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皇甫謐
- 別稱：皇甫靜
- 字號：字士安
號玄晏先生 - 所處時代：三國曹魏→西晉
- 民族族群：漢人
- 出生地：安定朝那
- 出生時間：公元215年
- 去世時間：公元282年
- 主要作品：《針灸甲乙經》《歷代帝王世紀》《高士傳》《列女傳》
- 主要成就：著《針灸甲乙經》，為中國第一部針灸學的專著
- 榮譽：針灸鼻祖
人物生平,出身名門,家道衰落,發奮著述,歷史評價,史書記載,籍地之爭,人物影響,意志品德,醫學貢獻,文學貢獻,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出身名門
皇甫謐出身於東漢名門世族，六世祖皇甫棱為度遼將軍，五世祖皇甫旗為扶鳳都尉，四世祖皇甫節為雁門太守。節之弟皇甫規是個文武全才，時為安羌名將，官至度遼將軍、尚書，封壽成亭侯，為涼州三明之一。曾祖皇甫嵩因鎮壓黃巾起義有功，官拜征西將軍，太尉。後來，皇甫氏族漸趨沒落，但朝中大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謐的祖父皇甫叔獻，當過霸陵令，父親皇甫叔侯，僅舉孝廉。
坐落於甘肅省靈台縣朝那鎮的皇甫謐雕像
坐落於甘肅省靈台縣朝那鎮的皇甫謐雕像家道衰落
皇甫謐生後遂喪生母，家道更加衰落，過繼給叔父，十五歲時隨叔父遷居新安（今河南新安縣），在戰亂中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貪玩不習上進，跟村童編荊為盾，執杖為矛，分陣相刺，嬉遊習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遊蕩無度，猶不好學，人以為痴。一次，謐將所得瓜果進獻叔母任氏，任氏說：“《孝經》雲‘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從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純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與我何有。”（《晉書·皇甫謐傳》）因對之流涕，謐甚感痛，遂拜鄉人席坦受書。
發奮著述
皇甫謐從此改弦易轍，矢志發奮讀書；二十六歲時（公元241年），以漢前紀年殘缺，遂博案經傳，旁采百家，著《帝王世紀》《年曆》等；四十歲（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喪所生後母，遂還故鄉；四十二歲（即公元256年）前後得風痹症，悉心攻讀醫學，開始撰集《針灸甲乙經》；四十六歲（公元260年）時已為名聲鶴起的著名學者，魏相司馬昭下詔徵聘做官，不仕，作《釋勸論》，仍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五十一歲時（公元267年）晉武帝續詔不仕，相傳曾到陝西隴縣龍門洞、平涼崆峒山避詔；五十三歲時（公元269年)，武帝頻下詔敦逼，上疏自稱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歲時(公元270年)，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武帝送書—車；六十—歲時(公元277年)，帝又詔封為太子中庶、議郎、著作郎等，皆不應，著驚世駭俗的《篤終論》；六十八歲時(公元282年)，《皇帝針灸甲乙經》刊發經世，皇甫謐在張鰲坡去世，其子童靈、方回，尊父篤終遺訓，擇不毛之地，將其儉禮薄葬於塬邊。世人稱之為“皇甫冢子”。
皇甫謐像
皇甫謐像明朝嘉靖年間，皇甫謐得以從祀景惠殿三皇廟。
歷史評價
司馬炎：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
李巨來《書古文尚書冤詞後》：“考晉時著書之富，無若皇甫謐者。”
史書記載
皇甫謐，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痴。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
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裡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
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僚類，鹹以為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跡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下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鐘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乾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眾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發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堅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
且吾聞招搖昏回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眾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飢不待餐，振藻皇塗，鹹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遁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穨，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
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群生，寄身聖世，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眾品仰化，誕制殊征。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
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暗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遁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乾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眾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托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眾，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嘆。若黃帝創製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屍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發林阜，人綱不閒，鳥獸為群。陛下披榛採蘭，並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虐，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麥黃>，糅之雕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鹹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床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隱於傅岩，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
歲余，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
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嘆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
鹹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征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
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製，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
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屍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屍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屍與土並，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屍，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屍，麻約二頭，置屍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屍。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屍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籍地之爭
皇甫謐的家鄉安定郡也幾易其主，成為封建勢力爭奪的焦點。連年征戰，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由漢初的14萬多銳減到2萬多。許多地方田園荒蕪，滿目瘡痍，幾乎成為無人曠野，曹操《蒿里》詩詠：“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正好反映了這種殘敗的景象。
安定朝那今何在
既然古今資料都把皇甫家族的故里定格在“安定朝那”這個地方，此地究竟在哪裡呢？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安定郡是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從原北地郡析出設定的新郡，上隸涼州刺史部，下轄21縣，朝那為其屬縣之一。安定郡的治所當在高平城（今寧夏固原市原州區）。今寧夏同心縣以南的寧夏固原市大部和今甘肅靖遠縣、會寧縣、平涼市所屬各縣，均是該郡的管轄範圍。朝那縣地望今又何所指呢？經查《史記.孝文本紀》有這樣一段記錄：“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可知朝那塞應是秦長城一處關隘，因位近朝那城，故名為朝那塞。反之也證明朝那城應地踞長城朝那塞之內側近處或者朝那城就是朝那塞。
今彭陽縣境內靠近秦長城有一個古城鎮。古城者，說明它年代久遠，故名。而且位於該鎮境內靠近長城內側（南側）又有一處古城遺址，仍較為完整保存下來。1977年，在古城公社古城大隊出土西漢初年銅鼎一尊，鼎上清晰鑄有“朝那”等銘文，已被考古界定名為“朝那鼎”。後來考古工作者又在古城遺址發掘發現文化層深達4米，下層為漢代磚瓦的堆積層。這是古城即漢朝那縣城址的考古印證和實物佐證。1984年7月，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王樹林到古城實地考察後，他結合史料記載與考古實證，確認今彭陽縣古城鎮境內的古城遺址，就是漢代安定郡朝那縣城的故址，這一結論早被我國史學界所公認。譚其驤是最早在其研究成果中反映這一新觀點的人。
古史和地方志對於朝那城位置的記載，在方位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唐《元和郡縣圖志》記：“百泉縣，西至州九十里，本漢朝那縣地，故城在今縣理西四十五里。”這裡所說的“百泉縣”即今彭陽縣；“州”即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區；“故城”即今彭陽古城鎮之古城遺址，這與今里程也基本上是相合的。《水經注》也記：“朝那故城在今平涼縣西北與固原州東南接壤地也。”清《通鑑》胡三省註：“漢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稱花石川。新中國編修的史書和新方誌，如《寧夏通史》《西海固史》《固原地區志》《固原縣誌》《彭陽縣誌》等，均一致認為今彭陽縣古城鎮境內的古城遺址，就是漢朝那縣治所在，它的管轄範圍包括今彭陽縣全境和周邊鄰縣的一部分地區。
考證朝那地望還有一個重要證據，即“湫淵”。因為《漢書.地理志》中說到朝那縣境內“又有湫淵祠”。湫淵，大湖也。早在秦漢時代就被列為國家級祭拜名山、大川、大湖的名單之中，所以在湖岸建有專供祭祀的祠廟，因湖名曰“湫淵祠”。《史記.封禪書》中早有記載：“湫淵，祠朝那。”後來各種史志均稱之為“朝那湫”。從以上史料不難看出，朝那縣境內有湫淵和湫淵祠。祠廟是人工建築，年久易湮，但山川湖泊等自然面貌是難以滅跡的。作為大湖，其變化無非是水域面積和水深、水量的大小而已。今彭陽縣古城鎮境內有一個名叫湫淵的大湖嗎？明《嘉靖固原州志.山川》記：“東海，在州東南四十里”，“東岸有廟”，“即古朝那湫。”在同一志書中又收錄學政李誠撰寫的《重修朝那湫龍神廟記》記文一篇。文章開篇就寫道：“開城州東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環焉。”“春秋時秦人詛楚之文，投是湫也。漢唐載在祀典”。不僅固原本地方志如是記載，再考之北魏《水經注》，也記有“東水發源縣東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唐《括地誌》亦載：“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縣東南二十里。”還有清《平涼府志》指朝那湫即固原“東南四十里”，曰“東海子”。古人對朝那湫的記載雖有一定的出入，但大致方位和里程還是一致的，即朝那湫，在今固原以東的三四十里和今彭陽以西約五六十里之間的地方。
從朝那縣古城遺址與湫淵遺址的互證，再從考古發掘實物的印證，結合對正史、古文獻和地方志書等有關資料的綜合分析以及當代學術界集體攻關所形成的各種權威性大型辭書、工具書中一致的公認，古朝那縣治就是今彭陽縣境內的古城遺址是無可置疑的事。而《後漢書》《晉書》等正史都明確記載皇甫謐和他以上七代宗祖都是“安定郡朝那人”，據此可以斷定安定朝那在今寧夏彭陽縣境內已無可爭辯。史書記載
據《史記》、《資治通鑑》等史書記載，西漢王朝被王莽政權取而代之，光武帝劉秀起兵中興，建立東漢，羌漢戰爭與東漢政權與生俱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到東漢中期，愈來愈烈，漢安帝劉枯即位以後於公元107年，不得不下令罷西域都護府。接著於公元110年令金城郡徙襄武，公元111年，又詔隴西也徙襄武，安定徙美陽（今歧山），北地徙池陽（今陝西涇陽），上郡治衙於今白水或榆林。而關於屬縣遷徙，地方志也有詳細記載。《平涼縣誌》記，西漢時，平涼西面的烏氏，南面的朝那隨安定郡遷於美陽。這裡說朝那在平涼的南部似乎值得進一步商榷。但朝那縣東移確是不爭的事實。這次遷徙，可稱歷史上的大遷徙，除過官衙遷徙以外，連百姓也一同遷移，“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就是說，這次遷徙時割完了地里的莊稼，推倒了百姓的房屋，將院牆也夷為平地。當時又遭乾旱與蝗災，莊稼無收，飢浮遍地，再加上逼民內遷時，驅趕劫掠，流離分散，棄捐老弱，使百姓死亡大半，形成了曹操《蒿里詩》雲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荒涼殘敗景象。
四、皇甫謐故里出現差錯和誤解的原因是什麼
（一）明末清初大史學家所著《讀史方輿記要》之誤為根源
由於顧祖禹誤把唐朝的原州錯定在今甘肅省鎮原縣（應是宋朝原州），又把漢代蕭關與唐代蕭關縣混為一談，再誤認為古朝那城在平涼府之東南。結果就把坐標南移了，隨之“州東南”的方位就被人為整體向東南移位了，於是古朝那就從寧夏彭陽縣向東南移到甘肅靈台縣去了。
(二）建置遷移造成後人誤解
誤解之一，東漢間，由於形勢所迫，安定郡曾一度移治於臨涇縣（今甘肅鎮原縣東南），便認為其屬縣朝那也隨遷到臨涇一帶了。而實際上，從東漢末到魏晉時期，朝那縣仍在原地（今寧夏彭陽縣古城鎮），與鶉觚縣（今甘肅靈台縣）同歸遷到臨涇的安定郡管轄。誤解之二，後魏大統元年（公元535年），原州朝那縣最終從今寧夏彭陽古城鎮正式遷往今甘肅省靈台縣境內。但這已是皇甫謐故世253年以後的事了，它並不能證明皇甫謐的故里、籍貫就是今靈台縣。
（三）皇甫家族後輩遷涉所致
皇甫氏是個大家族，後人離開故里，散落到古城周近各地或是更遠省區分居，這是很正常的事。各地的分支族人，為了紀念祖先，表達思鄉情結，往往在新家園建祠、修祖墳，甚至把原籍的一些重要地名移植到新居地區，這是中外常見的現象，在地名學上稱為“同源地名的播遷”。就連關於我國人文始祖的伏羲、女媧和炎帝、黃帝等聖賢的地名，不也是多處出現，幾省並存嗎？但是，不論怎么說，祖居發祥之地和故里只能是一個地方。
皇甫謐的故里在今寧夏彭陽縣，證據充足，不容人為製造訛誤，應還歷史的真相。
人物影響
意志品德
殘酷的社會生活環境，鑄就了皇甫謐堅強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影響並激勵著後人。當他發奮讀書，名聲漸起時，周圍的人就勸他修名廣交，他認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裡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提出了“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的觀點，表達了他不與世俗流趣，安貧樂道，淡泊名利的思想。《晉書·皇甫謐傳》還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皇甫謐姑母的兒子梁柳當了城陽太守，將赴任，人們勸皇甫謐為其餞行。他回答說：梁柳未當官時到我家裡來，我迎送他時門都不出，吃飯時只不過上一點鹹菜，窮人都不認為酒肉是好朋友。今天他當上了郡守，我若為他餞行，那就是看重城陽太守而輕視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不安！
醫學貢獻
皇甫謐小時候，過繼給叔父，遷居新安（含河南新安縣）。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愛他。而皇甫謐自幼貪玩，無心向學，人們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歲，人高馬大，竟“未通書史”，整天東遊西盪，象脫韁的馬，叔母對皇甫謐如此調皮搗蛋非常氣憤，恨鐵不成鋼，常常為他的前途而憂慮。一天，她把貪玩的皇甫謐趕出家門，想要教訓他。誰知他到了外邊弄來了香瓜、甜果之類，洋洋自得地呈獻給叔母，以為如此“孝順”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誰知叔母更加氣憤，接過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著淚說：“你快二十歲了，還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順父母，就得‘修身篤學’”。他很受感動，噙著淚花發誓要悔過自新，改弦更張，矢志苦學。從此以後，他刻苦攻讀，虛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決心要編著一部針灸學專書。
針灸甲乙經
針灸甲乙經人們不禁會問，皇甫謐面對血腥風雨、貧病交加的社會生活環境，為什麼會不被高官所動，不為富貴而移，迎風而立，以超常的毅力，耽玩典籍，著書立說，成為千古學者?也許我們從他的宇宙觀即哲學思想中能找到答案。他和中國古代的許多學者一樣，沒有系統地探討過自然界的本源、本質，也沒有留下專門的論述和專著，但從他傳世的大量著作中，仍然可以窺視他的哲學觀點。
對於針灸方面的經驗，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國醫家已進行了系統總結。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長沙和馬王堆漢墓中，發現了多種周代編寫的醫書，其中有《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戰國時代的《黃帝內經》也有許多論述針灸的內容。東漢初期針灸名醫涪翁還有《針經》的專述。但是晉代以前涉及到針灸內容的醫書，“其父深奧”，“文多重複，錯互非一”。加上當時用竹木簡刻書，書被視為秘寶，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於參考書奇缺，這給皇甫謐編撰工作帶來很大困難。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皇甫謐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他用百折不撓的精神，設法借來了需要的醫書，經窮搜博採，獲得了大量的資料。
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醫學著作，即《素問》，《針經》（即《靈樞》），《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纂集起來，加以綜合比較，“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並結合自己的臨證經驗，終於寫出了一部為後世針灸學樹立了規範的巨著—《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也稱《針灸甲乙經》，簡稱《甲乙經》。
十二卷的《皇帝針灸甲乙經》在總結、吸收《黃帝內經》、《素問》、《針經》、《明堂紀穴針灸治要》等許多古典醫學著作精華的基礎上，對針灸穴位進行了科學的歸類整理，在醫學領域矗起豐碑。該書共收錄穴名349個，比《黃帝內經》多出了189個。明確了穴位的歸經和部位，統一了穴位名稱，區分了正名與別名。介紹了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五宮科等上百種病症及針灸治療經驗，並對五臟與五官關係、臟腑與體表器官關係、津液運行、病有標本、虛實補瀉、天人相應、臟腑陰陽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狀態、音樂對內臟器官的影響等問題都作了探討和理論上的闡述，奠定了針灸學科理論基礎，對針灸學以至整個醫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現今的針灸醫學不但在國內得到飛速發展，並且已經風靡世界，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正式批准，把針灸列為治療專項，到處受到人們的歡迎。正因為如此，皇甫謐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唯一與孔子齊名於世界文化史的歷史名人。
皇甫謐
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內容包括臟腑、經絡、腧穴、病機、診斷、治療等。書中校正了當時的腧穴總數的穴位六百五十四個（包括單穴四十八個），記述了各部穴位的適應證和禁忌，說明了各種操作方法。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理論聯繫實際，有重大價值的針灸學專著，被人們稱做“中醫針灸學之祖”，一向被列為學醫必讀的古典醫書之一。唐代醫家王燾評它“是醫人之秘寶，後之學者，宜遵用之”。此書問世後，唐代醫署就開始設立針灸科，並把它作為醫生必修的教材。晉以後的許多針灸學專著，大都是在參考此書的基礎上加以發揮而寫出來的，也都沒有超出它的範圍。直到如今，我國的針灸療法，雖然在穴名上略有變動，而在原則上均本於它。一千六百多年來，它為針灸醫生提供了臨床治療的具體指導和理論根據。此書也傳到國外，受到各國，特別是日本和朝鮮的重視。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寶律令》中明確規定用《針灸甲乙經》列為必讀的參考書之一。足見，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影響之深遠。
文學貢獻
皇甫謐與流俗異趣，不趨炎附勢，累官不仕，專一著述為務，僅是一名平民學者，而著書之豐，確是魏晉首富。《帝王世紀》、《年曆》、《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郡國志》、《國都城記》等文史著作廣采百納，博據考稽，建樹史學，對三皇五帝到曹魏數千年間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較為詳盡的整理，在史前史研究領域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把史前史的開端推到了“三皇”時代，並對“三皇五帝”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三皇”有兩種說法：一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另—種說法是伏羲、神農、黃帝。“五帝”是少昊、高陽、高辛、唐堯、虞舜，把中國歷史起源的時間提前到上古時代；對前人以及《史記》中語焉不詳的歷史事實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紀年及重大活動進行了補充和考證；對歷史上地方名稱的前後變更及一個民族或王朝遷徙地名的變化作了較詳盡的考證；第一次對歷代土地、人口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盡的統計和分析，整理保存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將歷史人物放到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肯定了歷史人物在歷史前進中的作用。因此，清代歷史學家錢熙祚曾評價“皇甫謐博採經傳雜書以補史遷缺，所引《世本》諸子，今皆亡逸，斷璧殘圭，彌堪寶重”。(清錢熙祚·《帝王世紀序》)
皇甫謐
皇甫謐《皇甫謐集》、《玄晏春秋》、《鬼谷之注》，玄守、釋勸、篤終三論，高士、列女等傳，《三都賦序》，並詩誄賦頌，藏珍納萃，字字珠璣，在文學領域獨樹—幟。提出了文章的思想性及社會教育作用，要比“美”和“麗”更重要，反對言過其實，浮誇競興，博言空類。且許多文章中還保存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歷史價值遠遠大於文學價值。文章風格犀利，對仗工整，音語鏗鏘，結構嚴謹，故事性強，人物形象生動，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對後世文學的發展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哲學觀點
他繼承了先秦以來一元論的哲學觀點，認為氣是構成萬物生命的根源。他在《針灸甲乙經》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氣，陰陽交合，生成萬物，也就是說，天所賦予的是生生之機，氣所賦予的是物質基礎，兩相結合，萬物才有生化之機。自然界萬物萬象正是由於所受氣不同而致。
從四時氣候來說，有春、夏、秋、冬四氣，從自然來說有風、雨、雷、電等氣，氣是天地萬物最原始的物質基礎。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廩氣而成。他在《針灸甲乙經·精神五臟論》中說“兩精相搏謂之神”，兩性之精氣結合，產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隨著形體的完備，也相應的具備了精神。“人有五臟化五氣，所生喜、怒、悲、憂、恐”。可見人的精神狀態完全是隨著物質器官的形成而出現。人死後，形體消亡，精神就不存在了，“精歇形散”(《晉書·皇甫謐傳·篤終論》)正是這個道理。
皇甫謐還特別闡述了夢幻的出現，並不是因為精神能脫離形體而獨立活動，只是或因為某些因素的刺激，或是有些情緒變化沒有消除，或出於生理器官有病等才“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針灸甲乙經》卷六），至於夢有所不同，則是由於刺激的原因不同，或者有病的器官不同，如肝臟有病者，就常夢到忿怒，睡前吃得過飽，就會夢到給別人食物等。準確的表達了物質第一、精神第二，存在決定意識等唯物主義觀點。
皇甫謐不僅認識到自然界是物質的，而且看到了一切事物都在陰陽兩氣的矛盾中發展變化，促進了萬事萬物的盛衰榮枯和社會歷史的演化和進步。他在《甲乙經五臟變腧》中說：“故陰陽者，萬物之始終，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皇甫謐·釋勸論》)。還認為事物矛盾雙方不停地轉變，促成事物的發展和進步。在《釋勸論》中，他進一步闡述陰陽轉化的觀點“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陰陽不斷轉化，同時又互相制約。表達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因此，皇甫謐累詔不仕的原因，主要是他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用辯證法的觀點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看到了社會動盪和政治旋渦的險惡，正如《晉書·阮籍傳》中所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因此，不願意躋身權貴，踏入仕途，與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他認為王朝的更迭和代替，表明社會的進步，而這些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可逆轉的，腐朽和黑暗只是社會進步中逆轉的浪花，終究會被沖刷的一乾二淨。人的活動必須順時而動，尊重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