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五千言》
《老子五千言》,又稱《道德經》是道教文化的開山之作,其哲理精深,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在概念的分析都有著極其深刻的見解,在中國及世界影響深遠。
傅斯年先生《戰國子家敘論》發表於1928年,其中第八節《〈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多從感性、經驗立言,又兼涉中西之學,故其研究路向雖不甚為學界所重,而固多創穫。啟予者商也,誰曰不然乎?
正文
汪容甫 《老子考異》一文,所論精澈,茲全錄之如下:
《史記·孔子世家》云:“
南宮敬叔與
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
老子雲。”《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
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共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
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
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
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
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黃帝》 、《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已篇》與《
列子·說符篇》文同),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
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為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
《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
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
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隱》引《世本》作閔公,其事跡不見於《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桓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予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為從”,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
燕與
秦、
楚、
魏並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
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
《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
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
禽子曰:‘以子之言,問
老聃、
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
大禹、
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
端木叔者,
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乾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為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說苑·政理篇》:“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
如運諸掌。”梁之稱
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為散關,又以為
函谷關。按:散關遠在
岐州。
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為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
二崤猶為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
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
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為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
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乾,(《魏世家》:“安厘王四年,魏將段乾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乾崇割地而講。”《六國表》:“
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為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韙矣。”
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子之為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里。而老聃之為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與
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
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為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為常樅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閭”,高誘註:“商容,
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容、樅,音近而誤。《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閭”註:“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註:“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於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將《老子列傳》中之主人分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為史儋,孔子問禮者為老聃,家於苦縣者為
老萊子。此種分析誠未必儘是,然實是近代考證學最秀美之著作。若試決其當否,宜先審其推論所本之事實出自何處。一,容甫不取《莊子》,以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按:今本《莊子》實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見《晉書》本傳),西晉前之《莊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見,郭氏於此書之流行本大為
刪刈。《經典釋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 、《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子玄非考訂家,其所刪削,全憑自己之理會可知也。《莊子》之成分既雜,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後(說詳下文釋《莊子》節),則《莊子》一書本難引為史料。蓋如是後人增益者,固不足據,如誠是自己所為,則“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也。莊子書中雖有與容甫說相反者,誠未足破之。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較《莊子》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於魏晉時,不可謂其全偽,以其中收容有若干舊材料也。不可謂其不偽,以其編制潤色增益出自後人也。《列子》書中所記人事,每每偶一覆核,頓見其謬者;今證老子時代,多取於此,誠未可以為定論。
然有一事足證汪說者,《史記》記老子七代孫假仕漢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為不多,老子猶不應上於周安王。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猶百餘年。且魏為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曆前四○三),上距孔子之卒(四七九)七十六年,若老子長於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後?又《莊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當無異論),關尹老聃並舉,關尹在前,老聃在後。前尹生年無可詳考,然周故籍以及後人附會,無以之為在諸子中甚早者;關尹如此,老子可知。《史記》記老子只四事:一,為周守藏史;二,孔子問禮;三,至關見關尹;四,子宗仕魏。此四事除問禮一事外,無不與儋合(儋為周史,儋入關見秦獻公,儋如有子,以時代論恰可仕於魏)。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誤也。《五千言》所談者大略兩端:一,道術;二,權謀。此兩端實亦一事,道術即是權謀之擴充,權謀亦即道術之實用。“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云云者,固是道術之辭,亦即權謀之用。《
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當戰國,人識古今,全無主觀之論,皆成深刻之言。“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即所謂“精華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故《韓非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所釋者,誠《老子》之本旨,談道術乃其作用之背景,陰謀術數乃其處世之路也。“當其無,有車之用”,實帝王之術。“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亦御下之方。至於“柔弱勝剛強”,“無事取天下”,則《戰國》所託黃帝、殷甲、伊尹、太公皆如此旨。並競之世,以此取敵;並事一朝,以此自得。其言若抽象,若怪譎,其實乃皆人事之歸納,處世之方策。《解老》以人間世釋之,《喻老》以故事釋之,皆最善釋老者。王輔嗣敷衍旨要,固已不及;若後之侈為玄談,曼衍以成長論,乃真無當於老子用世之學者矣。《史記》稱漢文帝好黃老刑名,今觀文帝行事,政持大體,令不擾民,節用節禮,除名除華,居平勃之上,以無用為用,介強藩之中,以柔弱克之,此非庸人多厚福,乃是帷幄有深謀也。洛陽賈生,雖為斯公再傳弟子,習於刑名,然年少氣盛,侈言高論,以正朔服色動文帝,文帝安用此擾為?竇太后問轅固生老子何如,轅云:“此家人言耳。”可見漢人於老子以為處世之論而已,初與侈談道體者大不同,尤與神仙不相涉也。又漢初為老學者曰黃老,黃者或雲黃帝,或雲黃生(例如夏曾佑說)。黃生漢人,不宜居老之上。而《漢志》列黃帝者四目,兵家舉黃帝、風后、力牧者,又若與道家混。是黃老之黃,乃指黃帝,不必有異論。《五千文》中固自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無為之論,權謀術數之方,在戰國時代誠可合為一勢者矣。
綜上所說,約之如下:《五千文》非玄談者,乃世事深刻歸納。在戰國時代,全非顯學。孔子、孟子固未提及,即下至戰國末,荀子非十二子,老氏、關尹不與;韓
非斥顯學,絕五蠹,道家黃老不之及;僅僅《莊子·天下篇》及之,然所舉關尹之言乃若論道,所稱老聃之言只是論事。《莊子·天下篇》之年代,蓋差前乎荀卿,而入漢後或遭潤色者(說別詳)。是戰國末漢初之老學,應以《韓子》《解》、《喻》兩篇者為正;文帝之治為其用之效,合陰謀,括兵家,為其域之廣。留侯黃石之傳說,河上公之神話,皆就“守如處女,出如脫兔”之義敷衍之,進為人君治世之衡,退以其說為帝王師,斯乃漢初之黃老面目。史儋以其職業多識前言往行,處六百年之宗主國,丁世變之極殷(戰國初年實中國之大變,顧亭林曾論之),其制《五千言》固為情理之甚可能者。今人所謂“老奸巨猾”者,自始即號老矣。申韓刑名之學,本與老氏無衝突處,一談其節,一振其綱,固可以刑名為用,以黃老為體矣。此老氏學最初之面目也。
“老學既黃”(戲為此詞),初無須大變老氏旨也,蓋以陰謀運籌帷幄之中,以權略術數決勝千里之外,人主之取老氏者本以此,則既黃而兵家權略皆入之,亦固其所。然黃帝實戰國末漢初一最大神道,儒道、方士、神仙、兵家、法家皆托焉,太史公足跡所至,皆聞其神話之跡焉(見《五帝本紀》贊)。則既黃而雜亦自然之勢矣。老學一變而雜神仙方士,神仙方士初與老氏絕不相涉也(白居易詩:“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神仙方士起於燕齊海上,太史公記之如此,本與鄒魯之儒學無涉,周鄭三晉之道論(老子)、官術(申韓)不相干。然神仙方術之說來自海濱,無世可紀,不得不比附顯學以自重於當時。戰國未顯學,儒墨也(見《韓非子》),故秦始皇好神仙方士,乃東遊,竟至鄒嶧山,聚諸生而議之。其後怒求神仙者之不成功,大
坑術士,而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坑術士竟成坑儒,則當時術士自附於顯學之儒可知。儒者在戰國時,曾西流三晉,南行楚吳;入漢而微,僅齊魯之故壘不失。文景時顯學為黃老,於是神仙方士又附黃老,而修道養性長壽成丹各說皆與老子文成姻緣,《淮南》一書,示當時此種流勢者不少。故神仙方士之入於道,時代為之,與本旨之自然演化無涉也。
武帝正儒者之統,行陰陽之教,老學遂微。漢初數十年之顯學,雖式微於上,民間稱號終不可息。且權柄刑名之論,深於世故者好取之,馭下者最便之,故宣帝猶賢黃老刑名,而薄儒術。後世治國者縱慣以儒術為號,實每每陰用黃老申韓焉。又百家廢后,自在民間離合,陰陽五行既已磅礴當世,道與各家不免借之為體。試觀《七略》、《漢志》論次諸子,無家不成雜家,非命之墨猶須順四時而行(
陰陽家說),其他可知矣。在此種民間混合中,老子之號自居一位,至於漢末而有黃巾道士,斯誠與漢初老學全不相涉也。
東漢以來,儒術凝結,端異者又清澈之思,王充、仲長統論言於前,
王弼、
鐘會注書於後,於是老氏之論復興。然魏晉之老乃
莊老,與漢初
黃老絕不同。治國者黃老之事,玄談者莊老之事。老莊之別,《天下篇》自言之。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術馭之者;莊乃人情練達,終於感其無可奈何,遂“糊裡糊塗以不了了之”者。魏晉間人,大若看破世間紅塵,與時俯仰,通其狂惑(如阮嗣宗),故亦卮言曼衍,“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此皆莊書所稱。若老子則有積極要求,潛藏雖有之,卻並非“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者。乾令升《晉紀》總論云:“學者以莊老為宗而絀《六經》”,不言老莊。太史公以莊釋老,遂取莊書中不甚要各篇,當時儒道相絀之詞,特標舉之,甚不知莊生自有其旨。魏晉人又以老釋莊,而《五千言文》用世之意,於以微焉。例如何平叔者,安知陳、張、蕭、曹之術乎?乃亦侈為清談,超機神而自比於猶龍,志存吳蜀,忘卻肘腋之患,適得子房之反,運籌千里之外,決敗帷幄之中矣。此種清談決非老子之效用也。
老學之流變既如上述,若晉人葛洪神仙之說,魏人寇謙之符籙之術,皆黃巾道士之支與裔,與老子絕無涉者。老萊子一人,《孔子弟子列傳》既引之,大約漢世乃及戰國所稱孔子問禮之事每以老萊子當之,以老聃當之者其別說也。孔子事跡後人附會極多,今惟折衷於《論語》,差為近情。《論語》未談孔子問禮事,然記孔子適南時所受一切揶揄之言,如長沮、桀溺、
荷蓧丈人、接輿等等,而鳳兮之嘆流傳尤多。孔子至楚乃後來傳說,無可考證,若
厄陳蔡則系史實。苦為陳邑,孔子卒時陳亡於楚,則老萊子固可為
孔子適陳蔡時所遇之隱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陳亡而為楚人,厲之與萊在聲音上同紐,或亦方言之異也。老萊子責孔子以“去汝躬矜與汝容知”之說,容有論事,則老萊亦楚狂一流之人;不然,亦當是憑藉此類故事而生之傳說,初無涉乎問禮。及老聃(或史儋)之學浸浸與顯學之儒角逐,孔老時代相差不甚遠,從老氏以絀儒學者,乃依舊聞而造新說,遂有問禮之論,此固是後人作《化胡經》之故智。六朝人可將老聃、釋迦合,戰國末漢初人獨不可將仲尼、老聃合乎?《論語》、
《孟子》《荀子》及《曲禮》 《檀弓》諸篇,戰國儒家史今存之材料也,其中固無一言及此,惟《曾子問》三言之。今觀《曾之問》、《檀弓》所記,皆禮之曲節,陰陽避忌之言,傅會掌故之語,誠不足當問禮之大事。《明堂》、《戴記》中,除《曲禮》數篇尚存若干戰國材料外,幾乎皆是漢博士著作或編輯,前人固已言其端矣(
太史公、班孟堅、盧植明指《王制》為漢文時博士作,甚顯之《中庸》亦載“今天下車同軌”及“載華岳而不重”之言)。
附記:韓文公已開始不信問禮事,《原道》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樂。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然《史記》一書雜老學,非專為儒者。
儋聃為一人,儋、聃亦為一語之方言變異。王船山曰:“老聃亦曰太史儋,儋、聃音蓋相近。”畢沅曰:“古聸、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云:‘耳曼也。’又有聸字云:‘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聸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聸耳字皆作耽。《說文解字》有耽字云:‘耳大垂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此確論也。儋、聃既為一字之兩書,孔子又安得於卒後百餘年從在秦獻公十一年入關之太史儋問禮乎?總而言之,果著《五千文》者有人可指,當為史儋;果孔子適南又受揶揄,當為老萊子也。
上說或嫌頭緒不甚清晰,茲更約述之。(傅斯年)
1.《老子五千言》之作者為太史儋,儋既為老聃,後於孔子。此合汪、畢說。
2.儋、聃雖一人,而老萊則另一人,萊、厲或即一語之轉。
3.孔子無問禮事,《曾子問》不可據。問禮說起於漢初年儒老之爭。
4.始有孔子受老萊子揶揄之傳說,後將老子代老萊。假定如此。
5.《老子》書在戰國非顯學,入漢然後風靡一世。
6.老莊根本有別,《韓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乃得《老子》書早年面目者。
《莊子》書最雜,須先分析篇章然後可述說指歸,待於詳辨之。
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