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個人履歷,主要職務,學術成果,出版著作,發表文章,著述簡介,基本信息,內容提要,圖書目錄,
人物簡介
羅宗強先生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中國古代士人心態史。1980年以來，著有《李杜論略》、《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唐詩小史》、《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道家道教古文論談片》、《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唐詩小史》、《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明代文學思想史》。主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隋唐五代文學史》（與郝世峰合作）；並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南開學報》等刊物發表多篇論文。
先後承擔國家教委博士學科基金項目《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主持國家“九五”重點項目《中國古代士人心態研究》、與陳洪教授共同主編教育部重點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等。研究成果多次受到獎勵，《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獲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天津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魏晉玄學與士人心態》獲第二屆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天津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李杜論略》獲天津第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論文《唐代文學思想發展中的幾個理論問題》獲天津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個人履歷
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在汕頭市聿懷中學上學。
1946年9月至1948年6月，在揭陽縣第一中學上學，國中畢業。
1948年9月至1950年6月，在揭陽縣第一中學上學，至高中二年級。
1950年9月至12月，在揭陽縣第三中學任教務處職員。
1951年8月至11月，在廣州南方大學國文系讀書。
1951年12月至1952年2 月，在湛江市城鄉聯絡處任職員。
1956年9月入南開大學中文系，1961年五年制本科畢業。
1964年9月至1975年4月，在江西贛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
1975年5月回南開大學工作。1981年任副教授，1985年任教授。
1991年至1995年，任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
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主要職務
1991年起，曾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又受聘為河北大學、雲南大學、廣西師範大學兼職教授，曾任中國李白學會副會長、中國杜甫學會副會長；現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文論學會顧問、《文學遺產》雜誌通訊編委。
學術成果
出版著作
《李杜論略》，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
《唐詩小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998年獲第二屆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道家道教古文論談片》台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1996年10月；2006年6月第二版研究生教學用書
《羅宗強古代文學思想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
《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
《讀文心雕龍手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0月
《晚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
發表文章
一、論文
樂記的藝術思想（《河北日報》1962年9月4日）
非《文心雕龍》駁議（《文學評論》1978年02期）
中國古代詩歌風格論的一個問題（《文學評論叢刊》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3月）
評《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兼論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03期）
論盛唐文學思想（《天津師專學報》1983年01期）
詩的實用和初期的詩歌理論（《文學遺產》1983年04期）
唐代文學發展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4 年05期）
牛希濟的《文章論》與唐末五代倡教化的文學主張（《天津社會科學》1984年05期）
讀《莊》疑思錄（《南開學報》1985年02期）
“新樂府運動”種種（《光明日報》1985年11月19日）
一九八四年唐代文學理論研究綜述（《陝西師大學報》1985年02期）
古文運動何以要到韓、柳出來才開了新局面（《唐代文學論叢》總第七輯，1986年）
從思維形式看中國古代詩論的一個特點——對“象外之象”說的一種考察（《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01期）
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化背景（《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02期）
李白與道教（《文史知識》1987年05期）
唐代古文運動的得與失（《文史知識》1988年04期）
儒學的式微與士人心態的變化（《中國文化》創刊號，中華書局（香港），1989 年12月）
論阮籍的心態（《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04期）
正始玄風與正始文學思想（《文史知識》1990年06期）
路越走越遠——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的體會（《文史知識》1990年10期）
也談李白與《長短經》（《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
嵇康的心態及其人生悲劇（《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02期）
陶淵明：玄學人生觀的一個句號（《南開學報》1991年02期）
從《莊子》的坐忘到唐人的煉神服氣（《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03期）
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中國首屆李白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
劉勰文體論識微（續篇）（《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輯，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漢魏文章與洛陽（《文史知識》1994年03期）
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徵（《唐代文學研究》第六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4年）
一個旁觀者和他的文學觀——讀《抱朴子外篇》隨記（《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04期）
近百年中國古代文論之研究（《文學評論》1997年02期）
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之回顧（《二十世紀古文論研究文存》之“導言”）
李白研究的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文學遺產》1998年04期）
陶淵明：玄學人生觀的一個句號（《九江師專學報》1998年04期）
古文論研究雜識（《文藝研究》1999年03期）
文學史編寫問題隨想（《文學遺產》1999年04期）
講授文學史的一些思考（《中國大學教學》2000年01期）
我國古代詩歌風格論中的一個問題
論海子詩中潛流的民族血脈（《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02期）
詩的人文傳統問題——關於選詩和解詩的一些問題（《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02期）
弘治、嘉靖年間吳中士風的一個側面（《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04期）
目的、態度、方法——關於古代文學研究的一點感想（《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05期）
關於士人心態研究（《中華讀書報》2002年12月4日）
隆慶、萬曆初當政者的文學觀念（《文學遺產》2005年04期）
社會環境與明代後期士人之心態走向（《粵海風》2006年03期）
二、書評
讀《文心雕龍論稿》隨想（《文學遺產》1987年01期）
讀書憶舊（《讀書》1989年03期）
舍易就難捨熱就冷——談傅璇琮《唐詩學論稿》（《讀書》1990年10期）
我們非常需要不尚空談的書——讀蔣寅《大曆詩風》札記（《文學遺產》1994年05期）
關於《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編選的一點想法（《中華讀書報》2004年12月22日）
三、序跋
張峰屹《西漢文學思想史》序（2000年3月5日；《西漢文學思想史》，張峰屹著，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
四、訪談
“自強不息，易；任自然，難。心嚮往之，而力不能至”——羅宗強先生訪談錄（羅宗強、張毅，《文藝研究》2004年03期）
著述簡介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014648
出版時間：1996-10-1
內容提要
本書是一部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的專著。魏晉時期戰亂不斷動盪不安，這也是個思想異常活躍、精神空間開闊、文化環境寬鬆的時期，傑出的極富個性的人物輩出，文學成就也極高。本書詳盡勾勒了這近四百餘年間文學思想的發展脈絡，點明各時期的特徵，力求描述文學思想發展的真實面貌，凸顯出發展的總趨勢。作者治學嚴謹，評價客觀公正，讀來有如沐春風之感。
圖書目錄
引 言
第一章 建安的文學思想
第二章 正始玄風與正始之音
第三章 西晉士風與西晉文學思想
第四章 東晉的文學思想
第五章 元嘉與永明的文學思想演變
第六章 劉勰的文學思想(上)——劉勰文學思想的產生和《文心雕龍》
第七章 劉勰的文學思想(中)
第八章 劉勰的文學思想(下)——劉勰的理論成就
第九章 文學思想的多元發展
第十章 北朝的文學思想
結束語：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發展中的幾個理論問題
部分引用書目
後 記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0941072
出版時間：2005-1-1
內容提要
本書對魏晉時期不同時間段落中政局的變化、玄學思潮的演變, 與士人心態變化的關係作了深入探討, 描述了這一時期士人心態變化的軌跡。作提從古代文學的實際出發，深入到文學思想發展原因中去尋討，從研究士人心態的演變軌跡去確切地闡釋文學思想發展地主要原因，標誌文學思想史學科的又一新的進展。
目錄
序
第一章 玄學產生前夕的士人心態
第一節 處士橫議——士與大統政權的疏離
第二節 論無定檢——士從儒有大一統思想的禁錮中解脫出來
第三節 任情放縱——士人生活情趣、生活風貌的變化
第二章 正始玄學與士人心態
第一節 正始玄學的出現
第二節 正始玄學的現實主義
第三節 正始士人的心度
上 篇 嵇康：悲劇的典型
中 篇 阮籍：苦悶的象徵
下 篇 入世的名士：何晏、山濤及其他
第三章 西晉士人心態的變化與玄學新義
第一節 政失準的與士無特操
第二節 “士當身名俱泰”：西晉士人心態之主要趨要
第三節 西亞的玄學新義
第四章 東晉士人心態的變化與玄釋合流
第一節 西晉的亂亡與士人的反思
第二節 東晉初期的士風與士人心態
第三節 偏安心態的發展及其諸種表現
一、追求寧靜的精神天地
二、追求優雅從容的風度
三、山水怡情與山水審美意識的發展
四、仙的境界和佛的境界
第四節 玄釋合流與玄學理論發展的終結
第五節 陶淵明：玄學人生觀的一個句號
結束語
後 記
再版後記
三版附記
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
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
ISBN：7310024559
出版日期：2006-6-1
內容提要
本書截取明代後期這一特殊時段，對明後期士人心態開展論析，意圖描繪明代後期士風與士人心態之變化的若干側面。在心態分析上，特別關注士人的深層心理與現實行為、理論講說與人生踐履、最初動機與實際效果間的種種複雜關係，從而將士人心態引入立體化的格局。
目錄
第一章 皇權之不受制約與諫臣之傳統心態
第二章 思想家之拯世情懷
第三章 徘徊於入仕與世俗之間的士人
第四章 改革者之拯世情懷
第五章 心學另類之人生悲劇
第六章 自我回歸之適意與迷惘
第七章 末世拯救者希望之失落
附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羅宗強先生學術思想述論
如果從出版《李杜論略》的1980年算起，宗強先生從事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已經有24年了，其學術思想經過了萌生、發展到成為一個較為完整體系的過程。如果從1992年到宗強先生那裡攻讀博士學位算起，我隨宗強先生治中國文學思想史，也已經有了12個年頭。宗強先生在這24年裡，先後有近十種著作出版，其中有不少是像獲得教育部社會科學著作一、二等獎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與《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那樣的學術精品。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宗強先生經過長期的實踐與探索，建立起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學科體系，提出了一整套該學科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這些學術思想有的是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所特有的，有的則擁有文學史、批評史及美學史研究的普遍意義。總結其學術思想的特點，當對文學研究的推進與成熟具有建設性的意義。我隨宗強先生治學，雖難說已透徹領悟其學術思想，然經過10餘年的品味咀嚼，亦頗有會心並受益良多。我按此種學術思想撰寫的博士論文《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曾獲首屆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另一部論著《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亦獲北京市優秀論著獎勵。在此總結宗強先生的學術思想，對我本人也是一個提高認識的機會。我以為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求真求實與歷史還原
中國文學思想史屬於歷史研究的範疇，當然就存在著研究目的的問題。究竟是為現實服務而研究，還是為恢復歷史真實而研究;歷史真實到底是可以認識的，還是永遠也無法把握的，這本來都是歷史哲學中爭論已久的重要命題。但宗強先生切入此問題的前提卻並非從歷史哲學的理論探究出發，而是從中國學術的研究現狀出發。依宗強先生的看法，民國時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並不存在太多的研究目的的爭論，學者們幾乎都無可爭議地認為，弄清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歷史原貌乃是其根本目的。即使羅根澤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明確提出其研究目的，也是求真求好並舉，且以先求真後求好為次序。但在建國之後，出於受蘇俄文藝理論及西方文學理論的衝擊，中國學術界急於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便形成了急功近利的學術理念，從而使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經常處於現代文學理論註腳的尷尬地位。有感於此，宗強先生在許多場合反覆強調求真求實的研究目的：“有時候，對於歷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1]“弄清古代文學理論的歷史面貌本身，也可以說就是研究目的。”[2]“有時候，復原古文論的歷史面貌，也可視為研究的目的”[3]。“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求真”。“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弄清古文論的本來面目，也可以說是研究目的”[4]。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反覆強調，是由於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觀念在中國學界根深蒂固並一次次掀起高潮，僅近10年來，就有用中國古代文論為母體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與因“失語症”而帶來的話語轉換的呼籲，從而使以平常心研究歷史真實這樣一個本來不成為問題的話題卻要反覆呼籲，並至今難以得到所有人的認可，由此可見中國學術界積重難返的沉重現實。
宗強先生既然認為求真或者說復原歷史面貌乃是古代文論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則歷史還原便成為不言而喻的具體途徑，所以他說：“歷史還原的目的，是為了了解古文論的歷史原貌”。[5]有時宗強先生將歷史真實又稱為歷史感，並認為“要使研究成果具有歷史感，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便是還原”。[6]當然，研究缺乏真實歷史感的原因除了研究目的的急功近利外，也還存在研究方法的適應與否。宗強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重操舊業時，本來是打算研究古代文論的理論範疇的，但是“其中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基本概念的產生，都和一定時期的創作風貌、文學思想潮流有關。不弄清文學創作的歷史發展，不弄清文學思想潮流的演變，就不可能確切解釋這些基本概念為什麼產生以及它們產生的最初含義是什麼。
因此，只好終止了這一工作，而同時卻動了先來搞文學思想史的念頭”[7]。正是追求歷史原貌的一貫主張，使得宗強先生將歷史還原作為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第一要義，他說：“古代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應該是古代文學思想的儘可能的復原。復原古代文學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進一步對它作出評價，論略是非。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議論都是毫無意義的。我把這一步的工作稱之為歷史還原。”[8]可以說中國文學思想史的所有方法與程式，均是為了實現此一目的而進行的，如果失去此一目的，便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我以為，宗強先生以其研究的實績，已經使其所倡導的求真學風在研究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而得到越來越多的學界同仁的認可。
當然，宗強先生在強調求真目的時，從來也沒有否認學術研究應具有的文化建設作用，他只是認為，基礎研究不應該那樣的急功近利，而應該將眼光放得更長遠些。之所以強調求真求實，是因為如此可以使古代文學思想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他說：“求真的研究，看似於當前未有直接的用處，其實卻是今天的文化建設非有不可的方面。我們的文學創作、書法、繪畫創作，無不與文化素養的深厚與否有關。”[9]他將此稱之為“無用之用”，並認為是更為有益的。同時宗強先生也沒有因為追求歷史還原而忽視當代意識與主觀因素對客觀性的影響，可以說自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體系提出之日起，他都一再反覆強調要完全復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他在《四十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一文中說：“對於歷史的研究，完全地符合於歷史的本來面目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不僅有一個史料的完備與否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還有在於研究者的種種主觀因素會妨礙歷史面貌的真實復現。但這並不是說，歷史還原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說，儘可能接近的描述歷史的真實面貌，是應該做到的。”[10]這樣的認識使之與傳統的乾嘉學派的絕對主義觀念有了明顯的區別，從而擁有了現代的學術品格。
儘管如此，上述的求真觀念畢竟是為了糾偏而提出的，所以較多的強調了主體因素對於古代文學思想研究的負面作用。隨著學術思想的發展與學科體系的完善，宗強先生越來越對研究中的主體要素做出了建設性的闡述。這種主張集中體現在他最近為塗光社先生《莊子範疇心解》所作的序文中。首先他明確承認了經典解讀中的局限：“至少在思想遺產的範圍內，任何經典的解讀，都不可能完全回歸到原典的本來面目，都不可避免的帶著解讀者的印記。這印記，有解讀者的思想與學養，也有時代的影子。”但與以前有區別的是，除了指出此種影響所帶來的曲解經典的負面作用外，他還特意強調了這種解讀也有可能深化與豐富原典所蘊涵的思想，認為“由於《莊子》所蘊涵的理論的巨大涵蓋力，又由於它的模糊性，我們完全可以用現代社會培養起來的嚴密的思維能力，對它做出更為精密的闡釋，對它的意義加以更為深入的辨析，把它所蘊涵而又尚未充分展開的理論內涵展開來，探討它在當代的價值所在。”但這種解讀又決非隨意的，而必須限定在原典所約定的範圍之內，所以結論是：“經典的解讀總是帶著解讀者的時代印記，問題只在於是不是在原典所約定的範圍內展開。”一方面要恢復原典本意，一方面又可以展開其理論蘊涵並探討其當代價值，他將此一過程概括為“還原、展開、充填”。宗強先生的這些見解顯然比20世紀80年代所倡導的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主張有了很大的發展，從而顯得更為圓融周全，也為其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學術思想注入了更大的活力，開拓出更大的思維空間。
宗強先生雖然一向謙稱自己不懂西學，並且很少染指歷史哲學與闡釋學理論，但我以為他所提出的“還原、展開、充填”的學術宗旨是合乎當代學術的發展趨勢的。西方的歷史哲學與闡釋學在20世紀前半期的確曾過分強調了主觀的局限性與理解的相對性，以致對我國學術界曾一度造成過不良的影響。但在最近時期，西方已經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不少折衷之論，如美國文學理論家赫施將解釋分為含義與意義兩種：“一件本文具有特定的含義，這特定的含義就存在於作者用一系列符號系統所要表達的事物中，因此，這含義也就能被符號所復現;而意義則是指含義與某個人、某個系統、某個情境或與某個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間的關係。”[11]艾柯則將這種不同的目的區別為“詮釋本文”與“使用本文”。認為詮釋本文時“必須尊重他那個時代的語言背景”，而使用本文時“可以根據不同的文化參照系統得到的不同的解讀”[12]。他們的意圖其實很明顯，含義與詮釋本文指本文的客觀性，而意義與使用本文則指對本文的主觀闡發。無論是歷史哲學還是闡釋學，都把目光集中在將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既結合又區分開來，從而達到既尊重歷史客觀性而又能與現實緊密地聯繫起來。我想宗強先生的還原相當於詮釋本文與探求含義，而展開與充填則相當於對文本意義的使用。在有意無意之間，宗強先生對傳統詮釋學與本體詮釋學進行了理論的整合。
二、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
一是結合創作來探討文學思想可以補理論批評之不足。正如宗強先生所言：“文學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創作里。有的時期，理論與批評可能相對沉寂，而文學思想的新潮流卻是異常活躍的。如果只研究文學批評與理論，而不從文學創作的發展趨向研究文學思想，我們可能就會把極其重要的文學思想的發展段落忽略了。同樣的道理，有的文學家可能沒有或很少文學理論的表述，而他的創作所反映的文學思想卻是異常重要的。”[13]如果只研究理論批評而不研究創作實踐中的文學思想，那么至少這樣的文學思想研究是不完整的，而不完整當然也就不能是完全真實的，因為歷史的原貌只有完整才會真實。如果在橫向上缺乏立體感，在縱向上失去了許多重要的段落與環節，則所謂的歷史還原也就名不副實。
二是結合創作來探討文學思想可以與理論批評互為印證。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古代人一統的思想現實所決定的，儘管中國古代士人也講儒釋道互補，但儒家思想卻是他們大多數人標榜的立身處世原則，只要他想入仕為官取得成功，就不能在公開場合講不利於儒家的言論。這便造成了宗強先生所說的情形：“在公開的場合，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而自己的真實愛好，卻流露在創作里。我們常常看到一種奇異的現象：有的人在文論和文學批評里闡述的文學觀，在自己的文學創作里卻並不實行;他在創作里反映的文學思想，是和他的言論完全相左的另一種傾向。究竟哪一種傾向更代表著他的文學觀，這就需要將他的言論與他創作實際加以對比，作一番認真的研究。如果我們不去考察他的文學創作傾向，而只根據他的言論做出判斷，那么我們對於他的文學思想的描述，便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14]而無論是片面還是錯誤，都是與真實面貌相悖謬的。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的出版，標誌著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體系的正式確立。因為唐代是一個理論並不發達而文學思想異常活躍的時代，宗強先生運用其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將這380年文學思想發展的整體脈絡清晰地梳理出來，將李白、李商隱這些沒有多少理論表述的重要作家的文學思想論述得那樣豐富多彩，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當時著名學者傅璇琮先生就敏銳地指出：本書“結合文學創作、風格寫文學思想，使我們在書中看到的不僅僅是理論，而且是原來的一些實際情況”[15]。可見傅先生是把宗強先生的文學思想史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理論批評史明確區別開來了。儘管以前的文學批評史研究界也曾有像王運熙這樣的學者提出過將理論與批評結合起來，但主要指的是將批評文字中所涉及的作家作品拿來研究以印證其理論，而宗強先生的主要力量卻是用在從創作中歸納出文學思想的這一方面，從而顯示了一種全新的學術思路。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研究樹立了一種學術理念，即研究任何一種文學思想都不要只看其說了什麼，而應該綜合全面地進行考察。這使得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能夠具體對待任何複雜的現象。後來還引申出了不僅理論要與創作相互印證，即使創作也要區分不同的情形。比如同是一首詩，作者是寫給他人的還是獨自吟誦的;同是一篇信函，作者是寫給上司的還是寫給親人的;同是一位作家，寫此首詩時是在其官運亨通的時期，而寫另一首詩時卻是貶官流放的時期。……這些都有可能造成其文學思想的矛盾與出入，都需要認真加以比較與辨析，庶幾能夠得出近於歷史真實的判斷。
將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進行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會給研究者提供許多新的思路與看法，因為新成果的出現不外乎新材料的發現與新方法的採用。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既然擴大了研究的對象，當然會出現以前未曾留意的新材料;而將視野轉向文學創作傾向的分析，也可視為是新的研究方法。因此，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就目前來看，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但此種研究較之以前的純理論批評研究也大大增加了難度。首先是隨著研究對象的擴大而增加了閱讀的容量，要對一代文學思想做出整體的描述，幾乎需要遍讀目前存世的所有作家文集，才能成竹在胸。而最後能夠用到的材料則往往百不得一。其次是需要敏銳的審美感受能力，不像理論批評那樣，只要進行理性的思辨就可得出學術結論。研究者需要感受到哪些作品顯示了新的審美傾向，體現了獨特的藝術風格，擁有了鮮明的藝術個性，透露了新的文學觀念等等。只有將這些都感受到並將其清楚地揭示出來，才算是真正的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其三是還需要擁有較強的抽象概括能力，做到既能夠深入具體作品，又能夠統觀大局，如此方可始終把握住文學思想發展的主潮與大勢。宗強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之所以受到廣泛的好評，就是具備了以上諸點。從整體上看，該書打破了以人為單元的傳統框架，而緊扣文學思想演變的主要趨勢與大的發展階段;從具體上看，又能夠細緻入微地剖析作品，敏銳地感受到新的藝術觀念的出現，從而做到了既高屋建瓴又紮實具體的有機結合，這也使該書成為學術史上的經典之作。
三、歷史環境與士人心態
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夠與傳統的理論批評史鮮明地區別開來，除了結合創作實踐而更完整真實地把握文學思想的內涵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對文學思想發展的具體過程與演變原因的重視。所謂歷史感，其實是由對過去事實的尊重與事物發展過程性的探求這兩種因素共同構成的。而要對文學思想的發展過程與演變原因進行深入的研究，就離不開對社會歷史環境的考察。因為離開了具體存在的歷史環境與產生條件，就既無法弄清文學思想的真實內涵，也無法檢驗我們的結論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因為人文學科的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進行重複性實驗以進行檢驗，而只能將其放入更大的系統中看其是否能夠相融。影響文學思想的因素是非常複雜的，舉凡經濟、政治、哲學、宗教、風俗、社會思潮、生活時尚、地域文化等等，任何一種都會成為影響文學思想的因素。而且這種影響又是諸要素的綜合效應而非單一結果，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難度。可以說，如果不對某個時代的歷史總體狀況及相關領域具有深入的了解，是很難準確把握其文學思想的。
以前的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其實也很少不對當時的歷史環境進行敘述的，有的敘述還很詳細，但卻總給人一種文學與歷史環境兩張皮的感覺。究其原因，乃是由於將文學與歷史環境直接相連而導致的。將文人心態研究引入中國文學思想史的領域，是宗強先生進行歷史還原的又一個貢獻。這是因為：“社會上的一切影響，終究要通過心靈才能流向作品。”[16]也就是說，社會環境影響士人心態，士人心態又影響文學思想，因此士人心態也就成了社會歷史環境與文學思想的重要中介。“政治的，社會的種種外部因素，是通過士人心態的中介影響到文學思想上來的”[17]。“當我們弄清楚是什麼樣的外部原因引起士人心態起了變化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解釋何以他們的人生旨趣變了，文學創作的主題變了，審美情趣變了”[18]。士人心態研究儘管在宗強先生撰寫《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時就已進行了初步的嘗試，但真正的成熟卻是對魏晉文學思想的研究，其代表作便是《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與《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尤其是在前一部書里，宗強先生深入細緻地論述了魏晉玄學思潮演變與士人心態變化的關係，並具體說明了士人心態變化如何導致了當時的審美情趣、題材選擇與文體演變。本書出版後以其方法的新穎與論述的透闢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得到了有識之士的普遍好評，也標誌著士人心態研究在中國文學思想史學科中已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有了士人心態研究的參與，使得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成為一種立體、綜合、動態與鮮活的研究，從而避免了數字堆砌的枯燥與平面歸納的生硬，它讓讀者看到的是文學思想發展的動態過程與內在關聯。這些特徵也使宗強先生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與日本、港台等地的學者的同名研究鮮明地區別開來，顯示出獨特的學術個性。
西方的心理歷史學曾經歷過本我心理史學、自我心理史學與群體心理史學三個階段，我以為宗強先生的士人心態研究較為接近群體心理史學。這是因為前二者基本是以個人的心理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更關注其生理心理方面，而群體心理史學不僅在名稱上可以與心態史互釋，而且它擁有的兩個突出特徵也更接近士人心態史的研究，那就是群體心理史學的主要關注對象是集體心態，而且其心態的內涵主要是潛意識中的感情、態度與情緒[19]。宗強先生明確地說：“我的研究對象，是士人群體。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體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們的人性的張揚與泯滅。”[20]就研究對象的群體性及關注人生態度與情感情緒上看，宗強先生的士人心態研究的確可大致歸於群體心理史學的範圍。但是由於宗強先生對士人心態的研究是從影響文學思想的角度出發的，所以便有了自己的獨特性。因為他面對的不是一般的群體，而是在中國歷史上占據重要位置的知識精英階層，這些人擁有極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儒釋道互補的思想特徵，所以他們對環境的敏感往往超過了其他的群體。有鑒於此，宗強先生將歷史環境對士人心態的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政局變化。“多數的士人，出仕入仕，因之政局變化也就與之息息相關。家國情懷似乎是中國士人的一種根性。”（二）思想潮流。如兩漢經學、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都曾對士人的心態帶來深遠的影響。前人對這些思潮都進入過許多義理的辨析，但它們是如何的進入士人的內心，融入他們的情感世界，是士人心態研究的關注點。（三）士人的具體生活境遇。“現實的生活狀況是決定一個人心境的非常實在的因素。他們有什麼樣的生活條件，就可能產生什麼樣的想法。”這三個方面是研究一個時期影響士人心態的主要關注點，而且與文學思想的變遷有極密切的關係。但是如果要探討不同士人群體及重要代表人物的心態，情況就會更複雜一些，諸如家族文化傳統、社黨組合、朋友交往、婚姻狀況、特殊遭遇等等，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就中國文學思想史的整體研究看，上述三方面構成了其心態研究的主要骨架。
以我這么多年隨宗強先生治文學思想史的體會，士人心態研究的難點在於研究者須具備文史哲的廣博知識背景與融貫能力。這不僅是指要弄清一個時期的歷史狀況而需要閱讀經史子集的幾乎全部材料，更重要的是還要具有獨立研究相關領域的學術問題的能力。作為現代學術研究，當然會借鑑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但借鑑不等於替代。因為不同的研究目的導致了研究者所關注的重心的不同，文學思想研究所看重的是政局變化、社會思潮與人生境遇對士人價值取向與情感情趣的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其審美趣味與文學觀念，所以必須找出社會環境與士人心態的內在關聯與具體滲透途徑。比如說唐宋派是陽明心學向明代文學思想界滲透的最早的文學流派，這種滲透主要是由於嘉靖時的朝政變化、心學流行與人生際遇對其人格心態影響的結果。但儘管黃宗羲將唐宋派主要代表人物唐順之列入《明儒學案》中，可哲學界卻幾乎沒有人將其作為研究對象，連其心學的理論形態都較少涉及，更不要說心學對其人格心態的影響了。於是要研究明代中期的文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從頭對這些論題展開探討。學術界喊了這么多年的文史哲打通，其成果卻不能盡如人意，其主要難度就在這裡。心態研究是社會環境與文學思想的關鍵與中介，兩端連綴起的卻是好幾個巨大的學術領域。
四、心靈體悟與回歸本位
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就其實質上說，依然是理論觀念的研究，具體講就是古人對文學的看法，諸如文學的特質、文學的功能、文學的價值、文學的風格、文學的趣味、文學的技巧、文學的傳承、文學的影響等等。但文學思想史研究牽涉的領域又十分廣闊，它包括了史料的考辨、文字的訓釋、社會環境的梳理、作品的解讀、理論的思辨、心態的探求等等。從理論上講，應該將這些因素和諧地納入整體之中，從而形成一個嚴密的體系。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又不那么簡單，而是存在著種種的矛盾與悖論，其中有兩點尤其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一是歷史客觀性與心靈體悟的統一。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是由文學、思想與歷史三種要素構成的，思想是理論形態，需要理性的思辨;歷史屬於外在於研究者的客體，需要避免主觀的臆斷;文學則屬於情感與人生體驗的表現，無論創作還是閱讀都需要主觀情感的介入。尤其是其中的心態研究與作品解讀，更需要與古人進行情感的交流與心靈的溝通。文學的本質特徵是審美的，而面對審美的對象是不可能無動於衷的。這無論是對具體作品的解讀，還是對文學流派以及某一時期的文學思潮的體認均是如此。宗強先生曾坦承在進行士人心態研究時“難免帶著感情色彩”，同時他更強調審美能力的重要：“對於文學思潮發展的敏銳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備審美的能力。一個作家、一個流派的創作，美在哪裡，反映了什麼樣新的審美趣味，乃是文學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如果這一點都把握不到，那寫出來的就不會是文學思想史，而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過去，而把一篇並不美的作品拿來分析，並且把它說得頭頭是道，那就會把文學思想史的面貌寫走樣了”[21]。文學研究畢竟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其他學科感情過多的介入也許會影響歷史真實的發現，而文學研究如果不運用自己的審美能力去悉心體驗作品，不動用情感去感同身受，不發揮想像去設身處地，就很難進入古人的心靈世界從而正確地把握其作品的真實內涵，當然也就說不上客觀評價了。一個好的文學思想史研究者在面對古代作家作品時，理應能夠既深入進去又退得出來，從而做到審美體驗與理性思辨的協調一致。
二是跨學科研究與回歸文學本位的協調。文學思想史研究既然是一種立體動態的研究，當然會涉及許多領域。士人心態的變化會牽涉到朝政變遷、社會思潮演變等歷史要素，而每一種人的文學思潮的背後也大都有某種哲學的觀念作為支撐，不弄清這些就很難把文學思想說清楚。於是文學思想史研究中便有了儒釋道思想的研究，有了士人心態的研究，有了政治制度的研究等等。但研究者應該清楚，他作這些研究都是為了弄清文學思想的內涵與產生原因，是為了解決文學思想研究中的種種問題。宗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明確地談及此問題：“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沒有用來說明文學現象，那就又可能離開文學這一學科，成了其他學科的研究，例如，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樂藝術史、社會生活史，或者其他什麼史的研究。這些‘史’的研究，研究古代文學的人可以用來說明文學現象，但是它的本身，並不是文學本身的研究。我們既然是研究古代文學，多學科交叉當然最終還是要回到文學本位。”[22]而回到文學本位的主要表現，是真正說明審美方面的問題;回歸文學的途徑，則是尋找出各學科間與文學審美的深層學理關聯。宗強先生儘管在此是針對古代文學的大學科而言的，我以為這同樣適用於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因為文學思想史研究牽扯麵更廣，更需要學科交叉，所以也更容易產生往而不歸的“離題”現象，也就更需要強調回歸文學思想本位的重要。
正是由於上述複雜情況的存在，所以宗強先生對文學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國學基礎、理論素養和審美能力，“沒有必要的國學基礎，就會陷入架空議論。沒有必要的理論素養，就會把文學思想史寫成資料長編。”[23]而沒有審美能力，正如上面所言，就會把文學思想史寫成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除此三點之外，宗強先生平時還反覆強調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對研究者的重要，因為好的想法必須要充分表現出來才算最終完成研究。而且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畢竟是文學研究，所以研究者的語言不僅需要準確，還要流暢、生動、嚴密、雅訓。只有具備了這四方面，才算一個合格的文學思想史研究者。我以為宗強先生在這四個方面都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儘管他一貫謙稱自己基礎不好，但那是與自幼接受經史教育而國學修養深厚的老一代學者相比而言的，其實以宗強先生的嚴謹與勤奮，在竭澤而漁式的占有材料方面，是很少有人能夠與之相比的，無論是研究隋唐五代還是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思想，他都幾乎讀完了所有現存的材料，並在材料真偽與文字訓釋上下過極大的氣力。在理論思辨上他又是深邃而敏銳的，他研究問題的強勁穿透力，把握文學思潮大勢的高超駕馭力，都使得他的著作既具有高屋建瓴的大氣，又有周全縝密的嚴謹。我在剛接觸宗強先生時，對他的印象是清峻而近於嚴厲，可時間長了卻發現他又具有豐富的情感世界與鮮活的藝術味覺。他自幼習畫，至今興趣不減;他兼寫舊詩，大有義山風韻;同時還有欣賞書法碑帖的嗜好。這些藝術實踐使之對文學作品的解讀與鑑賞堪稱精到。至於他著述語言的流暢雅馴，更是讀過其著作的人共認的事實。正是因為他具備了這些優勢，所以才能不斷為學術界提供學術精品。吳相先生在評價《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書時說;“讀這樣的書，確實感到極大的滿足，既有一種藝術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的理性愉悅。”[24]能有這樣的效果，當然是宗強先生雄厚的綜合學術實力與高超的學術境界的體現。
但我最為佩服宗強先生的，是他那不斷超越自我的創新精神。傅璇琮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的序中曾如此評價宗強先生：“無論是審視近十年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還是回顧這一時期古典詩歌特別是唐代詩歌的研究，他的著作的問世，總會使人感覺到是在整個研究的進程中劃出一道線，明顯地標誌出研究層次的提高。”我以為不僅橫向對比是如此，就其本人著述的縱向對比看，也是一部書提高一個層次。讀宗強先生的書，你很少能夠感到他同時代一些學者所受的庸俗社會學的影響。我想，這除了與其本人的獨特人格有關外，也與其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分不開。這隻要對比一下他第一部著作《李杜論略》與十年後出版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就不難感受到它們之間的巨大差別。儘管宗強先生無論是自己從事研究還是指導研究生，都把嚴謹紮實的學風作為基本的要求，以弄清問題為旨歸，以歷史還原為目的，而把浮光掠影的感想式研究與一知半解的賣弄新方法、新術語視為學術的大忌，但他又決不陳舊保守，總是密切關注國內學術界與國際漢學界研究的新動向、新趨勢，並同時了解文學理論界與史學界新的理論動態。這保證了他總是能夠與學術界的最新發展水平保持一致，從而提出許多新的學術觀點。記得在獲取博士學位後即將離開宗強先生的頭天晚上，我到他的家中告別。師生間講了許多話，但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當我表示自己基礎太差，需要補的課太多時，宗強先生說：“豈但你們需要補課，我本人也要補課，而且是不斷的補課。”我想，這不斷補課的精神保證了宗強先生思維的新穎與理論的鮮活。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還處於方興未艾的發展時期，許多問題包括學術思想上的問題還有待解決，比如兩漢以前文學尚未從其他領域獨立出來時文學思想該如何研究;元代文學的雅俗觀念的變異與異族文化的介入有何關係，明清時期文壇上的主流文學思想的活躍與傳統詩文成就的不足之間有何關聯等等，都需要做出進一步的深入思考。有像宗強先生這樣嚴謹而又富於創新的學科帶頭人，又有一大批受宗強先生影響的年輕學者，我想一定能使中國文學思想史這一學科得到持續的發展與不斷的完善。
注釋：
[1]羅宗強等《四十年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反思》，《文學遺產》1989年第4期。
[2]羅宗強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第7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羅宗強《近百年中國古代文論之研究》，《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
[4]羅宗強《古文論研究雜識》，《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
[5]羅宗強《四十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文學語言卷）第82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6]羅宗強等《四十年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反思》，《文學遺產》1989年第4期。
[7]《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後記。
[8][13][14][16][18]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序。
[9]羅宗強《古文論研究雜識》，《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
[10]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文學語言卷）第82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11]赫施《解釋的收效性》第16—1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出版。
[12]艾柯等《詮釋與過渡詮釋》第8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
[15]傅璇琮《古典文學研究及其方法》，《復旦學報》1987年第4期。
[17]羅宗強《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學林春秋三編》第121頁。
[20]《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再版後記。
[21]羅宗強《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學林春秋三編》第124頁。
[22]羅宗強《目的、態度、方法》，《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
[23]羅宗強《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學林春秋三編》第123頁。
[24]吳相《無奈的輝煌》，《讀書》1992年第l期。
原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