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袁樹勛
- 字號：字海觀，號抑戒老人
- 所處時代：光緒年間
- 民族族群：漢人
- 出生地：湖南湘潭
- 出生時間：1847年
- 去世時間：1915年
- 主要作品：《會審公廨追加章程》
- 主要成就：與駐滬領事團訂立《會審公廨追加章程》，參與《蘇報》案的處理
人物簡介,人物事跡,大鬧會審公堂案,
人物簡介
袁樹勛（1847年～1915年)湖南湘潭人，字海觀，號抑戒老人。歷任江蘇高淳、銅山知縣，1891年署理上海知縣。1895年任江西景德鎮知府，同年調任天津知府。1900年任湖北荊宜施道。1901年調任上海
道台。1902年與駐滬領事團訂立《會審公廨追加章程》，又直接參與《蘇報》案的處理。1905年因英國陪審官德為門大鬧會審公廨案與領袖領事及英國領事交涉。同年，上海地方紳士李平書等發起地方自治運動，建議創辦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袁表示同情。不久善後工程局撤銷，所有老城廂馬路、電燈事宜均由總工程局承辦。1906年後歷任江蘇按察使順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1909年任兩廣總督，呼籲開國會、消禍萌，不為清政府所採納。次年辭官寓居上海。
袁樹勛半身照
袁樹勛半身照人物事跡
袁樹勛（1847－1915）湖南湘潭人。字海觀，號抑戒，晚號抑戒老人。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隨劉坤一在山海關辦理軍需。次年，以知府分發江西，會同上海法國總主教壓制貴溪等縣民眾反對法國教會侵略。旋調任天津知府。光緒二十六年，為湖北荊宜施道。尋到滬任蘇松太道。後宣布不準大米出口，並借用漕糧平糶，以緩和米價暴漲。光緒二十九年，通過租界當局造成“蘇報案”，查禁《蘇報》，逮捕章炳麟與鄒容，並企圖引渡，未成。年底，奉命宣布上海為中立區，照會日、俄兩國，申明其軍艦不得在中國沿江沿海口岸停泊、採運或作戰。次年，依美國要求，禁阻發行在上海印刷的《安徽報》。向駐滬領袖領事提出殺害周生有的俄兵由中、俄兩國會審。壓制上海抵制美貨運動。通知上海紳商集議籌辦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試行地方自治。後任江蘇按察使、順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兩廣總督。宣統二年（1910年），辭職定居上海。
袁樹勛聯對作品
袁樹勛聯對作品1908年10月20日，時任山東巡撫袁樹勛巡訪青島。這次赴青島，主要是暗訪外國人在山東內地侵害主權的問題。袁樹勛於12月29日上奏云：“查明 外人在山東內地有無侵害主權，並妥籌限制之法，查編修范之傑等原呈內稱：‘外人於租界外設肆僑居，復於未經開港通商地方購置地畝，典賃房屋’一節。現飭勸業道、洋務局通飭各屬，若有外人在不通商地方開設行棧、私行貿易，立即照約禁阻。如有教士購置公產，仍照章辦理。”又云：“威海、膠澳兩處租界之外，險要甚多，尤應嚴飭文武地方官，督率營堡防守弁兵，隨時嚴密偵察，俾外人不能私行測繪，庶於沿海防務有益。”還云：“原呈又稱：‘莒州一帶礦產，外人強欲代我開採’一節。查東省自膠澳租界訂約，暨五處礦務改訂契約以後，礦界甚廣，外人有分別采探之區。……今春因津浦路線定議，德人又思與膠沂路線牽涉，請給印照赴泰安等處探礦，經路礦局再三駁阻。”最後云：“凡條約契約載明之章，自應照章保護；如不載在條約契約，亦復藉詞幹涉，侵攬利益，即應設法駁阻，以示限制而保主權。”在清朝外交上，對國外人能有如此強硬態度，實是難得。
《凌霄一士隨筆·袁樹勛裁員減薪風波》略云：“樹勛既至，鑒於山東官場風氣之浮靡，度支之冗濫，首以裁員減薪為務。各司所冗員既多所裁汰，並限制任差者薪水，道員任總辦月二百金，知府任提調月百金余遞降。裁員聲中，官場大為恐怖之空氣所籠罩。”據記載，某學堂雜務司候補巡檢傅某，月薪三十金，僅夠餬口養家，被裁員後不得不全家都服生鴉片自殺。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數，因此袁樹勛當時在官場中怨聲載道，同時他限制薪水的舉措也是不能貫徹到底。如山東高等學堂監督，月薪本三百金，當時一候補知府的月薪百金，袁樹勛改學堂監督月薪為一百五十金，是以學務為要差，月薪所以定在道員和知府之間。袁樹勛此舉固然有道理，卻抵擋不了走關係而通融者，地方名流任新政各差，動輒月薪二三百金，根本不理會袁樹勛限制薪水之規矩。此外，袁樹勛於1909年1月7日曾上奏參劾戒菸不力各員一折，結果包括知府蔡思榮和知縣龔敦仁在內21名官員被革職，禁菸檢查委員黃乃漢等13人著勒令回原籍。看來，袁樹勛在山東巡撫任內，尚重吏治。
政治腐敗，貪污受賄成風，乃是清朝的頑症。舉報官場此類惡風的奏摺接連不斷，但不見朝廷的果斷措施。御史胡思敬奏云：“兩廣袁樹勛，在湘潭侵吞捐款‘二三十萬’；任上海道，以官款放債，盤剝私利，歲獲‘七八十萬’；在五大臣出洋經費內買鎊匯兌，吞沒‘數萬’；及升任山東，臨行在善後快徑提‘十八萬’；初在廣東，揚言禁賭，得賭商賄‘三十萬’，因以全省鹽務交賭商包辦，事成許再酬‘二百萬’。”御史饒芝祥奏：“袁樹勛設門丁，屬僚晉見，‘未納門包’者‘逾日不面’；猶任用私人，虛報業績。兩御史均要求查辦。”然而，清廷以袁樹勛已開缺，“從寬免議”了事。以此來看，袁樹勛實非廉吏。
大鬧會審公堂案
1905年12月8日，已故官員黎廷鈺的妻子王氏，帶著15個女孩，並攜行李百餘件，乘坐長江班輪“鄱陽”號由四川到廣州，途徑上海。這15 個女孩裡面有桂花、 文香、陳梅玉、王菊安、楊羊寶等，系王氏應廣東親戚所託，從四川買來的，都有買賣憑據。但當時巡捕房只片面根據鎮江方面的來電，以為所系拐騙婦女，遂在碼頭以“拐騙人口”的罪名將黎王氏一干人拘捕，送往會審公廨審理此案，由會審公堂中國讞員關絅之、金紹城與英國陪審員副領事德為門（ B.Twyman）進行共同審理。
而審理過程中，王氏所供陳詞與桂花等人所述相合，且買賣憑據確鑿。關、金以為未有實證，商請判押公廨女監另行復訊。德為門則認為此案應查核，犯人應交巡捕房看押候審。雙方於待審人合當
看押於公廨女監，還是巡捕房之事展開爭端。德為門驕橫無理地說：“ 吾惟遵領事之囑，令捕房帶回人犯而已，不知有上海道也。” 被激怒的關絅之也針鋒相對地說：“ 既不知有上海道，本人亦不知有貴領事”。至此雙方展開激烈爭鬥，以致拳腳相加。
此案影響牽涉極大，立即引起了社會巨大的輿論與反響，當時民眾，商會都集體會議討論此事。當時上海道台袁樹勛作為一個地方官，在整個對外交涉中，表現了少有 的堅決態度，與領事團數次交涉，也是大義凜然，寸步不讓。這次案件，其規模和影響雖不能與拒俄運動、抵制美貨運動相比，但同樣是民族意識覺醒的反映，是日漸高漲的民族 氣節和愛國主義的表現。
《申報》1905年12月9日載《公廨訊案巡捕房大起衝突》一文：……得供之下，與金六令商之，德君以此案並非拐帶，且系商宦婦女照章應押木廨，候將憑據、信件呈案核奪，不料，堂上正在會商，而某捕頭強欲帶回捕房， 致與廨差爭持，捕即用武毆差，受傷兩人，捕竟將該氏並女孩等置諸防盜之鐵馬車內而去，其時堂上下人聲鼎沸，司馬即與德君退堂。旋經親赴道署稟陳一切，道憲袁觀察立委魏 蓴塢大令代赴值年俄總領事署會商一切，似此衝突，蓋自設立會審公堂以來所未有也。
《申報》1905年12月12日載《字林報論哄鬧六日》一文：上禮拜五哄鬧公堂之事，蓋會審讞員關君欲將李王氏及幼孩等暫收改良，所以彼等之罪案尚未審實，而須查考其確據也。上海各國領事之意，謂將女犯管押公廨班房，殊覺不當 須押入工部局，此事已議及多時，惟尚未合於各領事之意見。今陪審官德為門君欲實行此義，而關君之竭力反對，則以服從中國上官之意，欲顯其在租界之勢力也。吾輩若將此事 放棄，則是放棄在租界範圍內之勢力矣。
以止二篇報導都發表是事發後數日以內，並援引了別報報導，再現了案發現狀。
當時社會各界對此事給予了高度的專注，《申報》亦就此發表了許多輿論與反響。
《申報》1905 年12 月10 日載《論會訊公廨鬨堂事》一文，態度鮮明，猛烈地抨擊租界當局的野蠻行徑。報導寫得入情入理，強調的是主權國家的民族尊嚴，這對正在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不啻火上添油。
《申報》1905年12月13日、14日連續發表《論租界居民今日應盡之義務》、《論西人宜知公堂鬧事之由於誤會》兩篇文章討論此事。
事發當日，關絅之和金紹城即向袁樹勛力辭差使。第二天即12月9日，上海廣肇公所召開同鄉大會，寓滬廣東紳商代表徐潤、黃以權、陳維翰等 15 人領銜致電外務部、商 部，說明黎王氏系官家眷屬，扶柩歸籍，故僕從甚多，並非拐帶。下午，上海各界民眾聚集於商務公所，向英領事提出抗議。
《申報》1905年12月10日載《商會集議對付情形》一文，提出中國方面議決6條，可謂有理有節。
《申報》1905年12月11日載《論讞員不應辭差》一文：《申報》1905年12月14日載《袁道憲照會領袖總領事駁詰英總領事來文》一文：
為照會事公共租界會審公堂，英陪審員德副領事嗾捕毆差，侮辱華官，強奪無罪官婦李王氏，迫押西牢一案。迭經本道照會，貴領袖總領事各在案，惟昨準英總領事所 飭行之辦法云云，本道閱悉，不勝駭異，查會審章程，系奉總理衙門與各國大臣訂定飭遵，並非貴領袖總領事及各國總領事所能擅改，此次英德副領事以陪審員，而干預承審華官 ，判押華民之權，此種辦法，不知貴領袖總領事及各國總領事所擬者系何項章程，何時擬定，是否已經稟奉貴國政府及本國外務部認可，何以本道並未奉到本國外務部行知，亦未 承貴領袖總領事及各國總領事照會，且何以義美法各國陪審西員仍照舊章，並不遵照各國總領事所擬定之辦法辦理，本道深為不解。本道之意，以為此種辦法，必系出於英總領事 一人之私見，決非貴領袖總領事及各國總領事所擬定，是以特將英總領事來文，並本道復文各一件，抄送察核，英德副領事此案是否系遵貴領袖總領事及各國總領事所擬定者，即希迅賜示復。
10 日，在洋務局召見寓滬各紳士及各幫商董時，袁樹勛表示此事自當據理力爭，惟商民如有意見，務須稟由本道再與西人理論。這是一種外交手段，必須用文明 之手段，膽大心細地行事，萬不可輕舉妄動，以免節外生枝。
《申報》1905年12月11日載《紀中國官紳在洋務局會議情形》一文，文中寫到袁樹勛當日當眾說道：
今日各紳商到此，甚感盛情，此事由本道一人任之，如有一分之力，即當盡一分之心，去留利害，在所不計。
道台袁樹勛以中外簽定的條約為依據，給各國領事發出照會，他特別指出，“不圖文明之國而有此野蠻之人”，要通知工部局，務將擅奪女犯違章之捕頭斥責示儆。這個指示完 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體現了中國官方維護本民族的決心。
事情最終傳到北京。當北京的商部知道這件事，發文批評英國當局，道——
……此案華婦黎王氏由川來滬，如並無牽涉洋人案件，英官本不應干預，即使意見不合，亦應照約逐細辯論或請上海道會同領事官覆核，何得將廨員判語置之不顧，任意 違章，強奪改押。至西捕肆辱官長，無論中外法律均所不容。
這份檔案，體現維護國家司法主權的意志和決心。而且，在社會共同的努力下，黎王氏的問題得以解決，而毆打中國官員的捕頭終於撤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