鑲嵌性自主是指描述國家與社會(市場)互動關係的新概念。這種互動關係表明，國家機關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時，也必須與市場有適當程度的連線，國家機關對經濟發展才能擔當“當家主政”與“助產者”的角色。
鑲嵌(embedded)首先是被Mark Granovetter提出，並被套用在經濟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上。Granovetter認為經濟活動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但這種“鑲嵌”僅限於說明經濟活動被動地受社會關係的約束的情況，而對經濟活動將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卻沒有涉及。埃文斯(PeterEvans)將MarkGranovetter的“鑲嵌”概念加以拓展，運用於政治經濟學領域，並且用“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作為描述國家與社會(市場)互動關係的新概念。這種互動關係表明，國家機關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時，也必須與市場有適當程度的連線，國家機關對經濟發展才能擔當“當家主政”與“助產者”的角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鑲嵌性自主
- 外文名：Embedded Autonomy
理論概況,國家層面影響,
理論概況
埃文斯在其著作《嵌入性自主：國家與工業轉型》中，認為開發中國家要成功實現工業化，就如同所有成功發展的國家一樣，國家必須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埃文斯並不認為官僚體制干預社會活動越多，國家就越容易取得成功。他認為，由於干預社會活動來獲得官僚自主性是不夠的，而且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主性。相反，官僚體制必須鑲嵌於社會關係中，與社會相連線，只有官僚自主性與社會鑲嵌性相結合，國家才能獲得發展。
埃文斯認為國家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存在兩種模式，一是互補性，國家為社區居民提供有形或無形的公共物品，以此來增強雙方合作與互補的關係。二是嵌入性，政府官員為社區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進而形塑自己作為社區成員的身份，在社區居民中獲得較高的認同和肯定。
Linda Weiss和John Hobson以“鑲嵌的自主性”和“孤立自主性”兩個概念來區彆強國和弱國。前者善於協調合作，與社會交融來獲得在政策發展的主導性。但後者卻常以專斷和強勢的姿態，高高在上，試圖對社會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卻並沒有得到社會真正的支持和認可。真正的國家能力強的國家，也即真正的“強國”必須要善於協調，能夠和民間社會力量建立合作互惠的關係，從而開拓其“基層行政能力”，並依託此種能力來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發展。而弱國作為“專制國家”，雖然看上去有絕對的強制力，但實際上是能力很弱的國家。這類國家通過對社會的壓制來實現政策目標，導致政策難以有效執行，國家意志得不到真正貫徹。
國家層面影響
Evans的文章雖然討論了國家結構和國家-社會關係對發展的影響，但卻很少提及國際體系對“嵌入性自主”的影響，而這中間環節恰恰就是國家形成的過程。薩伊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預先決定的，因為它如同眾多非洲國家一樣，經歷的不是一個國家形成（stateformation）的過程，而是一個在殖民者計畫之下的國家創造（statecreation）的過程，它缺乏現代民族國家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要素和國家認同。
而獨立後外部力量對蒙博托等勢力的支持進一步惡化了國家的發展，由於其統治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代理人的地位，因此他們不需要發展和社會的嵌入性關係。相反，東亞國家原本就有比較成熟的國家形式，而美國在戰後的支援進一步推進了這些國家國家形成的過程。而拉美國家的國家——社會關係則受宗主國西班牙的統治影響極大，同時這些國家中右翼的勢力在戰後也能得到美國的支持，從而使得階級之間的分際和衝突在這些國家中非常激烈。對於國際體系的這些影響，Evans關注的都不夠，而僅僅是從國內層面來關注官僚集團和國家-社會關係。Haggard和Kaufman對拉美、東亞和東歐國家福利政策起源的討論則關注了國際體系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是政治和地緣的——包括冷戰對東亞左翼勢力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影響，也是經濟的——包括了在國際市場中不同的發展戰略對國內福利政策的影響。所以，雖然他們的討論重心是在國內因素上，但對社會政策體系起源的討論也把國際體系的因素納入了考慮，其中介則是國際體系對國內的根本性政治重組（包括新精英執掌權力和工人、農民政治地位根本性的變動）的影響。
PeterEvans在探討國家自主性這一面的時候，非常強調一個科層結構的官僚制政府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官僚體系作為一個高效（韋伯意義上的）的自我運作的組織結構，在帶來國家自主性的同時，也為國家政策的路徑選擇帶來了某種更大的不確定性——發展型國家的官僚機構往往被與威權政治相聯繫，那么其受政治家個人影響的可能性相對更大。如果出於這種理解，那么在結構性的國內政治經濟互動模式之外，國內政治運作與政治家的能動影響是不是也能夠成為解釋發展與否的關鍵呢？在這一點上，補充閱讀中關於亞洲金融危機的文章似乎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例子。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正是沿著PeterEvans的路數研究這一問題，其提出的credibilitydecisiveness兩條標準其實正對應PeterEvans的嵌入型與自主性，用這一套邏輯解釋泰國和印尼在走出危機方面的失敗和韓國的相對成功。但在討論韓國之時，也不得不面對金泳三政府手足無措和金大中改革的相對成功之間的差別。雖然在這一點上沒有花費太多筆墨進行解釋，但在其中似乎是可以找到能動性視角所能夠容身的空間的。同樣，最後一篇文章談福利政策的時候很強調政治精英與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對社會政策的影響問題。
與上文類似，如果依然能夠接受發展型國家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威權國家的話，那么國內的政治經濟互動結構是不是強大到能夠比較完備的束縛政治精英選擇的手腳呢？出於這樣的視角，後後發展國家的發展意願往往更易於催生出一個自主性更強的國家，也就意味著這些國家在發展路徑和發展成功與否上更依賴於其政治精英的決斷正確，即承擔著更大的風險。當然，有發展意願和有強政府是不是一回事，這裡想要表達的是，即便政府擁有持續的發展意願也並不代表國家一定能發展成功，事實上，二戰後的新興國家存在持續發展意願並建立強國家的並不僅限於東北亞幾個成功發展型國家，但大多數都未能成功發展起來。或許最可作對比的就是朝鮮。韓戰後南北韓基本是在同樣起點上開始發展的，也同樣面對持續的軍事競爭壓力，但是北朝走向了中央計畫型經濟的發展路徑，最終逐漸落後於韓國，從這一點上看，東北亞日韓等國的成功發展是不是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特別是關於發展意願的問題。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