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摩崖石刻
刻石在平陰共有五處,分別刻於雲翠山、
天池山、黑山、小山子。二洪頂山崖上,是山東繼發現泰安、
鄒城、汶上等八處北朝刻經後第九處摩崖刻石。
刻石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當屬舊縣屯村鋪二洪頂刻經。該刻經分別刻在茅峪泉南北兩崖壁上,總體面積近600平方米,北齊僧人
安道一所書。其中有《金剛經》、《般若經》等5篇,頌文3篇。佛題名23處,蟠螭龜蚨線刻碑一處。總近千字,有損。有
安道一題名的“
大空王佛”四字通高11.3米,佛字高達4.25米。是甲骨文誕生以來漢字至此中真正的“大字鼻祖,擘巢之最”,最小的字只5厘米。
經文內容主要反映了佛僧的“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無名無相”等“性空觀”。而“大空王佛”,“
大山岩佛”,“安樂佛”等主要反映書者
安道一尊空為王,蔑視權貴,以山為佛,以安為樂的佛教觀,是對佛教“安心禪”的領悟。
此處刻經確切紀年為大齊河清三年(564年),為北齊武成帝高湛紀年。它是山東乃至我國最早的刻經紀年。有
安道一題名三處。
該刻經更珍貴的是它的書法價值。書體是隸篆草皆有,典型的書寫風格是隸中帶楷、楷中帶隸,這是我國文字進化從隸到楷的重要特徵,突出的表現出隸的拙樸遒勁,楷的工整嚴謹。“大空王佛”等又有用筆縱情豪放,氣勢磅礴之風格。
此處刻經最早發現於1989年夏天,上報上級各文物部門。1995年報導後,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前來觀瞻,並被編入《中國古代書畫全集》。
洪範雲翠山天柱峰西,刻“大空王佛”四字,字高2.1米左右,寬50多厘米。旁題“比丘尼,
安道一,崇業禪”等。天池山西崖刻有“大空王佛”四字,字高2.1米左右,寬65厘米,並刻有“
大山岩佛”,“崇業禪”等。黑山東峭壁上刻“大空王佛”,字已模糊不清。小山子平緩的岩面上刻有“大空王佛”,長兩米多,寬約20厘米。並有“僧安一,
程伯仁,僧太,口口年”等題記。
此幾處刻石,前三處刻字雖比二洪頂小的多,但書法風格大致相近。
佛教自漢時傳入中國後,到南北朝達到
空前絕後程度,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卻不信佛並毀佛,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二武滅佛法”。竹卷多毀,此後,僧眾們為防再破壞,認為“縑竹易銷,皮紙易焚,刻在高山,永留不滅”,這就是此時全國出現的規模不等的摩崖刻經。
安道一就是當時我國主要刻經書法大家。他雖佛史無記,但他西至河南、河北,東至山東東部都有他的刻經。平陰五山刻石發現最晚,它填補了史學家們認為西起河北
響堂山、東到
山東泰山、嶧山等的中軸線上,中間無刻經的空白。
平陰五山的北朝刻經,是在中國刻經中紀年最早,
安道一題名最多的刻經。它不僅是我國古代書法藝術的珍品,而且對中國文字進化有重要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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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型,上乘西周金文,下啟秦代
小篆,從書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銘文蓋十行,器五行,計121字。其書為石鼓、秦篆的先聲,字行方正、大方。橫豎折筆之處,圓中寓方,轉折處豎畫內收而下行時逐步向下舒展。其勢風骨嶙峋又楚楚風致,確有秦朝那股強悍的霸主氣勢。)法則,然而更趨於方正豐厚,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圓融渾勁,結體促長伸短,勻稱適中。古茂雄秀,冠絕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是由
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型。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範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
楊沂孫、
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於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流傳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國藏的《先鋒》、《中權》、《後勁》等北宋拓本,現在日本。
石鼓文處於承前啟後的時期,承秦國書風,為小篆先聲。石鼓文刻於花崗岩石上,與金文有較大差別,具有明顯的動感。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國遺存至今的
石刻文字,要屬《石鼓文》時間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別刻有四
言詩一首,徑約三尺余。內容記述秦國君遊獵,故又稱“獵碣”。因被棄於陳倉雲野,也稱“陳倉十碣”。所刻為
秦始皇統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興(今陝西寶雞)三畤原,唐初被發現。自唐代杜甫、
韋應物、韓愈作歌詩以後,始顯於世。一說為宋代
司馬池(
司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學,皇祜(1049—1053)間向傳師始得其全。大觀(1107—1110)中遷至東京(今河南洛陽)辟雍,後入內府保和殿稽古閣。金人破汴,輦歸燕京,置國子學大成門內。1937年抗戰爆發後,石鼓文南遷至蜀,戰爭結束後始運回北平,現藏故宮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
張懷瓘、
竇皋、
韓愈等以為周文王時物;
韋應物等以為周宣王時物;宋代董逋、
程大昌等以為周成王時物;金代
馬定國以為西魏
大統十一年(545)刻;清代
俞正燮以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為秦物者,始自宋代
鄭樵,清代震鈞以為秦文公時物;今人馬衡以為
秦穆公時物,
郭沫若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則考為秦獻公葉十一年(前374)刻,詳見《石鼓年代考》。
刻石文多殘損,北宋
歐陽修所錄已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無存唐初“虞、褚、歐陽共稱古妙”(引自《元和郡縣圖志》)。
張懷瓘《書斷》云:“《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
直勁迅,有如鐵針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近人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謂:“《石鼓》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傳世墨拓善本有元代
趙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閣》藏本)、明代安國藏
中權本、先鋒本(亦稱“
前茅本”)、後勁本,皆宋拓本。《天一閣》本已毀於火,後三種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現藏
故宮博物院。
其
書法字型多取長方形,體勢整肅,端莊凝重,筆力穩健,石與形,詩與字渾然一體,充滿古樸雄渾之美。
石鼓文比
金文規範、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徵,它是從金文向
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對
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
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傳後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較多的書跡之一。
石鼓文,亦稱獵碣或
雍邑刻石,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
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都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宋人
歐陽修的《石鼓跋尾》雖設了三個疑點,但還是認為屬周宣王時
史籀所作。宋人
鄭樵《通志略》則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近人
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
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與韋、韓說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據
郭沫若考證,《石鼓》作於
秦襄公八年,距
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於宣王時
史籀手筆或秦臣手筆罷了。
《石鼓》於唐代初出土於天興三疇原(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後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亂,石鼓散於民間,至宋代幾經周折,終又收齊,放置於鳳翔學府。
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於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後因宋金戰爭,復遷《石鼓》於
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後,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後,石鼓又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抗日戰爭爆發,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
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勝利後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於辟雍(大學)。現仿鼓在北京國子監。其形狀與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別。
石鼓共十隻,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
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目前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其書傳為
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古茂遒朴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於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
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係、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
康有為稱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我,自有奇采。”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
楊沂孫、
吳大澄、
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於此。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沒有流傳下來。宋安國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日本東京
河井荃廬氏。此外,社會上所流傳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其中天一閣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為最。然原拓己失,現只能見到
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種拓本的照片。安國所藏的宋拓本《先鋒》本,舊商務印書館、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
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書中。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鳹 堂有《中權》本影印本。中華書局、日本
二玄社出版的《書跡名品叢刊》中,有《後勁》本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為書家第一法則,具有很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
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
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