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
1990年代初主編,出版《20世紀詩歌編年史--後朦朧詩全集》,並在當年全國圖書節獲獎。1993年起開始進入文化產業,經營範圍涉及電腦製作,
多媒體,廣告,圖書等眾多領域。現為北京紫圖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
主要作品
* 《喪--萬夏作品集小說卷》* 《本質--萬夏作品集詩歌卷》
代表詩歌作品
彼女
彼女何時有我於你心中的獨白
多日的銅皿已無水可盛了
而今你又澡身,以水親近我
連我的面影也縮在髮式里
而許多次哭泣
卻與我無關
憂思於昨天的日子
昨夜如此寧靜
以至你想死去,成純粹的表情
再也不能暗傷與自卑
然而哭泣甚今
連我也崇高了
其後,你美貌無比
你的病態使所有的腰身都成了水妖
下雨的日子也正落著杏仁
手勢已經用完而暗語不斷
準確如默契
如你再次誅殺我
想死的女人永遠憂鬱而美
君臨對岸又不敢正視
你是一簇語言倒影在酒器中
以自己的模式開放成花朵與獨白
又使布帛盛滿皮膚
我無處可尋
競選班子骨幹
1979年我高中畢業,高考雖然英語很差,不過總分還屬於高分,我報的是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的家人和老師都堅決反對我報考法律系,我完全都不予理會,但體檢的時候卻被查出有心臟期前收縮的毛病,這是青春期常有的問題,過了之後就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它改變了人的命運。
讀第二個高三時,我基本上沒有好好學習,整天忙著寫小說和電影劇本,那時候“傷痕文學”已經出來,我寫了一個有關越戰的電影劇本,往各大電影廠寄,結果全都被退了回來。
第二次高考我的分數很低,填志願的時候,我報了本科類學校里的最後一所:南充師範學院(今
西華師大)。雖然如此,我和我的同學在入學之初,仍然都是懷著浪漫情調與理想的熱血青年,對這個社會、對國家、對自己都充滿了希望,覺得自己非得乾出一番事業不可。
入學一個月之後,我就經歷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南充師範學院被劃在南充的某個區裡面,有兩個區代表的名額。選舉的通知讓學校一下子炸開了鍋,尤其是政治系和文學系的人。選舉期間,學校里到處都是張貼的海報,每天都有人開會演講,向大家允諾說如果他當選了,就會保證食堂飯菜變好之類。
演講到最後基本上分成了兩派,我成了政治系的一個人的競選班子的骨幹力量,四處動員大家投票。
這次競選真的解決了很多實際的問題,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問題都被明朗化。
曾經,學校里規定不能跳“流氓舞”———其實就是迪斯科,不準男生女生勾肩搭背,不準穿牛仔褲……有的人的競選綱領就說,應該允許學生談戀愛,這是天賦的人權。
在最後一次的公開演講上,台下坐著學校黨委書記、校長等人,台上演講的人公開指責團委書記虛偽,並且和台下的人展開了唇槍舌戰,在那種氣氛中,人完全是平等的,不因為誰的地位高而仰視誰。
所以說,我一進大學就接受了一次洗禮,而且它與我當時的理想完全共鳴。我在開學不久就買了《光榮與夢想》、《第三帝國的興亡》、《物種起源》這一類的書,尤其是《光榮與夢想》,讀了很多遍。
拒絕學校分配
1981年,中國女排獲得世界冠軍,我們舉著火把遊行,還跑到郵局去給女排發電報。我跳到郵局的台上,大聲地朗誦我們代表學校發給國家體委的祝賀詞。
“你上躥下跳,像條瘋狗。”
學校的領導後來如是評價,完全把我定位成調皮搗蛋的壞學生。
在學校的時候,除了開除之外的所有處分我都受過,理想在現實面前碰了壁,我不服氣,只有用叛逆的方式來反抗:帶頭穿牛仔褲、交女朋友、罷課、作弊、喝酒打架、被派出所拘留……但是,我們學校里有各種各樣的圈子:詩歌文學圈、喝酒圈、打架圈、談政治的圈子……我都是一呼百應的中心人物,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
相關事件
剛進學校的時候,我留長頭髮,還自己買布料找裁縫店去做港片裡的那種喇叭褲和直筒褲,腳上套一雙很尖的火箭皮鞋,特別趕時髦。四年之後臨近畢業時,我完全像變了一個人。畢業前的半年時間,我都是打著赤腳四處走來走去,一條破爛的牛仔褲穿半年都不洗,上身穿一件的確良的軍衣,鬍子拉碴,頭髮亂糟糟地披在肩膀上,回頭率絕對是百分之百,自己覺得很酷。內心雖然算不上絕望,但是頹廢得不行。
我大學四年惟一得到的一個優秀是臨近畢業時的實習,我帶著那幫小孩組織籃球隊和美術組,教課也教得非常好,臨走的時候,孩子們都哭了。我的想法是,如果一定要讓我教書,除非按照我的想法來,我不能讓孩子們成為應試製度的產物。
到了分配之時,我是我們學校第一個拒絕分配的人。我跟學校說你們優先照顧其他同學吧,不用管我,我不能讓別人來支配我的命運。
司徒雷登
我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女同學,名叫帥青,她長得白皙、高挑、漂亮,後來有人捧她是成都第一美女。
她1980年考到西南師範大學去了,1981年我到西師去了一趟,她指著一個男同學說那個人追她追得最凶。
1982年的時候,帥青來找我,要我陪她去那男同學家裡去一趟,她不好意思一個人去。
那個男同學就是廖希,我只好當了一次電燈泡。廖希從柜子里拿了很多詩歌刊物出來給我看,都是他們西師那一撥人辦的,諸如《次生林》、《普通一代》等等,從此我們就常常串門。
大家碰了幾次頭之後都很激動,我說那乾脆我們把大家聯合起來,肯定可以和“朦朧詩”打一架了,我們的詩歌和他們的不一樣,他們畢竟比我們大好多,下過鄉、吃過苦,經歷複雜許多。
然後我們約好我負責南充、胡冬負責成都、廖希負責重慶,國慶節那天在西師聚會。
開學之後,西師的人把房間騰空了,飯菜票都收集起來,手錶賣掉,好多衣服和褲子都賣了,湊了一筆喝酒的錢,等著我們去。
剛剛去的時候,20多個人擠在一起,床上、桌子上、地上全都是詩,大家一起讀詩談詩,互相謾罵、攻擊或者讚美……
當時有人問這代人叫什麼主題?西師那邊的一個人提出來說就叫“第三代”,這個詞是從《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而來:“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第三代”這個說法提出來之後,大家都覺得很高興。
第三天卻不歡而散。因為想要出一本詩集,廖希他們說要在前言裡寫明這個詞是哪個人說出來的,我們認為這個提法應該屬於大家,不是哪個先提出來哪個後提出來的問題,何必搞得跟冠名權似的,我們就很反感,兩邊吵得一塌糊塗,差點打了一場群架。
吵了一通之後,大家覺得要不就不採用“第三代”這個名字了,隨便找來一本書,隨便翻到哪一頁,就用那一頁的頭兩個字。當時拿了一本《實驗心理學》。翻出來的兩個字是“玻爾”———結果就是,準備了大半年,幾十個人鬧了三天三夜,第三代人變成了“玻爾”,到最後,西師那幫人把我們攆了出來,大家不歡而散。
想想,其實詩歌就是詩歌,不分什麼第幾代,當時那種做法還是功利主義思想占了上風,想把自己推出來。
莽漢主義
在詩歌界流行“朦朧之爭”的時候,我們寫的詩讓很多人不喜歡,覺得我們像是流氓在寫詩。1983年冬的一天,胡冬告訴我說人家說我們的詩是他媽的詩,我說我們就叫媽媽的詩。那天半夜,胡冬半夜爬起來寫了一首《女人》,用的全是極盡侮辱的詞。第二天早上,我們看到之後都覺得太棒了,從此開始天天在家炮製這種用粗話寫的詩。我把詩寄給在重慶的李亞偉、馬松他們,他們看了之後都目瞪口呆,也開始寫這種詩,並且引發了很多追隨者。開學過後,我們在南充開詩歌朗誦會,我們學校寫詩的和不寫詩的人都被震驚了,他們覺得這場朗誦會更像是一堆謾罵,有幾個人當場站起來攻擊我們說:“像這種詩,我一天能寫30首。”
可是後來好多反對的人覺得這些東西恰恰是他們需要的,都開始寫這種詩。
寫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想出個集子,胡冬說取名叫《好漢》吧,我說不如叫莽漢,“莽”的繁體字是兩隻手抓三條狗,非常之兇猛。我一開始寫“莽漢詩”,純粹是想寫一種生活狀態,但幾個月之後,我就開始覺得不自然了,好多詩都好像是為了口號而去寫,感覺很做作。
我的外表給人的感覺很粗糙,然而在我的內心裏面有很細膩的一面,而李亞偉和馬松是骨子裡面的硬漢,後來如果沒有他們的堅持,光靠我和胡冬這兩個中途撤退的傢伙,“莽漢主義”也不會產生這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