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清代300年間,傳奇與
雜劇的發展,幾經起伏,終於因為不能適應
時代和
觀眾的需要,逐漸步入衰微。然而,也還是出現過一些著名的作家與有影響的作品。
傳奇
從傳奇來看,清初的
劇壇,氣氛相當活躍。
朝代的興亡,民族的危難,以及晚明以來城市工商經濟的蓬勃發展,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擴展了作家的視野,使戲劇創作的題材,從才子佳人的陳腐公式中解脫出來。作家們或秉遺民志氣,假歷史人物與故事抒發胸中的憤懣;或表彰“
忠、
孝、
節、
義”,以
鞭撻投降屈膝的“貳臣”;或取民間流行的傳說,描寫人情風俗、世態炎涼。
順治到
康熙初年,以
李玉為首的“蘇州派”作家,針對晚明傳奇文采繁縟、情節冗長、不合舞台演出要求的弊端,大力從事改革。他們注重以戲曲反映時事,反映社會鬥爭,廣泛描寫市民階層的各種人物,努力表現人民的思想感情與願望。並且緊縮場次,運用通俗淺近的曲白;音樂方面,以南北合套的方式增強藝術的表現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戲班與觀眾的歡迎,給清初的劇壇帶來了清新的氣息。
在“蘇州派”作家創作的數量眾多的傳奇中,傑出的作品要推
李玉、
畢魏、
葉時章、朱合寫的《清忠譜》。該劇敘寫激於義憤的
蘇州市民,為
抗議廠衛暴行和支持
東林黨,與代表宮廷勢力的魏忠賢集團所進行的一場政治鬥爭。劇中創造性的夾寫了民眾場面,氣氛逼真。他如揭露酷吏草菅人命的《雙熊夢》(朱撰,一名《十五貫》),歌頌草莽英雄豪俠仗義、斥責封建政治腐敗的《琥珀匙》(葉稚斐作),描寫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漁家樂》(朱作)、《黨人碑》(丘園作),歌頌民族英雄、痛斥奸臣賣國的《牛頭山》(李玉作),也都是有影響的好作品。
與此同時,浙江蘭谿的
李漁,專心致力於喜劇的創作,所撰《笠翁十種曲》,在
士大夫中頗受歡迎,其中比較著名的是《風箏誤》、《奈何天》和《意中緣》。雖然他的劇作情節曲折,語言淺近易懂,但往往鼓吹封建倫理道學,又喜借劇中人物的生理缺陷製造矛盾,且雜有大量庸俗的惡諢。
李漁傳奇創作的思想內容,和他在《閒情偶寄》戲曲理論中表現的卓越見解恰成鮮明對照。
尤侗以科場弊病為題的《鈞天樂》,寫於取士不公的順治十四年開科時期,有明確的針對性。萬樹的《風流棒》、《空青石》、《念八翻》,俱寫才子成名,其中一夫二婦的風流
韻事,則體現了封建文人
庸俗的生活趣味。
康熙中葉,
洪昇的《長生殿》和
孔尚任的《桃花扇》相繼問世,它使傳奇創作進入又一次高峰,世有“南洪”“北孔”之說。兩部傳奇都借歷史人物與愛情故事為線索,有意識地總結朝代興亡的歷史教訓,各有成就。《長生殿》的作者,精通音律,廣富才情。但由於一方面要歌頌李隆基、楊玉環生死不渝的愛情,另一方面又要批判這種愛情所導致的偏耽享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的罪惡,致使主題和主人公的形象存在矛盾。《桃花扇》中,主人公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悲劇,卻因與國家的興亡、民族的命運及南明王朝內部激烈的
政治鬥爭緊密結合,主題思想更顯鮮明深刻。在藝術處理方面,《長生殿》的情節結構,以金釵鈿盒(象徵李、楊情緣)為中心線索,縱橫展開,交織成篇。但前半部的寫實和後半部的虛構,風格不夠統一。《桃花扇》卻能巧妙地把統治階級內部的忠奸鬥爭、民族矛盾與侯、李的愛情波折,嚴密地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寓意深刻,感情強烈,情節曲折動人。自此以後,傳奇因文字獄的屢興和作家們偏嗜崑腔而陷入低潮。雍正、乾隆時期,人們只能看到夏綸等頌揚封建倫理的《瑞筠圖》、《無瑕璧》、《杏花村》一類傳奇,和張堅力事模仿、意趣平庸的《
玉燕堂四種曲》,雖然出現了
蔣士銓這樣的作家,也無法改變這種冷落蕭條的局面。蔣士銓撰有《冬青樹》、《臨川夢》、《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等傳奇,由於他在詩歌創作上有很高的造詣,所以劇作文辭優美,饒有情致,但都不適合演出的要求,僅能提供案頭欣賞閱讀。從內容看來,只有寫
湯顯祖的《臨川夢》較有價值,劇中合湯氏及其劇作“四夢”中的人物於一堂,構思上給人以新穎的感覺,余作平平。在宮廷舞台上,御用文人張照等人,為迎合帝王享樂的需要編寫宮廷大戲,如敷衍目連救母故事、宣揚輪迴報應的《勸善金科》,從
吳承恩《西遊記》改編卻意在鞏固
封建統治的《昇平寶筏》,假水滸英雄故事鼓吹接受
招安的《忠義璇圖》,敘三國時代歷史宣傳“天命”的《鼎峙春秋》、敘楊家將故事頌揚忠君觀念的《昭代簫韶》,都是長達240齣、連演10天的大戲。倒是
黃圖珌和
方成培等先後創作與改編的《雷峰塔》傳奇,寫白蛇與許仙愛情波折的
民間傳說,在舞台上深受觀眾喜愛,顯示了傳奇最後的光輝。
雜劇
雜劇成為案頭文學,時間更早於傳奇。所以清代雜劇,景況比傳奇更為淒涼,僅清初稍見繁盛。這是由於一些遺民與出仕清廷的士大夫,都借雜劇作緬懷故國、宣洩感情的工具。他們多取涉及國家興亡的歷史人物與故事作為創作的題材,如
陸世廉的《西台記》,頌揚
文天祥、
張世傑寧死不屈的堅貞;
吳偉業的《通天台》與《臨春閣》,都涉及改朝換代的哀傷;尤侗的《讀離騷》,敘寫被逐放的愛國詩人
屈原,依然念念不忘
楚國的命運。但是,也有不需藉助歷史人物,通過借題發揮的手段表達強烈
民族意識的,如
王夫之的《龍舟會》即屬於這一類。作品寫的原是與興亡無關的少女智擒盜賊、報殺父之仇的故事,作者卻在曲詞中越出劇情與人物的範疇,流露自己緬懷故國的真實感情。在清政權漸行鞏固以後,這些雜劇就不容易看到了,起而代之的,是一些敘寫古人逸事、抒發個人積鬱的劇作,即便其中也蘊含了不滿現實的情緒,反抗的力量也比較微弱。如嵇永仁《續離騷》中的《
杜秀才痛哭泥神廟》、《憤司馬夢裡罵閻羅》,指責了統治者對人才的輕視,批評了他們辦案的不公;
廖燕的《醉畫圖》、《訴琵琶》、《續訴琵琶》、《鏡花亭》,表白潦倒失意的苦悶。其出發點都著眼於個人,這就使劇本在思想意義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那些敘寫古代文人逸事的劇作,如裘璉的《四韻事》、洪昇的《四嬋娟》,都以閒適的心情描寫詩人和才女們的才情,與社會現實極少聯繫。
雍正、乾隆年間,雜劇進入了尾聲。蔣士銓的《四弦秋》,由於把
白居易《琵琶行》的原句強行塞充賓白,並不見高妙;但
楊潮觀的《吟風閣雜劇》,卻能由於擺脫歷史傳說的局限,通過情節的創造融入現實的問題,內容比較積極。如《汲長孺矯詔發倉》提出官吏們應該關懷
人民的疾苦,敢於違拗朝廷旨意通情達理地便宜行事;《東萊郡暮夜卻金》中指責封建官場風行的賄賂;《寇萊公思親罷宴》敘寇準在回顧幼時的貧困之後,一反鋪張浪費的作風,以行動表示悔改。這些雜劇雖則體現的僅是作者的主觀願望,卻有一定的教育意義。
雜劇的生命,到楊潮觀已經告一段落。由於明代的劇作家們,已經就形式作出了若干改革,清代的
雜劇,也都不守元人一本四折的藩籬,一折二折的短劇很多,《
吟風閣雜劇》就是由32種一出的短劇匯集而成的。但這種形式的簡單改革,並不能使雜劇在藝術生命上變得充實,因而雜劇也和傳奇一樣,它的地位被來自民間的地方
戲曲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