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格里高利·皮亞蒂戈爾斯基
- 外文名:Gregor·Piatigorsky
- 國籍:俄羅斯裔美國籍
- 出生地:烏克蘭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卡
- 出生日期:1903年
- 逝世日期:1976年
- 職業:二十世紀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 畢業院校:莫斯科音樂學院
- 主要成就:演奏風格既嚴格地忠實於原作
富於俄羅斯民族的浪漫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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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皮亞蒂戈爾斯基7歲開始學習大提琴。1914年前往莫斯科,進入音樂學院和達維多夫的學生格連教授學習。16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莫斯科音樂學院;曾先後擔任莫斯科歌劇院管弦樂隊及柏林愛樂樂團的大提琴演奏員,並在柏林隨克倫格爾教授學習。
他主張在感情、理智和技巧這三大演奏要素中,不應偏向於任何一個方面,而要力求完美、精確地反映作品的全部風貌和全部精神內涵。
皮亞蒂戈爾斯基的演奏優美動人,尤其是他黃金般的音色,更加具有使人心醉的魅力。般無論演奏大型的協奏曲,還是小型的沙龍樂曲或室內樂,都同樣有著高雅純淨的風俗。他和卡薩爾斯一樣,是本世紀大提琴演奏史上的一位才華橫溢的開拓性入物。
皮亞蒂戈爾欺基除了舉辦大提琴獨奏會以外,還十分熱衷演奏室內音樂,他早年在莫斯科時就曾與著名演奏家蔡特林、莫斯特拉斯、揚波爾斯基等人組成室內樂小組,在蘇聯各地巡迴演出;移居美國後,他又經常與魯賓斯坦、海菲茲、普里姆羅斯等著名演奏大師一起演奏室內樂,並錄製了許多珍貴的唱片。
另外,他還改編了大量的大提琴音樂作品,將許多著名作品的片段改編成大提琴曲,極大地豐富了大提琴演奏曲目的寶庫。
人物軼事
皮亞蒂戈爾斯基回憶在柏林愛樂樂團日子
王崇剛編譯
愛樂音樂廳布索尼的音樂會結束後,我拿起我的大提琴,沒有人注意我。我想離開,但外面冰冷的風改變了我的主意,我轉了回來。襯衫和襪子都濕透了,我感覺特別冷。我轉回到休息室,走到通風良好的走廊。觀眾都走光了,大廳的門也關了,我發現我自己的完全的黑暗中。安靜和空曠音樂廳讓我害怕。
我站在那裡很長時間,心在通通跳著,感覺好像掉在一個陷阱里,正在呼救。我知道沒有人會聽到我,我幾乎不敢呼吸,同時在黑暗中摸索我的路。我摸到一個門走進一間屋子——後來我發現這裡是Landecker包廂,沿著一面牆我找到一個座位。驚恐消失了,我脫下衣服躺下。這裡可比公園的長凳舒服得多。
我突然有一種不可壓制的欲望要演奏大提琴。
我坐起來,拿起我的樂器,沒有穿衣服,開始演奏。大提琴的聲音傳遍空曠的音樂廳。這是一種獨特的體驗,我一直演奏到氣力全無,然後才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被樂團演奏的舒曼交響曲驚醒,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還可以聽到這樣好的音樂,躺在這裡多愉快!
……
柏林愛樂樂團是一個協會性質的組織,由終生會員和眾多的像我這樣的年輕的獨奏家組成。終生成員做出所有的決定,他們經常聚會在一起,我們則不在邀請的行列。富特文格勒保持了從彪羅和尼基什留下的傳統,他一年至少指揮10場音樂會,這些音樂會組成了樂團演出計畫的基礎。任何人花2000馬克,就可以請樂團演出一場音樂會外加兩次排練。樂團小心翼翼適應著不同指揮家的要求。但到真正演出的時候卻不必要這樣。很多指揮家的指令讓樂隊無所適從,我們就會互相傳遞這樣的約定:“跟平常一樣”。在這樣的演出中,我們幾乎不看指揮,樂隊把這一點作為一種榮耀,音樂會同樣會很精彩。
與富特文格勒合作的音樂會給了我最大的樂趣。他是真正的指揮,鼓舞樂團超越自我。我當時很年輕,把他奉若神明。他的學識很淵博,當然他也有弱點。其中之一就是他對弦樂器缺乏了解。他也承認這一點,常常詢問我們關於指法、滑音和顫音以及其他細節上問題。
他曾對我說:“管弦樂團的大多數是弦樂,指揮家應該會演奏一件弦樂器。遺憾的是我不能。你是否認為這也是瓦爾特和克倫佩勒的弱點呢?我要是知道如何演奏低音提琴該有多好!要是不會拉低音提琴,庫塞維斯基的樂隊永遠不會獲得那樣好的弦樂聲音。托斯卡尼尼如果沒當過大提琴手,他永遠不會成為今天的樣子。”
我回答:“我要說的是夏里亞賓(俄羅斯歌唱家)告訴我的關於托斯卡尼尼的事情。”
“那是什麼呢?”“他告訴我,托斯卡尼尼比一盤子義大利通心麵還要難以咽下。他是唯一的自我恐嚇的指揮家,他把自己當作一個小學生看待。”
富特文格勒接著說:“托斯卡尼尼本質上是一個歌劇指揮,夏里亞賓一個歌劇演員,我們幹的是不同的行當。”
富特文格勒的性格充滿了矛盾。他既野心勃勃又愛嫉妒,既高貴又虛榮、既威嚴又英勇,既是一個聰明的人又充滿孩子氣。他獨特的指揮方式是一個永久討論的話題。很難解釋他如何在沒有精確手勢的情況下從樂隊那裡獲得一種完美的凝聚力。他自己也不能給出確切的解釋。可能就是因為他不精確手勢,樂團才會熱忱地、集中精力地跟隨他。
一個樂手問:“這是F大調嗎?”
富特文格勒看了看樂譜說:“是的,有什麼問題嗎?”
“它聽起來不和諧。”
每一分鐘富特文格勒都被這樣的問題打斷。
“這個小節中有7個顫音,不會有錯吧?”
“這真的是16分音符嗎?”
“我們如何在撥弦的同時還要拉弓子?”
還有其它的。富特文格勒努力地做著解釋,他越來越慌張。
他用整個下午和晚上研究樂譜。第二天我們又一起排練,但是作品好象變得更複雜。
我們重新開始,他抱怨到:“至少我們得合在一起……大家知道,現在只剩下今天下午的排練機會了,而且作曲家要親臨演出現場。”
中午短暫的休息後,我們又在愛樂大廳排練。
“先生們!” 富特文格勒宣布:“我剛剛收到了來自維也納的訊息,作曲家不來了。他祝我們演出成功”。
“太好了,太棒了”大家一片歡呼。
……從1927年到1929年,我與樂隊經常在春季到國外巡迴演出。這些演出很累人,但是充滿了吸引力。當樂隊來到巴黎和倫敦,我們征服了這裡的觀眾,當然是富特文格勒領導我們去“征服”的。
演出之後,大使館有很多人向我們表達了謝意。因為我不喜歡這樣的氣氛,又不會說法語,所以想安靜地離開。
但是這時,有一個瘦高個子的人在跟我說話,他神情緊張,半天也不走開。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他臉上的表情很吸引我。我想知道他在跟我說什麼,一位法國的官員Monsieur Painlevé 幫了我的忙,他會說德語。瘦高的人終於說完最後一句話——這句話好象是問一個問題——握了握我的手走開了。
“他是誰?他說了什麼?”
“恐怖?這可是貝多芬的音樂呀!”我驚訝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