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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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講官，“雞鳴而入，寒暑不輟”。萬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發起，在北京西郊崇國寺組織“蒲桃社”，吟詩撰文，抨擊“七子”。萬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憊極而卒”。終年40歲。光宗繼位，贈禮部右侍郎。為人神清氣秀，穩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遊，簡應酬”，“不妄取人一錢”，身為東宮講官，死後竟僅餘囊中數金，幾至不能歸葬。

著有《白蘇齋集》22卷行世。他的詩文創作無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發、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壇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創作如袁宏道一樣存在這內容貧乏的缺點，這也是由他的創作思想導致的。

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辭達，須先有“理”（思想學問），“從學生理，從理生文”,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其次要有真情實感，“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以上均見《論文》)。從這種觀點出發,他的詩文創作不事模擬，率真自然。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運筆端，真切感人。論說文如《讀大學》、《讀論語》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閒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

在袁氏三兄弟中，對“公安派”文學理論的形成，各自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反覆的理論鬥爭中，三袁組成了一個有序的梯隊。最先反對復古的先鋒當數袁宗道。正如文學評論價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品》中所說：“公安一派”實自伯修（袁宗道字）發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蘇軾，他把自己的書齋就命名為“白蘇”，其義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語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袁宗道在明代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與弟宏道、中道時號三袁，宏道實為公安派領袖。他的一套系統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他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其目標是去偽存真，抒寫性靈。他認為，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推崇民間的通俗文學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各類隨筆200餘篇。作品真切感人，語言淺顯，無斧鑿之跡。作有各體詩歌1700餘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華嵩游草》等。今人錢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箋校》。

袁宗道始終無意於仕途，萬曆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願做官，而去訪師求學，遊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遊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遊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於床，何若死於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岩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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