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熙），教授。江蘇金山（今屬上海市）人。194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1952年後，歷任復旦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古代文論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盟員。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專於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尤長於六朝、唐代文學和《文心雕龍》的研究。著有《六朝樂府與民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文心雕龍探索》，主編有《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等。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王運熙文集》。王運熙先生治學嚴謹，視野開闊，思維辯證。為人樸實謙遜，淡泊沉靜，不計名利，以教書育人、追求真知為最大的快樂。他以其學術建樹和高尚的品格，受到了中外學人的由衷敬仰。2014年2月8日於上海去世，享年88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運熙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金山
- 出生日期：1926年6月
- 逝世日期：2014年2月8日
- 職業：中國語言文學教授
- 畢業院校：復旦大學
- 主要成就：專於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
- 代表作品：《六朝樂府與民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
簡介,研究範圍,開設課程,科研成果,著述部分,主編部分,論文類,生平,出生之地,年少求學,喜愛文學,唐代文學,撰寫詩選,工作肯定,以小見大,愜理饜心,
簡介
姓 名： 王運熙
任教專業： 文學-中國語言文學類
王運熙
王運熙性 別： 男
畢業院校：復旦大學
所在院系： 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代表性著作： 《六朝樂府與民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從》、《樂府詩述論》《文心雕龍探索》
代表性論文： 我研究古典文學的情況和體會
研究方向：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
研究範圍
從40年代末期起開始研究漢魏六朝文學，著重研究其中的樂府詩。50年代中後期，著重研究唐代文學。60年代起，又進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先後所著《六朝樂府與民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從》、《文心雕龍探索》等，均有創穫，為海內外學術界所重視。除個人著作外，還參與主編了不少著作和辭書。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一些青年教師和學生編著了《李白詩選》和《李白研究》兩書，被譽為李白研究領域的重要收穫。60年代前期，協助劉大傑教授編寫高校文科教材《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參加了《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寫工作，同時還與顧易生教授主編完成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下卷），該書曾於1987年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80年代中期起，與顧易生教授主編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於1996年竣工出齊。該書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1997年），全國圖書獎一等獎（1997年），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1998年），普通高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98年），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1999年）。
誕文集
誕文集開設課程
曾先後為中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過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樂府詩研究、《昭明文選》研究、《文心雕龍》研究、李白研究、現當代名家文史論文研究等課程。所培養畢業的研究生共有二十餘名，有的在古典文學研究界頗有建樹和聲譽。
科研成果
著述部分
六朝樂府與民歌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年7月版。
樂府詩論叢 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4月版。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王運熙書法
王運熙書法文心雕龍探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
中國古代文論管窺 齊魯書社1987年3月版。
樂府詩述論（含《六朝樂府與民歌》、《樂府詩論叢》、《樂府詩再論》3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版。
望海樓筆記 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王運熙"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主編部分
李白詩選（署"復旦大學古典文學教研組"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8月版。
李白研究 作家出版社1962年6月版。
歷代詩歌淺解 （與顧易生、徐鵬合編，此為60年代初《古代詩歌選》的修訂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文心雕龍》譯註 （與周鋒合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論文類
1、《樂府前溪歌雜考》，《國文月刊》75期，1949年
2、《離合詩考》，《國文月刊》79期，1949年
3、《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國文月刊》81期，1949年
4、《偉大的詩人屈原及其作品》，《解放日報》1953年6月15日
5、《說黃門鼓吹樂》，《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6期，1954年5月10日
6、《漢代的俗樂和民歌》，《復旦學報》1955年第2期
7、《吳聲、西曲中的揚州》，《文學遺產增刊》第1輯，1955年
8、《七言詩形式的發展和形成》，《復旦學報》1956年第2期
9、《論〈孔雀東南飛〉的產生時代、思想、藝術及其問題》，《語文教學》1956年第12期
10、《從詩論看我國古代敘事詩不發達的一種原因》，《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87期，1956年1月8 日
11、《漢代鼓吹曲考》，《復旦學報》1957年第1期
12、《南北朝樂府中的民歌》，《語文教學》1957年第9期
13、《釋〈河嶽英靈集序〉論盛唐詩歌》，《復旦學報》1957年第2期
14、《陳子昂和他的作品》，《文學遺產增刊》第4輯，1957年
16、《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係》，《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182期，1957年11月10日
17、《讀〈柳毅傳〉》，《語文教學》1957年第3期
18、《〈虬髯客傳〉的作者問題》，《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198期，1958年3月2日
19、《樂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關係》，《文匯報》1959年7月7日
20、《蔡琰與〈胡笳十八拍〉》，《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268期，1959年7月5日
21、《略談〈長恨歌〉內容的構成》，《復旦學報》1959年第七期
23、《談高適的〈燕歌行〉》，《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315期，1960年5月29日
24、《陶淵明詩歌的語言特色和當時詩風的關係》，《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362期，1961年5月7日
25、《王維和他的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王右丞集箋注》代序
26、《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文匯報》1961年7月29日
27、《蕭統的文學思想和〈文選〉》，同上副刊第378期，1961年8月27日
28、《李白為什麼景仰謝朓》，《文匯報》1962年7月28日
29、《杜甫的文學思想》，文匯報》1962年4月11日
30、《王昌齡的籍貫及其〈失題〉詩的問題》，《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403期，1962年2月25日
31、《范曄〈後漢書〉的序和論》，《文學遺產增刊》第10輯，1962年
32、《讀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山東文學》1962年第6期
33、《曹丕〈典論論文〉的時代精神》，《文匯報》1962年1月27日
34、《〈文心雕龍〉風骨論詮釋》，《學術月刊》1963年第2期
35、《劉勰為何把〈辨騷〉列入“文之樞紐”?》，《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475期，1964年8月23日
36、《略談嚴羽和他的詩歌創作》，《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520期，1965年8月15日
37、《元結〈篋中集〉和唐代中期詩歌的復古潮流》，《復旦學報》1978年第2期
39、《略談樂府詩的曲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係》，《河南師大學報》1979年第6期
40、《論建安文學的新面貌》，《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
41、《陶淵明田園詩的內容局限及其歷史原因》，《山西師院學報》1979年第4期，收入同上書。
42、《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1期，收入同上書
43、《劉勰論文學的作用和思想政治標準》，《廣西師大學報》1979年第4期。收入《文心雕龍探索》
44、《略談李白的文學思想》，《語文學習叢刊》第6期，1978年11月
45、《劉勰對漢魏六朝駢體文學的評價》，《文學遺產》1980年第1期
47、《鐘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解》，《文學評論》1980年第5期
49、《寒山子詩歌的創作年代》，《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輯
50、《魏晉南北朝和唐代文學批評中的文質論》，《文藝理論研究》1980年第2期
51、《鐘嶸〈詩品〉與時代風氣》，《文學評論叢刊》第9輯，1981年
52、《〈文心雕龍〉的宗旨、結構和基本思想》，《復旦學報》1981年第l期
53、《全面地認識和評價〈滄浪詩話〉》，《古典文學論叢》第2輯，齊魯書社1981年
54、《<河嶽英靈集>的編集年代和選詩標準》，《唐代文學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期
55、《唐代詩歌與小說的關係》，《文學遺產》1983年第1期
56、《並莊屈以為心》，《蘇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57、《〈文心雕龍·原道〉和玄學思想的關係》，《文學評論叢刊》第18輯，1983年
58、《從〈樂府〉〈諧隱〉看劉勰對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態度》，《柳泉》1983年第l期
59、《〈文心雕龍·風骨〉箋釋》，《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2輯
60、《劉勰的文學歷史發展觀》，《文心雕龍學刊》第l輯，1983年
61、《〈物色〉篇在〈文心雕龍〉中的位置問題》，《文史哲》1983年第2期
62、《從〈文選〉選錄史書的贊論序述談起》，《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83年11月1日
63、《劉勰論宋齊文風》，《復旦學報》1983年第5期
64、《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氣說》，《文史知識》1984年第4期
65、《從文論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學正宗》，《文學遺產》1984年第4期
66、《讀〈虬髯客傳〉札記》，《學林漫錄》第11集，1984年
67、《談談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方法》，《復旦學報》1984年第5期
68、《〈文心雕龍〉產生的歷史條件》，《文史》第22輯，1984年
69、《〈文心雕龍·序志〉“先哲之誥”解》，《復旦學報》1985年第l期
70、《讀〈文心雕龍·神思〉札記》，《文藝理論研究》1985年第l期
71、《劉勰論文學作品的範圍、藝術特徵和藝術標準》，《文心雕龍學刊》第3輯，1986年
72、《鐘嶸〈詩品〉論奇》，《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86年7月29日
73、《說盛唐氣象》，《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6年第3期
74、《漢魏六朝的四言體通俗韻文》，《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4輯，齊魯書社1986年。收入《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增補本
75、《應當重視對〈文選〉的研究》，《江海學刊》1988年第5期
76、《〈文選〉選錄作品的範圍和標準》，《復旦學報》1988年第6期
77、《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體”》，《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潮1988年
78、《李白<古風·其一>篇中的兩個問題》，《天府新論》1988年第1期。
79、《劉楨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續編第l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
80、《談前人對劉楨詩的評價》，《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14輯，1989年
81、《杜句“羯胡事主終無賴”解》，《杜甫研究學刊》1989年第4期
82、《劉勰文學理論的折中傾向》，《暨南學報》1989年第1期
83、《論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1990年
84、《劉勰對東漢文學的評價》，《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
85、《謝惠連體和<西洲曲>》，《江海學刊》1991年第1期
86、《<舊唐書·元稹自居易傳論>、<新唐書·白居易傳贊>箋釋》，《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現代思考》，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
87、《諷喻詩與新樂府詩的關係和區別》，《復旦學報》1991年第6期
88、《釋·‘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89、《相和歌、清商三調、清商曲》，《文史》第34輯，1992年
90、《杜甫詩論的時代精神》，《杜甫研究學刊》1992年第2期
91、《讀司空圖<注愍征賦述>、<注愍征賦後述>》，《中國文化》第8期，1993年
92、《唐代詩文古今體之爭和<舊唐書>的文學觀》，《文學遺產》1993年第5期
93、《<文選>簡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文選全譯》前言
94、《唐人的詩體分類》，《中國文化》第12輯，1995年
95、《讀漢樂府相和、雜曲札記》，《中華文史論叢》第55輯，1995年
96、《杜甫<詠懷古蹟>詩的題義和寫作時間》，《杜甫研究學刊》1995年第1期
97、《王漁洋論唐代樂府詩》，《上海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
98、《說<文心雕龍·序志>的一段話》，《文心雕龍研究》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99、《簡論唐傳奇和漢魏六朝雜傳的關係》，《中西學術》第2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0、《李白詩歌的兩種思想傾向和後人評價》，《文學遺產》1997年第l期
101、《<文選>所選論文的文學性》，《古籍研究》1997年第7期
102、《<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我見》，《中國詩學》第5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3、《元白詩在晚唐五代的反響》，《文學研究》第5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4、《郭茂倩與<樂府詩集>》，《學術集林》第14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
105、《古文論研究應當重視作家作品的評論》，《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
106、《談<文心雕龍>的<風骨>、<通變>》，《文史》第49輯，1999年
107、《讀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學林漫錄》1999年
108、《魯迅小說細節描寫與域外小說的關係》，《海上論叢》第3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109、《研究〈文心雕龍〉應全面了解其作家作品評價》，《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學苑出版社2000年
110、《〈文心雕龍〉為何不論述漢魏六朝小說》，《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111、《劉宋王室與吳聲、西曲的發展》，《文史》第60輯，2002年
112、《謝莊作品簡論》，《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113、《文質論與中國中古文學批評》，《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114、《我研究古典文學的情況和體會》，《貴州文史叢刊》2003年第1期
115、《白居易詩歌的幾個問題》，《學術研究》2003年第5期
116、《李白文學思想的復古色彩》，《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117、《關於唐代駢文、古文的幾個問題》，同上刊2004年第1期
生平
出生之地
王運熙先生，1926年6月29日出生於江蘇省金山縣（今上海市金山區）。先生的家鄰近金山衛，離杭州灣僅數里之遙，平日裡就能聽到漲潮時海水奔騰的聲音。先生的童年時代，就是在這美麗的海濱度過的。上個世紀末，東方出版中心約請著名學者撰寫“現代中華學人筆記叢書”，先生在為自己所著的一冊寫的序中還說：“記得小時候母親有時帶著我到海濱遊覽。我在海邊沙灘上很高興地拾取貝殼，看著海水慢慢湧上來，發出衝擊的聲音。此情此景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印象還是頗為深刻。上海市雖地處東海之濱，但市區廣大，大部分地方看不到海。我目前住在浦西一座大樓的九層樓上，也看不到海。書齋取名為望海樓，聊以寄寓懷舊之情而已。”遼闊的大海和天空，雲起雲飛，潮漲潮落，成為先生心中永久的記憶。
年少求學
王先生的父親是當地的中學教師，愛好文史，富有藏書。先生初小畢業後，便留在家中，在父親指導下學習，以誦讀古書、學寫古文為主，也學一點數學和英語等。1937年冬，日本侵略軍在金山衛登入，王家的房屋、藏書全付劫灰，一家七口倉皇逃難，到了上海。在艱難竭蹶之中，先生堅持學習。1941年考入高中，唯讀了兩年，便又考入復旦大學上海補習部中文系。當時復旦大學已遷往重慶，這個補習部是由部分留滬教師辦的。抗戰勝利，本部遷回，補習部即與之合併。在大學學習期間，先生讀了王國維、梁啓超、胡適、顧頡剛、魯迅、郭沫若、鄭振鐸、馮友蘭、錢穆等人有關中國文史方面的著作，也讀了不少中外學者關於古代社會、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的論著（包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也很受啟發。1947年，王先生大學畢業，總成績名列文科第一，留校擔任助教，從此開始了在古代文學園地中的辛勤耕耘。
王運熙
王運熙喜愛文學
王先生原對文學創作很有興趣，也曾寫過短篇小說，但後來覺得還是研究工作更適合自己的個性。留校任教後，系主任陳子展先生鼓勵他多作一些古代文學的專題研究。先生打算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漢魏六朝文學領域內。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他選擇該時期的樂府詩作為首先著重研究的對象。先是研究六朝樂府中的吳聲歌曲與西曲，在1948年夏至1950年夏的兩年內，寫了七篇論文，後結集為《六朝樂府與民歌》一書。稍後又擴大到漢魏樂府，以其中的相和歌辭為重點，兼及樂府官署、清樂沿革等問題，寫成若干論文，後匯集為《樂府詩論叢》一書。王先生對於漢魏六朝樂府詩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被讚揚是填補空白之作。其中不少見解以及作者敏於發現問題、在廣搜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精密考證的功力，至今常為學術界所稱道，在國外也很有影響。可以說這一研究成果已奠定了王先生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的地位，當時他還只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
唐代文學
從五十年代中後期起，王先生把研究重點轉移到唐代文學方面，發表了許多單篇論文。有的是對某一作家、作品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很多新穎獨到的見解，如考訂寒山子詩歌的年代，考論李白《蜀道難》的寫作年代與主旨，考證《虬髯客傳》的作者，論韓愈散文的藝術風格等等，都發人之所未發，解決了一些存疑已久的問題。有的論文則是對某一時期的創作進行綜合的研究，作巨觀的把握。如《釋〈河嶽英靈集〉論盛唐詩歌》、《〈河嶽英靈集〉的編集年代和選錄標準》、《元結〈篋中集〉與唐代中期詩歌的復古潮流》等，都從分析總集入手，聯繫社會政冶背景、文人的審美意識和創作中的普遍傾向，以考察一時期或一流派的文學創作總體特徵。又如《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係》、《唐代詩歌與小說的關係》，著重探討、辨析不同體裁作品間的關連，主要是分析傳奇、詩歌以及變文等通俗文學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從而由一個方面揭示了唐傳奇和敘事性詩歌變化發展的原因。唐代文學研究中原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唐古文運動是促進傳奇發展的一種動力，王先生在《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係》一文中，反對此種說法，認為唐傳奇的文體以漢魏六朝志怪小說為直系祖先，而在發展過程中又接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這一論斷新穎而合理，豁人耳目。再如《簡論唐文文體》指出了晚唐五代古文勢力不敵駢文的事實，《唐人的詩體分類》則理清了詩文體制分類上一些容易夾纏的問題，都是高瞻遠矚、以簡馭繁、舉重若輕之作，若不是有長期的積累、宏通的識力，是無法寫出這樣的文章來的。
撰寫詩選
王先生還曾於1959至1960年間主編並參與撰寫了《李白詩選》和《李白研究》。當時他為五六級學生開設“李白研究”課，這兩本書是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產物。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部分教師和五六級部分同學參加了工作。這兩本書都具有特色，得到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重現與好評，被譽為李白研究中的重要收穫。
從六十年代初開始，王先生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他參與了劉大傑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撰寫工作。可惜到1963年，這項工作便中斷了。1979年劉先生病故後，王先生與顧易生先生等繼續編寫工作，由王、顧二位先生擔任主編。到1983年，終於全書告竣。全書分為三冊。王先生除任主編外，並撰寫了上冊（先秦至唐五代）的絕大多數章節，約占該冊的五分之四。（此外李慶甲先生亦參與該冊的撰寫。）這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內容系統全面，不但如以往的文學批評史著作一樣介紹詩文批評方面的內容，而且大大加強了小說、戲劇批評方面的介紹。出版之後，廣受讀者歡迎，被列為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並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該書第一冊的編寫工作，正處於“極左”風氣之中，但仍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故而書中觀點比較穩妥，敘述亦平實，具有長期的生命力。約二十年後，在王、顧二位先生的主持下，又以此三卷本為基礎，吸取了新的研究成果，加以增刪重寫，成為上下兩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同樣獲得廣大讀者的歡迎。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王運熙先生又與顧易生先生共同主編了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該書的撰寫歷時約十年，於1996年方才竣工出齊。全書規摸宏大，洋洋逾三百萬字。其撰寫工作繼承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學術傳統，體例與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相近，而搜羅極詳，論證合理，新見迭出。問世之後，獲得海內外學術界的很高評價，曾榮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等許多獎勵。在主編這部宏大著作的同時，王先生親自參與了其中《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和《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的撰寫，將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融匯貫注於其中。這兩冊著作曾分別獲得全國古籍優秀圖書二等獎、上海市優秀圖書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躍進研究員在《中古文學史料出版與研究展望》中評論《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為“集中古文論研究之大成”的著作。文研所研究員、《文學遺產》主編徐公持在《由傳統學問走向近代學科——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在20世紀的軌跡略》一文中，將《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列為“學科成熟的標誌性成果”之一，認為本書特色“在於體系的完整和內容的切實，對於有關材料收集得非常全面，幾乎是‘竭澤而漁’；而對於材料的處理也非常嚴謹，既能抉發其深層蘊義，纖毫無隱，又嚴格把握，如實分析，恰如其分，恰到好處。本書事實上也是在‘面’的層次上對近百年來魏晉南北朝文論研究的提升。”日本國廣島女子大學教授柳川順子評論《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說，該書是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出類拔萃的大著”，“從廣泛的範圍內蒐集豐富的史料，在此基礎上，始終堅持有根有據地說明這一時代文學批評的實際情況”，“在重視客觀實證性的研究態度方面，以及某些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新見解方面，確信本書毫無疑問是這一領域內劃時期的論著”。
王運熙著作
王運熙著作工作肯定
以小見大
例如《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體”》一文，指出“體”字往往具有類似於今日所謂風格的含意。不僅可以指因文章體裁而異的文體風格，更常常指說一個作家或一群作家、一個流派的主要創作特色，還可以指稱某一時代的主要創作傾向即時代風格。王先生不僅列舉自建安至明代的許多詩文評論方面著作中的資料，而且舉出創作中的資料（如鮑照《學劉公幹體》、《學陶彭澤體》、江淹《雜體》等）為證。不僅說清了體字的含意，更藉此論述了古代文學批評理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如指出了重視風格、重視作品的總體風貌是我國古代文論的一個重要的傳統，從而也有助於對《文心雕龍》、《詩品》等著作的研究。
又如關於文質這一對概念，有許多學者認為相當於今日所謂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他們認為“文質彬彬”就是指作品內容與形式結合得好。這種看法影響很大。但王先生則認為在許多情況下指的是作品風貌的華美與質樸。“文質彬彬”乃是就作品外部的藝術風貌、語言風格而言，指其既不過分華艷，也不是質木無文，而是華麗、質樸兩方面結合，恰到好處。文、質不但用於評論作家、作品，概括一時代的文學總體風貌，還被用來說明文學的發展規律等。王先生寫過三篇文章加以論述，可見對這一問題的重視。這些論文指出文質這對詞語在古代文化學術中被使用的廣泛性，論述了這對詞語用於稱述人物、論政治社會生活與論文之間的關係。王先生說：“中國古代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詩文被奉為文學作品的正統體裁，其藝術特點常首先體現在詞句的或文或質方面，講究人物描寫與故事情節的小說、戲曲不受重視。因此，文質及其變化情況，成為批評家衡量作品特色及其變化的一項重要標準。”“古代批評家要求作品能呈現出一種文質彬彬的動人風貌。當他們不滿於文壇風氣過於靡麗時，便強調‘質’的方面；而當文風過於質樸時，又有人出來強調‘文’的方面。‘文’‘質’這對概念，也體現了古人對文學作品的審美要求和他們對文學發展規律的認識。” 王先生進而考察這對概念在中古時期的使用情況，具體地指出：“文質論幾乎成了南朝以至唐前期文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而從中唐開始，無論是詩歌方面還是文章方面，論者就很少再談文質、再標榜文質彬彬了。這樣的見解，從考索詞義出發，論及古代文論的總體特點和發展過程，高瞻遠矚而實事求是，令人信服。
再如對於“風骨”的理解。《文心雕龍》有《風骨》篇，以後風骨成為古代文論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可是對於風骨的理解，甚為紛紜。在中國大陸，上世紀六十年代曾有過規模較大的討論，七十年代後期又有過一次討論，迄今意見尚未能一致。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曾有“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結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氣之駿爽者，即文風也”等語，意在強調不可舍辭、意而別求風骨，不然將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其用心甚嘉，然而明而未融。後人引申，易滋誤解。在討論中，有的學者即以為風骨內涵包含了健康美好的思想內容。王先生從1962年起，相繼作《〈文心雕龍〉風骨論詮釋》、《從〈文心雕龍·風骨〉談到建安風骨》、《〈文心雕龍·風骨〉箋釋》等文加以論述，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和《望海樓筆記》等著作中也有相關的內容。王先生的意見始終一貫。他認為“風骨”不是就思想內容的高下優劣、美惡邪正而言，而是就作品的藝術風貌、表現效果而言。風指思想感情表現得明朗，骨指語言質素精要而勁健有力，合起來就是指一種鮮明生動、勁健有力的優良文風。王先生並結合魏晉南北朝人物品評、繪畫和書法理論，以闡明文論中風骨的含義及其產生的背景，論述便更有深度。王先生又從劉勰等南朝文論家之言風骨，進而討論建安風骨以至盛唐詩壇對建安風骨的嚮往、追蹤，這樣就把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一些重要現象聯貫起來，表現出一種高聸遠矚的宏通的學術眼光。王先生還澄清了關於建安風骨的一種常見的誤解，即以為建安風骨的主要內容，是指那些著重表現社會動亂、人民苦難的詩。他說劉勰、鐘嶸、蕭統等人對建安時期那類內容的詩其實並不特別重視，他們喜愛的乃是所謂“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即公宴、贈答之類的作品。這一論斷對於讀者正確理解風骨含義頗為要緊。王先生說：“在闡述風骨、建安風骨涵義時所以產生上述誤解，看來跟建國後數十年來評價作品時強調政治標準第一不無關係。” 而王先生正是因為能始終堅持科學態度，堅持從資料出發、尊重事實、獨立思考的原則，所以才不致於在不知不覺之中被一時的風氣所左右。這已不僅是學問深淺的問題，而且是一種學術品格的問題。
愜理饜心
關於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蕭統《文選》、殷璠《河嶽英靈集》、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結、韓愈、白居易、《舊唐書》的編者以及嚴羽《滄浪詩話》等，王先生都寫過單篇論文加以探討；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和《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中，所論述的範圍當然更為廣闊。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文學理論批評領域內的辛勤耕耘，既廣泛又深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關於《文心雕龍》，王先生除了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專設一章加以系統論述外，前後共發表過二十餘篇單篇論文，後匯集為《文心雕龍探索》一書[6]。這些論文所論範圍遍及《文心雕龍》的各個方面。或從全書著眼，論述其性質、宗旨、結構和基本思想，探求劉勰評論文學的思想和藝術標準；或對《文心雕龍》的某些篇章如《原道》、《辨騷》、《樂府》、《諧讔》、《風骨》、《總術》、《物色》等進行剖析，探其真意；或闡釋某些重要概念和難解語句的含義。這裡僅就其部分內容作一簡略的介紹；
關於《文心雕龍》的性質，學界多認為是中國古代最有系統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王先生則一方面肯定其在文學理論批評上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指出其原來的宗旨是指導寫作，談作文的原則和方法，是一部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學概論。其基本思想，則是宗經與辨騷相結合，即主張雅正與奇麗相結合。劉勰提出這一基本思想，也是從指導寫作、糾正不良文風的角度出發的。王先生的這個觀點，早在1981年就已提出來了，它關係到對《文心雕龍》的總體認識和研究的出發點，非常重要，發表後得到了學界的贊同和回響。
關於劉勰論文的思想標準，王先生指出，劉勰雖主張作品內容要涉及政怡，起到規諷作用，但並未主張反映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他對漢樂府評價很低，對建安詩歌也不重視其反映社會功亂、人民痛苦的內容，都是明證。這與後來杜甫、白居易的理論主張是不一樣的。王先生進而指出，這種區別實際反映了南朝和唐代兩個不同時代文學創作和評論風尚的差別。關於《文心雕龍》論文的藝術標準，王先生強調，劉勰特別重視的是語言文字的形態色澤和聲韻之美，重視的是作品語言的華實結合、文質彬彬。對於詩賦和一部分駢文，劉勰還要求抒情真切、狀物具體生動，但人物形象的描繪，則並未引起劉勰的重視。王先生著重指出，劉勰對駢體文學語言方面的各種要素，即對偶、辭藻、用典、聲律等，是非常重視、積極肯定的，他是駢體文學主要表現手段的熱烈擁護者和宣傳者。在藝術方面，劉勰主要不是主張復古，而是主張新變；他只是以復古為手段來糾正當時新變潮流中的一些流弊而已。王先生的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對於糾正學術研究中的某些偏頗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文心雕龍》中的一些重要篇章，王先生作了深入的研究。《文心雕龍》的第一篇《原道》，頗受學者注意。或由該篇探討劉勰的哲學思想，或據以論證劉勰的文學思想以“自然”為宗。王先生的《〈文心雕龍·原道〉和玄學思想的關係》一文，言簡意賅，指出劉勰將自然之道與儒家之道溶合起來，歸於一致，乃是當時玄學名教與自然合一思想的反映；並指出劉勰以“自然”論文，實際上是鼓吹駢體文學的合理牲，為駢文之講究語言形式美張目。又《辨騷》篇，曾有學者認為應與《明詩》以下的二十篇同歸於文體論部分。王運熙先生《劉勰為何把〈辨騷〉列入“文之樞紐”》一文，不僅有力地論證了該篇不屬文體論，而且結合全書，說明該篇是體現劉勰關於寫作的基本思想的重要篇章。這篇論文發表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前期，可說對於《文心雕龍》研究起到了某種奠定基礎的作用。
王先生對於《文心雕龍》中的語詞、概念的闡釋，當然以對風骨的分析最為重要，已見上文所述。此外，如對“物”、對“研閱以窮照”的解釋，也頗要緊。王先生指出《神思》、《物色》等篇中的“物”僅指自然風景和宮殿建築等有形有聲、可以耳聞目睹之物，而不是泛指客觀外界的事物。這一結論對於理解劉勰以至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思想都頗重要，使我們明白自然風景的描繪在當時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不少研究者在論述《神思》篇“神與物游”一語時，將它視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命題，認為劉勰已正確解決了作家構思中主觀情志與客觀外界的關係問題，那其實是不夠確切的。關於“研閱以窮照” ，許多學者認為“閱”指閱歷，“研閱”指研究生活經歷，從而得出劉勰重視生活經驗對創作的作用的結論。王先生則指出“研”“閱”二字均為動詞，“研閱以窮照” 是指鑽研他人文章，吸取其藝術方法和技巧。王先生說，劉勰論創作準備時只強調學習他人作品而不注重作者的生活經驗，這反映了整個時代的創作和理論的局限。不難看出，王先生在闡釋個別詞句時，總是目光宏通，由小見大，往往得出一些巨觀的、具有規律性的結論。
關於鐘嶸《詩品》，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也有專章論述，此外發表過《鐘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解》、《鐘嶸〈詩品〉與時代風氣》、《鐘嶸〈詩品〉論奇》等多篇論文。
對於這部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古今學者都感到有一些迷惑難解之處。首先是有關該書的體例，有人攻擊其評論漢魏迄梁詩人而常說某人出於某人，乃出於附會；其次是認為該書將詩人分為三品，品騭高下往往失當，尤其是對鐘嶸列陸機、潘岳於上品，陶淵明、曹操反屈居中品以至下品，甚為不滿。王先生的研究，針對這二者作了很好的辨析、闡釋，令人信服。
王先生指出：鐘氏分詩人為出於《國風》、出於《小雅》、出於《楚辭》三個系統，又常說某人出於某人，乃是因為其評詩重在分析詩人作品總的體貌特徵即風格，而那又是南朝人詩歌創作和評論風氣的反映。學習仿效前代名家的體貌風格，已經成為南朝詩歌創作中的普遍風氣，而從作品體貌來分析探討作家和文學流派的特徵，也正是當時評論界的普遍做法。至於分為出於《國風》、《小雅》、《楚辭》三系，實際也是南朝人視《詩》《騷》為歷代詩賦創作之祖的觀點的一種表現，而這樣區分基本上也是根據文質兼備、偏於質、偏於文幾種情況加以劃分和歸納的，凡此都與時代風氣相通，並不足怪。
鐘嶸評陶淵明時說其詩出於三國時的應璩，歷代不少學者感到費解：陶淵明是著名的田園詩人，脫略世故，超然物外，應璩《百一》詩則語含譏刺，二人詩中所體現的處世態度全然不同；且陶淵明詩以自然著稱，其詩是他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何嘗有意模仿某人？王先生對這一問題做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釋。他首先從《詩品》全書義例出發，指出鐘嶸之意，並不是說二人詩作題材等方面的近似，而是言其體貌風格的相似。鐘嶸說陶詩“省淨”，被人們認為“質直”，是“田家語”，又說應詩“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正是從語言風格上指出二者的一致性，即都質樸少文。然後王先生又將二人作品加以具體的對照分析，從應、陶之作在語言通俗、口語化，時有詼諧的風趣，以及喜用通俗語言說理髮議論等方面，舉出實例進行說明。這樣的解釋，是真正讀懂了《詩品》、將全書融會貫通的表現。
至於鐘嶸《詩品》置潘岳、陸機於上品而置陶淵明於中品、曹操於下品，王先生從鐘嶸的詩歌審美標準出發加以說明。王先生說鐘嶸評詩特別注重風力和丹彩；風力固然重要，然而丹彩即文辭美麗，在鐘嶸心目中也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內容，二者結合才算是趨於完美，某一方面偏勝便不夠理想。陸機雖在風力、文采方面都比不上建安時代某些優秀的作者，但在二者的結合上卻做得較好，因此有大家風度，堪為西晉詩人之首。陶淵明詩風質樸，曹操尤為“古直”，故雖然具有風力，但因缺少“丹彩”，只能屈居中下。後人看來覺得不公，那是因為審美標準不同之故，在鐘嶸卻是順理成章、持之一貫的。王先生更聯繫劉勰等南朝批評家的文學思想，強調鐘嶸的審美觀念與時代風氣一致，強調重視語言文辭之美麗（而且是駢體文學的美麗）是當時人心目中十分重要的藝術標準。
關於南朝人以文辭之美作為重要的藝術標準這一點，王先生在《蕭統的文學思想和〈文選〉》、《從〈文選〉選錄史書的贊論序述談起——談我國古代文論的一個特色》、《〈文選〉所選論文的文學性》、《從文論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學正宗》、《南朝文人最重視駢體文學》等論文中從不同角度反覆加以論述。不僅如此，王先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崇尚駢體文學語言美的標準尺度，在唐代也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從總體看，在唐代還是駢體文學（包括駢文與律體詩）占據優勢地位。他在《唐代詩文古今體之爭和〈舊唐書〉的文學觀》、《中國中古文人認為作品最重要的藝術特徵是什麼》等文中對此作了有力的論證。再進一步，王先生將重視語言風格作為我國古代前中期文論以至後期的正統文論（主要指詩文理論，不包括小說戲劇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提出來。對於語言風格可以有不同的審美標準，如駢文家主張華彩，古文家主張雅潔，但總之著眼點均在於語言風貌。王先生還指出，在某些領域內，文論家們對於抒情寫景也很重視，而對於人物形象的描繪，卻是長期以來不予重視。這與今天研究文學的特徵時首先提到人物形象是很不一樣的。這無疑與長期以來“高雅”的詩文創作占統治地位、比較通俗的敘事文學（如樂府民歌、俗賦、志怪、傳奇、變文）受輕視有很大關係；“直到明清時代戲曲小說大為發展，得到許多文人的注意、愛好並從事寫作時，才有很大的改變。”（《從〈文選〉選錄史書的贊論序述談起——談我國古代文論的一個特色》）王先生的這一結論，是在縱觀全局、觀察漫長歷史時期大量創作和文論的基礎上概括出來的。
王先生對於唐五代文論的研究，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上文提到的《唐代詩文古今體之爭和〈舊唐書〉的文學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文將《舊唐書·文苑傳序》、《舊唐書·韓愈傳》以及《元稹白居易傳》等篇聯繫起來進行分析，指出《舊唐書》史臣大力頌揚元、白，對李白、韓愈評價卻不大高，那表明史臣是站在肯定駢體文、律體詩的立場。王先生又將這一現象放在整個唐代詩文發展的背景上進行觀察，從而指出《舊唐書》史臣的態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唐代駢體文學始終占據優勢地位、晚唐五代更是古文派衰落不振而駢體詩文占壓倒優勢這一趨勢的反映。然後又將《舊唐書》與《新唐書》編者的態度相比較，從而指出其態度之差異，反映了晚唐五代和北宋兩個時代文學創作風氣和批評標準的巨大變化。這一結論，與通常的過高估計韓柳古文運動的論調相比，顯然符合歷史的真實，令人清醒。再有對《河嶽英靈集》、《篋中集》、《中興間氣集》的研究，也都是從一部選集聯繫到一個時代，從編選者的理論批評聯繫到一時代的詩歌創作風氣，由個別到一般，得出某些規律性的認識。
這裡還必須談到王先生對於韓愈文學好尚的分析。人們往往有一種錯覺，即認為韓愈提倡古文，解散駢體，其散文創作是比較平易流暢的，與其詩歌的務求奇崛不同，所體現的文學好尚是正相反對的。王先生則將韓愈所作古文與唐代流行的駢文進行比較，又聯繫韓愈在理論批評方面崇尚奇崛的言論，還舉出當時人(如裴度)批評古文的言論，從而指出：韓文與韓詩的基本風格是一致的，其特徵都是力避庸弱圓熟，追求雄奇奧折。王先生的這一論述，主要見於他的《韓愈散文的風格特徵和他的文學好尚》一文。這也是一篇融會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貫通文學史與批評史的力作，讓人讀了之後，真有左右逢源、愜理饜心之感。
最後，再看王先生對嚴羽《滄浪詩話》的研究。對於這部影響深遠的詩論著作，明清兩代以至今人都很重視，而對它的認識、評價出入很大。王先生認為，嚴羽倡言興趣，是針對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學問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弊病而發。強調興趣，實際上就是要求詩歌具有抒情詩的藝術特徵和感染力，要求詩中有真實感受和具體形象，要含蓄、自然渾成。興趣的要求具有普遍性，並不僅僅局限於王維、孟浩然沖淡空靈一派。如王士禛那樣將嚴羽的“興趣”理解為僅指王孟一派，並不妥當。而且單從興趣這個標準來看嚴羽的詩論，也是非常不全面的。《滄浪詩話·詩辨》明明說“詩之法有五”，興趣之外，還有體制、格力、氣象、音節，必須全面地看。再結合《滄浪詩話》全書，結合嚴羽對許多具體問題的議論，特別是對許多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對李白、杜甫的推尊，再結合嚴羽本人的創作傾向，就可以知道嚴羽喜愛風格偏於壯美一類的詩歌，要求詩歌氣象渾厚、筆力雄壯、音節響亮，具有遒勁的風骨。《滄浪詩話》這一方面的藝術要求，是針對南宋四靈派之纖巧作風而發。王先生又認為，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所謂水月鏡象等等說法，看似玄虛，實際上是借用禪語論詩，只是一種比喻而已，其本意也就是要說明詩在藝術上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高超境界罷了。那當然也並不僅限於沖淡玄遠之作。總之，王先生對於《滄浪詩話》的研究，對於過去許多評論者斷定嚴羽詩論屬於王孟家數的成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並作了有力的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