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東北蘇區

閩浙贛蘇區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六大蘇區之一。這塊根據地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項建設上生氣勃勃,就是工會工作也是獨樹一幟,因而被毛澤東譽為“蘇維埃模範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贛東北蘇區
  • 基本信息:閩浙贛蘇區是第二次國內革命
  • 組織建設:閩浙贛蘇區一經創立,
  • 革命戰爭:當年在蘇區黨和方誌敏
基本信息,工會的組織建設,大規模參加革命戰爭,蘇區的經濟建設,對工人的領導和關懷,反圍剿戰鬥,

基本信息

弋陽縣檔案館發現了4張土地革命時期閩浙贛省的工會會員證,該證長16CM,寬12CM,白細布,紅色石版印刷,毛筆填寫,蓋頭為《閩浙贛省工會會員證》,該證有七個欄目的填寫內容:姓名、性別、年齡、哪裡人、哪種工會的會員、加入工會的時間、發證日期。蓋尾為該證號碼,加蓋有省總工會的圓形公章和省總工會委員長余漢朝的私章。從填寫的內容來看,這些會員都是弋陽縣六區、四區(今弋陽縣中畈鄉、灣里鄉)人,其中有僱農、手工業工人,發證時間有1933年的,也有1932年的。

工會的組織建設

閩浙贛蘇區一經創立,工人就有組建工會的願望,但因當地鬥爭環境相當險惡,故而在頭兩年未能如願。1929年10月,信江蘇維埃政府成立,此時全特區8個縣儘管沒有一個統一的工會,但各縣各行業的零星工會早已出現,僅弋陽縣當時就有裁縫工會、店員工會、船工工會。隨著根據地的鞏固擴大,革命形勢相對穩定,工人們要求建工會的願望越來越強烈。1930年3月,在方誌敏同志領導下第二次信江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了信江總工會籌委會,頒布了《工會臨時組織條例》,推薦中共信江特委委員、弋陽船工出身的余漢朝當委員長。
工會組織條例闡明:工會的性質為“團結工人力量,謀本階級利益,實行階級鬥爭的職工團體。”工會的組織機構:省、縣(市)成立總工會,由工人代表大會(每半年召開一次)選舉產生執行委員,下設秘書處,以及組織、宣傳、青工、婦女四部。總工會以下成立各產業工會:城市成立瓷業工會、店員工會、礦業工會、苦力工會(由車夫、轎夫、搬運工組成);鄉村建立僱農工會、手工業工會;江河流域建立船工工會、碼頭工會。工會會員的組成:凡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店員、船工、苦力等出賣勞動力為生者以及鄉村僱農均可參加工會。會員按期交納會費,每人每月三枚銅板。
《工會組織條例》頒布後,各地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單船業工會會員就3000多人。1930年,蘇區內相繼創辦了兵工廠(工人最多時達千餘人)、被服廠、印刷廠、織布廠、煤炭廠、制傘廠、造紙廠,工會會員達10萬餘人。

大規模參加革命戰爭

當年在蘇區黨和方誌敏同志的領導下,閩浙贛的工人運動是圍繞著革命戰爭這一中心任務展開的,工人們參軍參戰,踴躍支前,為了戰爭的勝利,蘇區每次擴紅,工會會員總是爭先恐後參加,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
1930年7月,紅軍攻下景德鎮,就有1000多名瓷業工人參加紅軍,為部隊擴編為紅十軍增添了有生力量。1933年3月在省委、省工會的號召下,500餘工人組織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團,5月1日,又組織了第二個無產階級團。這兩個由工人組成的紅軍團日後成為紅十軍的一部分。
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蘇區的工會會員普遍實行半革命化,由工人組成的工人赤衛隊、水上游擊隊、紅色游擊隊都能單獨作戰。工人武裝更多的是配合紅軍作戰。當年紅軍每攻打一個城鎮,都有工會組織工人充當內應。如奇襲景德鎮、智取上饒、三打弋陽、激戰河口、二進閩北,每次都有工人的配合;同時他們還要做破壞公路、斷敵交通,圍困和拆毀敵碉堡等工作。
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會員們喊出了:“奮鬥,一切為了戰線”的口號。根據地開創之時,紅軍部隊人比槍多,槍比子彈多,槍彈的缺乏對戰爭極為不利。自兵工廠創辦之後,狀況有了極大改變,工人們充分發揮了積極性和創造性,不但造出了步槍、手榴彈,就連機關槍也造了出來,子彈的產量也大大增加。除兵工廠外,各行業工會也利用本行業特點,利用手工作坊製造各種土武器。
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蘇區黨和方誌敏號召蘇區工會組織廣大會員積極參加慰勞紅軍工作。1932年贛東北省委在《紅色五月工作總結》中表揚說:“工人方面慰勞紅軍的工作更為激烈。修械處工人節省一伙食費買東西給紅軍,被服廠工人組成補衣隊替紅軍補衣服,部分剃頭工人自動到軍營為戰士們理髮。這些事實是非常之多。”在農村則由僱農會員替紅軍家屬種田、砍柴。

蘇區的經濟建設

革命戰爭的持久開展,民眾生活的改善,都需要經濟的發展和充裕的財政,閩浙贛蘇區的工人運動在方誌敏的領導下搞得有聲有色,在經濟建設方面也充分表現出來。在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中,僱農工會起了很好的作用。每一村莊分配土地,僱農工會都依照《土地法》的有關規定,結合實際,拿出具體方案,經政府批准後予以實施。僱農工會會員們往往是打破宗教觀念、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的主將。土地還家後,僱農工會帶頭組織生產衝鋒隊、突擊隊,組織生產合作社、貯糧合作社、互濟社。自1930年以來,儘管戰爭極其險惡,但蘇區內“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糧食、豬肉自己吃不完,還大宗大宗地外運,發展對外貿易。同樣蘇區的工業也發展很快,工會組織工人開展卓有成效的勞動競賽。軍工產品逐步適應戰爭的需要,民用產品除醫藥外,像硝鹽、砂糖、瓷器、煤、石灰等日常生產生活用品基本上自給自足,紙張、竹木製品等成批外銷,遠銷上海、杭州等地。由於工會在各條河道上設立了船舶檢查局,每處每年收入大洋達萬元。
就這樣閩浙贛蘇區的工會工作在蘇區黨和方誌敏同志的領導下,蓬蓬勃勃,氣象萬千。方誌敏曾說過:“解決被敵人嚴密封鎖的財政問題,解決經過八九年戰爭的財政問題……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特別新的辦法去解決的,表現出蘇維埃驚人的創造力量。”

對工人的領導和關懷

蘇區黨和方誌敏同志對工會工作非常重視,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條例和決議,對工會的性質、組織、任務、鬥爭都作了明確的闡述,規定:省、縣各工會的委員長由工人出身的黨員擔任,他們也是同級黨委委員、政府執委(青工部負責人則參加同級團委)。如贛東北蘇區工人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餘漢朝便是船工出身。余漢朝是弋陽余家塢人,1926年初入黨,大革命時期擔任弋陽黨委常委,蘇維埃政府主席團成員,政府執委兼勞動部長,中共信江特委書記。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兩次當選中華蘇維埃政府執委,也是共和國開國將軍吳克華(原廣州軍區司令員)、汪東興(原中央辦公廳主任)的革命引路人。1935年7月在橫豐上坑源被敵包圍,英勇犧牲。
為了更好地團結工人,卓有成效地開展工會工作,各級工會還普遍創辦了工人俱樂部,通過出板報、壁報和演文明戲等形式豐富工人的業餘生活。在這裡,除了政治學習、文體活動外,還有文化學習。為此,省總工會會同教育部編印了《工農讀本》,這樣蘇區許多工會會員都摘掉了文盲帽子。
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勞動保護法》和《關於蘇維埃的職工問題決定案》明確規定: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夜班工資要比日間多;各種革命紀念日休息,工資照發;女工須受特別保護,女工產假休息二個月工資照發;對於工人衛生和疾病,工廠負責保護;實行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工會中設救濟委員會、職業介紹部,對失業工人蘇維埃政府應分田給其耕種。
1932年頒布的《土地稅收法》規定:“工人、僱農免其本人納稅。”省政府還興辦了工人療養院,對於因戰爭、因工致傷的工人和勞模實行休假療養,工人們享受到了實際利益,充分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是民眾的大救星,要保衛勝利果實,只有鐵下一條心,永遠跟著共產黨。
1933年5月1日,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這一天以省蘇執委、僱農總工會黃萬生為團長的閩浙贛省工會代表團20多名代表受到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等的親切接見。

反圍剿戰鬥

在對閩浙贛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反動派動用了大量的兵力。陳調元部由安徽自北而南,俞濟時部由浙江自東而西,與原駐上饒、廣豐、鉛山的梁立柱部,以及在餘江、萬年一帶的駐軍,採取“穩紮穩打,碉堡推進”的戰略,以橫峰和葛源為合圍中心,從四面八方圍攻贛東北蘇區。
民國23年7月,紅七軍從中央蘇區出發北上抗日。10月,在德興縣重溪與紅十軍會師,共同組成紅十軍團,由方誌敏率領,離開根據地繼續北上,只留下一個紅三十師及各縣游擊隊,在根據地堅持鬥爭。
自老鴉尖、茗洋關、溪工鎮、大王渡、油筒石、豬頭山等相繼失守後,敵軍於5月23日攻占了橫峯縣城,11月28日又攻占了葛源,至民國23年底,全縣大部分蘇區失陷。
蘇區失陷後,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閩浙贛省委將地方黨政組織及革命團體分散,轉為秘密活動,同時成立精幹連,開展游擊戰爭。省軍區司令員唐在剛和省軍區參謀長鄒琦,省蘇維埃裁判部長徐炎榮、紅三十師政委黃富武等,在葛源、篁村、槎源塢一帶領導遊擊戰爭,並成立弋、德、橫中心區委和葛源戰區。各地游擊隊有時化整為零,有時集零為整,埋地雷,炸碉堡,打伏擊,搞突襲,相機消滅占領蘇區敵人的有生力量。只有32條槍的葛源游擊隊,曾奇襲敵人重兵駐守的葛源鎮。游擊隊的偵察員王貴泉,多次潛入敵人的巢穴摸情況,殺壞蛋。上坑源游擊隊,多次伏擊“清鄉”隊,打得敵人棄械而逃。
民國24年8月,中共樂河特委書記程伯謙,帶領游擊隊,活動到磨盤山地區,先後摧毀敵人在清溪嶺和槎源塢的炮台,襲擊了葛源鎮。民國25年4月,弋、橫、上、德中心縣委成立後,設弋德、葛源、上饒三個中心區,擴大了游擊隊的活動範圍。民國26年,中心縣委游擊隊有90多人,加上縣、區游擊隊,兵力共四五百人,組成了贛東北工農游擊大隊,裴普山任司令員,楊文翰任政治委員,下轄三縣嶺、磨盤山、懷玉山3個支隊。這支游擊隊,一直堅持到40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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