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資料
【規格】主要為長69厘米、長27.6厘米、長18厘米三種
銀雀山漢墓竹簡,公元前140~前118年墓葬中出土的竹簡。分別出土于山東省臨沂縣(1994年為臨沂市)銀雀山1號和2號
漢墓中。臨沂位於山東省東南部,北屏
沂蒙山區,以東臨沂水得名。古屬
鄅國,西漢時屬東海郡。在臨沂城南有兩座隆起的小山崗,東西對峙,東崗名為
金雀山,西崗名為
銀雀山。
1972年
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發掘了銀雀山兩座漢墓。兩墓都是長方形豎穴,均為一棺一槨。槨室分成棺室和邊箱兩部分。大部分隨葬品放置在邊箱內,出土陶器、漆器及
銅鏡、錢幣等。1號墓的竹簡出土於邊箱的北部,與竹簡同出的還有半兩錢和1枚三銖錢。2號墓的竹簡出土於邊箱南部靠近東壁處。
漢簡詳述
竹簡的時間
從兩墓出土的錢幣和2號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推定,1號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間,2號墓下葬催只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間。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抄寫年代應早於墓葬年代。竹簡字型屬早期隸書,當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漢文、景至武帝初期)書寫成的。1號墓中出土的兩件
漆耳杯,底部刻有隸書“司馬”二字,多數研究者認為是墓主人的姓氏。2號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視為2號墓主人的姓氏。西主櫻拳漢時期
避諱不嚴,竹簡有時似避“邦”諱,有時又不避(《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有“晉邦之將”語)。“盈”(惠帝名)、“徹”(武帝名)諸字,竹簡常見,“雉”(
呂后名)、“啟”(景帝名)二字雖不常用,但也出現過。
竹簡的形制
銀雀山漢墓竹簡總計有完整簡、殘簡4942簡,此外還有數千殘片。銀雀山竹簡的長度有3種:
1、長69厘米,約合漢尺三尺,經綴聯共32簡。
2、長27.6厘米,約合漢尺一尺二寸,約5000簡。3、復原長度為18厘米,約合漢尺八寸,此類簡僅10簡。
漢簡的不同長度,反映了漢代
禮制。編聯竹簡的絲繩早已朽斷,從簡上留下的編痕可知有2道和3道的編聯方式。從編痕處留下的空白可看出,竹簡是先編聯成冊,然後再書寫的。
竹簡的書寫
書寫字數:簡文系墨書,每簡字數不等,27.6厘米長的一般書寫35個字左右。文章篇末多有計數,標明本篇字數。書寫格式:書寫格式有四種:
一、漢簡的上下兩端各留1至2厘米的空白。《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晏子》、《尉繚子》均屬此種;
二、漢簡的上下兩端不留空白,整枚簡自上而下寫滿。《六韜》、《守法守令十三篇》均屬此種。這兩種簡均長27.6厘米,一般書寫三十五字左右,篇末多有計數,標明本篇字數。
三、圖表形式,《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篇即此例。此習重厚付圖表系十二簡編聯成,從圖中心向四方繪八條朱紅色線,以代表八種風。一蒸剃己年十二月分成四組,於圖四角由內向外放射狀排列。
四、表格形式。《元光元年曆譜》即此例。
竹簡篇題的書寫有三種形式:
一、單獨寫在第一簡的簡首正面,正文從第二簡開始書寫。
二、寫在第一簡的簡首背面,正面書寫正文。
三、寫在篇末最後一簡的文字結棵催辨束處下。篇題書於第一簡背面,說明是簡冊書寫完畢,自左向右捲起,提篇題於外,利於索檢。竹簡未見書名標題。說少厚
書寫風格:簡上的文字全部為隸書,用毛筆蘸墨書寫,字跡有的端正,也有的潦草,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一號墓竹書非一人一時書寫,
書體和
行款不盡一致。書體可分為規整和草率兩大類。
竹簡的內容
銀雀山1號墓出土竹簡中有傳本書籍和古佚書,古佚書占大部分。由於簡本與傳本的篇章分合不盡相同,故兩類有交錯的現象。
有傳本的書籍包括:
《孫子兵法》(即《孫子》十三篇)及其佚篇。簡本除《地形》篇外,其餘12篇文字均有發現。但與簡同出的篇題木牘殘片上,在《九地》篇題前書有《口形》。傳本《孫子酷諒戀洪·九地》前一篇為《地形》,木牘的《口形》當即《地形》,由此看來,簡本《孫子兵法》應是十三篇足本。佚篇共4篇,《吳問》篇記吳王與孫子關於
晉國六卿軍事、
政治制度的問答。《黃帝伐赤帝》、《四變》、《地形二》3篇是分別對《行軍》、《九變》和《九地》部分內容的解釋與發揮。
《尉繚子》共5篇。簡本與傳本《尉繚子》相合的原共6篇,其中《兵令》一篇收入《守法守令十三篇》。簡本與傳本《尉繚子》的《兵談》、《政權》、《守權》、《將理》、《原官》5篇文字相合。
《太公》共14組,可分3類。《漢書·藝文志》道家下著錄。1~7組為第1類,見於傳本《六韜》者,《文韜》4組,《武韜》3組。8~13組為第2類,均為《
群書治要》、《通典》、《
太平御覽》等書曾加稱引而為傳本所無的佚文。14組為第3類,是一些零散殘簡,其簡式、字型與第1、第2類相似,簡文又提及文王或
太公望,據此當屬簡本《太公》殘簡。
《晏子》共16章,散見於傳本8篇之中。其中第10、第11兩章傳本都分別析為兩章。
佚書類包括:
《孫臏兵法》。《漢書·藝文志》稱《齊孫子》。簡本共16篇。第1至第4篇記孫子與
齊威王、
田忌的問答,確定是孫臏書。第16《強兵》篇也記
孫臏與齊威王的問答,但可能不是孫臏書的本文,故暫附在書末。第5至第15各篇篇首都稱“孫子曰”。但其文體、風格與《孫子兵法》及其佚篇不相類。這些篇中的“孫子”以指孫臏的可能性為大,因此,亦定為孫臏書。
《守法守令十三篇》。共10篇,是以篇題木牘為線索整理出來的。其中《守法》、《守令》兩篇不易劃分,暫合為一篇。《上篇》、《下篇》疑即簡本《六韜》,因無直接證據,這兩篇暫缺。《守法》篇的內容與《
墨子》論守城之法的《備城門》及《號令》等篇相似。《要言》篇文字多韻語,為
格言之匯集。《庫法》、《市法》、《田法》、《委積》等篇記述土地、市廛、庫藏、賦稅的法制。《王兵》篇內容散見於《
管子》的《參患》、《七法》、《兵法》、《地圖》等篇。《李法》記處罰官吏之事。《王法》記王者之道。《兵令》篇簡式與《守法》篇同,與《尉繚子》各篇簡式不合,其內容與傳本《尉繚子》之《兵令》篇合。
此外還有:《地典》,《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下著錄。《
唐勒》,為唐勒、
宋玉論馭賦。《定心固氣》、《相狗》、《作醬》等雜書。論政和論兵的文章。如《十官》、《五議》、《務過》、《為國之過》、《起師》等40餘篇。
陰陽、時令、
占候之書,如《曹氏陰陽》等10餘篇,等。
銀雀山2號墓邊箱南端底部出土竹簡32枚,為《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簡冊基本完整,每簡長69厘米,寬1厘米、厚0.2厘米。《歷譜》以十月為歲首,是迄至二十世紀發現的中國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歷譜。所記的
晦朔乾支,訂正了自宋代《通鑑目錄》以來有關諸書的錯誤。
銀雀山漢墓竹簡中的《六韜》、《尉繚子》、《晏子》等書,自唐宋以來就被疑為後人假託的偽書。此次發掘證實了以上書籍在西漢前期已經傳世,並非後人假託的偽書。《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盛事,證實了《
史記·孫武吳起列傳》有關孫武仕吳,孫臏仕齊,各有兵法傳世的記載。
《
漢書·藝文志》著錄《吳孫子》(即《
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即《孫臏兵法》)。《
隋書·經籍志》中《齊孫子》已不見於著錄。唐宋以來認為《孫子兵法》是
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而成書的,或以為是後人偽托的,或以為世無孫武其人,兵法為孫臏所著。《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被發掘出來,使這個長期存在的疑問得到解決。
銀雀山漢墓竹簡所載史實與傳世史籍有不同之處,如《史記·孫武吳起列傳》記載齊魏桂陵之役比較詳細,但根本未提及
龐涓。至十三年之後
馬陵之役,方謂龐涓自殺,
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簡本《孫臏兵法·禽龐涓》謂孫臏擒龐涓於桂陵,與《史記》顯然矛盾。從已有材料來看,孫臏擒龐涓確有可能在
桂陵而不在馬陵。
竹簡發掘
1972年4月10日,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衛生部門基建工地上偶然發現了一處
古墓葬。臨沂城關建築管理站技工孟季華當即將這一訊息報告了臨沂文物組。
4月14日,張鳴雪、楊殿旭、孟季華、劉心健來到工地,由張鳴雪看管出土器物,劉心健、楊殿旭帶領4個工人下墓坑進行發掘,孟季華負責維持現場秩序。其間,楊殿旭在1號墓邊廂發現竹片,遞給發掘現場的王文啟、孟季華。經仔細清洗辨認,是“齊桓公問管子”等字樣。
臨沂軍分區得知發現竹簡的訊息後,立即派一個班前來協助,晝夜值班,保護現場。劉心健、楊殿旭分頭向當時的地、縣領導匯報。期間,適逢
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畢寶啟到各地了解出土文物保護情況,也一起參與了這次發掘。4月16日,由吳九龍、畢寶啟和省博物館又派來的蔣英炬在劉心健的陪同下,繼續進行清理工作。18日,吳九龍、畢寶啟、劉心健在清理1號墓時,發現了2號墓。此時,吳九龍到下邊進行清理,劉心健配合做紀錄、填標籤,畢寶啟負責介紹
出土文物的名稱、質地、功用等,張鳴雪負責對這些文物的保護。到20日下午,兩墓的發掘工作全部結束。4月24日至28日,吳九龍、畢寶啟、劉心健、張鳴雪四人共同對出土的竹簡和全部文物進行清點、查對、登記、造冊,然後封箱、裝車。於4月30日護送到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政治部文化組。隨後,山東省博物館派吳九龍攜竹簡赴北京參加整理研究工作。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組織有關單位的專業工作者進行整理。
竹簡研究
竹簡保護
一號墓是在基本建設施工過程中發現的。竹簡長期浸在泥水中,有的已經和淤泥膠結在一起,朽壞殘斷情況嚴重,出土時又受到一些損傷。竹簡出土後,由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進行了清洗、編號、照相等工作。
考釋研究
1972至1974年,
羅福頤、
顧鐵符、吳九龍三人對這批竹簡進行考釋研究,為以後的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74年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首先進行《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二書的整理,參加這兩部書初稿本編輯工作的有
中華書局的
楊伯峻、魏連科、劉起釪,中國歷史博物館的
史樹青,
中山大學的
商承祚、
曾憲通,故宮博物院的羅福頤、顧鐵符,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
張政烺,北京大學的
朱德熙、孫貫文、
裘錫圭,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湖北省沙市文化館的
李家浩等人。其中部分專家還參加了《孫臏兵法》普及本的注釋工作。
整理組將全部竹簡整理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分三輯出版。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吳九龍參加了第一、二兩輯整理工作的始終,參加過《孫子兵法》和《尉繚子》整理注釋工作的有曾憲通,參加過《六韜》和《晏子》整理注釋工作的有北京大學實習生
李均明、
駢宇騫。第三輯的全部整理考釋工作是由吳九龍擔任的。此外,
傅熹年為第一、二輯摹寫簡文,
張守中摹寫了第二輯的一部分;
周祖謨書寫釋文,商承祚擔任摹本的校字工作。
著作出版
文物出版社先後於1975年出版了《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線裝影印本,1985年出版了修訂本。《銀雀山漢墓竹簡·貳》2010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前半部分為竹簡圖版,後半部分為釋文注釋,共321頁。根據內容分編為 “論政論兵之類”、“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和“其他”三部分。
二、漢簡的上下兩端不留空白,整枚簡自上而下寫滿。《六韜》、《守法守令十三篇》均屬此種。這兩種簡均長27.6厘米,一般書寫三十五字左右,篇末多有計數,標明本篇字數。
三、圖表形式,《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篇即此例。此圖表系十二簡編聯成,從圖中心向四方繪八條朱紅色線,以代表八種風。一年十二月分成四組,於圖四角由內向外放射狀排列。
四、表格形式。《元光元年曆譜》即此例。
竹簡篇題的書寫有三種形式:
一、單獨寫在第一簡的簡首正面,正文從第二簡開始書寫。
二、寫在第一簡的簡首背面,正面書寫正文。
三、寫在篇末最後一簡的文字結束處下。篇題書於第一簡背面,說明是簡冊書寫完畢,自左向右捲起,提篇題於外,利於索檢。竹簡未見書名標題。
書寫風格:簡上的文字全部為隸書,用毛筆蘸墨書寫,字跡有的端正,也有的潦草,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一號墓竹書非一人一時書寫,
書體和
行款不盡一致。書體可分為規整和草率兩大類。
竹簡的內容
銀雀山1號墓出土竹簡中有傳本書籍和古佚書,古佚書占大部分。由於簡本與傳本的篇章分合不盡相同,故兩類有交錯的現象。
有傳本的書籍包括:
《孫子兵法》(即《孫子》十三篇)及其佚篇。簡本除《地形》篇外,其餘12篇文字均有發現。但與簡同出的篇題木牘殘片上,在《九地》篇題前書有《口形》。傳本《孫子·九地》前一篇為《地形》,木牘的《口形》當即《地形》,由此看來,簡本《孫子兵法》應是十三篇足本。佚篇共4篇,《吳問》篇記吳王與孫子關於
晉國六卿軍事、
政治制度的問答。《黃帝伐赤帝》、《四變》、《地形二》3篇是分別對《行軍》、《九變》和《九地》部分內容的解釋與發揮。
《尉繚子》共5篇。簡本與傳本《尉繚子》相合的原共6篇,其中《兵令》一篇收入《守法守令十三篇》。簡本與傳本《尉繚子》的《兵談》、《政權》、《守權》、《將理》、《原官》5篇文字相合。
《太公》共14組,可分3類。《漢書·藝文志》道家下著錄。1~7組為第1類,見於傳本《六韜》者,《文韜》4組,《武韜》3組。8~13組為第2類,均為《
群書治要》、《通典》、《
太平御覽》等書曾加稱引而為傳本所無的佚文。14組為第3類,是一些零散殘簡,其簡式、字型與第1、第2類相似,簡文又提及文王或
太公望,據此當屬簡本《太公》殘簡。
《晏子》共16章,散見於傳本8篇之中。其中第10、第11兩章傳本都分別析為兩章。
佚書類包括:
《孫臏兵法》。《漢書·藝文志》稱《齊孫子》。簡本共16篇。第1至第4篇記孫子與
齊威王、
田忌的問答,確定是孫臏書。第16《強兵》篇也記
孫臏與齊威王的問答,但可能不是孫臏書的本文,故暫附在書末。第5至第15各篇篇首都稱“孫子曰”。但其文體、風格與《孫子兵法》及其佚篇不相類。這些篇中的“孫子”以指孫臏的可能性為大,因此,亦定為孫臏書。
《守法守令十三篇》。共10篇,是以篇題木牘為線索整理出來的。其中《守法》、《守令》兩篇不易劃分,暫合為一篇。《上篇》、《下篇》疑即簡本《六韜》,因無直接證據,這兩篇暫缺。《守法》篇的內容與《
墨子》論守城之法的《備城門》及《號令》等篇相似。《要言》篇文字多韻語,為
格言之匯集。《庫法》、《市法》、《田法》、《委積》等篇記述土地、市廛、庫藏、賦稅的法制。《王兵》篇內容散見於《
管子》的《參患》、《七法》、《兵法》、《地圖》等篇。《李法》記處罰官吏之事。《王法》記王者之道。《兵令》篇簡式與《守法》篇同,與《尉繚子》各篇簡式不合,其內容與傳本《尉繚子》之《兵令》篇合。
此外還有:《地典》,《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下著錄。《
唐勒》,為唐勒、
宋玉論馭賦。《定心固氣》、《相狗》、《作醬》等雜書。論政和論兵的文章。如《十官》、《五議》、《務過》、《為國之過》、《起師》等40餘篇。
陰陽、時令、
占候之書,如《曹氏陰陽》等10餘篇,等。
銀雀山2號墓邊箱南端底部出土竹簡32枚,為《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簡冊基本完整,每簡長69厘米,寬1厘米、厚0.2厘米。《歷譜》以十月為歲首,是迄至二十世紀發現的中國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歷譜。所記的
晦朔乾支,訂正了自宋代《通鑑目錄》以來有關諸書的錯誤。
銀雀山漢墓竹簡中的《六韜》、《尉繚子》、《晏子》等書,自唐宋以來就被疑為後人假託的偽書。此次發掘證實了以上書籍在西漢前期已經傳世,並非後人假託的偽書。《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盛事,證實了《
史記·孫武吳起列傳》有關孫武仕吳,孫臏仕齊,各有兵法傳世的記載。
《
漢書·藝文志》著錄《吳孫子》(即《
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即《孫臏兵法》)。《
隋書·經籍志》中《齊孫子》已不見於著錄。唐宋以來認為《孫子兵法》是
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而成書的,或以為是後人偽托的,或以為世無孫武其人,兵法為孫臏所著。《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被發掘出來,使這個長期存在的疑問得到解決。
銀雀山漢墓竹簡所載史實與傳世史籍有不同之處,如《史記·孫武吳起列傳》記載齊魏桂陵之役比較詳細,但根本未提及
龐涓。至十三年之後
馬陵之役,方謂龐涓自殺,
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簡本《孫臏兵法·禽龐涓》謂孫臏擒龐涓於桂陵,與《史記》顯然矛盾。從已有材料來看,孫臏擒龐涓確有可能在
桂陵而不在馬陵。
竹簡發掘
1972年4月10日,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衛生部門基建工地上偶然發現了一處
古墓葬。臨沂城關建築管理站技工孟季華當即將這一訊息報告了臨沂文物組。
4月14日,張鳴雪、楊殿旭、孟季華、劉心健來到工地,由張鳴雪看管出土器物,劉心健、楊殿旭帶領4個工人下墓坑進行發掘,孟季華負責維持現場秩序。其間,楊殿旭在1號墓邊廂發現竹片,遞給發掘現場的王文啟、孟季華。經仔細清洗辨認,是“齊桓公問管子”等字樣。
臨沂軍分區得知發現竹簡的訊息後,立即派一個班前來協助,晝夜值班,保護現場。劉心健、楊殿旭分頭向當時的地、縣領導匯報。期間,適逢
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畢寶啟到各地了解出土文物保護情況,也一起參與了這次發掘。4月16日,由吳九龍、畢寶啟和省博物館又派來的蔣英炬在劉心健的陪同下,繼續進行清理工作。18日,吳九龍、畢寶啟、劉心健在清理1號墓時,發現了2號墓。此時,吳九龍到下邊進行清理,劉心健配合做紀錄、填標籤,畢寶啟負責介紹
出土文物的名稱、質地、功用等,張鳴雪負責對這些文物的保護。到20日下午,兩墓的發掘工作全部結束。4月24日至28日,吳九龍、畢寶啟、劉心健、張鳴雪四人共同對出土的竹簡和全部文物進行清點、查對、登記、造冊,然後封箱、裝車。於4月30日護送到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政治部文化組。隨後,山東省博物館派吳九龍攜竹簡赴北京參加整理研究工作。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組織有關單位的專業工作者進行整理。
竹簡研究
竹簡保護
一號墓是在基本建設施工過程中發現的。竹簡長期浸在泥水中,有的已經和淤泥膠結在一起,朽壞殘斷情況嚴重,出土時又受到一些損傷。竹簡出土後,由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進行了清洗、編號、照相等工作。
考釋研究
1972至1974年,
羅福頤、
顧鐵符、吳九龍三人對這批竹簡進行考釋研究,為以後的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74年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首先進行《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二書的整理,參加這兩部書初稿本編輯工作的有
中華書局的
楊伯峻、魏連科、劉起釪,中國歷史博物館的
史樹青,
中山大學的
商承祚、
曾憲通,故宮博物院的羅福頤、顧鐵符,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
張政烺,北京大學的
朱德熙、孫貫文、
裘錫圭,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湖北省沙市文化館的
李家浩等人。其中部分專家還參加了《孫臏兵法》普及本的注釋工作。
整理組將全部竹簡整理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分三輯出版。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吳九龍參加了第一、二兩輯整理工作的始終,參加過《孫子兵法》和《尉繚子》整理注釋工作的有曾憲通,參加過《六韜》和《晏子》整理注釋工作的有北京大學實習生
李均明、
駢宇騫。第三輯的全部整理考釋工作是由吳九龍擔任的。此外,
傅熹年為第一、二輯摹寫簡文,
張守中摹寫了第二輯的一部分;
周祖謨書寫釋文,商承祚擔任摹本的校字工作。
著作出版
文物出版社先後於1975年出版了《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線裝影印本,1985年出版了修訂本。《銀雀山漢墓竹簡·貳》2010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前半部分為竹簡圖版,後半部分為釋文注釋,共321頁。根據內容分編為 “論政論兵之類”、“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和“其他”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