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原平三郎（1901—1947）原是日本浪人，1901年出生於日本廣島，幼居東北，未入軍籍，曾長期混跡於北京、天津。芝原語言功夫很好，除了日語外，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說上海話、杭州話，加上他比較熟悉中國各地的風土民情，因此常常以 “中國通”自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芝原平三郎
- 國籍：日本
- 出生日期：1901年
- 逝世日期：1947年
- 職務：日軍駐杭州特務機關情報主任
簡介,一手導演傀儡戲,收編游雜部隊,芝原卵翼下的密探,芝原的情報活動,芝原鬼蜮伎倆,張英傑被殺事件,李子瑜等被捕事件,“一樂天”事件,“4·19”一周年事件,芝原行蹤和下場,
簡介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杭州淪陷，芝原出任日本駐杭州特務機關的情報處主任，受其頂頭上司，日本駐杭州特務機關機關長渡邊一郎的派遣，於1941年初春潛入寧波，通過寧波天寧寺的清山和尚的關係（據說清山也是日本浪人，為逃避兵役，和芝原結伴來到中國，為芝原情報組成員，後被徵兵去南洋），落腳市區。他化名徐志統，冒充湖南米商。先居於西郊一家洋車(縫紉機)鋪樓上。平日著長袍馬褂，有時也著西裝，架墨鏡，戴呢帽，舉止闊綽，涉足官場，交遊商界，出入於酒樓、旅館、妓院之中，儼然是個大賈模樣。除經營所謂“商務”(走私)外，還通過各種關係出入於當時寧波一些國民黨頭面人物家中作座上客；他還接近流氓、地痞，如：常去公園路大華理髮店刮鬍子而結交了店主唐阿毛，輾轉又搭上了曾在鎮海炮台當過副官的沈香亭。由沈介紹認識了東大街新采染坊經理郭逸民，鼓樓前振昌車行老闆楊振南，以及鄞縣首南鄉鄉長朱曉鐘和周庚甫、王志芳等人。當時，俞濟民兼任鄞縣縣長，有一次為向外籌辦糧食，還邀芝原參加過會議，芝原當場表示，只要俞允許放入進口，願向上海採購大米二千擔以解決糧荒。事後果有大米起運，但帆船駛近鎮海口附近洋面時遭日機炸毀(此事也有可能是芝原故弄玄虛)。自此芝原在寧波日益為社會所重視。那些官員和商人、亦官亦商者，以至社會渣滓，統統成為芝原獵獲的對象。於是，他就公開移居開明街33號。有關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的秘密便從這所魔窟里發向日軍大本營，為他們轟炸和侵占寧波提供情報。等到寧波失陷，芝原以真面目招搖過市，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國民黨地方當局俞濟民等在內地聞之，啼笑皆非。
臨近1941年4月日軍攻占寧波前夕，芝原用大把的金條、美鈔收買了鎮海炮台副官沈香亭等人。日艦進攻鎮海時，要塞不發炮還擊，日軍遂得輕易登入，炮台司令王進甫和194師不戰後撤。同時寧波街頭港尾出現了奇特的廣告：長方形紙張，四周劃有粗線，中書“仁丹”二仿宋字，分直式和橫式兩種。原來這是芝原的“傑作”。橫式示街巷不通，直式可以通行，是為日軍指路作標記。通過芝原無孔不入的情報間諜活動，日軍完全了解國民黨消極抗戰，無意固守浙東，當時國民黨駐軍194師僅僅點綴門面而已，孤軍無援，日侵略軍於1941年 (民國三十年)4月中旬，乃兵分二路：一路陸軍沿肖甬線進逼；另一路海軍配合空軍登入鎮海，循甬江兩岸侵犯。194師不能固守，寧波淪陷。這時，芝原顯露了真面目，指使郭逸民、沈香亭糾集一批敗類手持“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中日提攜”等標語於4月20日上午至江北岸歡迎日侵略軍松井部隊開進市區，杭州特務機關機關長渡邊一郎也隨軍至寧波。從此，寧波城郊及鄰近各縣人民在四年多的歲月里陷入水深火熱的深淵中。
一手導演傀儡戲
日軍侵占寧波後，芝原即著手組織傀儡政權。他早準備好一個班底。首先霸占了惠政巷王文翰房子闢為特務機關，渡邊一郎(不久由泉鐵翁接任)為機關長，他本人為情報科(又稱治安科)長。招派郭逸民為“鄞縣維持會”會長，沈香亭為密探組長(別稱“中國情報隊”)，佘鎮為副。至4月下旬，通過唐阿毛的關係霸占了公園路同慶里92號樓上為情報科辦公室，以便密探出入自由，及時匯報(因特務機關有日兵崗哨，言語不通，出入困難)。後來芝原認為郭逸民出身染坊，無號召力，乃策劃拉出淪陷前曾任過商會會長的袁端甫擔任維持會會長，原紅十字會會長劉鎮泰和郭逸民任副會長。(衰端甫吸鴉片，正虞鴉片不繼，就同流合污。)至5月下旬，維持會改為“鄞縣鄉鎮聯合會”，借東大街裘衛生堂藥店舉行開張大會，到會者甚少，強拉過路人充數。內定袁端甫正會長不動，另指金夢麟充副會長，姜馬凡為總務科長，石磊為財政科長。芝原自任聯絡官。
接著芝原又徵得特務機關經濟科長前鹿川的同意，組成了“寧波商會籌備委員會”，推出郭逸民、王禮嘉、包正芳、張寶康、曹國香、范正權、洪中民籌七人為籌備委員，郭兼籌備主任。不久正式商會成立，以毛稼笙充會長，並分別委任了糧食、西藥、紙業、漁業、錢業等同業公會理事長。
與此同時，又成立了“婦女會”。以穆湘紋為“婦女會長”；“武裝警察大隊”，以饒謙為大隊長，李維新為督察長(一說饒謙為“偵緝隊”長)；蔡萬里為“浙東保甲指導部”指導官。
至七八月間，芝原認為政務已上軌道，把聯絡官一職讓給政務科長矢野，自己專搞情報和收編郊縣國民黨游雜部隊的工作。另委翻澤陳卜仁兼代理科長，用日本人米內三、河野富平、津川豐和寧波人劉××、呂××、沙衛英等為事務員。又派劉蔭濃為“寧波公安局長”，楊新泉為“寧波公安局”特高科長。並陸續收買林銘卿為民光電影院經理，賀但安(賀彥)為“時事公報社”總編輯，施於民為“鄞縣第六區”區長等。原體育場教國術的朱潤身也被物色為翻譯。
情報科密探組成立後，收羅了佘鎮、范隱隱、蔣之光、劉寶生、魏友田等一批地痞流氓為密探，由芝原發給蓋了他本人私章和“寧波特務機關”朱文方印，並貼有二寸半身照片的身份證。芝原又從杭州召來他的門徒梁宏寶，許炳康、胥愛蘭三人以及同夥陳卜仁、許文、趙錦堂、蔡曉東等。梁等占東馬弄九號為聯絡處據點。即派許文為“慈谿縣維持會”會長，趙錦堂為“慈谿公安局”局長，蔡曉東(蔡原在杭州任偽職，因貪污案站不住腳來甬，與芝原關係密切)為 “寧波鄉鎮聯合會”秘書主任（一說建設科長)。另派竺西橋為“通行證辦事處”主任，魏友田為“經濟調查室”主任。芝原並不以此為滿足，進而示意沈香亭、魏友田，勾結日憲兵司令的四個翻譯(即“四大金剛”)蔡邦、劉斌、程明、林元和密探袁世偉、章光耀、孫桂芳、馬占堂、章一天、顧瑞大、周月笙等，以及寧警局特高科里的探子小蟑螂(綽號)、鄔根甫、歐風等等，串通一氣，使特務網遍布市縣，魔爪伸到了各個角落。
收編游雜部隊
日軍侵占寧波後，194師潰退後流散在甬江南北的殘部，由幾名抗戰無用、擾民有餘的下級軍官以“英雄”姿態出來收羅，樹起“游擊隊”旗幟。其中一個是194師1127團團長霍遠鵬的侄兒霍中柱，在鄞東東錢湖和鎮南一帶招收了一批游勇散兵，樹幟稱王。霍湖南人，其貌不揚，委瑣咳喘。其妻名王守貞。人稱霍部為“王文部隊”，聚眾一千餘人，聲勢煊赫。
鄞南崛起一個周士英，人稱周大板，聚合鄉鎮自衛隊駐足於姜山一帶。
在城鎮拼湊好傀儡班底後，芝原的第二步行動是“招安”四周的游雜部隊，作為寧波日軍的外圍藩籬。
姚華康部通過范隱隱和蔣之光的拉攏收編為“鎮北保全團”，設了駐甬辦事處，主任周志毅。寧波汪偽政權產生後，改名為“浙江省保全第七大隊”。何芳帶了“定海國民兵團”脫離蘇本善被收編為“浙東保全司令部特務大隊”，簡稱 “特保”，後改名“浙江省保全第六大隊”。轄有五個中隊和一個獨立分隊，駐鄞東五鄉碶直至鎮海大碶頭。周士英部用密探周庚甫、朱曉鐘去接線，收編為“鄞南保全隊”，下設三個大隊和一個獨立中隊。其中大隊長兼獨立中隊長王坤 (即王阿忠)最狠，為周之親信門徒，該中隊曾駐足於碶閘街奉化同鄉會內，另設駐甬辦事處，主任黃智芳；後改稱 “鄞縣保全大隊”，駐紮南郊和鄞南。其他如上虞滕祥雲部改編為“浙江省保全第八大隊”，周志毅部改編為“浙江省保全第九大隊”。最後，“慈谿國民兵團”宋青雲部收編為 “慈谿保全大隊”，駐莊橋一帶。只有鄞西和奉化的部隊不受收編。
霍中柱也許是講斤頭不合他的胃口，仗自己兵多勢大，一時不願上鉤。芝原與密探楊振南策劃，令霍前同僚林 (或姓任)化南去做說客，被霍所殺。芝原惱羞成怒，報準特務機關長派警備隊由鄞奉鎮三路前往“掃蕩”。一經接火，霍部即奪路向穿山方向逃竄，但穿山蘇本善部藍鐘伍等不表歡迎，攔阻去路，霍無法脫身，乃向日投降，收編為“鄞鎮保全團”。日軍為籠絡起見，贈霍以少將銜，並送手槍一支。部隊仍駐原地東錢湖一帶（後來霍中柱又投了俞濟民)。這次軍事行動，自然雙方均無受損，而梅嶺白雲寺卻被日軍付之一炬，老百姓遭受蹂躪。
芝原卵翼下的密探
凡是日本侵略軍到達的地方，都像蝗蟲成災一樣，沒有一片乾淨土。地痞、流氓、惡棍、土豪公然為非作歹，到處雞犬不寧，百姓膽戰心驚。以芝原之狡猾與貪婪，其本人及其卵翼下的密探所造成的骯髒黑暗是寧波歷史上所空前未有過的。
他們廣收門徒，拜老頭子，換帖子，結幫拉派，收乾兒子、干女兒，以抬高地位，結成黑社會。他們開茶館，辟賭場，設公堂，辦戲院；巧立名目打秋風，發請帖，吃講茶，做壽拜生，做道場；進而綁肉票，請財神。還有搭股經營酒吧間、慰安所、 俱樂部、酒保站，販賣婦女，逼良為娼。至於小角色則另有眾多生財之道，如拿點心錢、管門錢，借盤川、發戲券、掛帳目、拜菩薩等等，不一而足。商店要想規規矩矩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找靠山、尋牌頭、拜先生、走門路、托人情、送節禮、寫對聯等等，以求庇護。道德敗壞，真是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
以上僅僅是泛泛的記述一般斂財作惡的情況，比較突出的手法還有以下幾例：
城廂商號均有兩重負擔，明的一種是呈送給當地敵偽政權，暗的—種是繳給俞濟民正式出面的國民黨政權和他的嘍囉們。要對付後一種非正式的敲竹槓，就得傷腦筋，冒風險，窮於險，窮於應付。若置之不理，即飛來漢奸帽子，重則喪生。若理會呢，密探就要找你麻煩，說你通“敵”有據，以致進退兩難。於這種情況之下，便是特務如佘鎮、范隱隱、魏友田等大顯身手機會了。當時寧波百業衰落中棉布業還算差強人意。佘鎮原名佘光第，系豫泰棉布號學徒。所以棉布商遇到處身尷尬之時，都處走佘鎮這一條門路，可以達到大化小，小化無。否則，如百貨業同業公會龔永喬被暗殺，就是前車之鑑。
芝原部下密探原先最吃香的是沈香亭。沈兵痞出身，當過鎮海炮台副官，既充密探，廣收門徒，羽黨漸眾，對芝原言聽計從。但後來魏友田（魏武鎬）鑽營別有一功，向芝原進讒挑撥，遂得乘虛而入，取而代之。魏出身小教，曾在天台山削髮為僧。淪陷初充“慈谿縣維持會”秘書，因侵吞案發逃甬，投入沈香亭門下。其人詭計多端．得芝原寵信，天天去魏家(家住東后街163號)飲酒、吸鴉片、奸宿婦女。日“憲兵司令部”頭目大場也時常到他家尋歡作樂。這樣，魏的惡勢力遂得膨脹，找上門路來的人漸多。一次鹹貨行業曾國香要想爭奪魚市場職權，抵制定海幫劉朗亭，就拜倒魏的門下，特聘魏為魚市場高等顧問。魏踏入魚市場後，立即抓住全部行政權和經濟權，鎮日吃喝螵賭，任情揮霍。他借父母死亡，先後二次開弔大出喪，大事鋪張。
芝原的情報活動
情報活動是芝原的看家本領，事事全力以赴．情報工作中刺探訊息是首要，以四明山三五支隊為重點，還有國統區的一切動靜，諸如軍事動態、人事變動、經濟信息、人員行蹤、交通運輸、物資供應等，莫不在刺探之列。他的情報來得快。如1941年冬，上海日軍向閔行、浦東等地進行“清鄉”，凇滬三五支隊六、七十人從浦東乘帆船至寧波三北觀海衛登入，在龍山一帶活動．芝原獲得情報即轉報告上司。當1941年6月“鄞縣鄉鎮聯合會”成立後，芝原就去聯合會主持會議，首先責令各鄉鎮每三天向情報科送情報一份，報告民中有抗日思想言行和可疑者。並布置密探去旅社、酒菜館等地刺探。
根據情報，芝原幾次配合日軍出動搜捕。如1942年春，得密探黃寶奎送來情報，說鄞西××鄉陳某大夫倆是三五支隊成員，即去包抄該鄉把兩人捕來，其後情況不明。特務機關中，時見有被捕的押來，多經芝原親自審訊；令瓜牙在旁用刑，輕則鞭打腳踢，重則用鐵釘從手面或指甲釘入，逼令招供。這類受苦難的人大抵是勞動人民。
芝原還以開店為掩護進行情報活動。如1941月7月化名李秀山寫信給上海友人王茂亭，約他來寧波經商，在江廈街開設盛記商行，由余某任總經理，任大成為經理。並打入內地，在新昌、金華等地都設有坐莊。盛記行因有芝原為靠山牽線，故貨物運輸進出寧波、奉化，均無人敲詐勒索。芝原既可分享盈利，又可穩得內地來的情報。1941年冬，芝原得力爪牙沈香亭聘請芝原為名譽董事長，向寧波特務機關領取了許可證，在江廈街開設了寧波水產合作社，沈香亭自充常務理事，車茂堂為理事。合作社居然公開設立了一個調查科，科下設調查股。科長范隱隱，股長黃寶奎、周志毅。明眼人一看便知就是情報組織。
芝原離開寧波的第二年（1943）春，住上海狄思威路邢家宅路十八號，在蘇州玄妙觀內與人開設皇后咖啡廳（兼有舞池)。原來他又與上海特務機關掛上鉤，擔任了職務，化名仍用李秀山，無疑蘇州又是芝原搞情報的外圍據點。
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烽火燃遍整個遠東，需要大量鋼鐵和銅料，特務機關就發起捐獻銅鐵運動，寧波為此也演了一出鬧劇。命令是下去了，卻毫無反應，居民私相傳說：“別的事情或可暫時忍受，惟對這一事件萬萬做不得，這是中國人拿出銅鐵，讓日本鬼子造槍炮來殘殺同胞。”所以偽商會僅集中爛鐵3000多斤。特務機關訓斥偽商會辦事不力，只得自己動手，飭芝原分派得力爪牙廣為蒐集。密探們得令馬上出動，抓住銅錫店坊為主要目標，挨戶搜查，不管成品或原料，看到就取。當場如賄賂鈔票，或可減少損失；如空口哀求，只有遭到毆打侮辱，甚至抓去究辦。“捐獻”銅鐵變做掠奪銅鐵了。
芝原鬼蜮伎倆
張英傑被殺事件
張英傑在寧波淪陷後居住鄞西百梁橋，與當地鄉長馬信偉、何信櫃三人在就地招兵買馬，蒐集流散槍枝，籌組寧奉地區游擊指揮部第四支隊第×大隊，掛鈎於俞濟民。1942年春，乘日軍鼓吹“宣撫”利誘國民黨軍隊倒戈之際，張英傑奉俞命帶領人馬請降，以便打入內部見機行事。張和馬信偉密謀，由馬出面與專搞“策反”的日偽毛慶藩機關接上關係，馬憑著當鄉長的一套鑽營工夫，居然取得了毛之信任，充任該機關上校情報組長，張也由馬牽線而沾了邊，準備率部請降。不料這位馬鄉長竟讓“皇軍”灌了迷魂湯，死心塌地為鬼子效勞告了密，由芝原查實，設法騙張和大隊附何信櫃二人來甬，立加逮捕。至同年5月中旬，日憲隨野付旅團進犯金華之際，將張押解同往，於中途殺害。何信櫃經馬信偉設法保出。
李子瑜等被捕事件
國民黨的“曲線救國”方法也被他的小政客小軍閥所效尤運用。俞濟民派其屬下李子瑜鑽入寧波特務機關情報科當了密探，頗得芝原的相信，卻為同夥蔣之光所妒嫉，常在芝原面前說李的壞話。有次蔣獲悉李於晚上在×處與人開會，即向芝原告密。芝原當晚帶領警察局偵緝隊及情報科潘躍椿、范隱隱、蔣之光等人包圍開會地點，當場將李捕獲。又偵悉李與偽商會翻譯曾良秉有關，也加逮捕。捕後經芝原親自嚴刑審訊，然後解送憲兵隊。接著，俞濟民部設在城區的情報站中馬路廣發源皮店店員朱冠華也受牽累被捕。國民黨情報隊在鄞奉兩地的各通訊聯絡據點，大部遭到破壞，先後被捕13人。其中有奉化行動組長戴東明，組員應忠奎、朱全法，通訊員張杏生，情報員周慕霞等，各方面被牽連的共有數10人。拘禁中都受盡了酷刑，肉體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殘。特別是日憲想從李子瑜身上打開缺口，追查各處地下組織，施用了電刑、灌水、狼狗咬等刑法。後來李子瑜、周慕霞等13人被解往上海日軍刑務分所。除李、周2人判刑監禁生還外，其餘11人均被日軍砍頭殺害。與此同時，寧波日憲還殺害了寧波戲劇協會負責人鄔憲成、於義風，寧波警察總隊第四支隊大隊長吳璣璇和部屬2人。朱冠華只承認是廣發源店店員身份，經人多方設法活動才獲保釋。抗戰勝利，國民黨地方當局俞濟民回來，在奉化捕獲蔣之光，綁在樹上用刺刀戳死以泄舊恨。
“一樂天”事件
“四大金剛”之一的憲兵隊翻譯劉斌(隨日軍來甬之首任翻譯，憲佐，1944年離甬赴滬)最狠，收三方面的部分漢奸特務為門徒，在開明坊設立“—樂天茶室”，用作他們聚賭、策劃詐欺謀財和分贓的大本營。以得意門徒章光耀出面，招集拉攏范隱隱、佘鎮、蔣之光、王世良，郭夢也、張勇、王阿寶，黃金寶、陳康、董新根、董靜山，吳長根、黃智芳、顧瑞大、袁世偉、呂克強、齊雲、張驊、費本椿等結拜為26兄弟。章光耀自稱老大。一時茶室鬼影憧憧，陰氣森森。善於鑽營看風色之蔣之光、佘鎮、王世良都轉而拜劉斌為師，引起一向以鰲頭自居的沈香亭的惱火，乃伺機尋隙進行報復。適巧上海幫會頭子金廷蓀欲離上海去內地，托其弟金廷藩設法借道寧波。經過一番周折，通過劉斌拉攏蔡邦等3人拍胸擔保護送，以謀安全。金潛來了寧波，劉等設宴洗塵，敬為上賓。“四大金剛”叩首拜金為師。金果然順利到達內地。沈香亭聞此內情，向芝原告發，“—樂天”就被寧波特務機關責令關閉。抗戰勝利後，蔡邦、程明諸人因漢奸案被捕受審，那位金老頭子念師徒之誼，替他們從中斡旋，都得到重罪輕判。
“4·19”一周年事件
1942手4 月19日，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直屬挺進第三縱隊（一說為”江南挺進隊”）為紀念寧波淪陷—周年，派土兵進入市區，於晚上八時光景，在開明街日本憲兵隊和惠政巷特務機關門口投擲手榴彈。憲兵隊門口擲彈人員聞桂芳，擲彈後向南奔逃，適有芝原情報科密探馮文蔚見狀追趕，被聞開槍擊斃。與此同時，守候在西郊之挺進隊士兵，沖向西門口一二八橋(橋畔有日軍崗哨，圍著鐵絲網)，與日軍發生衝突，一時槍聲大作，打死日軍尉官一名。挺進隊打了一排槍後撤。市中心敵偽聞聲，傾刻間驚慌失措，亂作一團。待大批日本鬼子趕到西門外時，挺進隊已離去下鄉。日軍一時摸不清情況，不敢追趕，遂封鎖西門，全城宵禁戒嚴，並突擊檢查戶口，不許居民外出。西郊區斷糧缺水七天。出事第二天—早，情報科密探受芝原派遣偵查市區旅館客棧、輪埠碼頭和其他公共場所，發現形跡可疑或無“良民證”者，—律扣留審查。西郊鎮長趙伯箴被憲兵隊扣押，說趙與挺進隊有聯繫。後據情報說挺進隊駐在西鄉白龍王廟，但等日軍趕到目的地時，早已人去廟空。這起行動，寧波稱為“4·19”事件。為此市區封鎖了3天。西門口封鎖了7天。捕了許多來路不明的客商和乞丐，多數解送警察局特高科和偵緝隊內，其中桂林客商3人被扣押在特高科。襲擊西門的嚮導顧德生和王阿明家屬等人也被捕，慘遭毒手。
“4·19”這么一件大丟日本“皇軍”臉面的事，事前情報竟一無所知，芝原這會子泄了氣。看來在寧波惡貫滿盈立不住腳，即於5月間離開寧波溜到金華去了（他在金華充當特務機關支部長，可能是派這特務老手去組織新侵占地的特務工作的。）。
芝原行蹤和下場
1942年初夏，芝原將情報科辦公室從公園路同慶里遷至惠政巷特務機關隔壁一套大房子裡。他自己要去金華，臨行前召集所屬密探講話，說他去金華期間職務由藤原英男代理，囑咐他們有事可向他報告。當場把密探一一介紹給藤原。至於為什要去金華，當然秘而不宣，眾奴才誰也不敢直問。自從芝原走後，情報科門庭日趨蕭條．密探們很少去畫卯報到，除非藤原或陳卜仁電催之下，才去溜轉一次。因此，情報科除了各鎮公所三日一報例規外，棍本沒有什麼情況。情報科無事可做，密探佘鎮、范隱隱等人都主動轉入憲兵隊，有的辦事員則調到了別處。芝原不在，原代科長兼翻譯陳卜仁也感到空閒，辭職回杭州去了。
同年10月，芝原從金華返甬。他在辦公室召集各密探開會，聲言回國(他在私下對人說回國探親)，宣布全部密探解散，收回以前發的密探身份卡片，將一切有關檔案檔案燒毀滅跡，又發放解散費每人300—600元不等。僅留下魏友田、蔣之光、周庚甫、范隱隱等人移交給副機關長龜山候用。第二天—早，芝原乘鳴鹿丸離甬。
1945年春節前，芝原忽又出現在寧波。他自稱在慈谿當鄉鎮聯合會聯絡官(寧波《時事公報》說他充慈谿派出所所長)，曾在密探魏友田家中住了幾天，行動詭秘。聽說被他搜颳去一批棉布和棉胎。
1945年8月抗戰勝利。芝原親信蔡曉東在蘇州被捕獲 (蔡被高等法院判處徒刑七年)，供出芝原匿居上海下落 (住上海邢家宅路18號)，芝原遂被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部(司令長官李默庵)捉拿歸案。1946年11月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底該部軍事法庭公審，寧波方面派鄞縣抗戰蒙難同志會主持人李子瑜與曾良秉、吳小毛妻等三被害人赴滬出庭作證。杭州、寧波等地證人列舉了芝原犯下的種種罪行，控訴他殘殺中國人民，迫害抗日誌士，姦污婦女 (就此一項罪名，竟達百數受害人！在此僅舉一例：有一次，芝原在西湖邊看到一位美貌的女學生，正與一名男學生親熱地散步，芝原歹念頓生。他喚來一個走狗，故意衝撞這名男學生，與之發生摩擦，然後找個藉口，把這對男女青年帶到六公園一側的寓所，把男青年毒打一頓，推到大陰溝內窒息而亡；對女青年進行百般凌侮，最後導致她精神錯亂。)等案。至1947年7月19日，國民黨國防部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判芝原平三郎死刑。同年11月19日，國防部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接到上級密令，特地從南京乘火車趕到上海。檢察官王家楣、翻譯官王成聲及一個班的憲兵，也於上午11點驅車來到提籃橋監獄。典獄長孔祥霖驗過法庭開出的“犯人提押票”，11點4分左右，把關押獄中的日本戰犯芝原平三郎提押出監，走出監獄二大門，沿著監獄外圍牆，來到監獄刑場。
頭髮斑白，蓄著八字鬍，神情木然，臉色偏黃，略帶浮腫的芝原，身著草綠色破舊軍服，未扣紐扣，腳趿一雙舊拖鞋，雙手反銬，在兩名中國法警的押解下，來到設在刑場中間的法庭處。石美瑜簡要地問清芝原的姓名、年齡、國籍、籍貫、捕前職務、居住地址等基本情況後，宣布：“根據國民政府國防部核准，今天對你執行死刑，你還有何遺言要說，有何遺言要書？”芝原顫巍巍地用中文說道：“我要講的話，講得已多，我並未有強姦殺人等罪，今日日本戰敗，我死不足惜，但我的名譽要緊。”石美瑜當予駁斥：“你判死刑是你罪惡所造成，與日本戰敗不相干。”芝原又說：“檢察官先生，請允許我修書三封，以告慰後人。”經石美瑜同意後，憲兵為芝原開銬，他就在法庭旁預先準備的方桌上鋪好信箋，落筆書寫。第一封寫給其妻子，大意為:今天我要被執行了，望你照顧母親和小孩。第二封信，寫給他的日本長官小倉和白川一雄，這兩人此時還關押在提籃橋監獄內，其大意是:多蒙照顧，非常感謝，請費心照顧遺屬。第三封寫給中國國民政府，文長九十六行，大談“中日親善”、“共存共榮”之謬論。遺書寫畢，芝原向執法官提出:“請允許我更換一套清潔的軍服，一雙乾淨的膠鞋，讓我乾乾淨淨地走向另一世界。”石美瑜答應了芝原的這一要求。
時鐘指向12點10分，石美瑜命令已經換好衣服的芝原平三郎在死刑執行書上籤字，按指紋。然後憲兵把芝原雙手反銬，由二名法警押上行刑椅(有靠背的椅子)。芝原坐在行刑椅上，左右兩邊各被—名憲兵按住，憲兵班長吳德法站在芝原的身後，舉起“盒子炮”，對準芝原的後腦，連發兩槍，彈由左腦進，右眼穿出。
這個至死不悟、機關算盡的花花太歲(芝原別號)，終於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