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曼君先生在《現代化與中國20世紀文學》一書中論及中國新文學的現代品格乃是“現實主義文學居於主導地位，同時有著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及其後現代主義、新古典主義的多元發展和一定程度的交織。”這是具有高屋建瓴的通觀定位。可見，黃先生在對現實主義問題的觀照上是一以貫之的。
該書也復歸歷史現實的文調與品格，建構了以現代性為核心的論思框架，穿透了詩與思的世紀迷霧。中國20世紀文學是古典與現代互滲交融的特殊域，是一個能量勃發的張力場。要在這個由古而今的紛繁場域，撥開晦暗幽隱的話語氤氳，反思文化的古今變遷與範式的現代轉換，拎出現代化開鑿掘進的主線是何其艱難！然，黃曼君先生的確以他堅毅、沉實、創新的學術品格。
基本介紹
- 書名：現代化與中國20世紀文學
- 作者： 黃曼君
- ISBN：9787040377507
- 頁數：265
- 定價：58.00元
-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8
- 裝幀：平裝
作者簡介,作品賞析,
作者簡介
已故的黃曼君先生，是詩人，也是一位傑出的文學研究專家。他的遺作《現代化與中國20世紀文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是一部勾畫著詩哲們一個世紀騰挪幻化的書，是一部回觀了中國文壇一個世紀風雨雷鳴的上乘之作。作者懷抱著“了解之同情”與現代化建構的宏旨，將理性與詩性、文化與詩學、思想與詩情統一起來，對中國20世紀文學滿含詩意地深情體味，以科學、客觀的學術沉思精準地拿捏著文學的史與論。
現實主義是作家的根底
20世紀80年代初，黃曼君先生創作出版《論沙汀的現實主義》，對當時偏狹的“現實主義”觀念進行了有效的“撥亂反正”，有力地批判了特殊時期遺留的“偽現實主義”，試圖為漸趨復甦的現實主義寫作注入活力。如果說理解和闡釋現代性及其思想淵源是20世紀思想界的基本訴求，那么，理解和闡釋現實主義、釐清何種寫作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寫作，乃是中國20世紀文論話語的基本情狀之一。事實上，許多偉大作家的創作都遵循著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堅持通過複雜多變的現實基底，探查我們人性存在的深淵景象。在這一意義上，現實主義是作家的根底，是寫作的切近之故鄉。作家們永遠在萃取文學的真，汲取現實的養分，關注當下的生活，感受大地的心跳。
黃曼君先生在《現代化與中國20世紀文學》一書中論及中國新文學的現代品格乃是“現實主義文學居於主導地位，同時有著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及其後現代主義、新古典主義的多元發展和一定程度的交織。”這是具有高屋建瓴的通觀定位。可見，黃先生在對現實主義問題的觀照上是一以貫之的。
該書也復歸歷史現實的文調與品格，建構了以現代性為核心的論思框架，穿透了詩與思的世紀迷霧。中國20世紀文學是古典與現代互滲交融的特殊域，是一個能量勃發的張力場。要在這個由古而今的紛繁場域，撥開晦暗幽隱的話語氤氳，反思文化的古今變遷與範式的現代轉換，拎出現代化開鑿掘進的主線是何其艱難！然，黃曼君先生的確以他堅毅、沉實、創新的學術品格，實現了這一目標並卓有特色：
一是將“革命性”汲納入“現代性”的題中之意。縱觀中外文學史，革命與文學總是在現實和話語兩個層面糾結著，90年代以來，關於“革命”與“告別革命”的爭論持續不斷；另一方面，許多研究者將文學現代性簡化為純粹的審美現代性，鄙棄了文學的外部研究維度，而黃曼君先生則指出“毛澤東的《講話》及其文藝思想體系所揭示的革命性、政治性、民族性和大眾性是中國社會和文藝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這是極有歷史穿透力的深切之思，冷靜清醒的深度探查。二是關於文學經典的現代性闡釋。創造經典、闡釋經典是文學發展的基本情狀。黃曼君先生曾寫就了影響深遠的專著《新文學傳統與經典闡釋》，也曾以洋洋37萬言的《中國現代文壇的“雙子星座”》顯示了他對現代文學經典和經典作家持續、堅定、沉實的觀照。此次，黃先生堅持了一貫的研究進路，將文學經典的創造性闡釋納入現代化建構的視野之中，利用多維的闡釋空間和現代性的論思話語，將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生、延傳、變異及其相關問題察探深徹。
作品賞析
詩、思、史的融通
詩性、詩學、詩思一直是黃曼君先生著作中的關鍵字。從先生的著述來看，他學術論思的基本路徑是清晰的，就是基於政治和社會現實，反思、醞釀20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發展的核心路線，實現詩、思、史的融通，最終提契文學的審美詩性之路。
何為詩性？狹義而言就是詩歌的特性，廣而言之是區別於邏輯性的審美性和藝術性，從學理意義而言，它是維柯在《新科學》中提出的文化人類學的基本概念，是一個內涵和外延廣博的智慧論語。在眾多浪漫派的哲學家那裡，詩性具有本體論的性質，他們要將世界還原成一個詩意化的世界，實現海德格爾反覆吟誦的荷爾德林的名句“人詩意地棲居”。因而，詩性指向詩意化、審美化，在文學研究與批評之中，詩性論說直指詩意化的、審美化的文學闡釋，可稱之為詩性文論或者詩性批評。
詩性文論的現當代肇始應該發生於1904年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這篇在今人的研究中不斷“出場”的經典著作，徜徉於多樣的審美力量之間，以文學的審美觀照出發，對古典名著《紅樓夢》出具了史無前例的華美鑑定。而幾乎在同一時期，梁啓超在《新小說》的發刊詞上也寫下了影響深遠的《小說與群治關係》一文，任公站在革命者的角度，宏論文學的社會功用，也重提古典文論中的四字真言——“熏、浸、刺、提”，這可以說是現當代社會歷史文論與批評的肇始。王國維試圖構建一個不為外物所動的屬於美的、屬於文學詩性的超拔境界，闡釋文學是審美的、自足的、獨立的屬於個體的創造性境遇；而梁啓超卻要為文學的社會屬性找出理論的證據，要為啟蒙和民治找到有效的良藥。
由此可見，中國20世紀文學研究甫一開始就有著社會歷史話語與審美詩性話語或並行或交錯地出場，持續影響著現當代文學的整體論思。在詩性言說的這一邊，王國維之後，周作人、李健吾、梁宗岱、沈從文、唐湜等崛起的“詩群”一直接續著傳統，以滿含詩意的文字熔鑄著他們敏銳的審美直覺與體悟；到了當代，“40後”的謝冕、“50後”的耿占春、“60後”的李敬澤以及“70後”的謝有順依然吮吸著古典的詩性養分，以他們的才情和勇氣詩性地說著有關詩、有關文學的事。
《現代化與中國20世紀文學》一書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作者在現代化視野中強調詩、思、史的和諧融合，凸顯“詩性轉向”，基於文學文本的審美詩性、倚靠文化詩學的精神考察與世紀文壇的歷史定位來爬梳紛繁複雜的文學史現象，讓中國20世紀文學的現代化進程自然流露。對於文學研究和批評而言，如何更有效地展開言說，在何種境遇中能實現知識、理論、社會歷史和審美詩性的融通，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與使命。這正如黃曼君先生所說的“多維共存、互補交融、競相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