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龍(1916年12月29日—2003年3月11日),原名葉良和、葉佐臣,生於湖南省瀏陽縣(今瀏陽市)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少年時代就接受進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1930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2月加入共青團,參加了粉碎國民黨對紅軍的第一次軍事“圍剿”戰役;1932年初,調紅一軍團總部任譯電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葉子龍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北京市的優秀領導者,曾任毛澤東同志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原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北京市原副市長(享受市長級待遇)。
2003年3月11日19時10分,葉子龍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葉子龍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瀏陽
- 出生日期:1916年12月29日
- 逝世日期:2003年3月11日
革命生涯
參加革命
毛澤東在起草電文時,葉子龍通常就站在他的身邊等候。有的電文短,等幾十分鐘或一個小時,就能拿走。有時電文比較長,也不太容易回復,等三四個小時的情況也不在少數。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與張學良達成了協定,張同意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移駐延安。1936年12月18日,紅軍先遣部隊接管了延安城防。1937年1月13日,葉子龍跟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機關正式進駐延安城。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圈閱制度
毛澤東處理電報,閱後大多數情況要給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傳閱。葉子龍就讓他看看是否在別的領導處,他說:“都問了,沒有。”這時,毛澤東又打電話過來,葉子龍抄起電話,只聽主席說:“怎么搞的嗎,連個檔案都管不好,你要注意呢!”
葉子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急忙去找,結果從檔案堆里翻了出來,只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檔案後,就在頭一頁上畫個勾,所以葉子龍就說:“主席,這份電文您已經看過了。”毛澤東聽了有些不高興,說:“我根本沒有看過!”由於上面只有勾勾,從勾勾上的確看不出究竟是誰畫的,所以到底誰看過,誰沒看過,誰也分辨不清楚。
這時胡喬木替葉子龍打了一下圓場,說是畫勾這種方法有缺陷,許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誰看了誰沒看,就分不清楚了。沒記準誰看了,誰沒看,責任不全在葉子龍。
晚飯後,葉子龍拿著西柏坡發來的電報,與胡喬木一起來到毛澤東的房間。胡喬木說了關於改進檔案管理的方法,並說:“您如果同意我們的意見,以後就不會再出現這樣的問題了!”
毛澤東說:“立個規矩也好,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說著,他在一份看過的檔案上面工工整整地寫下“毛、周、任、賀閱”的字樣,然後在“毛”字上畫了一個圈,並簽上了日期。他把檔案交給胡喬木二人,嚴肅地說:“這樣可以嗎?畫圈為證,以後就這么辦。誰出了問題誰要負責任啊!” 領導人傳閱電報檔案在署名上畫圈的制度,就這樣形成了,直到現在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岸英犧牲
過了些天,彭德懷來了一份關於在朝作戰的重要電報使葉子龍感到無法再對毛澤東隱瞞岸英犧牲的事情了。彭德懷的電文說:前次電文機要秘書譯電有誤,因而要求中央對作戰重新給予指示。譯錯電文,屬重大失誤,因此必須向毛澤東解釋。葉子龍又向周恩來請示,如若毛澤東詢問如何回答。周恩來說:“告訴毛主席此時的機要秘書已經不是岸英了,同時把岸英犧牲的訊息也告訴他吧。” 葉子龍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手拿兩封電報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他正在沙發上看報紙。毛澤東像往常一樣,放下報紙,接過電報看了起來。毛澤東將那份簡短的電報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鐘,他的頭埋得很深,當他抬起頭來時,沒有眼淚,沒有任何表情,臉色非常難看。他向葉子龍擺了擺手,說:“戰爭嘛,總會有犧牲,這沒有什麼!”
葉子龍聽完後,小心翼翼地退了出來。
離開主席
毛澤東從1952年開始頻繁地到全國各地視察,從那時起的近10年時間,毛澤東的大部分視察活動都要葉子龍隨行。毛澤東到哪裡去,見什麼人,事先都要由葉子龍去通知,作安排,必要時還要葉子龍去打前站。
那時,正逢連續三年的全國性自然災害,毛澤東很苦惱,有一次,當著葉子龍的面說:“他們為什麼不說實話?到底為什麼?”
1960年底,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之年。
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澤東突然讓葉子龍通知在他身邊工作的李銀橋、林克、高智等幾個同志來,說是要在一起吃頓飯。大家很快到齊了。餐桌上照例沒有酒肉,只是比平時多了幾樣蔬菜。
這一晚,毛澤東講了很多。飯後,大家回去休息了,毛澤東仍像往常一樣繼續工作。他在當天深夜寫了一封信:“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小封、汪東興七同志認真一問。除汪東興外,你們六人都下去,不去山東,改去信陽專區,那裡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些。我給你們每人備一份藥包,讓我的護士長給你們講一次如何用藥法。淮河流域氣候暖些,比山東好。1月2日去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使你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請汪東興同志作準備。你們如果很飢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毛澤東”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葉子龍等經過短暫的學習培訓,很快就下去了。
這次是到河南農村,時間長達半年。下去這樣長的時間是不同尋常的。葉子龍已經有種強烈的預感:他要離開中南海、離開毛澤東了。
1962年春的一天,毛澤東與葉子龍進行了一次長談,說:“你最好離開中南海,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還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還說:“我快七十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你也不年輕了,這裡不是長久之計,對你們的進步不利,走也好。他還說:“我死以後,你會看到人們對我的評價,二八開,三七開,隨它去!自有後人評判。你也是三七開、有缺點,這不要緊,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么,今後改正就是了。”談話後,他破例送葉子龍到門外,並主動提出一起照個相。這是葉子龍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毛澤東單獨合影。
從此,葉子龍懷著深深的眷戀,告別了跟隨多年的毛澤東,離開了中南海,再也沒有回去。
竊聽事件
葉子龍跟隨毛澤東幾十年,他知道無論在任何時間和地點,毛澤東的一言一行,都有強烈的目的性,對他講過的話,要特別留心地記住。葉子龍當時作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和中央機要室主任,總想儘量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葉子龍曾多次向楊尚昆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過這個想法,於是想到了錄音的辦法。
葉子龍的初衷是,通過機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領導特別是毛澤東工作方便,順心順手;為領導提供檔案信息既快又準;會議準備和現場服務滴水不漏。隨著時間的推移,機要室的工作越來越不適應實際工作的需要。1956年以前,機要室作為中央的核心秘書部門卻沒有記錄人員,更沒有現代化的錄音設備,機要室本身沒有中央領導和毛澤東的講話、談話的文字和錄音材料。為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葉子龍幾次與中辦主任楊尚昆談這個問題,並請示周恩來,開始籌劃錄音工作。1956年下半年開始陸續購置了錄音設備、培訓了專職錄音人員。
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變成了“竊聽器事件”,被誣為“在毛主席身邊搞特務活動”,“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搞情報”。在中發[66]277號《中共中央檔案》中說,楊尚昆同志“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975年中央特偵組審查小組辦公室給葉子龍和周恩來的秘書康一民、劉少奇的秘書吳振英所作的政治結論說他們“在楊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邊安設竊聽器,進行秘密錄音活動”。
實際上,毛澤東對錄音問題曾有過具體指示,他曾對葉子龍說過:“錄音要搞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機要室著手對錄音工作做了許多明文規定。這個規定送給毛澤東看了,他表示同意。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有的是請示中央辦公廳領導或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的,有的錄音還是毛主席指示要錄的。所以所謂“竊聽”是根本不存在的。
1961年,毛澤東為在他的專列上安錄音設備的事曾發了一次大脾氣。其實那次,葉子龍正在河南農村搞調查研究工作,這事根本就沒參與,但仍被牽連進去,並受了組織處分。
在所謂的“秘密錄音”一案中,許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正因為所謂的“竊聽器事件”,葉子龍被監護審查了近7年時間。
後來,毛澤東得知葉子龍的處境,親自過問,說葉子龍政治上沒有問題,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對待他。不久,葉子龍獲得了釋放。
終於,1980年5月10日,中央辦公廳黨委批覆,同意中央辦公廳政治部3月24日為葉子龍平反的決定。決定說:文化大革命中對葉子龍同志進行監護審查和1975年對其所做的政治結論,都是錯誤的,純屬錯案,決定徹底平反,將一切誣陷不實的材料從檔案中抽出銷毀。補發在監護審查期間停發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