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濟時（1904—1990），字良楨，浙江奉化縣城奉南村人。早年投奔到族叔——黃埔軍官學校軍需處長俞飛鵬處，得保薦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留任蔣介石侍衛。
歷任警衛第一師師長、八十八師師長、浙江省保全處長、58師師長。1937年王耀武的51師與俞濟時的58師合併組建了第74軍，任七十四軍第一任軍長。
1942年任蔣介石侍衛長，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等職。期間，隨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抗戰勝利後，歷任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幹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總統府第三局局長。1949年去台灣，歷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總務主任、侍衛長，1990年於台北逝世。
著有《時代新軍人應有之修養》、《孫子之戰術戰略思想采微》等。
基本介紹
人物介紹,人物生平,人物軼事,薛岳奇電,失寵內幕,人物年曆,影視形象,
人物介紹
早年在縣城永豐店當學徒，1921年在慈北鳴鶴場當民信局信差，次年任福建浦城縣政府庶務。後投身到族叔、黃埔軍官學校軍需處長俞飛鵬處，得保薦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留任蔣介石侍衛。1926年任侍衛大隊排長、連長。次年，侍衛大隊擴大為警衛團，任營長、團長。1928年復擴為警衛第一旅，任旅長兼南京警備司令。1930年再擴大為師，任警衛第一師師長。
俞濟時
俞濟時抗戰勝利後，歷任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幹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總統府第三局局長。
1949年去台灣，歷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總務主任、侍衛長，“總統府”第二局局長及戰略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1990年逝於台北。
著有《時代新軍人應有之修養》、《孫子之戰術戰略思想采微》等。
人物生平
俞濟時9歲入顯承初級國小，繼入錦溪高等國小，其間曾因目疾輟學。1921年去慈北鳴鶴場，任民信局信差4個月。翌年任福建浦城縣政府庶務。
1924年5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在軍校教導團見習，旋任排長、偵察隊長，參加兩次東征，由少尉升至少校。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師第九團團附、總司令部警衛團第二營中校營長等職。參加北伐。翌年任第一軍第一師第四團上校團長。1928年參加兗州、大漢口戰役。未幾，改任國民政府警衛團少將團長。翌年起任警衛旅長兼代中央憲兵司令、警衛司令部司令兼第一旅旅長等職。1931年12月改任陸軍第八十八師師長。
俞濟時（左一）與張治中、戴戟
俞濟時（左一）與張治中、戴戟1932年1月奉令率師參加凇滬戰役，在廟行鎮、蘊草浜一帶抗擊日軍，因腹部中彈，返後方治療。翌年1月任浙江省保全處長。1934年11月兼任浙贛皖閩邊區“追剿縱隊”司令，率部進攻邊區革命根據地，阻擊方誌敏等領導的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次年7月任陸軍第五十八師師長。11月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36年1月授陸軍中將。
1937年8月升任第七十四軍軍長，率所部參加八一三淞滬會戰，轉戰於青浦、蘇州、武進一帶，繼參加南京保衛戰。
“一·二八事變”爆發後，88師師長俞濟時就致電蔣中正，主動請纓，要求前往上海增援。面對自己的親信愛將的殺敵請求，蔣中正喜在心頭，他回覆說，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果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隨著第五軍成軍，俞濟時的88師歸於張治中的轄制，揮師滬上。俞濟時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廟行血戰，88師防線被突破，俞濟時親率部隊，殺上陣前，腹部受了重傷，腸子穿孔。由此，俞濟時也獲得了國民革命軍的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勳章”一枚。俞濟時撰寫的《“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中，記錄了88師傷亡的人數總計3219人，占到了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1091名勇士壯烈殉國，這個數字還不包括88師獨立旅的傷亡情況。
1938年5月參加河南碭山及蘭封之戰，同7月升第三十六軍團軍團長，調江西參戰。1938年10月，在萬家嶺激戰中，擊潰日軍一個旅團。11月中旬，兼任長沙株洲警備司令，處理長沙大火善後事宜。1939年1月任第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參加南昌會戰。6月調任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參加南潯路會戰，三失高安而復三得。10月調任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1940年1月兼浙江省抗敵自衛團副總司令、代總司令職，8月兼浙東海防總指揮。翌年4月中旬，鎮海、寧波、紹興、海門、溫州等地相繼失陷。
10月奉召赴重慶，派往仰光考察。1942年11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長。翌年兼侍從室第一處副主任，後兼代主任。11月隨侍蔣介石赴埃及出席開羅會議。1944年8月入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第一期受訓。翌年3月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兼任侍衛長及第一處代主任。5月專任侍衛長。11月任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長。1946年9月當選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幹事。翌年7月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1948年1月享受陸軍上將待遇，5月調任總統府第三局局長。1949年1月隨蔣介石退居溪口，4月25日離開奉化，後去台灣。
1949年8月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總務主任，仍任侍衛長職。翌年3月任“總統府”第二局局長及戰略顧問。1951年卸侍衛長職。次年辭第二局局長職。1956年以後，任歷屆“總統府”國策顧問。1990年1月，病故台北。著有《時代新軍人應有之修養》、《孫子之戰術戰略思想采微》及《八十虛度追憶》、《八六述懷》等。
人物軼事
薛岳奇電
“你如兒戲命令，我就兒戲汝命！”薛岳給俞濟時拍了一封中外戰史上恐怕都少有的“奇電”。
1938年7月初，大本營變更華中派遣軍的戰鬥序列，決定調集40萬兵力，各型飛機300餘架，艦艇20餘艘，迅速攻取武漢，迫使國民政府投降。
面對日軍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1938年7月，國民政府軍委會授任蔣介石為武漢保衛戰總指揮，重新將全國劃定為九個戰區，並向各戰區下達了《武漢會戰方針及指導要領》。該《作戰方針》明確指出：以李宗仁第五戰區和陳誠第九戰區的部隊為主力，動員總計約100萬兵力，承擔保衛大武漢的作戰任務。其中，第五戰區的作戰區域主要集中在大別山南北兩麓的豫、皖、鄂三省，下轄孫連仲為總司令的第3兵團和李品仙為總司令的第4兵團；第九戰區的作戰區域在鄂、皖兩省的江南地區及贛、湘兩省的全部，其下轄薛岳為總司令的第1兵團和以張發奎為總司令的第2兵團。
俞濟時
俞濟時第1兵團的防區是長江南岸的江西和湖北地區，74軍隸屬第1兵團指揮，這樣，薛岳把俞濟時從豫東平原又帶到了贛北的崇山峻岭。
武漢保衛戰從安慶打響了。
1938年6月15日，皖省省會安慶失陷，日軍溯江而上，40天內連陷馬壋，彭澤、九江、姑塘，一下子將戰線推到了廬山腳下。
根據日軍的進攻態勢，薛岳將所部之第4軍、8軍、70軍部署於南潯線正面的金官橋一帶；將第25軍、66軍布陣於星子、東西孤嶺一帶；將第29軍、74軍設防於德安一線。
金官橋是日軍攻打廬山，阻斷南潯鐵路的正面突破點，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薛岳令64軍軍長李漢魂率其統轄的粵軍兩個師和第10軍部隊防守右翼；以第4軍、第73軍、第74軍等部隊防守左翼，第70軍為預備隊，準備迎擊來犯之敵。
1938年7月31日，日軍第106師團主力在10餘架飛機的掩護之下，分兩路沿南潯鐵路、公路南下，集中炮火，猛轟粵軍陣地。
粵軍素以驍勇善戰、敢於犧牲聞名。在日軍的強大攻勢之下，他們前仆後繼，接踵而戰，但低劣的武器使他們不到2天時間裡便傷亡迨盡。薛岳只得將70軍換了上去。
70軍是一支湖南部隊，戰鬥力較差。眼看70軍也支撐不下，金官橋陣地就要被突破的情況下，薛岳給俞濟時連拍了兩封“AAA”級電報，命令他無論如何1日之內趕赴金官橋，守住70軍的陣地。
74軍正在德安一線警戒著日軍101師團的佐枝支隊，突然接到這份軍令，俞濟時很是不快，況從德安到金官橋有300多里的路程，加上啟運裝備，全軍1萬多人，1日之內不吃不喝不睡也未必能按時趕到。上次蘭封之戰中74軍本是攻打野雞崗的主力，但最後的主要戰功卻算在64軍的身上，李漢魂獲得了青天白日勳章，而俞濟時只得了次一等的雲麾勳章。在俞濟時的眼裡，這是薛岳他們廣東人相互捧場擠兌外省人的表現，我俞濟時豈是吃這一套的？憑我與蔣委員長的表舅關係，憑我曾任過委員長的侍衛官的淵源關係，憑我在委員長心目中的分量，你薛岳未免太看輕了我俞某人了。揩屁股的事盡讓我74軍去做，我今天偏偏耍你一耍，看你能把我俞某人怎么樣？
這樣想來，俞濟時便壓下薛岳的命令，按兵不發。
70軍的右翼陣地已經丟失，薛岳左右等不來74軍，氣得像激怒的叫驢，直跺雙腳。拍電報問74軍在何處，俞濟時竟推說被敵糾纏，走脫不得。
“你如兒戲命令，我就兒戲汝命！”他給俞濟時拍了一封中外戰史上恐怕都少有的“奇電”。
俞濟時以一副急煞皇帝閒煞太監的樣子，滿不在乎地跟薛岳玩起文字遊戲來“我敬軍令，更惜性命，奈山重水複，插翅難飛，怎辦？”
薛岳被噎得半死，黃埔嫡系的驕橫他今天算是從骨子裡領教到了。看來，奴才還是聽主子的，他薛岳要想讓74軍聽令，就不能不搬動蔣委員長了！
他連忙給蔣介石拍電述說了情況。蔣介石見俞濟時鬧得也實在過分，當即令74軍沿德（安）潯（九江）鐵路連夜趕赴金官橋陣地，“抗令當以韓向方為鑑！”1938年初，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字向方）對第五戰區長官李宗仁抗令不遵，最終被蔣介石處死。蔣介石搛出韓復榘的事當然是做給薛岳看的:你看我蔣某人，關鍵時刻還是會不論親疏的。
薛岳當然心裡也清楚蔣的把戲，但此時他要的是援軍，74軍能來就行，你逗什麼心眼我就顧不了這么多了！
有了蔣介石的“嚴令”，俞濟時極不情願地趕到了金官橋前線。從此之後，他與薛岳，包括64軍的李漢魄等便結下了一個解不開的疙瘩。
當然，一上戰場之後，俞濟時是不曾兒戲的，74軍到底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他們把70軍的殘部往後一拉，自己往前幾個衝鋒，即把金官橋丟失的陣地又給奪了回來！
106師團啃不動74軍，南潯線上敵我呈虎視端端的膠著狀態。同時，東、西孤嶺一線，101師團也被25軍、66軍粘在那裡望“嶺”興嘆。這種狀態對我有利，它拖住了日軍，為保衛武漢贏得了時間，但讓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茨如坐針氈，焦躁不安！
失寵內幕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以後，俞濟時隨蔣去了台灣，1949年8月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總務主任，仍兼任侍衛長之職，翌年3月任“總統府”第二局局長及戰略顧問。以俞濟時的背景和資歷，按照趨勢他肯定會成為台灣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但事實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俞濟時於1951年卸任了侍衛長的職務，次年辭去第二局局長之職，1956年以後，俞濟時被排擠出了侍從室，只好去做“總統府”國策顧問的冷板凳。
蔣介石敗退到台灣之後，啟用新人，有意冷落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以期重整國民黨。俞濟時辭去侍衛長或許與此有關，但是，這些沒能影響到俞濟時在國民黨中的地位。若深究原因還得從1955年發生的一件極富戲劇性的事件說起。
俞濟時
俞濟時1955年6月初的一個晚上，俞濟時在家擦拭自己的槍枝，不小心走火，子彈擊傷了他的大腿。這件事讓人有些難以置信，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將怎么會如此大意致使槍枝走火？僅僅就這個事件，蔣介石也應該怪他老邁混狂，難堪大任了。然而，偏偏就在第二天出了一個事情。
這天上午，在台灣南部有一場演習，蔣介石準備親自前往現場校閱。按照慣例，只要是蔣介石參加的任何重要場合，俞濟時都要事必躬親，親自前往現場督導警衛安全事宜。但俞濟時剛剛受了槍傷，自然不便前往。然而，就在他受槍傷的那天夜裡，蔣經國手下的政工特務們宣稱他們破獲了一個有軍人和外國勢力設計的“叛變”計畫，根據這個計畫，在演習的當天，演習部隊的炮口都是朝著司令部的閱兵台上。當時，特務們破獲的所謂叛變其實就是“孫立人兵變案”的一連串的案件的開始。
孫立人很快就被軟禁，而做夢也想不到會和孫立人事件扯上關係的俞濟時也難逃厄運。事情就是這么巧合，這每一件事看起來都是很有邏輯地、緊密銜接的發生著，不僅俞濟時一頭霧水，就連蔣經國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是俞濟時用了苦肉計，以自傷為“叛變”製造良機。但是俞濟時因槍傷的確不能和往常一樣一樣親臨現場督導，更是險些造成蔣介石被刺殺的結果，就算他不是孫立人一夥的，也算是玩忽職守了。據蔣介石的貼身衛士回憶，不僅蔣經國手下的特工如此推理，就連蔣經國也向蔣介石說：“天下哪有這么巧合的事情，什麼時候不好槍枝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閱演習的前夕，發生槍枝走火的，更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打傷的是大腿，您看這合情理嗎？是不是要藉故不到會場，故意使出的一計苦肉計……"
長期以來，蔣介石對俞濟時的忠心是沒有懷疑的，但是，大家都這么說，他心中的天平也在一點一點的傾斜。當時蔣介石正在著力培養蔣經國做接班人，而這次蔣經國這次能夠運用自己的力量“破獲”孫立人案，讓美國人的陰謀落空，這是天大的功勞，蔣介石心中自然十分高興。於是，蔣介石對蔣經國的建議無不應允。在這個大背景下，不論俞濟時做何解釋都是多餘的了，出事的當天，他沒有去現場是事實，況且一個玩了一輩子槍的人竟會在擦槍的時候走火，這是不論怎么解釋也不會令人信服的。從這次事件之後，俞濟時逐漸被迫離開了侍從室的核心領導地位。不過，蔣介石還是給他安排了一個上將軍銜的“國策顧問”作為對戎馬一生的俞濟時的安慰。
俞濟時在這件事情上自然有說不清的地方，但蔣經國抓住這件事情大做文章也是事實。這是為什麼呢，究其原因，無非是蔣經國為了培植自己的力量而清除阻力。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蔣介石有意扶持小蔣，而蔣經國此時也已經做好了接班的心理準備。1951年，蔣經國正在積極籌備政工幹部學校，他需要一批馬上就可以派上用場的人馬。於是，他想到了俞濟時手下的侍從室的年輕的侍衛人員。這些侍衛人員。經過專門的訓練，沉著冷靜見多識廣。蔣經國想把這些人變成政工幹部學校的第一期學生，這樣不僅有利於學校的運轉，更能把這股勢力轉為自己所用。蔣經國經過深思熟慮的這個建議，被俞濟時一口回絕了：“蔣總統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衛人員給你調去當學生受訓，那么官邸的安全誰能負責？”蔣經國在俞濟時這裡碰了壁，頓時感到像俞濟時這樣的從大陸過來的手握重權的人物，實在是他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阻礙，如果遇到機會，該搬動的就應該搬動一下了。可巧幾年後發生的演習前俞濟時擦槍走火的事件，蔣經國自然要藉機搬掉這塊大石頭了。
俞濟時（右一）與蔣經國
俞濟時（右一）與蔣經國蔣介石要傳位給蔣經國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俞濟時在這大勢面前卻不能及時轉向，還是一味的只對蔣介石盡忠。即便老蔣知道俞濟時一片的赤誠。但是，為了給蔣經國開闢一條道路，也就不得不把他打入冷宮了。
人物年曆
1924年春由西江陸海軍講武堂教官馮啟民、吳蝸保薦報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到廣州，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隊學習。
畢業後任軍校教導團第一營第一連排長。黨軍第一旅第一團連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營長。
參加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
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補充團團長，第一師第四團團長，第九師第二十五旅副旅長。
俞濟時
俞濟時1928年任第六師第三十一團團長。蔣介石警衛團團長。
1930年6月任南京國民政府警衛旅旅長。兼代中央憲兵司令。同年9月任國民政府警衛司令兼中央警衛一旅旅長。
1931年任中央警衛師副師長，警衛軍第二師師長，第八十八師師長。
1932年初編入第五軍序列，赴上海參加對日作戰。
1933年任浙江省保全處長。浙贛皖邊“剿匪”第二縱隊司令。
1935年任第五十八師師長。
1936年1月授陸軍中將。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七十四軍軍長兼五十八師師長。
1938年6月任第三十軍團軍團長，兼第七十四軍軍長，後調任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浙江抗敵自衛團副總司令及寧台守備軍總指揮。
1939年1月任第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不久轉任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先後兼任第五軍軍長和第八十六軍軍長。
1942年11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侍衛長，兼三青團中央第一屆監察會監察。
1943年11月護衛蔣介石到埃及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
1944年底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
1945年冬起任軍事委員會軍務局中將局長兼侍從室侍衛長，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起任總統府第三局局長，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主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49年到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和國策顧問。
1952年退役，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影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