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客家民系

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大多數永定客家先民，原先是生活在中原即黃河流域以南、長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漢水流域以東的河南省大部，山東省西部，河北、山西兩省南部以及陝西省東部等地區南遷的漢族移民。中原漢族南遷五次大遷徙，也和永定客家民系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永定客家土樓的建造有關。

中原漢族先民到達永定成為永定居民的最早時間，大約在西晉時期，估計是為避“永嘉之亂”從河南經安徽、江西至隋唐時才進入永定的。從唐末至民國千餘年間，主要因避戰亂輾轉大江南北、閩粵贛邊而後入籍永定的漢族移民共有78個姓氏，他們主要來自如下15個省（區）。兩宋之際到達永定的漢族移民（包括在此之前的潘、闕二姓）以“客戶”（無土地產業者）的名義和身份寄居在金豐溪流域的上、下金豐和永定河流域的太平、豐田、勝運等地，“就佃墾耕、輸王苗納國課”。

永定的早期漢族移民和後來逐漸形成的客家，因戰亂動盪、時代進步、社會發展以及仕途升遷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流動性也很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永定客家民系

永定區所轄鄉（鎮）

永定客家民系，分布在今天的虎崗鎮、高陂鎮、坎市鎮、培豐鎮、撫市鎮、龍潭鎮、湖雷鎮、堂堡鄉、城郊鎮、鳳城鎮、西溪鄉、金砂鄉、仙師鄉、合溪鄉、洪山鄉、峰市鎮、古竹鄉、高頭鄉、湖坑鎮、大溪鄉、陳東鄉、岐嶺鄉、下洋鎮、湖山鄉共24個鄉（鎮），也就是永定河流域、金豐溪流域、黃潭河流域和汀江下游兩岸的24個鄉（鎮）定居。

中原漢族南遷概況

大多數永定客家先民，原先是生活在中原即黃河流域以南、長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漢水流域以東的河南省大部，山東省西部，河北、山西兩省南部以及陝西省東部等地區南遷的漢族移民。

羅香林（1906—1978，廣東興寧人）所著的《客家研究導論》、《客家源流考》是我國研究客家文化最具權威的著作。他在《客家源流考》中，認為中原漢族南遷始於西晉，直至清末，大體上經歷了五次波瀾壯闊、曠日持久、篳路藍縷、驚心動魄、規模較大的遷徙。這五次大遷徙，也和永定客家民系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永定客家土樓的建造有關，這種觀點素為史志學界所重視。現將五次大遷徙的原因、起止時間、到達地點等簡述如下：

第一次大遷徙：從西晉至隋唐。

西晉（265—316）是中國歷史上的多事之秋。自晉武帝司馬炎死後，皇族爭奪政權的鬥爭，從惠帝嗣位的太熙一年（290）起，至光熙元年（306）東海王越毒死惠帝、另立懷帝止，整整持續16年。16年中，諸王互相殘殺，史稱“八王之亂”。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人民大量死傷和逃亡。“八王之亂”的另一惡果是導致各少數民族中的貴族肆行武裝割據。永嘉五年（311）六月，匈奴族劉曜、王彌，會同羯族人石勒攻陷洛陽，殺官吏和士民萬餘人，並於焚毀都城洛陽後俘懷帝至平陽。八月，劉曜入關中，破長安，殺晉南陽王模；石勒破蒙城，俘豫章王端。十月，石勒殺王彌，兼併其眾。時關西飢困，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

西晉亡後第三年，即東晉大興二年（319），石勒在襄國（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建立後趙，盡取幽、並諸州。繼而西破劉曜，南取豫州，遷都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控制淮北。為避荼毒，“八王之亂”之時逃亡到山西和河南的“中州士女”（包括皇親國戚、文武官員、地方士紳和黎民百姓），又舉家舉族地分別從山西長治，河南靈寶、洛陽、開封等地區出發，取道潁州、新蔡，越過淮河，橫渡長江，寄跡安徽的當塗、蕪湖、繁昌和江西的彭澤、湖口、九江等地。與此同時，還有大批漢族難民從山西、陝西湧向湖北，從河北、河南湧向湖北、安徽，從山東湧向江蘇一帶。其中有些先行家族已輾轉到達閩粵邊境，也有些後進家族在贛、淮、汝、漢諸水之間滯留，到唐末才過長江。這是中原漢族先民的第一次大遷徙，遷徙人數占“中州士女”人口總數的70%以上。

第二次大遷徙：從唐末至五代十國。

唐朝末年，從鹹通元年（860）至中和四年（884）的24年間，先後爆發裘甫、龐勛、王仙芝和黃巢等領導的農民起義。其中，黃巢領導的起義前後歷時10年（874—884），轉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等省近半箇中國。在此期間，宦官和藩鎮都利用戰亂的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起義軍失敗後，藩鎮之間便展開割據鬥爭，結果導致唐王朝滅亡之後五代十國長達72年之久的大混戰。又一次蒙受戰亂之苦的漢族先民，為“救死求生”，只好從安徽至江西的長江沿岸和其他地區遷移到江西上饒以南、贛水以東及閩西北至粵北邊境。這是中原漢族先民的第二次大遷徙。

第三次大遷徙：從北宋末葉至元末明初。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宋元交戰，天下大亂。漢族先民被迫大批湧向今福建寧化、清流、長汀、連城、武平、上杭、永定及粵北、粵東的廣大山區，從而形成第三次大遷徙。這次遷徙一直延續到元末明初，歷時一個多世紀。

第四次大遷徙：從明代中葉至清初。

明朝中葉，政治腐敗，至明末更趨嚴重，又值連年災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致使官逼民反，農民起義蜂起。清兵入關，繼而大舉南下。入閩後，客家民眾奮起抵抗。清兵攻陷汀、贛、梅諸州，大批民眾倉皇逃難，分遷至粵中及沿海一帶，乃至川、桂、湘及台灣，其中一小部分遷至貴州南部及西康之會理。同時，亦有客家人向南洋進發。客家人由第二、第三棲居地分遷而出，是為第四次大遷徙。

第五次大遷徙：從清代至民國初期。

首先是明末清初張獻忠農民起義失敗後，四川地廣人稀，田園荒廢。康熙年間詔命農民遷往該處開荒墾殖，並優待入川之人。這使大批湖廣人尤其是客家人進入天府之國。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遷徙，謂之“移湖廣，填四川”。清同治年間，受廣東西部土客械鬥事件及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部分客家人分遷於廣東南部與海南島、台灣、香港、澳門、南洋諸島，甚而遠至歐美各洲。這是客家人第五次大遷徙，屬於世界範圍的遷移。

永定客家的形成與發展

漢族先民到達永定的時間及路線

中原漢族先民到達永定成為永定居民的最早時間，大約在西晉時期，估計是為避“永嘉之亂”從河南經安徽、江西至隋唐時才進入永定的。在史籍上首次出現的永定漢族人物為唐代住在天德（今下洋鎮東洋村）的潘了拳，他12歲時又隨母經沿田嶺棋盤石移居福建道潮州海陽縣車上（今大埔縣西河鎮黃砂村），到今屬梅州市的陰那山當和尚，後來成為福建、廣東兩省佛教界知名度很高的慚愧祖師。《臨汀府志》、《福建通志》、《永定縣誌》、《大埔縣誌》、《梅州市志》都有他的傳記。

中原漢族第二次南遷永定的先民，有史可查的是五代十國時期到達的闕翊，他是永定闕姓的開基始祖。

漢族先民第三次入籍永定的時間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有簡、吳、廖3姓，於南宋時期入籍永定的有魏、黃、盧、鄭、胡、江、詹、巫、林、張、陳、范、曾、王、李、賴、翁等17姓，宋末元初遷居永定的有汪、余、鄔、梁、周、丘等6姓，元代中期遷居永定的有呂、謝、寧、馬、蘇、劉等3姓，元末明初入籍永定的有鐘、熊、沈、孔、蕭、戴、阮、許、唐、嚴、溫、郭、龔、羅、管、歐、藍、雷、蔡、鄒、華、官等22姓。

第四、五次於明代中葉到達永定的漢族先民有楊、游、俞、姜4姓，於明末清初遷居永定的有何、凌、包3姓。民國初期遷居永定的有西漢韓信的後代——韋姓（民國版《永定縣誌·民族志》稱：“蕭何匿韓信之子於南粵，取韓字之半，改姓韋。”）

朱、易、徐、湯、童、曹、彭、葛、趙、葉、鄧、諶、饒、顧等14個姓氏肇居永定的時間，到底是南宋時期還是宋末元初抑或是元末明初，有待進一步考證。

漢族先民進入永定的路線，大多是由江西寧都、婺源經寧化、長汀、上杭而來，但也有一些姓氏的分支因動亂或隨大流走失他鄉，然後聞訊再追蹤而至的。如：黃氏經邵武至撫市撫溪、湖坑奧杳；廖氏由順昌合陽經汀、杭到金砂、湖雷羅灘；許氏經廣東大埔黨坪至仙師九坑；阮氏經大埔小靖至培豐東中，湖雷上湖；蘇氏一經大埔楓朗追至古竹大德、陂子角，另一經同安至古竹井頭、塘仔；盧氏經泉州、同安至太平坎市和古竹坪洋；鄔氏經大埔湖寮至高頭高北；曾氏經大埔大麻至高頭高南；鄭氏經浙江寧波至城郊龍安寨；謝氏經龍巖適中梅子坑至古竹大坪山；翁氏經莆田、龍巖至大溪黃龍村；楊氏經大埔百侯至大溪和尚堂；呂氏經南安、廣東至古竹溪口和湖雷溪口；鐘氏經大埔排頭壩至大溪萬石；梁氏經大埔至湖坑六聯；林氏經大埔梅林至湖坑奧杳山下；凌氏和沈氏經浙江至鳳城與湖雷。

永定漢族移民的來源

從唐末至民國千餘年間，主要因避戰亂輾轉大江南北、閩粵贛邊而後入籍永定的漢族移民共有78個姓氏。他們主要來自如下15個省（區）：

江、曾、劉、孔、徐等5個姓氏來自山東；

簡、魏、盧、張、詹、游、許、俞、湯、凌、鄒等11個姓氏來自河北；

巫、林、王、汪、呂、唐、溫、郭、包、童、饒、歐、易等13個姓氏來自山西；

蘇、馬、韋（韓）、雷等4個姓氏來自陝西；

潘、鄭、陳、鄔、周、阮、藍、蔡、楊、丘、謝、管、寧、鐘、蕭、葛、葉、鄧等18個姓氏來自河南；

吳姓來自黑龍江；

胡、范等2個姓氏來自寧夏回族自治區；

廖、李、梁、嚴、姜、彭、趙等7個姓氏來自甘肅；

賴姓來自四川；

黃、熊等2個姓氏來自湖北；

華、龔、顧等3個姓氏來自湖南；

闕姓來自江蘇；

戴、朱、曹、何等4個姓氏來自安徽；

翁、余、官、沈等4個姓氏來自浙江；

羅、諶等2個姓氏來自江西。

永定客家民系的形成

兩宋之際到達永定的漢族移民（包括在此之前的潘、闕二姓）以“客戶”（無土地產業者）的名義和身份寄居在金豐溪流域的上、下金豐和永定河流域的太平、豐田、勝運等地，“就佃墾耕、輸王苗納國課”。他們淪落天涯，同舟共濟，硬是在荒野之中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建起家園，並在與當地土著畲民和其他先住居民的同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大家都能適應的共同的生活方式。特別是來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客戶”，在民風和習俗兩個方面日漸趨於相同，在語言上形成有別於各自祖居地的方言，即共同的客家方言，因此，大約在南宋期間，永定的這些“客戶”和閩西其他政區以及贛南、粵東等地的漢族移民一樣，在逐漸占有廣闊的生活空間、實現生產資料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再分配之後，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和生產力的日益發展，反而成了寄居地的“主戶”，漢民族大家庭中一個新的支系——“客家”民系就這樣形成了。

永定客家的分布與流動

永定客家在南宋形成並相繼接納接踵而至的漢族另外50多個姓氏的移民後，原來的寄居地便顯得相當擁擠。為了生存與發展，遂有計畫地分布於今虎崗、高陂、坎市、培豐、撫市、龍潭、湖雷、堂堡、城郊、鳳城、西溪、金砂、仙師、合溪、洪山、峰市、古竹、高頭、湖坑、大溪、陳東、岐嶺、下洋、湖山等永定河流域、金豐溪流域、黃潭河流域和汀江下游兩岸的24個鄉（鎮）定居。

永定的早期漢族移民和後來逐漸形成的客家，因戰亂動盪、時代進步、社會發展以及仕途升遷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流動性也很大。據有關姓氏的族譜記載，自唐、宋、元、明、清至民國，均有為數不等的一些分支世系分別遷往上杭、漳平、龍巖、南靖、平和、漳浦、雲霄、詔安、龍海、漳州、同安、泉州、福安、閩侯、連江、南平、羅源、順昌、華安等州縣和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台灣等省及越南、泰國、高棉、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東帝汶、古巴、阿根廷、秘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法國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以遷往龍巖和漳州、南靖等市縣的居多。現有資料表明，從宋元至明清遷往龍巖各地的有張、阮、賴、沈、胡、廖、王、江、蘇、盧、游、俞等12姓，遷往南靖的有如下22個姓氏：

魏氏魏進興，於南宋寧宗或理宗年間，從永定古竹黃竹煙遷往南靖梅林；

曾氏曾萬八郎，於宋末元初，由永定洪山半逕遷往南靖南坑高港，隨後又遷往下山；曾魯峰於宋末從永定下洋太平寨遷往南靖書洋新羅。

黃氏黃均德，於元朝從永定湖坑奧杳遷往南靖梅林東坎頭，黃百三郎於明朝從永定奧杳遷往南靖書洋上坂寮田螺坑，黃祖保於明朝從永定撫市遷往南靖梅林上科嶺。

吳氏吳德貴，於元朝從永定湖坑石灰坑遷往南靖船場下山、甜山，吳玉泉於明朝遷往船場張坑石橄。

張氏張百十郎於元末從永定湖坑奧杳遷往書洋汶水坑，張觀（偕妻池、傅二氏）於元末從永定湖雷蓮塘遷往書洋石橋，張小一郎（偕妻華氏），於明宣德年間從永定金砂遷往南靖梅江（今書洋鄉塔下）。

詹氏詹千三郎，於元末從永定湖雷遷往南靖梅林雙溪。

盧氏盧通寶，於元末明初從永定撫市鵲坪鴨嫲坑遷往南靖船場夏嶺高樹門。

簡氏簡德潤，於元末明初從永定培豐洪源遷往南靖書洋長教。

蘇氏蘇富彩，於元末明初，從永定古竹遷往南靖梅西下甬，蘇梧鳳於清朝中葉從古竹遷往南靖梅林石示頭山子頭。

馬氏於明初從永定仙師西洋坪遷往南靖梅林石示頭上馬。

劉氏劉旺，於明初從永定湖雷嶺子頭遷往南靖梅林石示頭劉厝，劉萬七郎於明弘治年間從永定筀竹遷往南靖梅林石示頭下屋。

廖氏廖隆壽，於明初從永定坎市青坑遷往南靖奎洋後坪霞峰。

陳氏陳孟七，於明朝從永定湖坑奧杳遷往南靖書洋五更寮；陳少文遷往南靖和溪高仙、高才。

余氏余銀爐，於明朝從永定湖坑楊桃（洋多）遷往南靖靖城瀝水。

沈氏沈永源，於明朝從永定湖雷遷往南靖山城溪山、象溪。

呂氏呂良甫，於明朝從永定古竹遷往南靖書洋赤州。

李氏李百二郎，於明正統年間從永定湖坑遷往南靖梅林雙溪，李福山從湖坑奧杳遷往南靖梅林下屋，李崑山遷往梅林雙溪。

王氏王萬昌，於明崇禎九年（1636），從永定中心洋遷往南靖梅江（梅林鄉）科嶺，王念一郎從中心洋遷往梅林下番，王德發從中心洋遷往梅林石頭古福坑。

尤氏尤（原姓沈，因避亂，去水為尤）肇庵，於明崇禎年間，從永定壩頭遷往南靖和溪澳扁山仙嶺。

巫氏巫立明，於清朝從永定倒樹坪遷往南靖書洋冷水坑。

林氏於清朝從永定奧杳遷往南靖船場西坑。

鄒氏鄒長狗，於清朝末年從永定撫市撫溪遷往南靖書洋冷水坑。

此外，永定客家遷居南靖的還有賴、蕭、游、徐、馮、邱等，合計28個姓。

南靖縣共有67姓，其中客家28姓，占南靖姓氏41.8%。後來客家人大多集中居住於南靖名山天嶺的周圍，即荊江中上游一帶。其中以書洋鄉李和村、五更寮、田螺坑、上下坂寮、大壩、塔下、南歐、曲江、河坑、石橋、梅林鄉政府所在地以及長教璞山大路背、蕉坑、北林、石示頭、雙溪、科嶺等為純客家村。這些地區也是閩南的著名僑區。

新中國成立後，永定學業有成的客家子弟，服從國家的統一分配在外工作，已遍布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

永定客家移居海外的具體情況還沒有調查清楚，他們最早出國的準確時間也還未確定。韓山元在新加坡《聯合晚報》（1988年10月24日）發表題為《永定人南來史略》的文章說：

永定人出洋，明朝末年就已有了，而大量出洋，則在清末。最初多半是到泰國與緬甸，過後再南下馬來亞半島及新加坡……到本世紀初，永定人在緬甸、泰國、馬來亞半島、新加坡、印尼等地的商業與礦業，都有了穩固的地位，影響很大。

這裡，韓山元所說永定人大量出洋的時間是在清末。清乾隆十八年（1753）翰林院庶吉士王見川總纂《永定縣誌》，在記述永定人外出經商時說：“吳楚填蜀，不乏寄旅，金豐、豐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諸番，如游門庭。”這裡，王翰林所說永定人大量出洋的時間分明是在明末清初。韓、王之說雖有差異，但卻道出一個共同事實，那就是歷盡滄桑的永定客家人，經過從唐宋至明清上千年的游離奮鬥和休養生息，終於恢復了元氣,積聚了向外發展的力量。

客家先民進入原是越人（漢武帝之後是越人和畲民）祖祖輩輩居住的永定，要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大都勤習武藝，健體強身，並聚族而居，以求自衛。他們“內而互相提攜，外而協助社會繁榮”，具有剛強弘毅、團結奮鬥的精神。客家先民因輾轉南遷，身無長物，傍無憑藉，而在永定所到之處，又多是鄉曲荒丘。為適應新的環境，他們用自己的雙手，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開荒墾殖，建設家園，以愚公移山之志，硬是在“荒外之國”創造賡續生存與發展的條件，表現了吃苦耐勞、辛勤創業的美德。永定客家先民由於中原文化的哺育、頻繁戰亂的洗禮和艱辛遷徙的磨練，極為重視“謙和處世、守義保身”的道德修養，其子弟即便在艱難困苦的逆境中，竹籬茅舍內仍時聞書聲。明嘉靖《汀州府志》在記述永定民情時說：

永定山高水駃，土爽地腴，民性質直，氣習勁毅。男勤生業，在市者無賭博之戲；女務織衽，居鄉者服耘饁之勞。取士登科者不乏，入學接踵者恆多。

由此看來，當時對永定客家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允的。

明清時期，隨著人口的增多、科技文化的進步、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永定客家人建造了幾百座被後人譽為世界生土建築發展史上獨一無二的、神話般的巨大圓形土樓，令中外專家學者、文人墨客嘆為觀止。移居海外的永定客家人，也為僑居國工礦、商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舉世矚目的卓越貢獻。

羅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書中引用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韓廷敦的話說：“漢族客家是中華民族的精華。他們的毅力，愛清潔的習慣，對於婦女的尊重和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難得的特點”。加拿大李景新先生在《客家源流簡介》（新加坡《客屬會訊》第九期）一文中說，客家人無論遷居何地，莫不保持傳統的民族美德和精神……客家人可以說是從遷徙苦難的大熔爐中所鍛鍊出來的一支刻苦耐勞、弘毅勇敢而富於創業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優秀成員。

我很贊同上述有關客家的論述，因為這些論述不但從客家歷史的發展過程概括了偉大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給人以精神鼓舞，而且從客家處世的社會生活層面揭示了固有倫理道德的風姿神韻，給人以美的薰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