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蕭滌非
- 別名：原名忠臨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西臨川湖南鄉茶溪村
- 出生日期：1906年
- 逝世日期：1991年
- 職業：教授，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
-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中文系
- 代表作品：《杜甫全集校注》主編、《文史哲》編委
個人經歷,個人著作,著作書目,撫州黨史辦記載,兒子眼中的父親,走自己的路,青燈寫如豆,非敢望解頤,
個人經歷
蕭滌非先生執教山大47載，曾兼山東大學副教務長、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古籍所副所長、《文史哲》編委會副主委、校學術委員會及學位委員會副主任等，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一任會長，山東省人大代表，第四屆省文聯副主席等。逝世前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杜甫全集校注》主編、《文史哲》編委，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民盟中央文化委委員、中華詩詞學會顧問、山東省古典文學研究會會長，省詩詞學會、省陶行知研究會、齊魯書社、聯合周報顧問等。曾獲山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被收入《世界名人錄》、《國際卓越人物錄》等國外權威傳記。自1990年7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個人著作
著有《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杜甫研究》、《杜甫詩選注》、《讀詩三札記》、《解放集》、《樂府詩詞論書藪》，與游國恩等主編四卷本《中國文學史》教科書，以及整理校點《皮子文藪》等，另有多部末刊稿和散見於各報刊的文章。在杜甫、樂府、文學史研究方面有傑出貢獻，被譽為卓越學者、一代宗師、樂府及唐詩研究的權威人士。
蕭先生古典文學功底深厚，知識淵博，治學嚴謹。講課內容豐富、語言生動，引經據典，脫口而出，聯繫實際，巧妙自然。特別是講杜詩，聯繫到抗日戰爭時期飽受的顛沛流離之苦，情深意切，熱淚滾滾，不能自已。可見他的切身經歷，也促使他更深入地研究杜甫，成為這方面的權威。他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主要論著《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杜甫詩選注》、《樂府詩論藪》、《杜甫研究》等，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著作書目
《解放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杜甫詩選注》（唐）杜甫著，蕭滌非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1998
《樂府詩詞論藪》濟南齊魯書社1985
《漢魏晉南北朝隋詩鑑賞辭典》蕭滌非等撰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杜甫及其作品選》劉開揚、蕭滌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蕭滌非說樂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撫州黨史辦記載
蕭滌非在清華大學，蕭滌非德智體全面發展，不僅學習全優，而且是一名體育健將。他創造的11秒1的清華大學百米紀錄，一直保持到解放後。他還是清華大學足球隊的主力、隊長，曾獲得過華北足球大賽的冠軍。當時北平報紙的體育訊息中，常有他的名字。1930年，蕭滌非以4年平均在80分以上的優異成績，免試進入清華研究院。在清華研究院，蕭滌非得到著名漢樂府學家黃節先生的指導。3年學習成績全部為上、上、上，超、超、超，因成績最優，清華的同學半開玩笑地送他一個刻有“狀元”二字的銅墨盒。這個墨盒一直放在蕭滌非先生的書桌上，陪伴他終生。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於1944年出版後，被譽為“樂府文學之最佳通史”，“通人至論足以振聾發聵”。1933年，經黃節先生推薦，蕭滌非先生到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任講師，從此與山東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山大開的第一門課是四年級的必修課“詞選”，此外他還開了“樂府”等課。由於他紮實的學術功力，一下子就在山大講堂上站穩了腳跟。
1936年秋，國難當頭，學潮迭起。山大校長易人，蕭滌非被解聘。年底，應聘到四川大學任教。1941年，因拒絕參加國民黨被突然解聘。後應聞一多先生之邀，到西南聯大任副教授，其間生活極其艱難。抗戰勝利後於1947年回山東大學。1951年，曾在北京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學習結束後仍回山東大學，任該校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教務長，學報《文史哲》副主編等職，並任《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編委。1952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64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8、1983年被選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此外，還先後被選為第四屆山東省文聯副主席、山東古典文學研究會會長，第一屆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論組成員，國務院古籍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中國詩詞學會顧問，山東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研究生導師，《文史哲》編委、副主任，山東詩詞學會及山東社科聯顧問，江西師範大學學術顧問，《杜甫全集校注》主編；還被家鄉聘為撫州王安石研究會顧問及新編《臨川縣誌》顧問，並為新編縣誌題辭參加志稿評審。
蕭滌非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學史研究，其中以杜甫研究尤為卓著，被學界稱為“20世紀的杜甫”。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蕭滌非就對杜甫研究有一個長遠規劃。從杜甫詩選注到對杜甫研究，再到“杜甫全集校注”，由淺入深，由個別到全面，由特殊到一般，最終取得全面的收穫。他的《杜甫研究》和《杜甫詩選注》曾多次重印再版。他的《杜甫研究》一書，被譽為“是一部有創造性的作品”，是“建國三十多年來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堪稱該時代文學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自建國初期迄今，在杜甫研究界事實上還沒有一部在觀點、方法或是規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現。”他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杜甫詩選注》、《樂府詩詞論藪》、《解放集》、《讀詩三札記》、《皮子文藪》等書，均獲得學術界的好評。
1978年，蕭滌非受人民文學出版社委託，擔任《杜甫全集校注》主編。雖年逾古稀，但老當益壯，親自率領校注組的人員沿著當年杜甫的行蹤進行實地考察，集體寫成了《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1984年，蕭滌非親自主持在河南鞏縣舉行的“杜甫全集校注”討論會。他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解決了長期以來杜甫研究的懸案。《杜甫全集校注》工程浩大，歷經十餘年未竟。直到1991年3月，即蕭先生去世前一個月，他仍在認認真真，一字一句地審校。
2006年11月25日，蕭滌非百年誕辰紀念大會在山東大學舉行。
兒子眼中的父親
走自己的路
父親原名忠臨。1907年1月11日，生於江西省臨川縣茶溪村一個窮秀才家。排行老三。祖父名雪初，號晴谷，能為人排難解紛，人稱晴谷先生。祖母楊氏，生三子二女。父親未滿周歲喪母，10歲成了孤兒。這悲苦童年僅有的一點溫馨，竟成了他一生無盡鄉思的源頭。
在此之前，他曾在村上我祖父創辦的三益國小讀書，有時也放牛、爬松毛，親見農民疾苦。當時讀的書還多是《論語》、《孟子》等，方法也是死記硬背的老一套。父親說：“這也有一定的好處。一些有益的格言，當時雖不懂，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就會懂得，並影響自己的行為。”不過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是《水滸傳》白勝唱的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燒”的民歌和《唐詩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車行》等這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這些都對父親的一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此後，父親隨我大伯輾轉外地。1920年由開封北倉國小考入開封留美預備學校（今河南大學）。兩年後，轉學南昌心遠中學，夏征農、吳有訓等曾就讀於此。這時，大伯常拿些沒有標點的書讓父親“啃”，其中的甘苦，父親至老不忘。家人的苦心，亦可想見。臨川夙號才子之鄉，初唐王勃即以“光照臨川之筆”頌之。這些使父親從小用以自勉，讀書倍加勤苦。
1926年父親20歲，由南京江蘇省立一中同時考取清華、東南（即後中央）兩所著名大學。因得堂叔的資助，又慕梁啓超之名，遂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在清華七年，父親深受黃節先生教益。1930年大學畢業，論文為《歷代風詩選》，把《詩經》以下至清末黃遵憲，所有反映社會現實與民生疾苦的詩，作了一番檢查，在這方面當推杜甫為最。另外，他還悉心整理並發表了黃先生講授曹植、阮籍、謝靈運三家詩的筆記。由於四年總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故免試進入清華研究院，每月30元津貼。導師黃節先生是第一個在大學講樂府的，指導父親完成研究院畢業論文《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因成績最優，清華同學會還送他一個刻有“狀元”二字的銅墨盒。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出版的《清華校友通訊》記載著：“蕭滌非，為華北著名足球健將”。當時北平報紙時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11秒1的清華記錄，一直保持到解放後。
此後，父親先在四川大學，呆了五年，1941年因拒絕參加國民黨，被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嵋山下，幸虧老同學余冠英先生來信，說聞一多先生要他去昆明西南聯大，另一老友黃玉佳先生從香港電匯路費，這才得了活路。在昆明的五年，生活也極艱難。父親曾賣掉心愛的書籍，兼教專科、中學及至國小，拚命乾也不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甚至把我尚未出生的一個姐姐，說定送人，為此父親寫了悲痛欲絕的《早斷》詩。儘管如此，父親仍堅持治學，1943年他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終於出版，並發表一系列論詞之作。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發愛國民主運動。父親的學生潘琰遇難，他怒不可遏，寫了《哭潘琰君》詩二首，發表後因有“血染青天白日紅”一句，受到反動派恫嚇和警告。現實使父親對杜甫詩產生共鳴。1947年，他重返山大，第二年，便開了“杜詩體別”這門課，印發了數十萬字的講義。（李希凡同志曾旁聽過）
1951年父親主動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真正找到了學術研究的正確理論和方法。結業時，寫詩說：“廢鐵能成劍，熔爐大有神。我今從此去，服務永為民。”這是他的真心話。從此他的學術研究進入了豐收時期。先後出版了《杜甫研究》、《讀詩三札記》、《解放集》、整理校點了《皮子文藪》等。1961年至1963年，在北京與游國恩、王起、季鎮淮、費振剛諸先生一起主編《中國文學史》，並為紀念杜甫誕辰1250周年撰寫一系列文章，如《人民詩人杜甫》等。1964年在黨組織鼓勵下，開講“毛主席詩詞”課，並發表賞析文章。不乏確當見解。
“文革”中，父親也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杜甫研究》被列為“大毒草”。為此他曾發誓不再談杜詩。但當1972年郭老《李白與杜甫》一書點名批判他時，他還是相當理直氣壯地解答了同學們提出的有關問題。儘管那時氣氛不正常，被批判者照例沒有公開答辯的權利。1975年他應約寫關於劉禹錫的文章，這是十年中發表的唯一一篇。多年不敢有一字來往的親友，看到他的“亮相”，紛紛寫信慶賀他的健在。其實他曾大病多次，多虧一些好心人暗中幫助。
經過十年浩劫，父親已是“牙齒全落雙耳聾”，“緩步仍須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工作熱情依然不減當年。1978年他接受人民文學出版社委託，主編《杜甫全集校注》，並成立校注組，邀請廖仲安教授擔任副主編。一面廣泛積累資料，一面率組萬里尋訪杜甫遺蹤。1981年重要資料基本都有了。1984年又在鞏縣主持了有國內外著名學者參加的樣稿徵求意見討論會。《重謁邙山少陵墓》詩，是他第一次肯定杜甫真墓在邙山，已刻石立於杜甫陵園內。同時，在黨的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毅然發表了與郭老爭鳴的長文《關於〈李白與杜甫〉》，及其它文章近30篇，並修訂舊著出版。
父親執教近60年，桃李滿天下，深受敬重。他教書多著眼於人的骨氣，他當年贈別聯大畢業生的詩“端知前路饒荊棘，應念飢驅有獨賢”，便含有這種用意。他育人更懷“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辭心血活莓苔”的苦心。建國17年，他和馮、陸、高是被稱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的。他始終站在教學第一線，不僅給本科生上課，還輔導進修教師、研究生和外國留學生、從未休假。培養過如項懷誠等一大批國之棟樑。他誨人不倦的教學熱情和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向為學生稱道。他說：“如果一堂課教失敗了，我會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新時期，父親在耄耋之年以多病之軀，仍致力於中青年學者和研究生的培養，撰寫書序，培養了我國古典文學專業的首批五名碩士和兩名博士。並接受國家教委安排，指導美國高級進修生。對於他們畢業後的提高與發展，父親仍繼續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幫助。此外，父親還為電台撰稿，儘量親自答覆各界來信，對中學語文教學提出指導意見。難怪有的老學生稱他為“20世紀的杜甫”，美、日等國學者以為“漢學偉人”。
父親辛勤工作幾十年，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建國後，歷任山東大學副教務長、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及文科委員會主任、《文史哲》編委會副主委、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文史哲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杜甫全集校注》主編等。他還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問、民盟中央文化委員會委會、中國唐代文學會第一任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委，山東省人大代表、省文聯副主席、省古典文學研究會會長，以及中華詩詞學會、山東詩詞學會和陶研會、齊魯書社、聯合周報、江西詩詞學會顧問和江西師大學術顧問等。榮獲山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1990年7月，國務院決定首批發給他政府特殊津貼，以表彰他為發展我國科學研究事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1991年4月15日，父親病逝。學界震悼，驚呼“當世學者如先生者無多”。黨、國家和人民給予高度評價。蓋棺論定，有這樣的說法：“蕭先生就是當代的杜甫，新時期承前啟後的大師級人物。”魯迅先生說過：“只要道出實情，便是公道。”
青燈寫如豆
父親在《自題〈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一詩中寫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後。雖非作始功，青燈寫如豆。”其實他的著作，大都經歷了這樣潛心鑽研、反覆錘鍊的過程。父親治學，大致可以1949年為界。前期側重樂府和詞，後期側重杜甫詩和唐詩。他的著作，也主要集中在這幾方面。
（一）《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1943年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修訂再版。迄今多次印刷。原為1933年清華研究院畢業論文。主要特點是闡發漢樂府民歌“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對“作品本身及背景，求之不厭其詳”，使讀者通過了解一時代樂府之得失而知其社會政治之狀況。在寫法上，“寓誦讀於敘述之中”，凡所徵引之作品，皆屬全篇，這與以前一般概論的摘敘方法很不同。黃節先生曾寫了兩千多字的評語，肯定備至，以為“宜置超等”。本書問世至今，深得學術界高度重視。認為“成績突過前此著作”，“如論五言出於西漢樂府民歌不始班固，極有見地”，“論木蘭詩為北朝作品，均可成為定論。”（王運熙）而對本書主張今日研究樂府“惟有舍聲求義”的觀點，更許為“通人至論，足以振聾發聵”（錢仲聯）。今天看來，亦不失為“樂府文學的最佳通史”（文學書窗）。
（二）《杜甫研究》1955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兩卷本，1959年出合訂本，1980年齊魯書社出修訂本。本書是在《杜詩體別》講義的基礎上，努力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詩的開創性力作。對杜甫的時代、生活、思想、影響及作品，都作了系統論述，指出杜甫的偉大，來自人民，人民的血淚灌溉了杜甫的園地；而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於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等等，尤為獨到。同時，針對當時只談作品思想性，不談或少談藝術性的偏向，特辟《杜詩的體裁》專章，用較大篇幅分析杜詩的藝術性。全書始終遵循“實事求是”與“知人論世”兩條原則。《關於〈李白與杜甫〉》一文，即其顯例，《文史哲》發表後，《新華月報》曾全文轉載，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本書創造性的成果在學術界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享有盛譽，被推為“建國三十多年來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代表了迄今為止“學術界試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杜甫及其詩歌的最高成就”（學術月刊）“至今對我們當代學者仍具有指導意義”（傅璇琮）。
（三）《杜甫詩選注》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普及本。迄今印數已達幾十萬。本書原為《杜甫研究》下卷，共選杜詩281首，按詩人的生活經歷分為：“讀書遊歷、困守長安、陷安史叛軍中及為官、漂泊西南”等四個時期。每期前面，均有這一時期寫作情況與作品特點的概述。目錄還標明各詩之體，以突出杜甫對各種詩體的擅長。本書註解的一大優點，是運用“以杜解杜”的方法，也就是清人吳興祚說的“不強杜以從我，而舉杜以還杜”。併力求做到魯迅先生所謂的“三顧及”。這些亦屬獨創。論者認為“注釋語句無多，簡明潔淨，說的中肯。”（臧克家），“一直被廣泛譽為海內最好的杜詩選注本之一”（文史哲）。2001年教育部列為指定書目，作為專業主幹課考核內容之一。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大學生必讀本”。
（四）《樂府詩詞論藪》1985年齊魯書社版。本書為古典文學論文集，凡27篇。幾乎囊括了前此除專著外的所有有關古典文學的單篇文章。其中既有才思敏捷的少年之作，也有深思熟慮的中年之作和雄風猶在的老年之作。考論賞評多種多樣，頗具特色。1986年獲山東省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
（五）《中國文學史》（四卷本）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78年修訂再版，1991年台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繁體字版。父親為五主編之一，主要負責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1987年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特等獎。
此外，還有《讀詩三札記》（1956年作家出版社）、《解放集》（1959年山東人民出版社）、校點《皮子文藪》（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與人合作之重校本）等。未刊稿尚有《杜詩體別》、《毛澤東詩詞講稿》、舊體詩詞集《有是齋詩草》等多部，以及散見於各報刊尚未結集的文章。
非敢望解頤
父親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題》詩中說：“嗟子幼學杜，今已逾古稀。豈無分寸功，所得亦已微。雖名曰研究，其實無發揮。賦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頤。”這是他的真心話。
父親治學60多年，我以為有如下特點：第一，注重理論的學習和運用，他說，如果說我那本《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還不無可取之處，那也是由於得到《文心雕龍》“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兩句話的啟發。他的杜甫研究更是顯例。第二，熟悉研究對象，越熟越好越有用。至於如何熟悉，他認為最好是對研究對象有熱情、感興趣，以至愛得入迷。第三，掌握博與專的辯證關係。從《歷代風詩選》到《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再到《杜甫研究》，縱看是由博而專，但橫看每一具體項目卻又是由專而博的。但二者應以專為先。第四，教研結合，父親著述，大抵經過先開課，再發表，後出版這么三步。以便聽取意見，不斷完善。第五，嚴謹認真。這是父親為人治學的一貫作風。他認為堅持實事求是也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品德。他最厭惡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種粗枝大葉的馬虎作風。有時他對我的寫作提意見，那個比你自己還要嘔心的認真勁，真讓人服了他了。他的兩位博士生李從軍、林繼中畢業後來信都說從蕭先生那裡學到了“認真”二字。第六，強調為人是為學之本。比如治杜，父親一身強調先學其人其志，他說：“吾人學杜詩，豈徒曰學其詩而已，固將學其人、學其志也。不學其人，而徒注目游心於文字之間，則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雖學猶之未學。”又說：“研究杜詩，就是要有一股寢食俱廢的傻勁。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願地為杜甫賣命。”父親又何嘗不是這樣的“賣命”人呢！
二十三年前，他在題為《心聲》的詞里說：“誓都將心血付‘村夫’，杜陵集。”十六年前，他又套用陶詩表白心跡：“但恨在世時，讀杜不得足！”渴望親見他主編十三年的《杜甫全集校注》早日完成和出版。十一年前，他抱憾而去，圓睜雙眼，真真是死不瞑目！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忘我精神，足以垂範後世。“先生原不死，萬古姓名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