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謂的源起
“第三代詩”的最初提法始於1982年,出自於四川幾所大學的大學生,其中包括四川大學的胡冬、趙野和唐亞平,西南師範大學的廖希等,南充師範學院的萬夏、朱智勇,他們在1982年10月在重慶北碚西南師範大學的一場詩歌論戰中提出的。當時西南師範大學的學生借用了毛澤東的著名提法——帝國資本主義把復辟的夢想寄托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但此概念提出後,未出現具體的詩歌流派和文本。直到1983年,由當時的成都科技大學的北望(何繼明)、
鄧翔、牛荒,四川大學的趙野、唐亞平、胡曉波等人成立了“成都大學生詩歌聯合會”,然後編輯發行了《第三代人》詩集,其中收錄的趙野組詩“隨想”、鄧翔的“一個漢子”、“講個故事吧!”等詩歌影響廣泛,繼而也成為朦朧詩人之後被人關注的詩歌群體。《第三代人》是第三代詩人最早的詩歌文本,也是第三代詩人從朦朧詩人之後站立起來的標誌。
代表人物
20世紀60年代出生、80年代末出現的一批詩人。
這支龐大的隊伍“流派”林立,表現為南京“他們”,上海“
海上詩群”,四川“莽漢主義”、“非非主義”等等詩歌派別。
以平民化的詩歌與私人化的小說寫作而著名。近期在小說創作方面有所發展,被稱為“
新生代作家”。
新生代作家
第三代詩人採用象徵主義、黑色幽默、意象派等手法把物像進行機械化的組裝,使詩變得撲朔迷離,波譎雲詭,讓人無法理解,甚至無法想像。“一具三千歲的骷髏/自山坡急轉彎處微笑而來/搶走路標/夕陽在洞裡流血//血滴進泥土/形成一道溝壑/有聲音抖顫。”這是魯萌的《黃昏裂痕》中的一段,像這種詩幾乎覆蓋了整個第三代詩人的詩的天空。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曾經喧囂一時的
朦朧詩已經漸漸沉澱,其思想內涵和藝術形式逐漸趨於成熟定型,即其創作風格如跳躍的結構、新奇的意象及關注現實的精神核心等,已經漸漸成為一種新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在朦朧詩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開始不滿於它的停滯及局限,於是決定自行探索,創造出一種新的詩歌方式,他們帶有強烈實驗味道的詩歌,的確具有迥異於前輩詩人的特徵,於是按照這一群體出現的時間,評論界稱他們為“第三代詩人”,以區別於建國後第一代帶有強烈
政治意識形態意味的詩人如公劉、
白樺;第二代張揚個性但又關注社會的朦朧詩人如
舒婷、
北島。當然,八十年代中期之後的批評與創作一樣是多元化的,於是對這一群體形象不甚嚴密的詩歌流派的稱呼也多種多樣,如“後新詩潮”、“先鋒派”、“新生代”、“崛起後詩群”、“後朦朧詩”等,其中大部分也是參照朦朧詩群而進行的命名。
美學原則
美學原則
以1986年10月的“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為結體標誌的“第三代”詩人在年齡經歷上有許多共通之處。他們大都是文革前後生人,以大學生、研究生和部分喜愛文學的
青年工人為主,當他們進入成年真正面對社會的時候,所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商品化了的時代。在國小中學受到的傳統價值觀念的教育,在新的商品經濟規律面前似乎不堪一擊,這個世界是繽紛的同時也是雜亂的,人們的靈魂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與誘惑。青年們本來不甚堅固的傳統世界觀開始崩塌,對以往所受到的教育包括書本上長輩們所傳授的一切傳統,他們都開始用懷疑的目光重新審視。於是,他們的詩歌中,傳統的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都不再處於被謳歌的主體地位,平民與平民的生活進入他們的視線,他們用平白如話的語言,將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與情感擺放在讀者面前,並在其中表達著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的內容。這些詩,不論從其內容還是語言形式上,都與傳統詩歌,包括前不久興盛的朦朧詩大相逕庭,於是不禁有許多人對他們的詩提出質疑,認為它們的格調不高,甚至已經脫離了詩歌乃至文學的範疇,而這種說法,正好又給第三代詩人的創作加上了一條新的本質性內涵,即“反詩”。
社會歷史背景
第三代詩人對平民的重視是有其社會歷史背景的。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國進入一個近乎於資本主義
自由競爭階段的一個時期,此時,紛亂的生活使每個人惶惶不安但又都有著模糊的憧憬,機會開始增多,政治的陰影開始從普通人的生活中漸漸退卻,大多數人似乎都可以以平民的身份平等競爭。平民成為有了主體意識的一個新的龐大群體,第三代詩人們正生活在他們中間,且身具著平民的身份。於是,他們決意表現這種最普遍的人生,他們宣稱自己要“像市民一樣生活,像上帝一樣思考”,在創作中力圖使詩歌世俗化、平民化,切近最凡俗的人生。在這樣的追求這下,他們的創作呈現出獨特的美學風格。
首先,是他們詩歌中對“反英雄”的人生體驗的反覆表述。
所謂“反英雄”,是指那些生活中最為庸常的生命。許多第三代詩人從人的生存本能出發,在詩歌中體味和反映凡俗生命中所有的內容,如愛恨、生死、苦樂甚至一飲一啄、睡覺如廁。
這類作品中的代表是
王小龍的《紀念太空梭挑戰者號》,這個曾經被整個世界矚目的悲壯的場面在這位詩人的筆下,呈現出荒誕的一面:
這一瞬間改變了什麼
藉助煙霧濃濃的掩護……
沒消化的早餐三明治
天空中閃閃亮亮
這種描述也許是真實的,但它卻將世界新聞界視為英雄的那位 志願升空的女教師的形象完全荒誕化了,從而解構了一個英雄的存在。
如果說王小龍的作品帶有對英雄刻意的反悖的話,那么于堅的《尚義街六號》則是完全陷入到對凡俗人生的描劃中。這首很長的詩以瑣瑣碎碎的方式托出了一群經常在“尚義街六號”相聚的年輕人的生活片斷:
生活片斷
尚義街六號
法國式的黃房子
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
喊一聲 胯下就鑽出戴眼鏡的腦袋
隔壁的大廁所
天天清早排著長隊
……
詩中寫到這些朋友們常常在老吳家中聚會過夜,而在詩的結尾,大家各奔東西:
大家終於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張舊唱片 再也不響……
長詩採用了完全口語化的表達方式,瑣屑零碎,但細細讀來,卻有一種抒緩幾至哀傷的味道。而這個結尾,則給人一種人生平淡而又無常的淒涼感。
其次,是第三代詩人作品中刻意追求的反崇高的冷抒情。
第三代詩人慣於以凡夫俗子平淡的平民意識代替朦朧詩人們理想主義的英雄氣概,顯出一種近乎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如《有關大雁塔》中對人們登塔觀光情景的漠然處理。
第三,是他們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反文化的現代口語和語感的套用。
口語辭彙與語感的套用,從我剛剛引用的《尚義街六號》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至於“反文化”這一主題的表現極至,則可以用
張鋒的小詩《
本草綱目》來作為代表:
所有的春天喝下
都染上中國憂鬱症
短詩對中國古典文化中許多著名的意象進行了調侃式的借用,解構了其中悠然的韻味,並對中國文化的陰柔、缺少陽剛之氣表示出不滿的情緒。
總體上說,第三代詩人的創作無疑豐富了新詩的藝術表現技法,踏入了詩壇上的一些禁地,使詩歌成為更加切近人生,更加切近人的感性生命的一種藝術形式。而同時,所謂的第三代詩人,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創作個性,並不統一在某一面理論的大旗之下,他們各有各的軌道,並且仍然在不斷的變化中。至於蓋棺論定,實在為時尚早,這裡的概括,不過是極不全面的一家之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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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的發展問題和第三代詩人的界定
自八十年代中期始,當代中國,有那么一批青年總懷揣著一場全面的、曠日持久的懷疑和反叛,這種蠢蠢欲動的懷疑和反叛專屬於中國新時期“第三代詩人”甚至於全國的有志青年,形成了“第三代詩人”獨有的時代特徵。
“第三代詩人”在尋找一種不確定身份和無法明晰的皈依。作為被世人讚譽的文學青年,他們似乎總是缺少立足之地。曾被捧得高高卻在接二連三的經濟衰敗的浪潮中沉淪。他們不關心愛情的遠近,經濟的富足和政治的地位,他們晝夜懷疑萬物,甚至把一己之軀主觀地暴露在烈日艷陽底下,開始從頭頂到腳跟的自我懷疑。
在這場用文化來反叛的新時代里,“第三代詩人”用筆來審視世界,他們甘作一群腰間別著詩篇的豪豬,在前人預置的規則里莽撞橫衝。他們要打破從前迂腐陳舊的法則,用自己新穎且極平常、極適合生活的言語來構建屬於第三代詩人的詩度。我有感於“第三代詩人”自我激活的感覺。喚醒民眾,提起反思和重構,這在他們作為青年的詩章里滾滾橫流,爆發的洪水即將衝破殘頹的土牆,撐開裂縫就快要掙脫繁縟的詩學主張。
如果說
汪國真敷人眼目的“糖水詩”以其添油加醋套用前人哲理、警句而短時間占據了大量讀者眼球的事實是一種投機取巧的話,那么在一九八六年後集中興起的“第三代詩人”則以反舊儒學、舊詩學所謂的詩歌教化、審視趨向和陳腐的“興觀群怨”而呈星星燎原不可阻擋之勢,這是中國文壇、詩壇的一大轉變。“第三代詩人”在全國各地以民間群落的形式自辦詩刊詩報,以各種五花八門的名稱來標示自我概括的藝術主張,匯成了一股朦朧詩後新詩潮,並造就了一次新的斷裂和“美麗的混亂”。這些“新生代詩人”在《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以“現代主義詩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亮相後,組成了如南京“他們”,上海“海上詩群”,四川“莽漢主義”、“非非主義”等等詩歌派別。“第三代詩人”試圖反叛和超越朦朧詩,重建一種詩歌精神。這種精神不是英雄悲劇的崇高、理性自我的莊嚴、人道主義的感傷,而是一種建立在普通人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個體的感性生命體驗。
縱觀“第三代詩人”,大多是兒童少年時期受盡極度壓抑,守舊的思想、落後的文化鉗制的一大幫青年。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西方現代文論思想,如:以
什克洛夫斯基為代表的俄國形式主義文論,以
瑞士索緒爾為代表的結構語言學等大量開放的西方現代文潮傳入,極大地衝擊了傳統思想,無時不刻地影響著“第三代詩人”。他們開始重新拾起武器,審視、懷疑這個世界和時代,乃至自己的青春和思想。這些年輕的詩人用罵娘的姿態來審視文學和詩歌;用極端的方式對已有的秩序進行諷刺;用粗俗的、口語化的語言和一己之身來對抗傳統中國舊詩學主張的核心———溫柔敦厚、高雅中和。
在“第三代詩人”這裡,有一股要敢於砸碎枷鎖,擺脫束縛的懷疑、反抗和激情意義非要和舊思想說“不”的地步。他們站了出來,面對日甚的物質財富,勇敢出擊,寫下了用鮮血播撒詩歌種子的宣言。“第三代詩人”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是我們這個時代彌足珍貴的稀有血型,它恰好成了文學“貴族的血統”和“皇家的象徵”。在我們中間,這並不多見,然而就是這樣一種少見,開啟了中國詩壇新生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