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三國魏嵇康，阮籍提出的哲學美學命題。意指超越儒家的各種倫理綱常束縛，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釋私論》：“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在魏晉名教與自然之辯中，嵇康雅好老莊，鄙視世俗，放逸山林，以近似狂蝟之態度，“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棄“名教”而獨舉“自然”，實際上是放棄違逆自然人性的“名教”，但對符合人性積極進取的“名教”精神則有所保留。阮籍亦持此論，在《大人先生傳》中指出“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者，何也？由“六經”所定之典章、名教也。兩者皆提倡順應自然本性，不顧及社會的清規戒律，不理會社會的褒貶評價，這即為“心無措乎是非”，即使顯為怪誕，亦是性情所具．這種自然觀直接影響了他們的音樂美學思想，同時對魏晉山水畫、遊仙詩的興起、放誕逍遙審美人格的形成皆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