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家族成員,史籍記載,人物影響,人物故事,夢鳥文藻,湘中琳琅,江左之秀,不畏權勢,懿德感天,人物著作,紀念活動,
人物生平
羅含(292～372年)，字君章，號富和，東晉桂陽郡耒陽縣(今衡陽市耒陽市)人。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地理學家，中國山水散文的創作先驅。有“湘中琳琅、江左之秀”之稱，是湖南第一個哲學家，所著《更生論》是湖南最早的哲學著作和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著作，《湘中記》三卷是第一部關於湖南地理的著作。
祖父羅彥蜀漢建興時為臨安太守，父羅綏延熙時為滎陽太守。含幼喪父母，依叔母朱氏成人。年輕時博學能文，不慕榮利。荊州刺史三次召他為官，均辭不就。後楊羨任荊州將，慕其才學，引薦他為新淦主簿，再三推辭不允才就任。不久，調任郡功曹敕史。東晉鹹和九年（334），荊州刺史庾亮薦引羅含為江夏從事，江夏太守謝尚誇獎羅為“湘中之琳琅”。未幾，升任荊州主簿。征西大將軍桓溫到荊州後，任含為征西參軍，後轉任荊州別駕。為避喧鬧，含於城西小洲上建茅屋數椽，伐木為床，編葦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桓溫稱含為“江左之秀”。含寫得一手好文章，被朝廷徵召為尚書郎。桓溫重含才，喜含德，上表調任含為征西戶曹參軍，升宜都太守。永和十二年（356），桓溫封南郡公，任含為郎中令。不久，朝廷又召含入都為正員郎，升散騎常侍、侍中、廷尉，轉調長沙相。含年老辭官歸里，朝廷加封為中散大夫。比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時人以為德行之感。《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之《全晉書》收其文兩篇：一為《答孫安國書》，一為《更生論》。《更生論》是湖南歷史上最早的哲學著作，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著作，史稱“括囊變化，窮極聚散”。所著《湘中記》（又稱《湘中山水記》）三卷，是一部關於湖南地理的著作，也是古代湖南最早的文學作品，全書雖佚，但內容廣為古籍稱引，其中《楚風補》存其詩二句。
（據《衡陽湖湘文化名人辭典》，甘建華主編，爾雅文化出品）
羅含，為東晉著名才子，少有志尚。曾夢見一隻文彩異常的鳥飛入口中，從此文思日進。始任州主簿，後為郡功曹。桓溫鎮荊州，召為征西參軍，轉州別駕。後入朝為尚書郎，又出任宜都太守。累遷散騎常侍、侍中，官終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名重一時，謝尚稱其為“湘中之琳琅”，桓溫譽為“江左之秀”。所著文章流行於當世。《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文集三卷。今存《答孫安國書》、《更生論》，載《弘明集》。其文理精詞雋，不事繁詞。傳在《晉書文苑傳》。
大事記年表
晉元帝永昌年間(322年)，楊羨任荊州將軍，薦羅含為江夏主簿。
晉成帝鹹和九年(334年)，庾亮任荊州刺史，羅含任江夏郡從事。
晉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安西將軍桓溫領荊州刺史，羅含任參軍。
永和四年(348年)，桓溫任荊州刺史，加征西大將軍，羅含任征西參軍。
永和七年(351年)，羅含任宜都太守。
太和四年(369年)，羅含任侍中。
太和五年(370年)，調任長沙相。
東晉簡文帝鹹安二年(公元372年)，羅含去世。
家族成員
史籍記載
晉書 文苑列傳
羅含，字君章，桂陽郡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鹹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僚屬宴會，含後至。溫問眾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征為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錶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征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妻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人物影響
東晉第一才子
羅含是一個思想家、哲學家。他的《更生論》是湖南最早的哲學著作，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著作，反映了特定時期的思想交鋒，被時人稱為“括囊變化，窮極聚散”的佳作。
羅含是一個文學家、地理學家。他的《湘中記》(又稱《湘中山水記》)三卷，是東晉地記的代表作，詳細記述了湖南的山川、特產、民俗、古蹟等，成為後世修志的範本。特別是其中的山水描寫，為中國山水散文的開創起著導夫先路的作用。
羅含有一定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任過征西參軍等軍職，在太和四年(369年)，羅含為侍中，還嘗奉帝命到山陽去犒勞桓溫的北伐軍隊(《晉書卷九十八》列傳六十八)。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晉朝，能夠周旋於險象環生的各派政治勢力之間，風雨不驚，從容致仕，告老還鄉，長壽而終，羅含具有過人的政治智慧。
庾亮掌權時，以羅含為江夏從事。謝尚稱讚羅含，比喻他是“湘中之琳琅”。後來，桓溫取代庾氏為荊州刺史，在一次與僚屬宴會上，當眾讚賞羅含不但是“荊楚之材”，還是“江左之秀”，還上表朝廷，升羅含為宜都太守。庾亮、桓溫、謝尚本來屬於不同的勢力集團，彼此間水火不容，但對羅含的賞識卻不謀而合，足以說明羅含確實為東晉有名才子。
東晉政權建立後，當時中原的一些高門如太原王氏、琅邪王氏、諸葛氏、濟陽江氏等大族都來到江南。這些家族在中原時就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也是當時在學術和文藝上影響最大的家族。因此當時著名的經學家、清談家和文人仍多為北人。東晉時代學者和文人中，祖籍在長江中流而又久居其地的文人只有羅含。
羅含其人其文，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影響。比如盛唐詩人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詩云：“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把羅含與南北朝時期成就最高的詩人庾信並稱。杜甫對庾信的評價很高，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蹟》)。並稱羅含與庾信，可見羅含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
中唐詩人劉禹錫《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詩云：“茅嶺潛相應，橘洲傍可指。郭璞驗幽經，羅含著前紀。”把羅含與郭璞（西晉著名文學家、中國風水學鼻祖）並提。
晚唐詩人李商隱《菊》詩：“陶令籬邊色，羅含宅里香。”“羅含宅”是出自《晉書》的一個典故。《晉書羅含傳》中說，羅含在官舍時，有一天，一群白雀棲集堂宇。回到家鄉耒陽後，一天階庭上的蘭花、菊花競相開放，滿堂馨香。人們都說，這是有德行的人對天地的感應，是吉祥的兆象。羅含是中國山水散文的創作先驅，陶淵明是山水田園詩歌的鼻祖，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風範，受到後世的景仰，都以自己的品德、思想和才具，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世人傳頌的道德楷模
東晉權貴爭權奪勢，各不相讓，羅含卻保持了淡泊平靜的心態和清正廉潔的節操，不戀權，不貪錢，不畏勢，重友情，是一個道德高尚的君子。
不戀權。羅含二十歲後，州里三次授予官職，都沒有接受。後來，豫章郡新淦縣人楊羨到桂陽做州將，由於羅含父親羅綏在新淦做過官，有很大的政績，非常受新淦人的擁戴，所以楊羨請羅含出任主簿，可羅含“傲然不顧”，不予理睬。隨後，楊羨不停地去聘請，羅含實在不好推脫才勉強上任。羅含年老後，正是最為看重羅含、視羅含為心腹的桓溫總攬東晉朝政，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羅含主動請求退休，不戀權。
不貪錢。羅含蒞臨新淦縣，新淦百姓聽說羅綏兒子羅含到了，就紛紛送東西給他。羅含盛情難卻，只好將禮品收下。在離開新淦時，卻把禮品封置起來，並未帶走。於是，遠近百姓都非常推崇佩服羅含的品德。 羅含做官時，生活特別簡樸。任荊州別駕時，嫌官衙內太吵鬧，就在城西郊的小洲上蓋了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編葦為席，穿著平常的衣服，吃著自己種的蔬菜居住。羅含卻不以為苦，生活得有滋有味，深得後人欽佩。
重友情。永和四年(348年)，桓溫做荊州刺史，加征西大將軍，羅含升為征西參軍。《世說新語》：桓溫想檢劾他的政治對手謝尚，就派羅含去江夏郡蒐集太守謝尚的過錯。羅含到了謝尚那裡，也不過問郡中事, 好象是來做客，每天只是與謝尚飲酒談天。謝尚也是名士，氣質秉性與羅含投合。所以，喝了幾天酒，就回來了。桓溫問羅含蒐集到什麼情況?羅含卻反問桓溫說：“您覺得謝尚這人怎么樣?”桓溫說：“比我強。”羅含於是說：“謝尚既然勝過你，怎么能說你的壞話?”羅含巧妙地保護了謝尚，緩和了兩大勢力的矛盾。
唯物辯證哲學
除了羅含對於後世的道德楷模作用外，羅含的文化影響更集中地體現於他的哲學思想和文學貢獻上。
《更生論》闡述了如下觀點：
物質的觀點。《更生論》從玄學崇有思想出發，指出天是萬物之總和。《更生論》指出：“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強調天是萬物之和，而不是“虛無”，是一種可以感知的物質。人也是天中一物，從而肯定了人的價值和尊嚴。羅含強調天是萬物之和，明確表明天是物質的，是現實存在的。在當時，承認天是物質的，人是天中一物，是一種大膽的、進步的思想，具有唯物主義的因素。《更生論》提出的這種“以人是天中一物”的思想，還說明《更生論》體現了普遍聯繫的思想，結合《更生論》下文提出的事物發展的思想，其所體現的發展觀是具有普遍聯繫的發展觀，是一種包容性的發展觀。
發展的觀點。《更生論》提出：“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羅含的這個觀點與形上學者的看法大相逕庭。形上學的主觀唯心主義者宣稱“萬物皆備於我” (《孟子盡心》)，精神凌駕於物質之上，而且物質是靜止不動、永遠不變的。羅含則認為“萬物有數，天地無窮”， 即認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體。“更生”的意思是“新生，重新獲得生命”的意思，不同於佛教所講的“涅磐”，佛教所講的“涅磐”是在肉體經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輪迴後才能得以更美好的重生。但這裡的“更生”，不講報應，不會讓人們對來世感到恐懼，因而是從容的，自然的。《更生論》闡述了“更生”是自然變化的規律，有花開就有花落，有日出就有日落，人或動物有死就有生。其所顯示的，是一種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這是辯證法思想的體現，是羅含哲學思想的閃光之處。
《更生論》闡述了更生的原則：有“本”。《更生論》說：“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途；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羅含從《周易》的“窮神知化”推出，神是可以窮盡的，那么形也只能是有一定的數量。既然人與物都有一定的數量，而且萬物都各具自己的“成分”，即有一定的質的規定性，那么，萬物之間就不能互化。而且，它們之間的變化、“更生”，也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而不是混雜無章的。所以羅含接著說：“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羅含還說“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在羅含看來，萬物有“本”，即萬物各有其性質、差別和特點。
“神不滅”的觀點。《更生論》所秉持的“神不滅”的思想，不能為今人所接受。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普遍相信妖仙鬼神。東漢明帝時，小乘佛教傳入中國，宣揚人死精神不死，強調因果報應、轉世輪迴等，這些因素造成了六朝“多鬼神志怪之書”，《更生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問世的。羅含第一個明確地指出人死後，神是不滅不變的，這個神是自我之神，其更生是自我之神在輪迴更生。羅含的這個觀點，遭到了與其同時的另一位哲學家孫盛的反對，從而開啟了中國哲學思想史上意義深遠的“神滅”與“神不滅”的大討論。這場論爭本身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劉宋時的宗炳與何承天，齊梁時的范縝與梁武帝，都參與到論爭中來。他們或以“火之傳於薪”做比喻，或以“刃之與利”為比喻，彼此辯難，通過論爭提高了思辯水平，豐富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
中國山水散文創作先驅
劉宋時代，羅含因文采出眾成為當時人們景仰的前代作家。唐代的徐鉉《成氏詩集序》說：“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在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范，皆有影響發於夢寐”(《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說明羅含對山水自然有著獨特的感受力和高超的藝術表現力。另一方面，把羅含與以山水詩文名家的謝靈運、江淹、丘遲並提，羅含以其山水文筆為唐人所看重。羅含作品現大多失傳，只有《湘中記》散見於文獻古籍。
《湘中記》記述了湖南的山川、特產、民俗、古蹟等內容，是湖南最早的一部古代地記，是後世修志的範文。湘中，就是現在的湖南地區，《湘中記》為羅含在做桓溫僚屬時或任宜都太守時所作，即晉穆帝永和年間(345-356年)。此時羅含宦遊湖湘多年，諳熟湘中山水風物、故實傳聞，記而為書，也在情理之中。
直至元代，史料仍記載有《湘中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湘中記》全書亡佚於明代。清代一些學者，把前人在類書、史書及地理著作中所引用的《湘中記》中的段落文字，蒐集整理出來，進行輯佚。
《湘中記》最大的文學價值：它為中國山水散文的創立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晉宋地記中，《湘中記》較早地加強了文學成分的比重。尤其是山水描寫內容的增加，是其後袁山松《宜都記》、盛弘之《荊州記》等地記作品的榜樣和先導。
《湘中記》通過釋名來揭示山水的特點或位置，加強描寫的情趣內容：九疑山在營道縣，與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
利用色彩和聲響加強描繪的力度。如寫湘水：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瞭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綠竹生焉，上葉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風氣。白沙、赤岸、綠竹、清流，“五色鮮明”。
羅含用了視聽結合的手法，可謂有聲有色。“懸泉滴瀝，聲泠泠如弦”，這對南朝梁吳均《與朱元思書》“泉水激石，冷冷作響”及《與顧章書》“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的寫法似乎不無啟發。
《湘中記》化靜為動或動靜結合來寫景，凸現景物的動感：石燕在零陵縣，雷風則群飛翩翩然。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綠竹扶疏，隨風委拂。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用誇張性比喻構成懸殊的對比，顯現湘水狹闊變化特點，更可見作者對部分山水景物的描寫已經有較高的造詣。
與此前地記作品比較，羅含《湘中記》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此前地記作品則多用臨時性的比喻對景物景象勾勒，而《湘中記》中的山水景物描寫，則是作者有意為之，相對細緻生動。如漢辛氏《三秦記》寫華山：“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以“半天之雲”喻山之高峻。《湘中記》借鑑了《三秦記》的寫法，也用雲比喻衡山：“衡山近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如陣雲”是近望的直觀感受，是點上的描摹，而“沿湘千里，九向九背”則從總體上進行狀繪，尤其突出了衡山綿亘迂迴的特點。《湘中記》描繪的山水景物，以清麗空靈為特徵，很能體現鄉土風物的幽美特點，這也說明作者是帶著欣賞、熱愛的心理來進行創作的。
二、此前地記作品大多記述地理形勢、郡縣沿革、水道分布、山川物產等內容，文學色彩一般不很濃重。而《湘中記》不但模山范水時，注意從視覺、聽覺等方面加強表現效果，藝術表現力較此前地記作品有所提高，有時並不拘泥於寫實，而是利用富於文學性的筆調引人入勝。《水經注湘水注》引羅含語：“（芙蓉峰）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 “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不是具體的寫實，而是一種意境化的描繪，構造了一幅山水相得的優美畫面。
三、從語言方面看，《湘中記》有時能夠整句與散句結合運用，如：宿當軫翼，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山有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懸泉滴瀝，聲泠泠如弦；有鶴迴翔其上，如舞。句式參差錯落，語調優美抑揚。尤其是出現了一些對偶和詩句化的描寫語句。楊慎《升庵詩話》指出，出自於羅含《湘中記》的“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沿庭對岳陽，修眉鑒明鏡”諸句，與詩歌的句式非常接近。可以看出羅含具有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和文學表達能力。
總之，羅含《湘中記》中出色的山水景物描寫，已經為此後以山水描寫見長的晉宋地記如袁山松《宜都記》、盛弘之《荊州記》等的創作導夫先路。在中國山水散文創立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領軍作用。
人物故事
夢鳥文藻
羅含生於耒陽官宦家庭，深受祖父輩的薰陶，從小就胸懷大志，聰明好學。小時候，母親去世，父親為官不便帶他，由叔母朱氏撫養。一天，在書房裡看書，看覺看覺就伏桌而睡進入夢中，一隻小鳥在窗外鳴叫，聲音悅耳。開門一看，只見一隻金光閃閃的小鵬鳥在樹枝上鳴叫。羅含感到很好奇，怎么沒見過這樣漂亮的鳥。於是小心冀冀地慢慢往樹上爬，張著口目光盯著小鳥生怕飛走。鳥兒好象知道他的心思，忽然飛入他口中。羅含一驚，從樹上掉下來。驚醒後滿身是汗，原來是一個夢。於是對叔母朱氏說所夢之事，叔母說，夢見有異鳥，你以後必定有出息。可能是叔母對他的激勵，此後，羅含才思敏銳，下筆成文，學業進步很快。他經常捧書夜讀，尤其愛看地理、歷史之類的書。寫了不少張揚個性的詩詞文章，被視為奇才。
湘中琳琅
西晉建興年間(313一316年)，州里三次徵召，都未上任。當時正處於“永嘉之亂” 時期，陶侃主政荊州，與其父羅綏關係很好又是老鄉，才三次徵召他。
羅含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無所事事，是古代的“啃老族”。平時不是看書、寫詩作賦，就是遊玩于山水之間，幾乎走遍了湘中南，為以後寫《湘中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晉元帝永昌年間(322年)，新淦人楊羨任荊州將軍，再次引薦羅含為江夏主簿，羅含再次傲然回絕，經楊羨多次相邀才接受主簿之職。羅含任江夏主簿時，做人本份，做事認真，沒有辜負楊羨的推薦。當楊羨去職離開荊州時，兩人難分難捨，一直送楊羨到新淦縣(今江西新幹縣)。羅含父親曾任新淦縣令，為百姓辦了不少好事，百姓很擁戴他。聽說羅含到來，為了報答羅綏的恩情，人們紛紛送禮物來。羅含推辭不掉，只好將禮品登記封置起來。待到離開新淦時，才托人將禮物退還原主。於是，當地百姓很推崇佩服羅含的人品。此舉成為佳話，在當地廣泛流傳。不久升為江夏郡功曹。
晉成帝鹹和九年(334年)，庾亮為荊州刺史，羅含為江夏郡從事。時任江夏太守謝尚，與羅含交情很深，無話不談，可謂心心相印。謝尚曾對手下官員說：“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琳琅者，美玉也。官員尊重他，百姓擁戴他，其品德冰心玉潔，像美玉一般白潔無瑕。不久，羅含升任荊州主簿。
晉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安西將軍桓溫，都督荊、梁等四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時，招羅含為帳下參軍。桓溫帳下參軍有：羅含、孫盛、袁喬、周楚、郗超、孟嘉等。羅含參與制訂攻打成都(李勢在成都稱漢王)的作戰方案。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溫率軍沿長江西進。永和三年(347年)三月，西征軍到達離成都二百來里的彭模(今彭山縣)，一天，羅含與桓溫對弈，桓溫連輸二局要求再下。羅含說，棋局如戰場，要看到對方三至五步棋勢，知己知彼方可取勝。桓溫大悟。後來桓溫派軍士打探敵情，與眾參將、參軍商討進兵方略。桓溫與羅含、袁喬則帶領大軍快兵挺進成都，中途與漢軍相遇，三戰三捷，漢兵潰退逃回成都。桓溫率軍直逼成都，漢王李勢領軍出城迎戰。在笮橋，雙方展開決戰。戰鬥中，桓溫差點被射落馬下，將士大驚。在這關鍵的時刻，羅含、袁喬臨危不懼帶領晉軍往前奮勇衝殺，終於打敗漢軍而占領成都。李勢連夜逃往葭萌，後來投降，成漢滅亡。
永和四年(348年), 桓溫加征西大將軍, 羅含升為征西參軍。桓溫勢力集團與殷浩勢力集團相抗衡。桓溫為了打擊殷氏勢力, 派羅含去江夏郡蒐集太守謝尚的過錯, 想檢劾謝尚來打擊殷浩。這年仲秋，羅含從荊州去江夏，再三尋思還是不告訴來意為好。來到江夏, 也不過問郡中事, 好象是來做客，每天與謝尚飲酒談天，討論一些學術問題。從江夏回來後, 桓溫問羅含蒐集到什麼情況?含卻反問說:“ 謝尚這人怎么樣?”桓溫說: “比我強。”羅含於是說:“謝尚既然勝過你，怎么能說你的壞話?”很巧妙地保護了謝尚，緩和了兩大勢力的矛盾。桓溫也知道羅含的意思，沒有責怪。不久任荊州別駕。
羅含任荊州別駕時，覺得衙內喧雜常去江邊散步。這天，春風和煦，艷陽西落，江水粼粼，號子陣陣，一隻只帆船從江心順水而下或逆流而上。羅含沿著江邊長滿雜草的小路邊走邊想，衙內喧雜，何不在鄉下建一間茅屋，這樣既可以避免喧雜干擾寫作，又可以了解民情陶冶心性，何樂而不為呢?於是就在城西郊小洲上蓋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編葦為席，穿著平常的衣服，吃著自己種的蔬菜而居。一個封建士大夫有這樣的操守和情懷是難能可貴的。
永和七年(351年)，羅含任宜都太守，深入民間了解百姓疾苦，釆取一些舉措緩解了民怨。他清正廉潔威權肅穆，深受百姓擁戴。有一年大旱，秋收時稅賦不能及時入庫，羅含親自下鄉了解實情。近處，江邊上的田間留下收割後的禾蔸灰白一片；遠望，乾死未收的禾桿一片灰黃，熱風吹過一浪一浪地搖擺，像似向路人訴說心中的痛苦。羅含看到此景感到很難過，如實上表直陳，要求減免賦稅。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封為南郡公，羅含升為郎中令，不久升任散騎常侍、廷尉等職，後來調任長沙相。羅含為人正直仗義，為百姓排憂解難，富於同情心；為官清正廉潔，愛軍恤民，不附權勢，深得人們的尊敬和愛戴，而譽為“湘中琳琅”。
江左之秀
羅含少時被視為奇才。成年後，寫了不少詩詞、文章。《湘中記》記載湖南的山水、湖泊、古蹟、物產及逸事。《菊蘭集》記錄他所寫的詩詞，《更生論》是一篇哲學著作，《答孫安國書》則是回復孫盛爭論學術問題的回信。《晉書文苑》中記載：“所著文章行於世” 謬謬七字，說明羅含的文章在當時流傳很廣。
《湘中記》又名《湘中山水記》，宋代《藝文志》還有書名錄，可後來佚失。但在《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說郛》、《麓山精舍從書》、《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漢唐地理書鈔》中均有部分記載。從傳載下來的文章中可看出，此書文字精煉，文辭優美。《湘中記》部分文如下：
記亊的有：“永和初，有釆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岩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飢，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飢。”
記山的有：“衡山，遙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進九向，乃不復見。”“有懸泉滴瀝岩間，聲泠泠如弦音。有白鶴迴翔其上，如舞。”“屈潭之左，有玉笥山，屈(屈原)平示放，而作九歌。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九疑山在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耒陽縣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綠竹扶疏，常隨風委拂。”
記古蹟的有：“衡山、九疑皆有禹廟，太守至，常遣戶曹致祀，則如弦歌之聲。”“郴縣南，有義帝廟，百姓祭之。又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耒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石臼，雲是倫舂紙臼也。宅邊有池，今池存宅廢，臼跡猶存。”
記物產的有：“零陵縣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風則群飛，翩翩然。其土人來釆，有乾者，今合藥或用。”
羅含很喜歡種花、賞花，尤其喜愛蘭、菊。其間，寫了不少歌賦蘭菊的詩詞，編成《菊蘭集》。寫有《釆藥人>:“釆藥衡山急，結伴登九疑；深谷挺丹芝，懸岩源崖髄。泠泠雲珠落，漼漼玉草滋；鮮景染浮雲，妙氣浸奇石。”<詠蘭菊>:”蘭既春敷, 菊又秋榮; 芳蓋百草, 色艷群英。詠茲蘭菊, 幽香傳薰; 孰是芳質, 謂之愈韾。”可惜其詩集以後失傳了，只存有書名。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在組詩《菊》中寫道：“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羅含宅里香。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殘陽。願泛金鸚鵡，升君白玉堂。”與同時代偉大田園詩人陶淵明相提並論，足以證明他對蘭菊的痴迷程度。
《更生論》是古代中國一部最早的哲學著作之一, 文章闡述了萬物更生的原則、規律及性質。顯示了樸素的唯物史觀, 認為萬事萬物是變化的, 都有其自身規律, 只要掌握了其規律性, 就認識萬事萬物的本質。如:“萬物有數, 而天地無窮。”“萬物不更生, 則天地有終也; 天地不至有終, 則更生可知矣。”“天地雖大, 渾而不亂; 萬物雖眾, 區以別矣。”“人物變化, 各有其往。”
永和六年(350年)，桓溫與眾僚屬宴會，羅含後到。桓溫指著羅含問眾僚：“這人文才如何?”有人說：“可謂荊楚之材”。 溫說：“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桓溫很看重羅含的人品和文才, 又上表朝廷, 不久升羅含為宜都太守。
昇平三年(359年)，羅含任長沙相。雖然公務繁忙，但還是抽出時間到其管轄的郡縣行走。一是察訪民情，二是考察湘中山水、河流、古蹟、風俗民情狀況，為寫《湘中記》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羅含遊覽衡山，《湘中記》中記有：“衡山，朱陵之靈台，太虛之寶洞，上承軫宿，銓德鈞物，度應璣衡，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故曰南嶽。”“衡山有三峰。一曰紫蓋，望之，輒有雙白鶴迴翔其上, 如舞。二曰石菌，下有石室，即石廩也。三曰芙蓉，有飛泉如帶, 飄瀉而下。”“衡山，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後來，又登上了九疑山，在《湘中記》留下：“九疑山，岫壑負岨，異嶺同勢，游者疑焉，故名之。大舜空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後來又乘船沿湘江順水而下，“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瞭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一路上,時而觀賞兩岸美景, 時而登岸訪察民情, 直到洞庭湖。
羅含由於文才出眾，被後世稱為“荊楚之材”、“ 江左之秀”。 唐代大都督羅端的墓志銘記錄：“含以文鋒綺麗，晉燭中州”。南朝著名文學家、詩人徐陵，《徐孝穆集》中記有：“南效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套用羅含之學”。從南北朝到唐代，不少文學家、詩人，在其著作中提到羅含，從側面反映了羅含的文學才能在當時是有名望的。
不畏權勢
東晉穆帝永和年間(345-356年)，桓溫與殷浩相互爭權。殷浩看重謝尚，而桓溫則器重羅含。但羅含不畏權勢，不拉幫結派。謝尚調升豫州刺史後，羅含在朝中任散騎常侍，經常書信來往，關係和好如初，沒有受權勢的影響。
哀帝期間(362-365年)，羅含調任京城建康(今南京)任侍中，參與朝廷政務。興寧二年(364年)，哀帝下令土斷，羅含不畏權勢，參加制定土斷的策略和實施方案。因為令下於農曆三月初一庚戍日，史稱“庚戍土斷”。當時，人們為了逃避沉重的賦稅，不少人隱匿戶口土地，請求世家大族的保護為其蔭戶。通過“庚戍土斷”， 大量被豪族隱瞞的戶口土地被清查出來，使得賦稅增多而“財阜國豐”。
大和四年(369年)，桓溫第三次北伐，統領五萬大軍從姑孰出發，兵分二路攻伐前燕。廢帝派遣侍中羅含在山陽的地方犒送桓溫。此次北伐，一方面由於桓溫性情傲慢脾氣暴躁，不聽觀諫而失去戰機，另一方面，桓溫北伐出於政治野心，受到朝廷限制，最後以失敗告終。
穆帝改元昇平以後，桓溫權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專橫跋扈，後來連皇帝都廢掉，可謂權傾朝野。羅含雖然是桓溫一手提拔上來的，伹耳聞目睹桓溫的所作所為，審勢度時，以年老有病為由辭官，回到耒陽。
懿德感天
羅含回到家鄉後，先居住在耒陽縣北興業鄉高沖老家，後遷到縣城西二里的西湖塘居住，回鄉後加中散大夫。當初，羅含在官舍時，有一天，一群白雀棲集堂宇不停地鳴叫。逝世前幾天，階庭上的蘭花菊花竟相開放，滿堂馨香，同時還有異鳥鳴叫堂前。東晉鹹安二年(372年)十月十三日午時，羅含無疾而終，享年八十周歲。人們說，這是有德行的人對天地的感應，是吉祥的兆象。朝廷聞知羅含不附和專權跋扈的桓溫，恤贈有加。傳旨在耒陽縣西湖塘右邊的小嶺上修建了相公祠，祠中立有羅含生平事跡的石碑。每年春秋二季，耒陽官員都會前往祭祀。人過要叩首，馬過要下鞍。
羅含去世後，後人先將其棺槨停放在西湖塘南蛇出洞形。寧康三年(375年)，葬於耒陽縣太義鄉五雷仙山頂西面。下葬時，電閃雷鳴風雨交加，其德感天地震神仙，因此，此山命名五雷仙。
人物著作
羅含著有《湘中記》三卷、《菊蘭集》、《更生論》、《答孫安國書》等書。
紀念活動
古籍文獻中記載羅含事跡的較多，除了《晉書羅含傳》外，還有《廣輿志》、《世說新語方正篇》、《麓山精舍從書歷朝傳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幽明錄》等篇目，也記載了羅含為人為官的具體事例。
2012年12月24日，國內知名古文學研究中青年專家、全國研究羅含最具權威的專家鮑遠航教授來到耒陽，講述羅含的個性、生平和成就。
2013年10月19日，耒陽市召開紀念羅含誕生1721年暨會刊發放儀式。耒陽市副縣級幹部、市總工會主席羅育鋒，市文聯主席熊艾春參加座談會。
2015年10月31日，紀念羅含誕生1723年座談會在蔡倫竹海舉行。會上提議把羅含納入衡陽市鄉土教材，舉辦羅含菊花節，出版《羅含傳》，建設羅含公園、羅含紀念館，在蔡倫竹海植入羅含文化，打造羅含旅遊文化名片等。耒陽市領導羅才國、羅育鋒參加會議。
2016年12月1日，耒陽市召開羅含學術研討座談會，耒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劉洋曹曉江、羅才國、孫琳、陳紀琪、許煥傑出席會議。
2016年12月16日—17日，2016中國(耒陽)羅含學術研討會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