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亂，是西晉後期匈奴軍攻破晉都、俘虜晉帝、最終使西晉滅亡的歷史事件。因該事件主要發生於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3年），故名。
八王之亂後，西晉政權衰弱，經濟殘破，社會矛盾尖銳，內遷各族趁機起兵反晉。永興元年(304)，南匈奴貴族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起兵，建立漢政權。永嘉三年（309），南匈奴兩次進攻洛陽，被西晉擊退。永嘉五年（311），劉淵之子劉聰遣石勒、王彌、劉曜等率軍攻晉，在寧平城之戰中殲滅晉軍主力，殺晉太尉王衍及諸王公，隨即第三次進攻洛陽並將之攻破，俘獲晉懷帝，殺王公士民三萬餘人。建興四年（316）， 劉曜又攻入長安，俘晉愍帝，西晉滅亡。
“永嘉之亂”是使中國漢地在短暫的統一後再次由統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永嘉之亂後，晉朝統治集團南遷至漢地南部，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史稱衣冠南渡。中國北部地區則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
（概述內圖片來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永嘉之亂
- 時間：30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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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政治背景
武帝失策
晉武帝非英明之主，平吳後縱情聲色，又無遠大眼光，拒絕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歸附。其罷州郡兵（大郡置100、小郡50），令地方武備廢弛，連盜賊亦不能制，故胡人起兵，全無阻礙。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即持這種觀點。同時，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卻引致八王之亂，令晉室自弱實方。
西晉疆域
西晉疆域八王之亂前後持續七年，戰火東起河南鄴郡，西至長安，範圍不限於中央，以致生靈塗炭，盜賊四起。中原地區雖經曹魏及晉初數十年的整飭，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變故，人民戰死餓死百萬以上，兩京破壞，令晉室國力大減。八王之亂後期，匈奴劉淵據平陽、氐人李雄據成都，晉室已告分裂。羯人石勒、王彌，更率軍隊乘虛流竄，蹂躪大河南北。房玄齡等編纂的《晉書》，將八王之亂視作永嘉之亂的一個主要原因。
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西晉腐朽
西晉政治黑暗，士大夫雖身系國家要職，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談，相率鄙棄政事俗務，以此為清高，如王戎、王衍、樂廣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論世事。《晉書·王衍傳》謂：“（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以戮力匡天下，猶不至今日。”一切政務盡交幕僚處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氣。士人缺乏氣節亦是敗亡關鍵，此與清談強調出世有關，故當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取者。”
晉武帝
晉武帝錢穆《國史大綱》謂西晉由君主至世族皆無氣節，如匈奴劉聰問晉懷帝為何有骨肉相殘之事，懷帝說：“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懷、愍二帝被俘，為偷生而願為劉聰僕人。貴為三公的王衍，竟勸石勒稱帝。故錢穆評謂：“君臣男女，無廉恥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君主和將相大臣因勢變節，加速西晉滅亡。
民族背景
五胡內遷漢魏以來胡人內徙
西晉王朝未能徙胡
西晉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關中及涇、渭二水流域，勢如弧形，包圍晉都洛陽，形勢極不利。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欽請徙胡族於塞外，並以漢人實邊以絕胡患，武帝不納。惠帝元康元年，江統作《徙戎論》，謂若不立刻徙胡，晉室岌岌可危。亦不為惠帝接納。當時形勢已積重難返，既無法徙胡，即使要他們“各附本種，還其舊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議，成為一紙空文。加上政府容許胡人移入，卻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漢兩族的矛盾。
胡族武裝逐漸強盛
東漢末，政府與州郡為挽救戰亂的頹勢，乃以降服的胡人為兵，保衛疆土，如漢靈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黃巾。魏晉政府亦繼承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將匈奴編入軍隊，增強戰鬥力。晉武帝以匈奴人劉淵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以胡人為兵，這情況於八王之亂時更普遍，如王浚，司馬騰用鮮卑人，成都王則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盡知西晉國力虛實，只要時機一到，便起兵作亂。
自然背景
西晉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282-292）十年間，幾無歲不旱，關中大飢，以致“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此後又發生蝗災瘟疫，引發大規模的災民流徙。西晉王朝對天災應對乏力，對天災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應對失當，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包括李特起義在內的一系列反抗運動，進一步削弱了晉王朝的統治。同時，北方大範圍的饑饉也造成關中和晉都洛陽糧食緊張，削弱了其抵抗外部進攻的能力。
事件起因
在漢晉之際，內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壓逼，《後漢書·西羌傳》載西羌“數為小吏、黠人所侵奪”、“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晉初仍對胡人大加賦役，於胡漢互市時，胡人常被侵漁；管治胡人的邊吏，更對胡人大加殺戮，《晉書·阮種傳》載：“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乾賞陷利，妄加殺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山陰令江統《徙戎論》指出：“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由此可知胡人久受漢人壓逼，積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職，同於編戶”，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賦稅；有的被販賣為佃客或奴隸，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甚至到處販賣，以充軍資。如石勒少年時，即曾被販賣至山東。故胡人“與'關中之人，屍皆為讎”。永嘉之亂的爆發，可說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在永嘉之亂已露端倪時，八王之亂的勝利者司馬越著意於晉廷內部的權力鬥爭。晉惠帝中毒身亡後，司馬越擁立司馬熾、殺司馬覃，藉以打壓羊皇后的勢力；不久司馬越與晉懷帝司馬熾又矛盾激化，於是他在外安插黨羽、在內威逼晉帝，結果既因所託非人使洛陽失去屏障，又因心懷不臣加劇晉廷內部矛盾，並且未能及時對劉淵和石勒進行有效打擊，對永嘉之亂的擴大起到推動作用。
勞榦剖析永嘉之亂謂：由於“據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對京師不作有效的援助”。亦備一說。
事件經過
劉漢立國
連攻洛陽
壺關之爭
永嘉三年（309）夏季，漢主劉淵讓王彌與楚王劉聰一起進攻壺關，以石勒任前鋒都督。晉將劉琨派遣護軍黃肅、韓述救援壺關，劉聰在西澗打敗韓述，石勒在封田打敗黃肅，把他們都殺了。司馬越派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帶兵抵禦劉聰等人。王曠不聽施融勸阻，貿然進軍，在太行與劉聰遭遇，在長平地區交戰，王曠的軍隊慘敗，施融、曹超都戰死。劉聰於是攻陷屯留、長子，一共斬獲一萬九千首級。上黨太守龐淳交出壺關向漢投降。
五族內遷示意圖
五族內遷示意圖首攻洛陽
永嘉三年（309）秋八月，漢主劉淵命令劉聰等人進兵攻打洛陽，這是劉漢政權首次進攻洛陽。晉廷派平北將軍曹武等人抵禦劉聰，都被劉聰打敗。劉聰長驅直入到達宜陽，自己倚仗著已經多次取勝，懈怠而不進行防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假裝投降，夜間突襲劉聰的軍隊，劉聰大敗而歸。
與此同時，王浚派遣祁弘與鮮卑人段務勿塵在飛龍山攻打石勒，石勒大敗，撤退到黎陽駐紮。
再攻洛陽
永嘉三年（309）冬十月，漢主劉淵再次派遣劉聰、王彌、劉曜、劉景率領五萬精銳騎兵進犯洛陽，派呼延翼帶領步兵作為後續軍隊。十月二十一日（丙辰），劉聰等人到達宜陽。晉廷因為漢軍剛剛失敗，沒有料到他們這么快又來了，大為恐慌。
十月二十六日（辛酉），劉聰屯兵西明門。北宮純等人帶領一千多勇士趁黑夜突襲漢軍營壘，殺了他們的征虜將軍呼延顥。次日，劉聰向南到洛水駐紮。不久，呼延翼又被部下殺死，部眾潰散。劉淵下令讓劉聰等人撤兵回來。劉聰上奏表，堅持要留下來進攻洛陽，劉淵同意了。而司馬越也環城防守。
不久，劉聰自己到嵩山祈禱，留下劉厲和呼延朗代理指揮留守的軍隊。司馬越採納太傅參軍孫詢的建議，乘虛出兵襲擊呼延朗，果然取勝，殺死了呼延朗，劉厲則跳入洛水而死。王彌勸劉聰撤軍，劉聰不敢自行撤兵。後劉淵在宣於之的勸說下再次下令召劉聰等人回來，劉聰這才撤軍。
圍困洛陽
漢政權兩次進攻洛陽失敗，遂調整策略。
永嘉三年（309），漢政權第二次撤兵前，王彌曾議親自“在兗州、豫州之間招募兵士，收聚糧食”。於是，在劉聰等撤回平陽時，王彌則向南出兵。王彌出身世家大族，有號召力。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的流民幾萬家，一直被當地土著居民欺擾，紛紛放火燒城焚邑，殺掉郡守、長史等官員，回響王彌。
永嘉四年（310），劉聰接替劉淵為君。同時，由於王彌等切斷糧道，洛陽發生饑荒。司馬越派遣使者帶著插羽毛的檄文徵召全國軍隊，讓他們來救援京城。懷帝對使者說：“替我告訴各征、鎮，今天還可以援救，遲了就來不及了！”然而，征南將軍山簡的救兵被王如打敗，荊州刺史王澄親自帶兵援助洛陽，聞訊而部眾不戰自潰，也只好回師，其他藩鎮作壁上觀，終究沒有軍隊到達。晉廷商議，多數人想遷都逃難，王衍反對。這時，石勒已南下渡過黃河，屢屢取勝。司馬越在朝中喪失人心，在外擔憂石勒，於是請求親自討伐石勒，並且屯兵鎮守在兗州、豫州。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十五日，司馬越率領四萬兵士向許昌進發，除留下必要的監視力量外，幾乎搬空了洛陽朝廷。宮廷缺少守衛，飢餓日益嚴重，宮殿中死人交相雜橫，盜賊公然搶劫，各府、寺、營、署，都挖掘壕塹自衛。
洛陽失守
寧平城之戰
四月，石勒率輕裝騎兵追擊太傅司馬越的靈車，在苦縣寧平城追上，把晉朝軍隊打得大敗，又放開騎兵包圍並用弓箭射擊，十多萬晉朝官兵互相踐踏堆積如山，無一人倖免。太尉王衍、襄陽王司馬范、武陵莊王司馬澹、西河王司馬喜、齊王司馬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銓等人都被擒獲。當夜，石勒派人推倒牆把這些人壓死了。石勒又剖開司馬越的靈柩，焚燒了司馬越的屍體。
洛陽之戰
寧平城之戰後，洛陽已岌岌可危。苟晞建議遷都，但群臣因貪戀洛陽財物而勸阻。其後洛陽饑荒加重，百官逃亡，晉懷帝決心遷都，卻連必要的警衛隊都沒有，未能成行。而呼延晏已經率領二萬七千名兵士進犯洛陽。晉軍連敗十二仗，死三萬人，未能阻擋漢軍。
晉都失陷
晉都失陷永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呼延晏先於劉曜、王彌、石勒等到達洛陽。二十八日，攻打平昌門。三十日，攻克平昌門，焚燒東陽門以及各府寺等房屋建築。六月初一日，呼延晏因援兵未到，擄掠後撤退。晉懷帝在洛水安排準備了一些船隻，準備向東逃難，呼延晏都將之焚燒。而王彌和劉曜也趕到了。
永嘉五年六月十一日，王彌、呼延晏攻克宣陽門，進入南宮，登上太極前殿，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懷帝出華林園的門，想逃奔長安，漢兵追上把他抓住，囚禁在端門。劉曜從西明門進城到武庫駐紮。十二日，劉曜殺死晉太子司馬詮等人，士人百姓死了三萬多人。於是又挖掘各個陵墓，把宮廟、官府都焚燒光了。劉曜納娶惠帝羊皇后，把晉懷帝以及皇帝專用的六方玉璽都送往平陽。
西晉滅亡
建興四年（316），匈奴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被擄至平陽，西晉亡。
事件影響
五胡亂華
永嘉之亂後，北方五胡民族相繼建國，匈奴早有奪取中原的野心，酋長劉宣謂：“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故八王作亂期間，劉淵及劉聰已建漢國，後劉曜陷長安，滅西晉，據長安建前趙；山西、山東則為羯人石勒所據，國號為後趙。鮮卑本居塞外，日漸強大；酋長檀石槐統一鮮卑各部，劃為三部，繼匈奴成為較強民族，包括：慕容氏居於幽州、段氏居遼西、宇文氏居遼東、拓跋氏居漠北。後來，慕容氏與拓跋氏相繼入主中原，分別建立前燕及代國（北魏）。至於氐、羌，氐人李雄於惠帝末年建“成”國，後改國號“漢”；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長安。羌人建國較後，主要有淝水之戰後的後秦。
南北對立
石勒畫像衣冠南渡
晉建武年間，晉元帝率中原漢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稱“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主要有林、陳、黃、鄭、詹、邱、何、胡八姓。“衣冠”是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遷，晉朝遷都建康（今南京）。
南方開發
五胡入據中原後，北方中原人流亡四方，死者不可勝數；晉室南渡建國，中原人士亦隨之南移，他們帶來先進的技術及資金，又使當時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江南地區得到充足的勞動力。此後，江南地區冶鐵、造紙、紡織、制瓷等技術也得到進一步發展。而建康（今南京）、京口、山陰、江陵、成都、廣州成為當時繁榮的都市。
對此，學界也存在不同觀點，認為南方開發的主要勞動力是南方既有的非華夏人口（例如山越），衣冠南渡本身並不會直接在勞動力和生產技術上帶給南方多大幫助。
民族融合
永嘉以後，胡人盤據中原，他們在武力上是勝利者，但文化上卻被漢人同化。五胡的首領多傾慕中原文化，重用漢人，委以國政。如石勒用張賓，苻堅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蘇綽等。其中鮮卑建立的北魏，孝文帝更推行大規模的漢化運動，胡漢相互通婚，泯滅兩族界限。其後，胡化的漢人高歡，與漢化的胡人宇文泰更積極從事民族調和工作。在南方，晉室定都建康（今南京）後，隨之南遷的中原大族，亦積極剿滅山越盜寇，開發江南，其中以廣州的發展最著名。自永嘉以後，南、北方皆出現民族融和，擴大中華民族的內涵；亦調和胡漢文化，漢族文化既吸納胡族文化的精萃，取長補短，下開隋唐文化。
南北文化調和：五胡入主中原前，因北方發展較早，且為全國政治、經濟重心所在，故北方文化遠高於南方，但南方自孫吳以來，人才輩出，漸進一步成一股具朝氣的新興文化。晉室南渡，中原人仕開始與南方孫吳人接觸，視華夏在江南得到發展繼續，並把中原文化帶到嶺南。經南朝宋、齊、梁、陳四代的發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調和，從此，南方文化大幅發展，漸有凌駕北方之勢。然而，南北文化雖得到調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質，如南人靈巧，北人剛直。
事件評價
史家謂永嘉之亂為中國歷史上巨大的風暴。在此以前，中國本部的空間，全以漢民族活動為中心。但自懷、愍二帝被擄北去，晉室南渡後，北方便成為胡族活動的大舞台。自匈奴劉氏興起，五胡便展開連串的建國運動，彼此混戰不休，令中原人民流離失所，死傷無數。加上戰爭阻礙生產，使開發近千年的中原淪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為異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
