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少年時期
鄒容生於
重慶府巴縣(今重慶市
渝中區)一個商業
資本家家庭,祖籍
湖北麻城。光緒十七年(1891年),鄒容隨大哥蘊丹入
私塾發蒙。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就已熟讀
四書五經,能誦讀《
史記》、《
漢書》等史學名著。此時,正當
維新運動高漲之時,鄒容逐漸接觸到以推介“
新學”、“
西學”為主的書刊。他於是開始接受另一種
啟蒙教育,並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發了蔑視封建文化、
科舉制度的感性認識,覺察到
清朝統治的腐敗,對中國面臨的遭受
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的險境也深感憂慮。這樣,鄒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親的期待相左,新舊衝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間爆發。其父要他
科舉高中,他卻討厭經學的陳腐,鄙棄
八股功名,喜讀《
天演論》、《
時務報》等新學書刊,心向維新變革的新思潮。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鄒容滿12歲,奉父命偕大哥應
巴縣童子試。剛進頭場,就因為試題很生僻,他當即同主考官頂撞起來,於是憤而罷考離去。回到家裡,他遭到了父親的責打。但鄒容並不服氣,倔強地向父親申辯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願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事後,其父鄒子璠雖迫令兒子進入重慶
經學書院繼續接受
儒學經典的教育,但鄒容仍不就範,在書院“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攻擊
程朱及
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因此,被書院開除。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當得知
譚嗣同等六君子變法遇難的訊息,他悲憤不已,作詩曰:“赫赫譚君故,湘湖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以表達了他的惋惜與變革志向。這時,鄒容還算不上成年人。後入重慶經學院讀書,仍關心國家大事,立志救國救民,常侃侃議論政事,以致被除名。
東渡求學
光緒二十七年(1901),
四川省首次選派學生赴日留學,在
成都舉辦考試。鄒容要求前往應考。鄒子璠感到無法使兒子流連在科舉的道路上,於是允諾他去一試,其目的在於讓他留學回來獲得朝廷賜予舉人、進士的功名,仍舊躋入官場。因為,清朝業已下詔“
變法”,盛傳已有授予留學生功名官職的措施。是年六月,鄒容冒著盛暑從
重慶步行到成都參加考試。試後獲錄取,由主持此次考試的候補知府李立元領著晉見
四川總督奎俊。奎俊“勉勵數語,旋命歸渝治行裝,於八月中旬同往
日本”。可是,就在臨行之前,鄒容被某些頑固分子誣為“聰穎而不端謹”,予以除名。但鄒容毫不氣餒,懷著渴望擺脫傳統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親面前犯顏力爭,要求自費留日。當年深秋,他從親戚處借得路費,乘船發自重慶,穿過
三峽,順流東下,到達
上海。不久,進入
江南製造局附設的
廣方言館補習日語。鄒子璠旋經親戚勸說,答應支付留日費用。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他衝破重重阻力,自費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同文書院。到日本之後,鄒容刻苦讀書,他閱讀了大量的西方
資產階級啟蒙著作,曾“自比法國
盧梭”,同時他還廣泛的參加留日學生的各種活動,每到集會必參加演講。在日本,鄒容大量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與文化,革命傾向日趨顯露,並結識了一些革命志士,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他剛毅勇為,常爭先講演,陳述己見,其辭犀利悲壯,為公認的革命分子。當時清政府派駐日本的留日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道德敗壞,勾引留日學生監督錢某的小老婆。鄒容等幾個留學生拿著剪刀闖進姚文甫的住所,一見面先打了他幾個耳光,鄒容又把他的辮子剪了。事後,姚文甫向清政府駐日公使
蔡鈞控告鄒容。鄒容的狂放悖逆行為引起了清廷的極大震怒,在清廷和日本方面的雙重壓力下,鄒容被迫離日回國。
革命活動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傳聞廣西巡撫
王之春將借法兵平定該省會黨起事,東京留日學生即致電愛國學社及
中國教育會,盼相互回響,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愛國人士在
張園開“拒法”大會。不旋踵,又傳來
俄國違約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協定,妄圖獨占
東三省權利的訊息。上海人士又於四月初一日(4月27日)會於張園,通電“拒俄”。在狂飆乍起的
拒俄運動中,鄒容積極參與張園集會和
拒俄義勇隊的操練。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國教育會在張園開四月月會,鄒容作《論改革中國現時大勢》的演說,愛國熱望,意切情深。同時,他還提出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的倡議,號召全國學生結成大團體。鄒容迫切地期望新興的、最有覺悟的知識分子,乘時振作,肩負起反清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正是在這種愛國激情驅使下,鄒容寫完了《
革命軍》一書,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持請
章太炎修改。章看過後,擊節讚賞,認為正是這樣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夠發揮廣泛的宣傳作用,因而不做任何修飾,提筆書寫一篇序文,稱許《革命軍》是“義師先聲”。隨即由
柳亞子等籌集印刷費用,交大同書局排印,於五月初出版發行。
鄒容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
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為指導思想,闡述了反對封建專制、進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對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惡、存美去醜、存良善而除腐敗的過程,故讚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還從清王朝官制的腐敗、刑審、官吏的貪酷,對知識分子、對農民、對海外華工、對商人、對士兵的政策及對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清政府對國人的壓迫,分析了革命爆發的必然性。明確宣布革命獨立之大義在於:“永脫滿洲之羈絆,盡復所失之權利,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獨立之大權”,即推翻封建專制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
入獄犧牲
正當《革命軍》問世之際,《
蘇報》因
章士釗接充主筆,於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論更趨向激進,“排滿”、“仇滿”的文詞,連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為》一文,痛斥康有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讀〈革命軍〉》,將該書譽為“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又在“新書介紹”欄評論說,《革命軍》“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閏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摘登章太炎《駁康有為書》,指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對康有為的
保皇謬論痛加批駁。《蘇報》迅即成為舉國矚目,獨步一時的革命報刊。閏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蘇報》館帳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
陳范的兒子陳仲彝、辦事員錢寶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鄒容自投捕房,以與章太炎共患難。
蔡元培事前離滬赴
青島,
陳范、
黃宗仰、
吳稚暉等避匿,旋出國遠走。隨後,領事團徇上海道的請求,於十三日將《蘇報》封閉。
鄒容自入獄起,即抱定為革命犧牲的決心。他同章太炎在獄中賦詩明志,互相砥礪。閏五月二十八日,章吟《
獄中贈鄒容》一首:“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宜摻手,乾坤只兩頭。”鄒容即賦《
獄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充分表現了革命者臨危不懼,勇於獻身,對前途充滿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氣概。
不幸的是,鄒容距出獄只有兩個多月,即被折磨致病,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獄中逝世,年僅20歲。噩耗傳出,中國教育會立即為他開追悼會。遺骸由革命志士
劉三(季平)冒險運出,安葬於上海華涇鄉。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經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批示:鄒容“照陸軍大將軍陣亡例賜恤”。
主要成就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5月,一本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書——《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鄒容
開宗明義地提出,要用
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權,建立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並為這個國家定名“
中華共和國”。《革命軍》為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敲響了喪鐘,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吹響了號角,成為一篇名副其實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檄文。
鄒容所撰《革命軍》風行國內和海外華僑中,銷售達110萬冊,對鼓動清末革命高潮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孫中山看到《革命軍》後,讚賞不已,認為“此書感動皆捷,其功效真不可勝量”。他對鄒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獄,異常關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組興中會,建立“
中華革命軍”,確定“今後同志當自稱為軍,所以記鄒容之功也”。迄1917—1919年期間,孫中山著《
建國方略》,還言之諄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者大。”
軼事典故
反對八股
幼時的鄒容非常聰敏,“里人鹹有神童之譽”,但他性格狂放不羈,對科舉成名的取仕之道不屑一顧。“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小小年紀,反滿反封建的思想已有萌芽。這種倔強之氣為他以後獻身革命起了重要作用。鄒魯回憶道:“設容幼即勉為諄謹,吾決其今日必不能成此奇行也。”他在閱讀歷史書籍時,常被鄭成功、張煌言等民族英雄的業績感動。他認真閱讀
黃宗羲等人的著作,汲取其
民族主義思想的精華。中國歷史上
民族英雄的事跡和思想是鄒容民族主義思想的雛形。
接觸新學
少年時代的鄒容接觸到一些新學書籍和報紙,資產階級改良維新的新思潮深深地影響了他。“容最仰慕
譚嗣同,常懸其遺像於座側,自為詩讚之。‘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鄒容曾抄錄了改良派主編的《
清議報》上的一首詩:“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鄒容吸收了改良派的愛國救亡思想,並在吸收愛國思想的基礎上,接觸和了解了一些改良派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宣傳。
除了閱讀中國
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作之外,鄒容還閱讀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一些著作。例如盧梭的《
民約論》、
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
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以及《法國獨立史》、《美國獨立檄文》等。他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理論,更深入地理解了自由、平等、天賦人權,這樣就為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豐富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內容,同時也是鄒容民族主義思想的特色所在。在留日期間,鄒容結識了許多革命黨人,思想上深受革命派的影響,接受了孫中山所提出的“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思想和行動上都朝革命派靠攏,真正成了一個他自己所稱的“革命軍中馬前卒”,而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時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革命軍》一書的出版,代表了他民族主義思想的成熟。
修改名字
鄒容留學日本前,家人叫他桂文或者紹陶,在和雙親的家書中,落款和自稱都是“桂文”。在親友的稱呼中,多叫鄒容為威丹。1903年,鄒容先是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留學名額,和當時本地多名青年才俊一道,由重慶知府李立元(當時重慶公派留學生的監督官)帶領,赴成都謁見四川總督奎俊。這在鄒容的親筆家書中得到表述,他們一行受到奎俊的召見和勉勵。
1903年8月,鄒容一到東京,被這裡如火如荼的愛國救亡氣氛所感染,於是,他給自己改名叫“鄒容”,隱含從此容顏改變、脫胎換骨的寓意。從此,“鄒容”這個名字便在留日學生中廣泛傳揚,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的戰鬥檄文《革命軍》,首次也正式署名鄒容。可以說,改名是鄒容重塑自我形象的重要標誌,也是他短暫而光輝一生的閃亮起點。
親屬成員
後世紀念
人物墓地
鄒容於1905年4月3日死於獄中,年僅21歲。其遺體由《中外日報》館收殮後葬於華涇。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追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銜。後由華涇劉季平(劉三)移柩於華涇鎮黃葉樓西側(今華涇路中心河橋橋堍右側200米處,近位育路口)。墓碑由
蔡元培所題,為避清廷耳目,寫為“周容之墓”。墓面南為圓形石砌墓,高2.36米,直徑2.48米,墓前尖頂青石刻書“鄒容之墓”。過
神道石階有石碑一座,刻有章太炎篆書“贈大將軍巴縣鄒容”。
墓後為章太炎撰文、于右任書的青石墓表。碑後復有造型美觀的高大
石屏,氣勢雄偉,東西兩邊各立一座石亭。在“文革”中被毀。1980年,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重修
鄒容墓。墓區總占地一畝余,墓台坐北朝南,面向大道,四周環有長青松柏,莊嚴肅穆,兩邊是正方形綠化區,廣植花草。鄒容墓現已整修一新,建成花園式陵園,向公眾免費開放。
地名紀念
為紀念鄒容,在出生地重慶和就義地上海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鄒容路。1939年5月3日、4日接連兩天,日本飛機對重慶進行大轟炸,把重慶城區的繁華街道幾乎全部炸毀,居民傷亡六七千人,史稱“五三五四大轟炸”。在這場大轟炸中,從大梁子(現新華路)中央公園(現人民公園)路口到臨江門的5條繁華街道———
三王廟、蒼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全部被毀。因為這5條街道首尾相接,又是重慶最重要的商業區,後來重建,就儘可能擴寬修直,並將其合併。因此路是重建的,遂取名新生路。
1943年12月,當時的市政府為紀念鄒容,將新生路改名為鄒容路。如今的鄒容路從公園路口起,由南向北一直延伸到
臨江門。解放碑就聳立在鄒容路和民族路、民權路交會處的街心處。
紀念碑
坐落在今重慶市
渝中區南區公園內。碑由漢鴻順營造廠承建,於1946年1月26日動工,同年6月29日落成。碑為八角形塔式,石碑通高5.5米,碑身高3.52米,碑的東、南、西、北四面,均鐫有鄒容烈士紀念碑七個鎏金大字隸書,八面皆鐫刻碑文。碑文是根據章太炎民國十一年(1922年)為營建上海鄒容墓所撰寫的《贈大將軍鄒君墓表》一文略加修改而成的,主要敘述了烈士生平。碑文為隸書,落款:“重慶市市長張篤倫敬立。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決定對鄒容烈士紀念碑進行維修,鄒容烈士紀念碑重新煥發了光彩。
人物評價
個人作品
鄒容主要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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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譚嗣同遺像》 | 《家書》(兩封) | 《革命軍》 |
《駁革命駁議》 | | | 《和西狩<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
| 《獄中與柳亞子書》 | 《獄中與蔡寅書》 | |
(個人作品資料來源)
藝術形象
2011年7月24日,鄒容的原創大型現代舞劇《鄒容》在重慶江北嘴大劇院上演,以交響舞劇這種新穎形式來表現塑造重慶本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