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學派經濟學是經濟理論中的實證部分，它研究關於事實（是怎樣）的學問，這類問題嚴格來說是沒有對錯之分的。至於應該如何研究（規範問題），則不在邊際主義理論的範疇之內。邊際主義分析框架的兩個基本假設是選擇具有目的性、一致性和資源總是稀缺的。主觀需要或欲望、稀缺性或生產成本是邊際主義理論解釋價值的兩個方面。
邊際主義經濟理論首先假設價值可以精確地分析。其方法研究是個體的選擇，以及個體(如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最佳化——給定約束，他們將採取最優的行動。他們不必知道問題中所要用到的具體的數學原理。但邊際主義經濟學預計，他們將按照經濟理論的結論採取行動。
另外，價值不是所要研究物品的“固有”屬性，它依賴一於所消費物品的數量以及其他可得物品的數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邊際學派經濟學
- 外文名：Marginalist Economics
- 類型：經濟術語
公理,相關內容,
公理
邊際學派經濟學的基礎，是幾個刻畫經濟選擇的公理。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公理是假定個體都是自利的。行為自利的假設並不排斥利他的行為，比如說為慈善事業出錢出力。但為了將利他行為囊括在自利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家，或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必須假定利他行為也會為當事人帶來某種收益。因此，儘管邊際主義經濟學將個體視為互相獨立的，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加進一些依賴性。
邊際主義第二個基礎性假設，是經濟結果由自利個體的行為產生。邊際主義分析的本質，是以個體的選擇刻畫其行為，他無時無刻不面臨著決策問題。在大部分情況下，邊際主義關注的都不是工人和資本家等“團體”或“階級”，它所感興趣的是制定決策的個體。邊際主義分析框架認為，不管研究對象是一名工人還是一個資本家，制定決策的過程都符合一些基本的規則。具體地說，邊際主義假設消費者會做出消費選擇以最大化自己的滿足或效用;企業的利潤等於收益減去成本，它會做出最大化利潤的決策。
面臨稀缺性時，邊際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包括分析以偏好排序為特徵的選擇行為。稀缺性無處不在是邊際主義分析的第二個核心假設。稀缺性之所以存在，不僅希葛是因為資源是有限的，還因為個體偏好的特點—愈多愈好。如果消費者的偏好可以自我限制(也就是說，多並不一定比少好)，那么資源的有限並不一定催熱格會導致稀缺性。因此，稀缺性的概念也蘊涵著“非飽和性”，即個體總希望越多越好。由稀缺性引出諸多限制，邊際主義分析框架預示著，所有經濟選擇都是在面臨這種限制的條件下做出的。
個體行為自利的假設和稀缺性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便產生了邊際主義經濟學研究。其核心的經濟問題是配置;邊際主義的基本研究內容，是投人要素如何在各生產者之間進行配置，產出如何在消費者之間進行配置。因為產品是稀缺的，所有的消費者看產品都是越多越好，這樣問題就變為，生產什麼產品，這些產品如何在個體之間進行分配。
相關內容
在經濟學家中，邊際學派經濟學曾風行一時。比如說，自利行為是斯密勞動分工理論的基礎，也是他對市場交易解釋的基礎。在《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斯密認以,個體受“物物交換、以物易物傾向”的驅動，這反過來又會促進專業化，增加國家財富。在他的分析中，個人自利的行為會導致社會受益(效率)是最重要的部分。此外，至少在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宣稱經濟學是“沉悶的科學”之後，稀缺性就被認為是對經濟要素的約束。起初，它主要是用於分析受益遞減規律。這是一個最先從農業中得出的規律，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可變投入(如勞動力)被添加到固定投人(如土地)上，可變投入對總產出的貢獻最終將開始下降。
價值理論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是主觀價值，另一方面是生產成本。但直到19世紀晚期以前，個體選擇都沒有進入經濟分析的核心；濟學家主要以具有不同特徵的團體為單位來分析經濟現象。同時，這些團體(勞動者、創業家和地主)也是被分開研究的。
另外，直到19世紀，邊際的概念才成為經濟分析的工具。也是在這個時候，總效用或總滿足(從消費給定量的某種商品中獲得)和邊際效用(多消費一單位商品帶來的效用增加值)才被清楚地區別開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一書中，威廉·斯坦利·傑義斯認識到了“總”和“邊際”的差別(因此明確地‘’解決”一了價值悖論)。在這本著作中，基於邊際效用遞減的假設—海櫃定當消費者消費最後一單位商品時，隨著這種產品消費量的增加，由此帶來的效用增加最終會下降，傑文斯描述了交易的效用最大化條件。由“我們所有的欲望，遲早總能得到滿足……”推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鞏嫌炒民，傑文斯認為，對任意兩種商品來說，在它們邊際效用之比等於其相應價格之敬希局比時進行消費，那么對面一臨固定價格的消費者來說，他會達到效用最大化。
在19世紀晚期邊際主義原理運用於消費者理論之後，又過了很長的時間，邊際主義分析才被充分發展驗戶頁碑起來。這一延滯主要來自兩個困難:第一，消費者偏好是不可觀察、不可測的，這帶來了概念上的困難;第二，當生產要素可以彼此互相替代時(勞動力和機器)，這種分析方法就很難向生產者理論中擴展。到了20世紀，消費者理論又有了新的進展。這一理論最先由傑文斯、列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提出，他們假設效用是可測的:它希望消費者不僅將消費束排序，同時還給每個消費束一個代表效用或滿足的數字。換句話說，在消費者多消費一個單位的商品時，求諒料這一理論希望能夠得到消費者由此得到新增效用的估計數值。這一做法產生了概念上、測度上的問題，因為滿足的多少是無法直接測量的，消費者之間也無法比較效用。
價值理論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是主觀價值，另一方面是生產成本。但直到19世紀晚期以前，個體選擇都沒有進入經濟分析的核心；濟學家主要以具有不同特徵的團體為單位來分析經濟現象。同時，這些團體(勞動者、創業家和地主)也是被分開研究的。
另外，直到19世紀，邊際的概念才成為經濟分析的工具。也是在這個時候，總效用或總滿足(從消費給定量的某種商品中獲得)和邊際效用(多消費一單位商品帶來的效用增加值)才被清楚地區別開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一書中，威廉·斯坦利·傑義斯認識到了“總”和“邊際”的差別(因此明確地‘’解決”一了價值悖論)。在這本著作中，基於邊際效用遞減的假設—當消費者消費最後一單位商品時，隨著這種產品消費量的增加，由此帶來的效用增加最終會下降，傑文斯描述了交易的效用最大化條件。由“我們所有的欲望，遲早總能得到滿足……”推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傑文斯認為，對任意兩種商品來說，在它們邊際效用之比等於其相應價格之比時進行消費，那么對面一臨固定價格的消費者來說，他會達到效用最大化。
在19世紀晚期邊際主義原理運用於消費者理論之後，又過了很長的時間，邊際主義分析才被充分發展起來。這一延滯主要來自兩個困難:第一，消費者偏好是不可觀察、不可測的，這帶來了概念上的困難;第二，當生產要素可以彼此互相替代時(勞動力和機器)，這種分析方法就很難向生產者理論中擴展。到了20世紀，消費者理論又有了新的進展。這一理論最先由傑文斯、列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提出，他們假設效用是可測的:它希望消費者不僅將消費束排序，同時還給每個消費束一個代表效用或滿足的數字。換句話說，在消費者多消費一個單位的商品時，這一理論希望能夠得到消費者由此得到新增效用的估計數值。這一做法產生了概念上、測度上的問題，因為滿足的多少是無法直接測量的，消費者之間也無法比較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