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轉軌經濟研究
- 外文名：Study on transition economy
- 初創年代：20世紀80年代末
- 涉及領域：經濟學
簡介,特點,轉軌經濟,主要內容,研究思路,單視角研究思路,雙視角研究思路的摸索,雙視角研究思路,
簡介
轉軌經濟的研究開始逐步走出既有理論框架，其研究的個性特徵日趨明顯，原有理論和認識開始出現以轉軌經濟為對象進行整合、集成和創新的發展態勢，可以說，轉軌經濟學的研究架構正在形成。
轉軌經濟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計畫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過渡而出現的一門旨在研究這些國家的制度變遷特徵、過渡路徑選擇以及經濟過渡績效的經濟學分支，是將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比較經濟制度學等經濟學科的成果加以綜合而套用到轉軌問題研究的一種嘗試。轉軌經濟學的歷史儘管僅僅十幾年，但其文獻數量的迅猛增長已經為該學科在經濟學主流內贏得了鞏固的學術地位。在豐富的經驗基礎上“轉軌經濟學”已成為經濟學人所關注的話題。但什麼是“轉軌經濟學”?
特點
1.轉軌經濟學不是轉軌時期的經濟對策研究。其焦點表現在邏輯自洽性與“可採納性”方面。市場經濟學與轉軌對策研究是兩個範疇。對策研究的基礎是可行性，而學理上的邏輯性並不重要。轉軌經濟學作為一種學理，則應當強調理論邏輯的自洽，以求達到認知上的進步。所以，轉軌經濟學成立的基礎是邏輯自洽性，而不是“可採納性”。
2.轉軌經濟學不是“純粹經濟學”。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學原則上可以是“純粹經濟學”，因為它可以只涉及私人物品的投入——產出，而不必涉及政治學——處理公共事務的學問。但是轉軌經濟學則不然，它處理的是公共資源如何轉化為私人物品、不可交易物如何轉化為可交易物的問題，亦即它是以處理公共事務作為邏輯起點的，新左派在市場經濟中講“經濟民主”，要對私人物品實行“公共選擇”，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是不能成立的。但在轉軌經濟學中講“經濟民主”，在公共事務中實行公共選擇，卻是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3.轉軌經濟學不是“交易費用經濟學”。科斯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市場經濟中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科斯定理中提出“初始權利屬誰無關緊要”，作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但這對於轉軌經濟學來說就不是前提，而是這門學科面對的核心問題。轉軌經濟學正是圍繞交易權利如何設定，以及這種初始設定如何形成合法性來展開的。因而，轉軌經濟學只能是“交易權利經濟學”，只有在這門學問解決了交易權利設定問題的基礎上，“交易成本經濟學”才有用武之地。
轉軌經濟
2.轉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轉軌經濟學往往也從西方經濟學中汲取營養。比如借鑑西方經濟學的均衡概念，帕累托效應等概念，以及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動態分析等範式。但是西方經濟學本身並不能給出轉軌經濟學的理論結論。西方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學問，而轉軌經濟學是研究從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到另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轉變的學問。
3.轉軌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過程中各種制度的價值，不同制度績效的對比以及制度變遷的基本理論。這些問題都是轉軌經濟學無法迴避的問題。但是轉軌經濟學不同於制度經濟學之處就在於轉軌經濟學研究的是特定的制度變遷，就是中央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而制度經濟學可以包含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所有的制度變遷。因此，轉軌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相比，研究對象更加具體，兩者可以相互借鑑和相互印證。
主要內容
從以上比較中可以看出，轉軌經濟學只有把自己嚴格界定為研究從中央計畫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過程，才可以將自身與其他經濟學科區分開來，從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這一思路出發，轉軌經濟學應當重點研究以下基本內容。
2.經濟轉軌的不同模式及其利弊。激進式改革與漸進式改革，都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也都與轉軌初期不同國家面臨的約束條件密切相關。但是不同模式對經濟政策的取向和轉軌路徑的選擇有較大的區別，轉軌經濟學應予以科學的解釋。
3.經濟轉軌的基本動力。轉軌過程必然伴隨不同利益群體的形成，這些利益群體對經濟轉軌有不同的預期，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均會採取支持轉軌或者反對轉軌的態度，因此最終影響轉軌的發展進程。轉軌經濟學必須從利益結構變化出發，給出轉軌過程中基本動力的動態分析。
4.轉軌過程中的制度安排及其成因。實踐證明，即使是激進轉軌也不能一次達到理想中的制度形式，也需要設定若干箇中期目標，逐漸過渡到最終目標。這些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往往會是轉軌取得成功的關鍵，轉軌經濟學必須給出自己的解釋。
6.經濟轉軌與經濟結構變動和經濟績效、社會發展、文化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轉軌過程中，經濟績效、社會發展的態勢不同，對文化的影響也不同。而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反過來也會影響轉軌的實際進程。轉軌經濟學必須能夠揭示這些規律。
研究思路
單視角研究思路
1.由新古典理論到制度演進學派的研究方法
由新古典理論推導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以及不斷修正中的制度—演進學派的“後華盛頓共識”（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一直是主流的研究方法。“華盛頓共識”最初是針對20世紀80年代拉美金融危機的解決方案（St iglitz ）[19]，是針對市場機制已經建立但市場關係扭曲的解決方案，強調通過價格自由化、緊縮貨幣政策和平衡預算以穩定巨觀經濟、國有企業私有化等主要經濟指標的變動來觀察市場體系被矯正的情況，Williamson[20]將其歸納為10個要素。其隱含邏輯是只要這些指標好轉，市場機制的效率就能得到發揮。當套用於轉軌設計時，這種基於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轉軌思路是希望通過大規模、迅速、全面地建立一套西方式的遊戲規則體系，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在套用於東歐和前蘇聯轉軌實踐並遭遇失敗後，其研究的背景調整為針對市場體系缺失條件下的建設，著眼於描述市場制度的構成要素。“共識”的內容也在不斷豐富和修正中，Williamson[21]曾在原來的基礎上新增了10條內容；Kolodko[15]在指責“華盛頓共識”必然導致的“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acuum）後（註：良好的財政狀況，低通貨膨脹、穩定的匯率以及金融市場的平穩只是經濟政策的手段，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生活標準的提高才是它們的目標。但是在執行這些政策的幾年後，轉軌國家並沒有獲得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人民生活標準的提高。一些重要的改變，如私有化和自由化都僅僅是工具，而不是目標。
時常將這些工具的變化過程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即使不是最終的目標，也是十分奇怪的。過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到了假設中能夠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和競爭力的手段上，而不是它們實施的結果，這種偏見導致了政策的扭曲，使工具變成了目標本身，忽視了最終目標對於實際經濟的影響。（見參考文獻[15]）），提出了8個要素在轉軌中的作用，著重強調了制度建設在轉軌中的重要性。Stiglitz[19]指出“後華盛頓共識”必須採用更加廣泛的工具以實現更加寬泛的目標，即不能僅以GDP 的增長來衡量轉軌，而應該尋求包括健康與教育在內的生活標準的提高；尋求包括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在內的持續發展；尋求社會上所有集團分享成果的均衡發展；尋求使居民能夠以多種方式參與和影響政策決策過程的民主的發展。
從“華盛頓共識”到“後華盛頓共識”雖然體現著轉軌經濟研究架構的逐步完善和理論支撐的逐步綜合，但總體來說研究視角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其中主要的局限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古典理論及制度—演進學派理論自身對市場制度認知的不足，成為轉軌經濟研究的直接制約條件；二是轉軌過程和目標的總和不確定性決定了這種設計思路潛在的極大風險（註：“在總和的和個別的層面上，結果的不確定性都是轉型的關鍵特徵。……我們必須承認轉型經濟走向並將收斂於其中的資本主義模型並不一定是清晰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的爭論很自然地轉變為對轉型的爭論。更重要的是，即使轉型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也沒有公認的理論說明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轉型結果存在著巨大的總和不確定性，迄今為止這些國家的經驗並沒減少人們所感到的不確定性。”“由於總體不確定性的存在，轉型從來就沒有路線圖。”（熱若爾·羅蘭：《轉型與經濟學》，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5、27頁））。轉軌的一般性目標雖然是市場經濟制度，但具體到一個轉軌經濟體未來發展成為怎樣一種市場經濟制度，則難以有統一的模式，更沒有完整的設計；而且即使可以做到這些，比如以美國模式為終極目標，如何保證這一目標模式的建立必然會給特定的轉軌經濟體帶來美國那樣的效率，本身又是不確定的（註：“實際上，沒有人確切知道這個轉型會轉多久，也沒有人確切知道已經開始的國家是否最終能夠轉化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其他國家的制度不能輕而易舉地照搬成模仿。生搬硬套可能產生預想不到的後果。……並不一定存在把成功的資本主義制度簡單照搬的制度上的捷徑。”（熱若爾·羅蘭：《轉型與經濟學》，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頁））；再退一步講，即使上述條件都能做到，如何通過設定的程式完成這一過程，其不確定性將會更大（註：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並不是為新的組織和制度發現目標設計，而是轉軌的過程將實現這些目標。因此，這一最難問題的回答並不是應該如何尋找和致力於真正的目標，而是如何作到由此及彼。（見參考文獻[15]））。而當這些因素都能夠恰當滿足的時候，適用的研究方法必然早已不是“共識”所設定的內容。
2.激進與漸進的研究方法
由於有前述的基本假定，轉軌被認為越快實現效果越好，速度成為評價轉軌效果的主要指標。這種方法由於過於現象化，其實際套用具有相當高的不穩定性和不適用性。更重要的是由於這種方法是基於新古典理論對現實的簡單抽象得出的，新古典方法的失敗本身就是對速度原則的否定。
從研究的分化來看，薩克斯等大爆炸方式的支持者認為應當同時、迅速地推進所有改革，錢穎一、麥金農、羅蘭等漸進主義方式的支持者強調改革的循序漸進，另外還有科爾內等人強調在某些領域實施大爆炸、某些領域推行漸進主義的重要性。[13]從實踐的多樣性來看，中國、越南、匈牙利等國的轉軌具有漸進特徵，其他國家則在總體上遵循了激進的策略。但具體的情況又並非完全如此。比如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在1991—1995年政治上受阻後事實上採取了漸進的方式進行；捷克、俄羅斯在初期實施大爆炸後，其結構重組和穩定化政策也採取了相對漸進的方式；中國的轉軌總體上以漸進的方式推進，但在局部領域和特定階段也有激進的措施和策略（註：鄧小平在談到1984—1988年經濟快速發展與1989—1991年治理整頓的關係時，有這樣一段評價：“但是怎樣全面地來看那五年的加速發展？那五年的加速發展，也可以稱作一種飛躍，但與‘大躍進’不同，沒有傷害整個發展的機體、機制。那五年的加速發展功勞不小，這是我的評價。治理整頓有成績，但評價功勞，只算穩的功勞，還是那五年加速發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個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整個經濟上了一個台階，後來三年治理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後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6—377頁，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在經歷了第一階段轉軌的實踐檢驗後，關於激進與漸進的判斷更有了較大的變化。由於制度建設（instit ution building ）是一個基於新的組織、法律建設和經濟主體行為變化的漸進過程，轉軌已逐漸被認為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15]但是在局部領域可以有漸進與激進的劃分，如大部分轉軌國家的自由化是以激進方式實施的，而所有轉軌國家的企業重組大都安排在轉軌的中後期，且都以漸進的方式來實施。這樣的實踐與認識實際上意味著激進、漸進的二分法本身已不能再作為評價轉軌效果的標準。
3.憲政與非憲政的研究方法
將經濟轉軌與政治體制的變革聯繫起來，認為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18]經濟轉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種模式一直是西方經濟理論研究的主流和轉軌國家實踐的主流，他們對“轉軌”（Transition）、“改革”（Reform）和“轉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進行了嚴格區別（註：所謂“轉軌”（Transition），是指以前的傳統模式完全被另外一個不同性質的模式所取代的社會經濟性質發生變化的過程，其顯著特點不僅在於大規模的市場化，而且在於壓倒一切的私有化、自由民主和全面的世界經濟一體化。“改革”（Reform）只被認為是不改變以前傳統模式性質的前提下對其體制的某些不當之處進行的改動：“轉型”（Transformation）只被看作是一個相對短期的更側重於經濟體制或制度迅速轉變的概念。（劇錦文：《世界經濟大轉軌中的轉軌經濟學》，《經濟學訊息報》，1997年1月31日）），並在國際通行的統計口徑上作了區分。在此基礎上，Kornai[17]提出了“體制的特殊品性”的概念，這一概念以“政治力量特徵”為首的五要素組成，認定只有政治轉軌方面的“基礎性特徵”變革成功了，屬於經濟機制變革方面的“非基礎性特徵”才有實現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轉軌決定經濟轉軌的研究模式。科勒德克[4]則將原實行計畫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體制的變革實踐劃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由“有限的經濟變化/嚴格限制的政治變革”為特徵的市場改革，是有意設計（有組織）、漸進主義的；一類是由“經濟/政治發生根本性變化”為特徵的向市場轉軌，是合乎規範的、以偶然所為（無序的）實現自由化和巨觀經濟穩定的。有學者[22]則認為中國成功的經濟改革已經向將憲政秩序轉軌作為經濟改革的根本的觀點提出了挑戰。
4.成本—收益的研究方法
中國學者對這一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有意思的是，這種研究在貢獻於成本—收益方法的同時，也對其局限性提出了質疑。
中國的實踐首先使傳統的成本—收益分析由沒有過程的時點概念轉向針對轉軌經濟過程中累積效應的研究，從而證明至少在短期內適宜的路徑選擇與次序最佳化是存在的。“休克療法”的理論基礎是只要新制度帶來的收益超過舊制度的收益，轉軌就會發生，是關於時點A與時點B 的制度收益的靜態描述。這種觀點也被中國學者稱為“利益分配無關論”。[12]但是中國的改革實踐表明，一個能夠帶來資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未必能使每個當事人的福利狀況都有所改善，至少在短期是這樣，利益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實際的制度變遷在本質上具有利益衝突的內涵。盛洪等[12]人提出了轉軌過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則，以此探討路徑選擇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進一步提出，轉軌過程中除了成本外，應該還有收益的存在，轉軌路徑的選擇應該取決於過渡性制度安排在各個時點所帶來的收益累積與成本累積的差額。[2]這樣的分析仍可根據轉軌實踐的提出進一步細化和修正。
但是就轉軌全過程來考察，是否存在長期的成本—收益分析和路徑優劣問題，目前的成本—收益方法還難以做出解答。以中國的轉軌過程來看，改革的前20年政府的主要目標是下放傳統計畫經濟體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權力和利益，一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各級，一部分則下放給市場中各個利益主體，隨著權力配置資源模式的被突破，相應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權利也分解到更多的主體身上。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放權讓利”。市場化的運作機制隨著利益主體經營權和剩餘索取權的落實而逐步形成，微觀經濟獲得了少有的活力，經濟成長與體制轉軌也因此而獲得了持續的推動。在這之後而至今的過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標開始轉向集中下放傳統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各種責任。比如包括職工下崗、養老、醫療在內的社會保障的責任，比如職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責任。這些責任不放下去，國有企業的問題就無法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還會增加，一些競爭性商品與服務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門以較低的效率來提供。而下放責任的政策取向對經濟成長和體制轉軌而言，意味著政府、企業、家庭三者之間一次新的利益關係的調整。與前一階段相比，這種利益調整的方向可能會是逆向的，至少是複雜的。一些學者因此認為斷言中國改革成功還為時尚早。[6]與此對應的是“轉型性衰退”（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16]的說法，即認為俄羅斯等國在轉軌初期的衰退是難免的，一旦新制度建立，效率會立即顯現出來，長期績效孰優孰劣還很難判定。
中國經濟轉軌實踐本身似乎也對成本—收益方法提出了質疑。已有的實踐表明，轉軌並不總是通過成本—收益的比較決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是從總結自身在建國後前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邁出第一步的，轉軌過程中特別是轉軌初期的很多創新都是根植於本土的，有的在過去都有過思索、爭論和實踐，有著其內在的延續性和繼承性。農村大包乾根源於1962年的“包產到戶”，價格雙軌制也曾在“一五”公私合營期間和60年代初困難時期兩次推行。轉軌最根本的動力應該來自於政府在一定前提下允許企業、個人等以自身利益增長為目標的行為或活動，以及政府不斷為其創造條件和改善條件的行動。除此之外，轉軌的具體路徑是因各經濟體的差異而多樣化的。
總體來看轉軌經濟的單視角研究思路，主要是基於市場是導致資源配置最大化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最有效機制的判斷。這種判斷被先人為主的設計觀點主導後容易導致三個認識上的誤區：（1）目的與手段的倒置（註：儘管巨觀穩定很重要，例如，通貨膨脹並不總是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是穩健的巨觀經濟政策的關鍵部分，但它們並不是目標本身。它們是手段，以最終實現一個較少扭曲、富有競爭力和效率的市場，並以有效的監管和競爭性的政策作為輔助。（見參考文獻[19]）），即只要建立了市場機制，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的目標就會自動實現。（2）不需要過程的變革，即越迅速地完成轉軌越有利於減小成本，過程是沒有意義的反覆。（3）以政治制度變革主導轉軌進程，即私有制是與市場機制最適合的效率組織形式。這三個誤區程度不同地形成和影響了上述4種研究方法中的3種。中國學者對轉軌研究的可貴之處在於重視過程的研究，認識到轉軌過程中的兩種制度安排除了對立的一面以外，還有可兼容的一面，[12]對立與兼容都是轉軌可以利用的方面，也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基礎和實踐路徑的依賴。轉軌所追求的效率改進和必然帶來的利益調整是過程中的兩個側面。把改革過程中的利益衝突作為改革成本的度量，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舊的制度安排所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改善則是這一改革的收益。由於有績效概念，這種研究方法使得過程的選擇與評價成為轉軌可以持續進行的依據，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手段與目的的正確定位。這種研究已遠遠超出了新古典理論對兩種制度簡單的價值判斷，因此與實際更為貼近，也更具指導性。
雙視角研究思路的摸索
轉軌經濟研究的雙視角思路，是指將經濟體制的轉軌與發展階段的轉型同時作為這一特殊經濟形態的考察對象，並且研究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此尋求對經濟運行的總體評價。這種研究思路的形成是基於如下判斷：制度選擇和發展階段之間存在契合關係。幾乎所有的前社會主義國家（或稱計畫經濟國家）在轉軌前都處於較低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計畫體制無法通過效率帶來發展水平的迅速、持續提高。轉軌就因此具有了通過制度選擇改善發展的激勵條件的含義，發展也同時對制度形成反作用。
當制度模式與發展模式的契合沒有完成、定型時，轉軌過程中的二者就處於動態和不確定的狀態，二者同時受到重視並匹配得當時，經濟運行績效就比較明顯、全面，反之則可能帶來矛盾的累積和結構性失衡。
迄今為止關於雙視角的研究都還處在由實踐感受引致的自發摸索中，沒有成形的體系，甚至沒有準確的界定。比如對“轉軌”和“轉型”概念的混用，“轉型”經常既被用作體制轉軌的含義，也被用作發展階段轉型的含義。這種混用表明我們對兩個視角的界定和相互關係的認識還是模糊不清的，誤用、替代、簡單化和以偏概全的觀點時常出現。
據筆者掌握的資料，雙視角的最初摸索似乎始於單視角研究受挫和深化過程中的自然演化。證據之一是在西方學者都固守於新古典理論原則時，斯蒂格利茨對轉軌經濟的研究則從更多理解中國轉軌實踐的合理性和更深理解市場制度內涵的角度展開，其中隱含了關注轉軌、關注發展的內容。比如他將成功市場制度的特徵概括為產權和競爭，從一般化意義上對中國樣本與其他樣本之間的差異進行區分，即大多數國家強調產權，中國強調競爭。大多數國家不重視經濟組織機構即“組織與社會資本”，中國採取逐步發展的過渡在改革中轉變了經濟組織機構。比如他認為原社會主義國家終結變革過程的前提，是以新的福利契約機制替代舊的福利機制，最終把過去政府與全體公民之間事實上存在的社會契約“轉化”掉，而這一過程的完成必須考慮到發展方面的制約。[14]證據之二是中國學者關於成本—收益研究方法的深化，當這種方法被用於轉軌過程的績效考察時，節約成本和擴大收益都必然會受到發展因素的制約，都不得不考慮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條件。這種路徑探索也被描述為從“非帕累托改變”向“帕累托改進”的轉化過程。[1]其中隱含的就有發展水平對轉軌速度、路徑制約的考慮。
具有比較明顯雙視角特徵的思路是“轉型發展”的研究方法。其主要觀點是不能夠孤立地設計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也不能夠按照常規實施對變革中經濟的巨觀調控，必須考慮二者的相互制約關係。系統闡述這一見解的代表性著作是厲以寧的《轉型發展理論》。這裡的“轉型”與轉軌同義，發展則指經濟發展階段。他認為中國是一個轉型的開發中國家，轉型是指中國正在從計畫經濟體制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是指中國正在從不發達狀態邁向現代化。正是由於轉型與發展這兩項任務結合在一起，中國所遇到的問題。尤其錯綜複雜，這裡既有轉型中的問題，又有發展中的問題。[4]這樣的認識是開拓性的。從學科背景來講，不僅指出了發展經濟學較少涉及轉軌特徵的發展問題，還同時批評了以轉軌解釋一切現象的單視角研究方法，間接地指出了一些轉軌實踐與預期背離而又得不到解釋的根源。從理論主張上來看，他似乎傾向於將轉型發展作為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在發展經濟學的框架內補入轉軌的條件以求完善（註：厲以寧是從“迄今為止，發展經濟學還沒有把轉型發展問題作為重點研究的課題”和“有些著作中涉及到類似問題，但大都比較膚淺”的現狀引出這一番闡述的。所謂兩個研究領域和兩個學科，是指研究發展問題被看成是發展經濟學的任務；研究轉型問題被看成是比較經濟學或比較體制經濟學的任務。厲以寧指出，從轉型開發中國家具有明顯特點的方面看，至少有四個問題對轉型發展研究十分必要而在一般經濟學著作中並沒有仔細分析的：（1）資本形成；（2）人力資本形成；（3）市場化；（4）企業家的成長。（厲以寧：《轉型發展理論》，同心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1—2頁，第18—77頁）），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轉軌經濟研究還比較零散、簡單的歷史背景。周振華對“增長轉型”的研究則是以體制轉軌為約束條件，研究狹義的發展問題，只是這裡的“轉型”是指增長方式或發展方式的轉換（註：他在導論中對轉型的描述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實際增長方式的差異構成了不同總體特徵反映的類型。但從理論上講，增長方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劃分，沒有統一的格式。
例如從需求的角度，可以劃分為以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方式或外向型增長方式；從供給的角度，可以劃分為外延增長方式與內涵型增長方式；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則可以劃分為粗放型增長方式與集約型增長方式。而選擇哪種角度來劃分增長方式的類型，完全取決於其研究的內容及其需要。“（周振華：《增長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頁））。這種研究以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開始登上了一個”新台階“為背景，依次分析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問題的緊迫性、巨觀有利條件、制約因素，最後闡明了實施增長轉型的路徑選擇。以後的研究中”轉軌“與”發展“逐漸成為可接受的共識，經常被用於對同一問題的解釋。但是轉型發展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彆強調兩個方面，或者更多地將發展作為一個背景，強調轉軌中重大問題的解決次序，或者更多地將轉軌作為一個背景，強調發展戰略必須考慮的特殊條件，缺乏關於二者內在聯繫的研究，更沒有考慮從這一類特殊經濟體、特殊經濟形態的角度來考察約束條件下的體制轉軌與發展轉型的動態過程，創立和形成轉軌經濟的一般理論。在實踐和對策研究中，二者的使用更顯隨意，有時甚至被用作對難以解釋的問題或政策進行搪塞的藉口。
近期的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方法，是加藤弘之提出的“雙重轉型”思路。[3]他定義的雙重轉型是指從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從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並存的狀態。從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可以理解為體制轉軌，從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指從“市場未發達”階段向發達的市場階段轉變，可以理解為發展轉型。
加藤弘之認為中國經濟轉軌面對的任務並不單純，體制轉軌並非是純而又純的體制形態轉變，還要受到別的轉變條件的制約，使轉軌不能按照改革方案預先設計的路線前進，由此引起了將發展指標與改革指標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的思考，這是很有創新意義的。但在接下來的分析中，加藤弘之基本上將雙重轉型研究局限於市場培育和市場化程度的刻畫上，他對“雙重轉型”的定量分析指標有兩類：一類是用產業結構的變化考察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展，將第一次產業視為傳統部門的代表，第二、第三次產業視為現代部門的代表。一類是用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考察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進展，將現代部門分為計畫部門與市場部門，再將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歸為計畫部門，城市其他所有制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自營業、從事農業勞動以外的農村勞力（包括鄉鎮企業職工）歸為市場部門。這樣的分析方法既粗略又狹隘，把雙重轉型問題局限於簡單的市場化進展的解釋中，缺乏科學性。
雙視角研究思路摸索過程中的這種混用和隨意性反映出其作為方法論還很不成熟：第一，我們很難從以上的研究中看到清晰、穩定的理論基礎和學科背景作支撐；第二，轉軌經濟還沒有形成以理論和學科為背景的關於轉軌經濟研究的一般性方法；第三，在轉軌、轉型的混用中，研究者還沒有在特定歷史階段中考察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作用與反作用，也還沒有自覺地將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問題納入轉軌、轉型的雙視角框架下來進行解釋。
雙視角研究思路
雙視角研究思路的創新首先應從概念的界定著手。本文用“轉軌”來定義經濟體制的變革，用“轉型”來定義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當二者同時出現在轉軌這樣一個特定階段和特定經濟形態中時，將其主要特徵概括為“轉軌—轉型”（Transition-T ransformation）經濟。這樣的定義意味著，這一特定階段的經濟運行既受到體制轉軌的制約，也受到發展轉型的制約；發展層面的轉型問題與體制層面的轉軌問題構成矛盾運動的複雜關係，正確理解這些關係至關重要；轉軌制約與轉型制約在動態過程中，可能存在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轉化；對選擇不同路徑的轉軌國家來說，路徑差異而導致的效率差異可能與“轉軌—轉型”矛盾的處理有關。按照以上定義，“轉軌—轉型”經濟研究的理論基礎或學科背景將主要集中在發展經濟學與轉軌經濟學兩大體系（見表1）：資料來源：譚崇台主編：《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頁；張卓元主編：《政治經濟學百科全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994—996頁；陳甬軍：《過渡經濟的本質與中國經濟改革的走向》，《中國經濟問題》2000年第6期，第1—9頁；熱若爾·羅蘭：《轉型與經濟學》，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4頁。
發展經濟學與轉軌經濟學研究內容的簡單例舉
發展經濟學與轉軌經濟學研究內容的簡單例舉但是實際的研究過程並不是對兩大體系的簡單搬用或任意複製，而必須在“轉軌—轉型”經濟的特定條件下研究二者的互動關係，以及由此帶來的對績效的影響。一個直觀的判斷是，“轉軌—轉型”經濟從體制轉軌角度而言，遠遠超出了諾斯等新制度經濟學派關於制度變遷的一般概括，它既不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也不是同一經濟制度下的體現為規則、行為規範等關係的變化，[8]而是一個經濟運行系統的徹底改變。從發展轉型角度而言，雖然在發展階段的演進上同樣存在著羅斯托[9]所描述的類似特徵，大多數轉軌國家都還處在為經濟起飛創造條件或起飛初期的階段，但形成這些階段的制度背景並不是他從資本主義發展史理出的線索，而是有社會主義特定歷史階段的作用。因此在中國、前蘇聯的資源配置和工業化過程中，都有著獨特的實現方式，形成了獨特的固化結構。而當這兩方面的特異性共存於“轉軌—轉型”經濟中時，如何通過轉軌推動轉型、如何通過轉型推動轉軌就成了特定條件下的特定問題。這樣的特異性實際上是由“轉軌—轉型”居於“計畫—轉型”到“市場—轉型”的中間階段所決定的。“計畫—轉型”經濟在過去的實踐中已經證明無法實現預期的持續的效率增長，在體制選擇和發展階段之間難以形成良好的匹配關係：“市場—轉型”經濟在已有的實踐中已經證明其效率優於“計畫—轉型”經濟，這也是轉軌的動因所在。但在兩種模式轉換的中間狀態，即“轉軌—轉型”經濟中，最大的難點在於要通過尚不確定、尚不完善的體制推動轉型，要通過發展轉型為轉軌提供外部環境和動力。這一過程用我們習慣的思維方式解釋，就是要通過對過去超前的體制的“後退”行動、逆向生成市場體制，以推動發展階段有效率地順向演進。[10]這樣的分析表明，體制與發展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一元線性的，其契合的過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既不能象新古典理論那樣簡單地設計對應關係，也不能將轉換過程的重要性簡單地忽略。“轉軌—轉型”雙視角研究的創新意義至少包括：（1）有利於在過程中校正目標與手段錯位或倒置的問題。（2）有利於降低對目標模式簡單設定所帶來的總和不確定性。（3）有利於降低轉軌過程中路徑選擇的不確定性。
將“轉軌—轉型”雙視角研究思路套用於現實問題的分析，並通過對現實問題的研究推進現有理論的融合和一般性方法的歸納，是創新必須的過程。事實上中國20多年的轉軌實踐已經提供了豐富的案例。比如在改革初期農村和城市的制度創新較好地突破了資本稀缺方面的約束，在轉軌取得進展的同時也推動了經濟發展。這一轉軌過程的績效也可以同時用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11]其大致過程是：（1）按照納克斯的分析，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緩慢、長期難以擺脫困境的原因在於“低收入”水平的制約，這既是供給方面低儲蓄、資本短缺、生產率低下之因，也是需求方面低購買力、投資引誘不足之因，供給與需求受此制約而陷入惡性循環。解決的辦法一是外部資本注入，二是內部強迫儲蓄。[7]（2）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擺脫國民經濟徘徊局面時，家庭部門的收入狀況是：197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31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133.6元。收入之低已接近底線，沒有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和走出惡性循環的條件，政府除通過財政讓利點燃民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別無選擇。實際的經濟啟動採取了通過財政收入超分配以提高家庭企業部門收入水平的結構性調整，來墊高低收入形成的“瓶頸”，突破惡性循環。（3）財政退讓策略啟動和支撐這一階段改革的邏輯順序為：財政讓利在分配領域的突破帶來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個人、企業的利益得到認可和增長，脫離計畫控制的貨幣剩餘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的出現，並自動創造了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儲蓄動機與投資動機導致金融地位凸顯，金融的成長又反過來推動儲蓄—投資的轉化→由分配領域發動的這一系列改革，還伴隨著計畫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環節的必然修補，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商品交換的基礎關係得以建立，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反作用於生產過程，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經濟運行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貨幣資本化所帶來的資本運動不斷擴張，以市場配置資源、以資本再生產推動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逐步確立。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階段，轉軌與轉型形成了相互激勵的局面，只要保持一定的經濟成長速度，基本上就可以自動解決其它方面的發展問題（如失業等），這一階段針對現實的經濟學研究也形成一個高潮，[12]研究工具的解析力較強。但以後的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在效率增進的同時，比改革初始狀態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大得多的兩極分化就是一個突出問題。目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二元結構”問題顯然已經不是發展經濟學中的一般理解，而是在特定體制背景下變異後的多“二元”構成，它至少包括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農村與農村之間的，以及轉軌過程中同一區域內部因改革次序與進度不同而出現的職業之間、所有制之間、產業之間等多種情況的利益分化導致的“二元”，反映了改革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特徵和結構性矛盾，是特定的改革與發展戰略的伴生品。與此相關的還有分配不公、社會保障體系缺位、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都屬於發展轉型的範疇。雖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經濟成長仍然保持了較快的速度，但增長已無法自動解決這些發展問題，而是形成了速度與矛盾累積相伴隨的局面。2002年下半年以來經濟成長提速和消費矛盾突出的現象同時出現、經濟一冷一熱的現象並存，儘管有人用總量增長與結構性矛盾突出來解釋，但總量與結構的一般性劃分不利於對矛盾的性質缺乏清晰的判斷。
用“轉軌—轉型”雙視角思路來分析，中國改革過程中兩個階段經濟運行績效的反差說明：單純以轉軌績效為目標的經濟成長過程並不必然帶來發展問題的自動解決，轉軌評價的單一思路會導致發展問題的激化，而發展方面的問題又會反過來明顯制約增長的效果和轉軌的繼續推進。同時，十六大以來對統籌發展的全面強調、對經濟運行績效考察指標的矯正都反映了對現實情況認識的深化、對實踐觀的重新把握。這些方面上升到理論層面就應該是重新構建“轉軌—轉型”的分析方法，研究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本文借事說理，旨在強調研究思路創新的必要性，因此在一般性理論的歸納上仍然是粗略的、不系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