僅試策一項，後慮及項目簡單，及第者才學實在疏淺，因議增加項目，遷延至705年始實行明經首場帖經，中場口試經義，後場答策。進士首場帖經，中場雜文，後場時務策。其他科目考試辦法也屢有變更，均由政府頒發命令重新加以規定。唐初科舉與學校並舉，科舉對學校發展還起過一定促進作用。科舉考試以學校生徒為重要來源。生徒因經過專門學習訓練，應試及第的比例相當大。一般人都認為學校是登科的通路，故爭取入學的人多，成為學校發展的推動力。後來統治者重科舉輕學校，生徒及第的比例小，鄉貢及第的比例大，應科舉不一定要進學校，學校開始衰落。而且學校教育的目標就是為應舉做官，教育內容被限在經史文辭的範圍內，形成重文辭而輕實學，養成只重記誦不重義理的學風。

接受外國留學生　

隋、唐都是統一富強的封建國家，前期都是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國都長安不僅是全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中心，而且也成為東西各國文化教育交流的集中點。隋代，各國先後派來留學生，都進入國學。唐初貞觀年代外國派來留學生數量更多，如日本、新羅、百濟、高麗等，都派遣留學生到長安，學習中國的經史、法律、禮制、文學和科技。日本是派留學生來中國學習的次數、人數較多的國家之一。在隋代，隨同遣隋使來過兩批留學生。在唐代，隨正式遣唐使來過13批留學生，每批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二、三十人，他們都進入國學學習，有的留數年，有的甚至留二、三十年。日本留學生對移植唐文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唐的政教、學術、文藝、科技對日本產生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新羅也是不斷派來留學生的國家。如840年僅一次從中國歸國的留學生就有105人。新羅重視中國經史，留學生帶回經史書籍皆譯為新羅語，廣為流傳。新羅因受唐文化影響，科舉制度、教育制度仿唐甚多。唐朝對友好國家派來的留學生，在學習和衣食住方面儘量照顧其需要，給予優惠待遇。當時與唐通使的有70多個國家。唐的文化通過留學生的來往而傳播東西方各國，因而留學生在唐與各國發展友好關係、開展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橋樑作用。(見彩圖)

參考書目

《隋書·高祖紀》、《煬帝紀》、《百官志》、《儒林傳》。《唐六典》4卷、14卷、21卷、30卷。　《新唐書·百官志》、《選舉志》。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　〔日〕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